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烈士慕义
西汉士人遵经崇典，学为忠孝，与王权共谋，通过释经建立学术权威，提供政治合法性证明，是中国士人历史上的变化之三。
两汉士人文化蔚为壮观，一是开创经学。世界性民族无不有经典，研究经典的学问叫经学。经学是一国之经邦立世之学，掌握了经学，便掌握了立国的精神之本、正当性来源、合法性依据。二是《礼记》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之精神风貌，标识两汉文化时尚。三是遍检《汉书》所记士大夫，多廉正守道君子，几无贪臧污秽之徒。四是汉代定义了汉民族的本色。五是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实现与君权结盟，儒学为主的士人话语获得霸权地位。
1.汉承秦制，缘饰儒术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全国，青铜时代终止。秦王朝实行王权主义，政治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思想上君道同体、权力意志，文化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管理上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将以礼“轻其君”、以德“非其上”、以利“轻其禁”、以言“议其上”的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与商贾之士一一翦灭。由此，权力直抵个人面前，社会高度单质化，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也称为“极权主义”体制。梁启超谈到这个法家设计的专制权力体系时，批评它摧毁了周制下的宗法与家族。
汉承秦制，意味着后来通行于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政治、社会制度是由秦代奠定。只是汉代以来所施行之政，已大大不同于法家构建出来的典型秦制。秦制典型的两大特点——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社会治理上的严酷控制——都被明显地弱化了。在秦制大框架下，汉代部分地恢复先秦儒家限制君权的理想与制度。它经过汉代儒家“复古更化”的改造，形成“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成为一种混合体制。即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实质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汉帝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要在农民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汉儒将孔孟学说进行内容调整，以适应帝国的需要，成为国家学说。在不丢失道德热忱的情况下，儒学在汉代发展成为一门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孔子所提倡的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民本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注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由于汉儒的灵活性和折衷主义，不但借鉴法家的思想，还借鉴自然主义者的思想。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结果统治思想得以理顺，政治清明，政治通道畅通。
总之，在汉代秦之后，儒家学说对修补人心、整合社会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度，汉代有了显而易见的松动，学者顾颉刚评价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
2.经术取士，群士慕向
到了第五个皇帝刘彻，也就是汉武帝，汉代定制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制意识形态立场，也是中国历史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从此，通经致用大兴，“春秋折狱”、“三百五篇当谏书”和“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汉代将“儒术”的功能延展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那就囊括种种理论与实践。
汉代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汉代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儒家经典的搜集与研究。所谓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什么是“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体系的来源、作为国家行为解释的根据。透过对经典的诠释活动来修补人心、整合社会，尤其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而那些经术之士，掌握了儒家知识，是解释主体。在“儒士—经书—国家”三者构成的结构中，经书是合法性来源，儒士是经书的阐释者，二者共同为汉朝国家制度和行为做合法性证明。这样，经学成为汉代士人与汉朝皇帝互相影响的重要政治媒介，解经释经就成为统摄中国社会、政治及生活的帝制意识形态资源。儒家士人不断地注经释经，也就是不断地作经典阐释，以之为与时变化的社会和政治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性来源。这个过程中，儒生们研究经学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也因而获得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力。
从汉武帝始，汉代士人有了一条仕进的道路，“经术取士”。读经打开仕进大门，朝野上下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代选官政策从“世官制”转向“察举制”，至隋唐再改为选官“科举制”。汉唐这个重大改革，后来成为历朝历代治理国家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基础。汉代在察举制度下，“设官分职，选贤任能”，任官机会向群士打开，士人无论出身，“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栗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改变了过去“功臣”和“功臣子弟”为主体的格局。或“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或“版筑饭牛之朋”，只要专于经传、以儒术进，便获得权力。
显然，“贤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渐上升，矢心向儒之士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在这一条通过读书而仕进的道路上，“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文化景观。
3.士迹奇伟，与王权共谋
在汉代，经学成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士人个体凭借儒学入仕为官僚，士人阶层由游士到儒士，再由儒士到士大夫，从体制外走入体制内。由此，权力历史的源头在儒学，经术的目的在政治。“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所谓世业也。公卿朝士，名儒辈出。士人组成的政府崇尚文治，重视儒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获得了“与王权共谋”的权力。“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儒士拥有阐释权。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但凡朝廷每有咨询，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汉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新朝放眼，布衣卿相比比皆是，气象焕然一新。
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士人。大部分士人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先秦君子风范中的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在汉代士人身上还鲜活留存。自然地，汉代士人可领悟原始儒学的真精神，有一股醇正厚道的“春秋之风”。所以，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官员自杀率高。许多官员获罪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辱。西汉司隶校尉盖宽饶刚直奉公，因上书言事，宣帝信谗不纳，要锁他入狱。盖宽饶一听，“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一时震动朝野。萧望之从一介儒生官至副丞相，时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去。他说：“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一抹脖子了之。汉代“决斗”之风并不鲜见。西汉末太原人周党，曾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后来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复仇之义”激而起，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礼让乡佐先动手，结果流血昏死。乡佐服其勇气，雇车迎回家侍养，“数日方苏，既悟而去”。于兹，清学者赵翼评价两汉士人：
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
汉代是一个士人彪炳史册的时代。尤其是汉武帝一朝，豪杰才俊层出不穷。“方今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何与比哉？”他们的能量与人格，较之任何朝代都要强悍有力，汉武帝也以此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