林斤澜
注一个“淡”字——读汪曾祺《七十书怀》
原载《中国作家》1991年第5期
马年上元灯节，汪曾祺七十寿辰，全家三代九人团聚。七十称古稀，“三”在俗语里是好事不过三，“九”可是太极中的极阳之数了。总之，在生欢喜心。没有邀请外人参加，“不足与外人道也”。大约也没有外人要求前来，这与一个“淡”字有关，且听慢慢道来。
设想那天上午，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到来，大女儿大女婿带着外孙女到来。设想那天早晨，写了首“书怀”诗，诗兴中寿翁偷喝了一口早酒。孙女外孙女进门一叫抱住，会立刻闻见，又会立刻嘟嘟地报告奶奶（姥姥）：“爷爷（姥爷）喝酒了。老太太会告诉女婿儿媳：“你们爸爸惜命了，忌白酒了。可是柜子里的白酒瓶子，怎样自己空了呢？
不消说，重要节目是家宴。寿翁整个是美食家，整个既会食又会做，不过早在六十花甲当时，已宣布退出烹坛。何必动用宣布二字？只因远客近客吃了人家的当面说好不算数，背后说好才是“真生活”，不免口碑远传海外。烹坛接班人中一把手是儿子汪朗。老爷子为了“安全着陆”，声称一把手青出于蓝。儿子不无得意，但说还靠老头点拨。二把手是二女儿汪朝。大女儿汪明自称劳动力，末嫁前还自号贫雇农，可见气魄非凡。老夫人施松卿是翻译高手，偶尔涉足烹坛，仿佛误入禁区，只能让人热烈欢送出只得笑吟吟给儿媳、女婿、孙女、外孙女分点心递水果。不过也敢是非褒贬。真正的评论家是二女儿，她守在父母身边。大约十来年前，老爷子还在“花甲”，正在“衰年变法谈何易”，连续以《异秉》《受戒》《大淖》一新耳目的时候。有天，二女儿说：“我爸爸的小说还是不登头条的好，放在第三四篇合适。”稍迟疑，找补一句：“林叔叔，您的也一样。”这话怎么听好？林某考察诸叔叔的女儿们，再没有会说得这般言语出来。十来年后的今天想起，也还只能说“这话怎么听好！”
不过把话收住，想象七十寿辰寿筵上，不会有这种话头。也不会有老爷子怀念的带四个轱辘的自制兔子灯，给孙女外孙女拉着跑。因为华居局限，九口人到齐只可三个姿势：“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不宜出行”。
过后，曾祺写了一篇《七十书怀》，发表在四川的《现代作家》上。很多人没有读到，只在报纸上看到摘要，像是“简明新闻”。
摘要没有摘上《七十书怀出律不改》，这是一首七律：
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文章后半，又解释道：“……‘出律’指诗的第五六句失粘，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五六两句失粘。为什么不改，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六句，所书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
摘要者放过“也仅此耳”的“原意”，着重在第四句的淡淡”两字上。
关于“淡淡”，寿翁又自有一段解释，文字不多，层次倒不少。若只摘出几句来，有碍全貌，想想还是都抄它出来“妥帖”。
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作“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么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七十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有关这一段，我听见一些议论。有人说，他说不懂淡化是什么意思，倒不懂他为什么说这个。有人欣赏“你不能改变我，不能命令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有人不同意“‘淡化’总是不好的”……看来，大多是只看见报上的摘要，没有读到全文。若细看全文的各个层次，问题可能就没有了，也就是“化”了。
因此我也不细说别人的看法，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曾祺解说他的“淡”，说到文化素养，说到气质，但第一句话是“我的生活经历”。看到这句话，我心里磕绊一下。“磕绊”是不能顺利通过也。
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座谈曾祺的作品，好几位评论家做了认真的准备，有的远道赶来。我作为座谈的主持人，当时就以过于“小型”为憾，那也是“钱儿”的关系吧。今日回想起来，“虽小却好”，那诚恳的气氛，那认真的思考，学术空气回旋不散形成怀念——都可以说作怀恋了。
