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汉士群

导语:烈士慕义

西汉士人遵经崇典,学为忠孝,与王权共谋,通过释经建立学术权威,提供政治合法性证明,是中国士人历史上的变化之三。

两汉士人文化蔚为壮观,一是开创经学。世界性民族无不有经典,研究经典的学问叫经学。经学是一国之经邦立世之学,掌握了经学,便掌握了立国的精神之本、正当性来源、合法性依据。二是《礼记》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精神风貌,标识两汉文化时尚。三是遍检《汉书》所记士大夫,多廉正守道君子,几无贪臧污秽之徒。四是汉代定义了汉民族的本色。五是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实现与君权结盟,儒学为主的士人话语获得霸权地位。

1.汉承秦制,缘饰儒术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全国,青铜时代终止。秦王朝实行王权主义,政治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思想上君道同体、权力意志,文化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管理上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将以礼“轻其君”、以德“非其上”、以利“轻其禁”、以言“议其上”的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与商贾之士一一翦灭。由此,权力直抵个人面前,社会高度单质化,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也称为“极权主义”体制。梁启超谈到这个法家设计的专制权力体系时,批评它摧毁了周制下的宗法与家族。

汉承秦制,意味着后来通行于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政治、社会制度是由秦代奠定。只是汉代以来所施行之政,已大大不同于法家构建出来的典型秦制。秦制典型的两大特点——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社会治理上的严酷控制——都被明显地弱化了。在秦制大框架下,汉代部分地恢复先秦儒家限制君权的理想与制度。它经过汉代儒家“复古更化”的改造,形成“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成为一种混合体制。即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实质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汉帝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要在农民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汉儒将孔孟学说进行内容调整,以适应帝国的需要,成为国家学说。在不丢失道德热忱的情况下,儒学在汉代发展成为一门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孔子所提倡的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民本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注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由于汉儒的灵活性和折衷主义,不但借鉴法家的思想,还借鉴自然主义者的思想。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结果统治思想得以理顺,政治清明,政治通道畅通。

总之,在汉代秦之后,儒家学说对修补人心、整合社会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度,汉代有了显而易见的松动,学者顾颉刚评价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

2.经术取士,群士慕向

到了第五个皇帝刘彻,也就是汉武帝,汉代定制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制意识形态立场,也是中国历史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从此,通经致用大兴,“春秋折狱”、“三百五篇当谏书”和“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汉代将“儒术”的功能延展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那就囊括种种理论与实践。

汉代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汉代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儒家经典的搜集与研究。所谓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什么是“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体系的来源、作为国家行为解释的根据。透过对经典的诠释活动来修补人心、整合社会,尤其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而那些经术之士,掌握了儒家知识,是解释主体。在“儒士—经书—国家”三者构成的结构中,经书是合法性来源,儒士是经书的阐释者,二者共同为汉朝国家制度和行为做合法性证明。这样,经学成为汉代士人与汉朝皇帝互相影响的重要政治媒介,解经释经就成为统摄中国社会、政治及生活的帝制意识形态资源。儒家士人不断地注经释经,也就是不断地作经典阐释,以之为与时变化的社会和政治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性来源。这个过程中,儒生们研究经学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也因而获得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力。

从汉武帝始,汉代士人有了一条仕进的道路,“经术取士”。读经打开仕进大门,朝野上下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代选官政策从“世官制”转向“察举制”,至隋唐再改为选官“科举制”。汉唐这个重大改革,后来成为历朝历代治理国家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基础。汉代在察举制度下,“设官分职,选贤任能”,任官机会向群士打开,士人无论出身,“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栗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改变了过去“功臣”和“功臣子弟”为主体的格局。或“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或“版筑饭牛之朋”,只要专于经传、以儒术进,便获得权力。

显然,“贤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渐上升,矢心向儒之士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在这一条通过读书而仕进的道路上,“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文化景观。

3.士迹奇伟,与王权共谋

在汉代,经学成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士人个体凭借儒学入仕为官僚,士人阶层由游士到儒士,再由儒士到士大夫,从体制外走入体制内。由此,权力历史的源头在儒学,经术的目的在政治。“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所谓世业也。公卿朝士,名儒辈出。士人组成的政府崇尚文治,重视儒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获得了“与王权共谋”的权力。“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儒士拥有阐释权。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但凡朝廷每有咨询,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汉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新朝放眼,布衣卿相比比皆是,气象焕然一新。

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士人。大部分士人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先秦君子风范中的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在汉代士人身上还鲜活留存。自然地,汉代士人可领悟原始儒学的真精神,有一股醇正厚道的“春秋之风”。所以,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官员自杀率高。许多官员获罪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辱。西汉司隶校尉盖宽饶刚直奉公,因上书言事,宣帝信谗不纳,要锁他入狱。盖宽饶一听,“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一时震动朝野。萧望之从一介儒生官至副丞相,时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去。他说:“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一抹脖子了之。汉代“决斗”之风并不鲜见。西汉末太原人周党,曾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后来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复仇之义”激而起,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礼让乡佐先动手,结果流血昏死。乡佐服其勇气,雇车迎回家侍养,“数日方苏,既悟而去”。于兹,清学者赵翼评价两汉士人:

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

汉代是一个士人彪炳史册的时代。尤其是汉武帝一朝,豪杰才俊层出不穷。“方今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何与比哉?”他们的能量与人格,较之任何朝代都要强悍有力,汉武帝也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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