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涉世（1888～1889）
我被录用，在学院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方面，在这个新机构里，我是第一个被外交部录用的人员，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无须硕士毕业考试和候补官员法律资格考试就得到录用的人。此后，这两项考试都是人员录用的先决条件。与院长对我亲口保证的相反，即使在最后时刻，他仍然试图阻止外交部破格录用我，而他要推荐的另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候补文员，通过了两次国家法律考试，对此事却毫无兴趣。
7月，留给我的短暂时间，大部分用于准备旅行。我父母为我感到高兴，但我只有两天时间与他们惜别。对这个环绕半个世界的旅行方法，我本人当然一无所知，在柏林，总有人向我表示惊叹，却无人能给我一些明智的建议——这也表明，那时除了汉萨城市（Hansestädte）[1]以外，在这类事情上，人们是多么孤陋寡闻。我特别期待从阿伦特教授那里得到些内行的讯息，实际情况却是：他的毫无经验和脱离实际不仅令人惊讶，而且他所提的一切建议，既导致了我无谓的支出，又令我成为众人的笑柄。去中国旅行，在1888年仍被看作探险行为，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带来了相当多的教益。当我向植物学家施万德内尔（Schwendener）校长申请提前退学时，他兼具义愤和怜悯的表情及声调显而易见，他对旁边的秘书处官员说：“此人要到中国去！”显然，在他眼里，我已经无可救药了。
这些奇特的经验并不怎么触动我，我的情绪不断高涨。我感到宽慰，月底前一切准备就绪。7月30日我离开柏林，8月6日在热那亚登上不来梅罗特轮船公司（Bremer Lloyddampfer）的“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号轮船。自1884年起，北德罗特公司从帝国出发驶往东亚和澳大利亚的每条航线，由于运输邮件而得到政府资助。根据与帝国政府签订的合同，罗特公司每月承担一次前往东亚的航行任务。这条航线从不来梅出发，经过热那亚、赛德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槟城）、香港前往上海。从上海开往日本港口长崎、神户、横滨，然后返航上海，并经香港等地回乡。以后，这条航线有所变动和扩充，却还没有完全实现其预期的船队更新计划。“布伦瑞克”号轮船已经过时，但尚未被新船只所取代。这艘轮船建造于1872～1873年的英格兰，我记得，它有2000多吨位，航速13海里。如今，娇惯的旅行者或许会恼怒地拒绝乘坐如此“蹩脚的船”前往中国，因为它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此次也是该船最后一次航行，罗特公司之所以用它，是因为炎热和令人窒息的东南亚季风，使8月成为最糟糕的月份，此时前往东亚的乘客最少。红海和印度洋也如此酷热，令人无法感到生之乐趣。因此，罗特公司也和其他公司一样，早期曾雇用索马里黑人当锅炉工，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对此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获得国家资助的船只上发生这种“压榨薪酬”的行为，并要求该船立刻雇用德国工人取而代之。所以在我们船上干活的是德国锅炉工，其结果是，进入红海地区，在54℃～67℃的机房里，一天有8人中暑。遗憾的是，人们经常要用这类可悲的教训去说服那些教条而且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
从热那亚出发不久，我就注意到，海上航行并非总无乐趣，地中海翻滚的强浪使我难受得晕船。我在整个航行中时常彻底地见识到这种情形，尤其是在红海的出海口卷入西南季风以及在印度洋的一段航程里。在困苦中，我不由得想念起在策尔普斯特中学了解到的贺拉兹，此刻，我与他如此志同道合，不得不由衷地附和他的诅咒：
橡木，连同三层铁甲（Illi robur et aes triplex）
为他的胸部披上铠甲（Circa pectus erat，qui fragilem truci）
先将他脆弱的龙骨（Commisit pelago ratem）
交付给野蛮的大海（Primus...）
