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辩士李斯：一位揣摩王权的高手

四、辩士李斯：一位揣摩王权的高手

辩士，能言善辩之士，游说之士。“阴内辩士，使图其计。”(《管子》)“使其既据长安，大张胜气，分慰居民，合飨士卒，使辩士以尺书风谕威德，则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宋·陈亮《酌古论》)

李斯出生在偏远楚国，本是一个看仓库的小吏。有一天，他毅然背职离乡，越过一条又一条国境线，在数个国家间寻找布衣为相的机会。最后，他暂住在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城——秦国咸阳，开始了秦国梦。几年后，他成为一颗政坛新星，一大批重要人物，如嬴政、吕不韦、韩非、蒙恬、赵高与他量力比权；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吕不韦专政、嫪毐谋反、嬴政收权、谏逐客书、统一战争、废除封建、焚书坑儒、二世之立，均置身其中，甚至由他一手促成。

一尾小泥鳅跃升为一条云龙。追溯其发迹史，他的口才，即他的辨术，是拧开他人生事业魔盒的一把钥匙。

1.辩才：是非讨论偷换成立场问题

李斯(前284～前208)，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做了一名随从侍官；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即朝廷幕僚。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随后任其为客卿，这样，李斯便有了给秦王上书写折子的资格，进入了决策层。不料，嬴政十年(前237)，由于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的“疲秦计划”东窗事发，秦王下驱逐六国客卿令。李斯亦在被逐的名单中，乃上《谏逐客书》。他抓住秦王要建天下强大国家的心理，力陈逐客对帝国事业的危害。三寸不烂之舌如巧簧，句句撩拨到了秦王的心思上，很快抚平了嬴政的烦恼；其辩论术犹如锋利的镰刀，一刃一刃削掉了对手观点的锋芒。“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这次成功说服秦王改变移民政策，在一场论辩的表面背后，贯穿了制服异议的一个论辩绞杀套路。

首先，李斯的诡辩术是把逻辑问题偷换成立场问题，以善恶压倒真伪。秦国逐客政策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以浩大的工程去消耗秦国的财力物力，使之无力军备。李斯避开“逐客令”起因不谈，逐客之后补益也隐而不提。只谈来客对秦王的好处，谈逐客对秦国的害处。实际是把逐客结果诸多可能中的一个，铰接成必然危害的一种现实：“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秦王最大的忌讳，是六国强大而秦国不足。李斯在逐客与国际优势消长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抓住了政治正确性。同意逐客就使秦国弱，取消逐客便促秦国强。这样一来，对一个具体政策的取舍，就上升到爱国、对秦王忠诚的高度。

另外，李斯的诡辩术同时还是打压术，玩弄借力打力的游戏。一是因为这场辩论的裁判是人，情感好恶必然参与，打击观点不如打击情感；二是个人利益也与这场辩论相关联，抓住利益就是抓住输赢；三是这个裁判者不是普通人，是一国之君，是威慑人的“势”，站在“势”一边就意味着胜利。所以，揣摩秦王的心思是辩论胜负的关键。李斯当然吃透了秦王所思所想，拿准了秦王心理。秦王的最大心愿是兼并天下，那么李斯就说逐客就是资助六国，留客就是强大秦国。李斯的辩纲紧紧抓住秦国霸业成败作为灵魂。这样一来，逐客就是向秦王的意志宣战。谁敢不退却？

除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术、揣摩权威心理的打压术，李斯第三用的就是恐吓术。李斯自始至终、反反复复编织一张国难图：逐客则秦国大厦将倾，留客则秦国大厦将立。把将来时说成完成时、可能性说成现实性，强大的想象产生真实。这样，《谏逐客书》成了盛世危言，用词、造句、概念和逻辑都尽其可能地无限夸大且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由此《谏逐客书》成为策论的历史名篇，修辞逻辑大于事实逻辑，影响了中国后来文章喜好上纲上线的传统。

2.辨术：逻辑、理论和事实不在同一个平面

辩论，亚里士多德叫对话的艺术，也叫对话辩证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论原本是搭建普遍的理念，不是回答具体的见解。辩论提供的回答，不在历史主张、具体见解的层次上，而是位于普遍的概念层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明白清晰的理念。

相反，李斯的辨术则不然。李斯通过修辞术来搭建“情景”，先从历史谈起，谈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得出重用客卿的好处这个“见解”。接着再在“见解”引导下谈现实。列举也是有选择的，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都是秦王之爱好，来自秦地之外、诸侯六国。秦王所恨六国的均不提，在“见解”的逻辑下也提不出。最后谈立场，与亡国图景相接。李斯大打感情牌，做的都是说服术，与真假并无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辩论是从具体情景中找出事物的普遍理念，比如回答某某人在某某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合理吗？首先要追究什么是“理”——超越利害关系的一个普遍理念，其下才能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谏逐客书》问的是“逐客令对秦王有好处吗？”最终结论是“好”。“理”对事物而言，是客观的；“好”对人而言，是主观的。这就彻底排除了客观性，或超脱利害关系的公正性。所以，最后“逐客不好”的结论，不一定合“理”，但一定很“好”。再加上其文采和气势，使《谏逐客书》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恰恰没有真理性。