有几位同意一种说法，汪曾祺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光“士大夫”这三个字，就表明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有人慨叹只怕这样的作家，以后不大可能产生了。因为那是需要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今后不大会有这样的境遇。
这就说到曾祺的“经历”了。我想“从小开始”大约是不错的，“从大以后”另作别论。
曾祺不时说起他父亲作画，他见机钻了去傻看—看傻了的情景。“见机”是因为他父亲疏懒，须得春秋佳日，花月佳时，仿佛心血来潮才打开画室。可以说是一种“纯情”的行为，不是职业不是事业或什么业，总是不以为业吧。画得怎么样呢？反正乡里中颇有名气，求画的不少，拿了纸来卷成卷儿，贴一条小红纸——叫作“签”吧，上书“敬求法绘，赐呼某某”，堆了一堆。到了个什么日子扫扫房，他父亲一卷一卷拿起来看看姓名，往旁边一扔一扔：
“过世了。”
“不在了。”
试想时日的悠悠。
父子都爱喝酒，父亲给儿子斟酒，说：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句话震动过少年的心。汪朗“烹坛”接班过程中，还有别的更加动情的事件，猜想曾祺心里，都出现过这句话。
抗日战争发生，曾祺在扬州念完中学，读了沈从文的小说，绕道越南，进入云南，去读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加入像俞平伯在北京倡导的昆曲社清唱——叫作“拍曲子”。大约三十年后，汪曾祺从“牛棚”里给提溜出来，奉命写样板戏，写出阿庆嫂开茶馆的那几段唱词道白，那要没有渊源怕办不到。
八十年代的编辑新人、文坛新秀，有的以为汪曾祺是样板戏时期出现的新作家。其实他在四十年代就出过小说集子。在西南联大上学中间，在沈从文的写作课上，就写起小说来了。沈从文向文艺界推荐他的小说，用语简单，分量不薄：“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曾祺读完大学的学年，不说是高才生吧，也是有了作品的人，却没有拿到文凭。原因是体育不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不去上体育课。这种事情其实若让流亡学生办起来，好办得很，公了私了硬了软了，都是了得了的。曾祺虽也来自沦陷区，但不在流亡学生之数。他是书生。不用说旧社会，就是今日，文凭这张纸按“白马非马”的句法，这张纸不是纸。这个书生偏偏只把它当张纸，甩手一走。
抗日忽然胜利了，解放战争紧跟上来。曾祺在上海混了一阵，到北京，失业。
旧社会的失业学子是什么情况？和现在的待业知青可不一样。现在就算吃不得父母的饭，总还可以在老屋里摆张单人床。若是“练练”摊呢，再走一步“倒倒”呢，发不发的单瞧你自己了。在旧社会，没有这样的头路。后来，还是他老师沈从文，给在“推出斩首”的午门城楼上，找到一个“出土”饭碗。这里的引号不是引的曾祺的话，也不是我的词儿，是我听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曾祺，他的文章也不知读到过几分之几，他自己手里也不齐全。只知道没有读见呻吟或是叫喊，倒有一句话不能忘记：“北方不接受我。”
我想着这是“超过”沈从文了。沈从文在自叙经历时说：“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在感谢别人的帮助时说，若不，“……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不接受我”，倒像是谈龙谈虎时候周作人的意思。老民国政府欠薪不发，周作人说是“政府代我们储蓄”。住房狭窄，来客只好坐在书房里，书房只有一把藤椅比较舒适。他写道：“凑巧没有客厅。”
曾祺在六十九岁时，写过一篇“自报家门”，有关失业的事只写道：“到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
曾祺说自己“衰年”“回到”“平实”。从“北方不接受我”到“到北京，失业半年”，文字上是“平实”了。也可以说“淡”之又“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