我以后还必须经历许多海上航行，情绪常常因为晕船而遭破坏，多年以后，我才彻底从中解脱而不再晕船。与此同时，我惊奇地发现，只有那隆隆作响的蒸汽船才会如此折磨我，相反，即使是最小的帆船，在最厉害的印度洋巨浪里，也奈何不了我。除晕船外，从赛德港开始，进入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随着湿气不断增加，从未降到42℃以下的炙热高温，折磨着我们（我并非唯一的受难者）。有时候想待在客舱里也不可能，但由于海上的巨浪我们不得不如此。所以，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到甲板上寻找休息之处。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尽可能避免在8月份穿越热带，也正因为如此，同行的乘客才如此之少。
撇开炎热和晕船，还是有些东西可以调剂“布伦瑞克”号上的生活的，不过却不怎么令人愉快。唠唠叨叨的船长（不同于那些以特别礼貌而著称的罗特轮船的船长）、因炎热和酒精而疯癫被关起来的船医、中暑的锅炉工、机器的故障，迫使我们长时间地使用船帆（风力状况良好之时，“布伦瑞克”号也常扬帆而行），加上其间发生的一些小意外——虽然它们对于拥挤在狭小空间的人们来说一点儿都不足为奇——这一切都令大家变得烦躁，这都要怪轮船太小了，虽然船只本身还是可以忍受的。后来，当我听到那些乘帆船环绕非洲8个月以后抵达中国的同胞的描述，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只早几年的航行相比，区别是多么大。尽管有种种烦恼，我还是尽情享受这次旅行、南部国家和热带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壮丽的色彩以及沿途停靠港口五彩缤纷的景象和崭新的风貌。在锡兰，当地印度人和他们的祭祀建筑，自然而然地唤醒了我对梵语学习时期的回忆，此刻，很久以前渴盼的印度世界，比即将到来的中国世界更为强烈地吸引着我。在新加坡和香港，我触摸到了中国的边缘，但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这里是有马来亚和中国背景的殖民地欧洲，而非中国。我钦佩大英帝国巨大而充足的权力和财富，这种敬佩之情在整个旅行过程中不断增强。在基尔霍恩不知不觉的影响下，已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的本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旅行，从热那亚出发经过的英国地区或者至少受英国影响的地区，大大强化了我的热情和钦佩。如此一个民族，自己本身享有自由，同时也习惯于统治他人，能够如此平静而自信地驾驭其他不同种族的民众，而这些民众将此视为自己的福祉来接受，从未反抗过他们杰出的主人！我相信，这是所有海外德国人，无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抱有的对英格兰人的相同或者相近的感受。虽然船上一些驻锡兰的英国官员的行为，常常令我反感，但我安慰自己说，我们这些处于相似地位的年轻人，又何尝不会如此行为呢。
9月9日，我们在上海——本次旅行的首个目的地——下船。在德国总领事馆里，我获得了友好的接待和热情的安置。这个长江三角洲上的世界港口，20世纪才开始繁荣兴旺，当时还不是强大繁华的工商业大都会。作为转运中心，它也落后于香港，但至少与广大的内陆腹地连接在一起，成为海内外贸易中心，城市很大，交通熙熙攘攘。对我来说，它给我的印象与新加坡和香港类似：像是一个欧洲的，也就是说本质上像是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英格兰商业社区，但仍非真正的中国。它是进入幅员辽阔的东亚世界的门户，自身却不能代表这个世界。在内行的建议下，我利用在此停留的好几天时间，置备一些在北京买不到的合适的衣物和日常用品，观察商人们的俱乐部生活。我不懂这里说的中文，不过，这并不让我惊奇，因为在柏林我已学到，汉语口语分化成不计其数的、极其不同的方言。正因为如此，我很满意，能于9月14日坐上“重庆”（Chunking）号蒸汽船，开始驶往中国北部的航行。该船属于中国轮船招商局（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有中国船员，但船长和机械师是英国人。
毋庸置疑，我选择的旅行线路，从马来群岛开始就逐渐地一步步进入中国。当我们9月16日抵达芝罘港[2]时，我尤其有这种感觉，当时有很多来自上海和天津的欧洲家庭习惯在此避暑——一个说中文的英国商人十分响亮地嚷道：这里是“中国的布莱顿”（Brighton of China）[3]。18日抵达我这次海上航行的终点站天津港的时候，这种感觉甚至更为强烈。天津港是北中国、蒙古和满洲的商品出口门户，位于淤塞严重、冬天结冰封航的白河沿岸，尽管地理条件恶劣，它仍然是比较重要的贸易场所，有很大的欧洲社区，但这个大城市中由英国“定居点”组成的社区，相对于上海的欧美社区，实在显得不怎么突出。此外，在这里，我第一次听着人们在大街上随时随地说着令我亲切的北方口音，我开始领悟到，自己接近真正的中国了。