3.辩士：李斯辩术在战国策士中通用

李斯的辨术实际是战国策士通用的方法。当年卫国商鞅游历到秦国，依靠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前几次与孝公谈都不被接受，直到三次之后，商鞅的游说才被启用。事实上，不是策士说服了国王，而是三谈二崩后，商鞅吃透了秦孝公的心思，投其所好，换了一套国策满足了孝公的心理。一见孝公时，商鞅用尧、舜治国的方法游说大王，不被用；二见孝公时，商鞅改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游说大王，仍不被用；三见孝公时，商鞅再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游说大王，随即受到大用。所以游士的关键是，与诸侯王一拍即合，并不一定有“理”(规律性)，但一定合“善”(目的性)。后来人问商鞅：“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商鞅回答：

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大王说时间太长，不能等几十年、一百年。所以，商鞅游说强国之术的办法，大王特别高兴。这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同理，李斯辩术也是读懂了大王只为胜负输赢、急功好利的心思。从逻辑上看，游士(策士)所依托的文化就是一种非理性文化。“思想、知识和信仰”这三个精神主体，西人亚里士多德将其关系处理成逻辑对立的。知识是学术而中立的，信仰是有立场和价值性的；而思想不过是知识和信仰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展开，而东方游士(策士)将三者混为一团。从历史趋势看，战国介于割据乱世与统一治世之间。春秋诸子分为两大治国理念，或分裂行霸业，搞封建割据；或复礼行王道，搞统一天下；到了战国士人已经清晰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儒士为代表的先秦统一派(儒、墨、韩)，以王道理想反映着历史统一的必然；二是以策士为代表的先秦割据派(纵横、老、庄、兵、杨朱)，以霸道之术、“权谋诈用”，纵横捭阖着割据的时局。

遗憾的是，游士(策士)尽占急功好利之机会，往往结果不能够保全其身。因为简单霸道仅为权宜之计，而非经纬大业，逻辑与历史谋略均背“道”而驰。秦国行简单霸道，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不感兴趣，使霸业随霸主去世而遽亡，李斯也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斩于咸阳市，并夷三族。

1. (春秋)庄子：《庄子·杂篇　天下第三十三》，安继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 (西周)周公旦：《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叙官》，钱玄注，岳麓书社，2001
3.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三十年》，岳麓书社，2001
4.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岳麓书社，2001
5.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岳麓书社，2001
6.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三联书店，2007
7. (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十三　周末风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8. (春秋)管子：《管子·霸言第二十三》，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
9. (西汉)东方朔：《答课难》，载《汉赋》(章沧授　芮宁生选注)，珠海出版社，2004
10. (西汉)刘向：《战国策·卷十一　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宋韬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11. (春秋)管子：《管子·霸言第二十三》，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
12. (春秋)管子：《管子·制分第二十九》，李山注解，中华书局，2009
13. (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三　效力篇第三十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4. 黄宣民、陈寒鸣：《中国儒学发展史·第一章　孔子和早期儒学·第五节　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15. 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章　霸政时期　春秋始末·四　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商务印书馆，2010
16. (北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北渚亭赋》，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799569&remap=gb
1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2006
18. 刘勃：《歧途哭返说战国》，京华出版社，2011
19. 吴兴明：《人·诡·谋》，载《道德中国》(刘智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0. (战国)公羊高：《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徐明注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1. (春秋)孔子：《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中华书局，2006
22. (春秋)孙武：《孙子兵法·计篇第一》，郭化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3. 冷成金：《读史有智慧·儒家智慧》，重庆出版社，2010
2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2006
25. 刘勃：《读罢春秋不成歌》，京华出版社，2010
26.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徐翠兰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2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　三十世家·赵世家第十三》，中华书局，2006
28. (西汉)刘向：《战国策·卷十八　赵策一》，宋韬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29. (台湾)柏杨：《柏杨曰·序》，海南出版社，2006
30. (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中华书局，2007
3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中华书局，2007
32. 出自孔子“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一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3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豫让》，中华书局，2006
34.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35.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2006
36. (春秋)孔子：《论语·阳货第十七》，中华书局，2006
37.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38.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9. (战国)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0. (战国)孟子：《孟子·公孙丑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1. (春秋)孔子：《尚书·蔡仲之命》，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42. (春秋)孔子：《尚书·周书·泰誓》，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43. (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4. (春秋)孔子：《尚书·康诰》，王世舜译注，中华书局，2011
45. (战国)孟子：《孟子·尽心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6. (南宋)朱熹：《四书章注·孟子集注·卷七　离娄章句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7. 引自(美)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载《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48.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2006
49. (战国)孟子：《孟子·万章上》，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0. 引自傅有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51. (战国)孟子：《孟子·公孙丑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2. (战国)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3. (战国)孟子：《孟子·滕文公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4. (战国)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5. (战国)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下》，王常则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56.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七　伶官传第二十五·序》，中华书局，1974
57. 郭连友：《孟子思想与日本》，《文史知识》，2012年第4期，第85—90页
58. 引自季惟斋：《疑孟说》，载《征圣录·卷二　群经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9. 尚斌、任鹏、李明珠：《中国儒学发展史·第三章　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
60. 黄朴民：《孟子身后的遭遇》，《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9日第13版
61.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九·韶州州学濂溪先祠记》，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909187&remap=gb
62. 引自王记录：《理学与两宋史学的义理化特征》，《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2期第149—154页
6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中华书局，2006
64. (西汉)刘向：《战国策·卷三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宋韬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65. (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岳麓书社，2001
66. (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一　答佞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7.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中华书局，2006
68. (春秋)庄子：《庄子·杂篇　天下第三十三》，安继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69.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中华书局，2006
70. 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载《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7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中华书局，2006
72. 刘良俊：《儒士之辩与策士之辩》，《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5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