从天津可以在陆地上骑马或者使用骡车进一步赶路，需要两天时间（距离是120公里）；或者走水路，从白河逆行到北京的旧米港通州，通州以后剩下的25公里路程，可以骑马、骑驴或者坐小板车抵达；风速好的时候，这条线路需要三天，不好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五天，顺流而下则要两天。如今从天津只要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可到达北京。欧洲旅行者，特别是携带很多行李的旅行者，几乎总是选择水路，因为并非人人都喜欢在两天的时间内，每天六个小时坐在马鞍上。只要有可能，大家也尽量避免在中国小客栈里过夜。大家租一条中国小船走水路，小船中间用顶棚和门隔出卧室和客厅，风力好的时候可以扬帆行驶，否则可划桨或拉纤。具备这类旅行经验又有机灵的仆人的游客，会用椅子和尽可能多的软垫将这个“船舱”收拾得舒舒服服；膳食的好坏则取决于仆人的本事和良心。我很幸运，在上海找到一个年轻的北京人，他已为欧洲人服务过，此时正欲回乡。他比较喜欢为我服务，因为我借助研讨班上学到的中文，能用他的语言就那些必要的事务与其达成一致意见。他尽力照顾我，也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厨师。我的小船长14米，宽3米，中间有一个三层隔断，仆人或“小侍者”以及行李也可安置在内。以后我还多次在内河用这种小船旅行，习惯之后，它们令我非常愉快。
9月19日，我从天津动身，乘人力车穿过城内去白河上游的船码头，此时我已注意到，此地居民与上海不同，他们还没有见惯欧洲人，大家新奇的目光一再盯着我，特别是在我必须较长时间等候登船的时候，身旁有一群密密麻麻的围观者。孤身一人在这拥挤的情况下——我已要仆人带着行李先行离开——我觉得有点儿危险，但我尽量保持平静，幸运的是，我并未试图用中文获得他们的尊敬，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以后的经验教会我，有时候一个晦气的词语，一个不聪明的举动或者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以迅速点燃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只要其中一个粗鲁的家伙一声令下。一个人，如果中文说得不是很好，又不懂得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最好保持沉默并寻找其他有尊严的退路。尽管如此，一切都很平静，一点半钟，我们就航行在河上，摆脱了所有的麻烦。
航行在这条畅通的河流上，它穿越富饶的冲积平原，常常蜿蜒曲折，大多数时候缓缓地流动，毫不单调，令人真心地感到非常惬意。繁忙活跃的中国帆船运输和两岸村庄呈现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北中国宜人的秋季、灿烂的天空、早晚间青涩的新鲜空气，待在船舱外面十分舒适。我有足够的宁静和时间沉思：一方面我的思绪飞回到家乡和亲爱的人身边，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充满着疑虑和希望。目送着西沉的太阳，我在船上拼凑了一首小诗——这是我最后的诗句，其中最后一节表达了我此刻的心情：
松开紧紧的纽带，
离别我宝贵的一切：
异国啊，告诉我吧，
你会因此带给我什么？
9月22日，我们到达通州，可惜白天太短，不能继续赶到北京。夜幕降临，城门关闭，晚来者请求进城，却只是徒劳。通州是个恶劣荒芜、垃圾成堆的地方。它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这条生命攸关的营养大动脉，从长江沿岸各省和南方为帝国首都、宫廷、卫戍部队和生活在此的百万居民运送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资。在大运河服务于该目的并为此而保持通航期间，通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有过好光景。现在，几乎完全靠蒸汽轮船经过海路运输大米，运河衰落，通州也就随之衰败了。我没法下决心在看上去令人恶心的小客栈里过夜，虽然大量的中国帆船发出的噪声、气味以及令人不舒服的情景使等待索然无味，我还是宁可回到船上，在那儿等候天明。我和一对结伴同去北京的法国年轻夫妇，共度最后一晚。第二天早上，我的仆人弄到驮行李的骡车，两人各有一头可以骑的驴子，都准备好了等着我们。7时半我们动身，11时北京城巨大的城墙出现在眼前，9月23日11时半，我站在了德国公使馆的门口。
当我看到巨大的城墙和威严厚重的城门、城楼、城堡以及城上建筑的一刹那，那印象摄人心魄。对我来说，13世纪的世界统治者蒙古人建造的巨大城市设施，是亚洲权力意识的象征。无限的统治意志的创造力，让初来乍到者既感到巍峨壮丽又惊慌害怕。今天，城墙被铁路打通，火车沿墙呼啸而行，再也难以产生这种印象。然而，谁要是从最初深受震惊的恍惚中反应过来，然后在那些没有铺石头的街道上游逛，没脚的灰尘、同样深的泥浆、闻起来像臭水沟味道的大街、喧闹的交通，他就会带着痛苦的失望，将自己的存在看作流放，直至感觉适应了现实，才会觉得情况本该如此，这个陌生的、谜一样的世界看上去也理当如此。娇惯的欧洲妇女们甚至喜欢说：“人们流着眼泪来到北京，又含着眼泪离开它”。当然，她们这样说，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交生活让她们有了这样的最终感受。
公使馆已从外交部获悉我的派遣，所以正等着我的到来。公使冯·勃兰特（von Brandt）先生很吃惊，因为他并未要求补充人员，其他人的吃惊程度也不小，因此大家带着怀疑的好奇，期待着柏林新的培养机构的第一个产品。冯·勃兰特下面是公使馆秘书冯·克林德（von Ketteler）[4]先生，此人也曾作为翻译见习生开始工作，在1900年义和团骚乱中遭遇悲惨的结局，兰茨（Lenz）博士，是阿伦特先生的继任者，也是首席翻译，另外两位比我年长的同事，一位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先生，以后成为曼谷的领事，另一位朗格（Lange）先生，早亡，这两位当事人还在翻译培训阶段。实际上，除了兰茨博士以外，其他人都是退役少尉，这说明了当时外交部的立场。这些人变换职业的大部分原因是欠了赌债，顺便提一下，新的职业还真的带来了好一点儿的结果。这些人恶语相向，部分是因为觉得自己靠边站的地位，尽管这只是臆想。兰茨博士对我的态度可以表明他们所有人的看法，他是一个脾气粗暴、粗鲁无礼的人，却自认为在行为举止方面是唯一的行家，建议我应该立刻忘掉“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特别是我在柏林从葛禄博先生的讲座上学到的东西。虽然另外两个同事不这么极端，但也抱类似的看法。我明白，我必须将自己学术研究的爱好和意图藏在心底。不过，冯·勃兰特先生则不同。对于东亚事务的丰富经验，对于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史的了解，几乎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但他也知道，为了能在一个如此陌生的世界例如中国里找到头绪，除了语言，还必须掌握其国情和历史，他本人正是这样去做的，而且充满热情，更何况还是在缺少时间学习语言的情况下。所以他完全理解官员们有关学术研究的努力，并敦促他们尽可能让学术研究的努力与实际工作的要求并行不悖。1861年，冯·勃兰特就已经随着普鲁士伯爵奥伊伦伯格（Eulenburg）签订商业合同的考察团来到东亚，接着担任普鲁士领事，其后代表本土利益任北德联盟（Norddeutscher Bund）总领事[5]，1872年被任命为日本总督；1875年开始成为帝国驻中国公使。对于维护和促进德国的商贸利益——没有维护政治利益的任务——他立下了丰功伟绩，在中国人那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那留着长白胡子的很有尊严的外表、讨人喜欢的谈吐方式、聪明和自信的态度、丰富的专业知识，使其成为北京社交界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冯·勃兰特多年担任外国使团团长，面对当时仍然普遍的、或公开或隐蔽的中国人的反抗活动，无私而精力充沛地代表着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后，他因这一政策而遭到同事们的一些攻击。当时，欧洲诸强的国家利益彼此陷入冲突，这些冲突当然也在远东产生了影响，共同政策确实无法持续下去。在以后的回忆录里，冯·勃兰特先生抱怨：他1893年离职后，人们为了“各自为政”（chacun-pour-soi-Politik），而放弃了这个“共同利益的共同代表原则”。我并不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对事态发展过程的认识是正确的。此后不久，欧洲出现的政治经济发展，根基日益加深，并很快导致巨大的灾难，放弃这个原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冯·勃兰特先生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一进程。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德国的利益并未因冯·勃兰特先生的政策受到损害；我认识的他的四位继任者，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成功地代表了帝国的利益。不但是德国邮件蒸汽船航线的开辟和1889年德华银行（Deutsch-Aisatische Bank）的成立，在不少程度上要感谢他的推动，而且他的某位继任者根本不将这些事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与之相比，冯·勃兰特也愿意更多地倾听德国商人的愿望和问题。
我立刻参与了公使馆的工作，对我来说它是崭新的，不过起初并不需要太大的努力。翻译候选人即见习生，在此地的目的首先是要培训语言和国情事务，至于如何获取必要的知识，则取决于个人。每个人各有一位中国文人当老师，老师可全天效劳。一年后进行第一次考试，再过一年进行第二次考试。由于我的前期训练，水平远远超过了其他初学者，可立刻和中国老师适度地开始下一步训练。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抄写公使馆的报告、发给各领事馆的公告和其他公文。当时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电话，并且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使用电报，两个垄断电报公司“大北”（Great Northern）和“大东”（Eastern Extention）拍往欧洲的电报价格高得反常（大约1个字7.5马克），而通往南方的中国电报线路则是国营的，而且不能总是确保官方信息的保密。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电报，尤其是私人信件，通过俄罗斯的骆驼邮政送到恰克图（Kiachta），然后经过俄罗斯邮政线路往下传递。这样，只需18～20天，用适中的价格就可往德国传送消息。通过上海的欧洲邮政机构的信件需要6周，冬天则要8周。如果文字抄写工作太多，我们常常会很生气，但不久后我就领悟到，抄写是很好的学习方式。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了解正在进行中的事务及其处理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学到工作所需的书面官方文体。除公使以外，只有公使馆秘书和首席翻译可以独立处理各项事务。工作之余，借助于威妥玛（Thomas Wade）[6]编写的内容广泛的课本，我大量的时间还是用于跟着中国老师学习口语和简单的书面语。实际练习语言，则有很多机会。另外，我也精神饱满地继续学习法文和英文，因为这两门语言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在各个港口，只有英语是通用语言，但在北京，大家更多的是说法文，在社交场合里，懂德语的人也不少。这两种语言，我都超过了平均水平。在天津时，一位我引领就餐的英国女士，还以为我是英国海关官员，这使我感到很满意。北京并非开放的对外贸易之地，其社交圈由公使馆人员和中国海关较高级的官员组成。海关官员，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招募而来，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职务最高的人是时至今日依然著名的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先生，大家通常称呼他I. G.，意思是总监（Inspector General）。从任何角度看，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和出色的组织者，他创造的完美的服务模式绝不狭隘，却牢靠地领导着海关。赫德权力无限，专制地领导着分散于中国各港口的官员：他可以雇用官员、发饷、提升、调动、解雇，做一切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而无需对任何人解释。赫德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从不滥用，不过，他的一些决定可能让外行感到惊讶。尽管英格兰在东亚占有主导地位并扮演头号角色这个事实主宰着他的头脑，但在官员的选拔上，他毫无偏见，对各国一视同仁。赫德本人朴实无华，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友好得令人非常惊奇，几乎可以说是以同仁之礼相待。在其服务范围内，他不允许外国公使也不允许雇用他的中国政府插手干预。因此，对外贸易的状况健康而良好。我也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政府企图变换海关的领导，唯一的例外是法国，它为了本国利益，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试图用法国人来阴谋推翻赫德先生，却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