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学求学（1882～1888）
我的毕业证书上注明：我离开学校是为了“学习法律”。实际上这是我父亲的愿望，他最高兴的是有朝一日我能成为一名受人欢迎的律师。这个想法基于何种理由，我不知道。无论如何，这一设想却完全没有激起我的热情。虽然在高中最后一年的问询时，我曾声称想成为律师，但我这么说，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对我来说，法律的范围似乎最广，可能性似乎也最多。在夏季学期开始前的假期中，我还是没能考虑清楚，不过我并不为此而担忧。刚刚获得的自由以及期待着享受自由，这些心情使其他的一切想法黯然失色。我没有计划地进入了大学，也同样没有计划地选择在布莱斯高地区（Breisgau）的弗莱堡（Freiburg）开始学习，尽管我知道在当地碰不到任何一个同学或熟人，那里也没有特别吸引我的教师，只是黑森林地区（Schwarzwald）的森林和山脉吸引着我，某种不确定的渴望驱使我去远方。因此，1882年4月，我心情愉快地到美丽的黑森林城市旅游，却未曾预料到，在那里的停留会对我未来的全部生活产生决定性的意义。
那时的弗莱堡还是一座舒适的小城，游离于外界的潮流之外，德莱萨姆（Dreisam）小溪清澈的溪水穿过明亮干净的大街，没有像今天这样将小溪封起来，兴致勃勃的夜游者可能会溅到溪水，“享受”到溪水的淋浴，虽然他们并不乐意。森林从君特斯山谷（Günterstal）差不多一直蔓延到市内的大街上。每周的集市上，黑森林地区的农民身着美丽如画的民族服装，在酒馆、餐馆里可以看到快乐的脸庞，南德生活惬意，物价低廉。精致的海德堡（Heidelberg），是这个地处平原的城市的姊妹，但更为古老和有名，虽然它多少喜欢高傲地俯视比较朴实的德莱萨姆之子弗莱堡。学生们常常激烈地探讨，就风景而言，会从这两颗巴登地区（Baden）的明珠中选取哪一颗。与海德堡相反，那些最终决定从北德来到阿尔伯特（Albert）大学[1]的人，更多的是受到环境的诱惑而非教授名声的吸引。注册时，副校长也请我们认真考虑，说我们不应该只是飞来飞去的候鸟，我们笑了。大学有不到700名学生，在贝特霍尔德大街（Bertholdstraße）上原来的修道院里找到了足够的教学场地，修道院在旧天主教徒（Altkatholiken）[2]举行礼拜活动的耶稣会教堂里。
起初，我对山峦和美妙的林间道路比对课程目录感兴趣得多。不过，我还是在哲学学院注册。我中学时就对历史和德国文学感兴趣，所以报名听冯·霍尔斯特（von Holst）[3]的19世纪历史课程，当时还不那么有名的赫尔曼·保罗（Hermann Paul）的德语语文学导论、中世纪德语[4]语法和“狂飙突进运动”时期（Sturm-und Drang-Period）的德国文学史，文德尔班（Windelband）[5]的逻辑学。回顾过去，我必须说，这些没有经过询问了解而做出的选择，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明智的。当时尚无印制好的教学计划和咨询部门，未来的学生必须站在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前，挑选自己把握得了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课程，毫无疑问，这存在着困难和危险。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为了谋生而求学的培训机构。那时，从文理中学出来的学生，受过平均水平的预备教育，比较容易克服选课的困难。对于崇拜科学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四处张望并了解冷僻的领域，从一开始就不将自己的教育束缚于专业技能的训练上，这一定不会有什么坏处。听课自由是大学教学自由的必要补充。但同样清楚的是，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与广泛而肤浅的大学基础阶段、内容很少而形式多样的中学预备教育一样，尽快毕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课程的安排也日益固定，欠缺指导的大学教育无法再保持下去，所以从法学学生和医学学生开始实行的教学计划分配制度，扩大到其他“普通”学科中，逐渐增加了期中考试，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学生勤奋用功，甚至高校的自由浪漫也受到限制。不过，在1882年，尚无迹象表明将出现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后来采取的控制手段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但它们能否培养出更知名的学者、更能干的公务员和性格更坚定的男子汉，我留待大家讨论。
在我报名参加的讲座中——在弗莱堡没有为专业听众提供的公共讲座——没有哪一堂讲座如此吸引我，令我经常因它而放弃到远近地区的徒步旅行，这就是冯·霍尔斯特（von Holst）的讲座。冯·霍尔斯特，巴尔干出生的历史学家，似乎同情南德的民主，他特别详细地谈论奥地利的反动势力和1848年以前的梅特尼西（Metternich）[6]体制，而且语调那么激昂，因此保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这部分内容。保罗的讲座则相当枯燥乏味，听上去几乎就是在延续中学已熟悉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真正满意，我更加醉心于四周美丽的环境，有时候，好几天徒步旅行而滞留不归。我保留的特别亲切的回忆是去蒂宾根（Tübingen）的郊游，我哥哥在当地学习神学。这座内卡河（Neckar）边上舒适的城市和它令人快乐的热闹，让我十分兴奋，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造访蒲福林根市（Pfullingen）边上的利希滕施泰恩（Lichtenstein）小城。当时正好是圣灵降灵节，我们可以参加在“钟乳石洞”（雾洞）内外举行的一次最大的民间节庆活动，豪夫（W. Hauff）[7]在其短篇小说《利希滕施泰恩》（Lichtenstein）中描述过这个活动。在津根（Singen）[8]边上的特维尔高山（Hohen Twiel）上，我们欣喜若狂地追随着舍费尔（Scheffel）描述的艾克哈特（Ekkehard）的足迹。[9]
来到弗莱堡后不久，我发现自己不经意地闯进了一个小圈子，圈中大部分是来自北德的同学，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候鸟”。其中有一个来自波茨坦（Potsdam）的法学学生阿图尔·恩格尔（Arthur Engel），他爱好文艺，极有修养，我俩慢慢地交好，他后来会间接地对我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恩格尔打算冬季学期去柏林，我与他结伴而行，主要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我待在更近的地方，我本人并没有去帝国首都的理由。和原来一样，我还是不明确自己的学术方向。不过，尽管享受了一切美好的时光，我也开始对自己感到稍许的不满。
这样，秋天我去了柏林，我竭尽全力地对付自己完全不习惯的大城市的纷攘杂乱。当时的柏林不同于今天。是的，虽然人口已超过百万，可它还未摆脱小城市的外壳；战后柏林的兴旺繁荣一目了然，但绝没有像后来那样，变得仅仅是荒漠商途中合适的旅店；这个城市还保留着地地道道的本地特征，当然也已大大减弱，不过柏林原汁原味的东西还未被排挤到城市东边和西边偏僻的角落里；大家只需找到大量的白啤酒屋或小酒店，或者在周日观赏乘坐“敞篷出租马车”的远足队伍——这些远足是去郊区或更远的地方，大部分的郊区被田地和森林分隔开来——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认识这座城市的特点。此外，那时是威廉一世（Wilhelm Ⅰ）和俾斯麦的时代，这个事实也决定了城市的内外面貌。军队占据首要地位，即便是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也要退居其次。在菩提树大街（Unten den Linden）[10]和毗邻的街道上，到处可见数不胜数的军官们身着耀眼的制服、漂亮的马匹拉着的精美车辆以及它那同样优雅的乘客，这些都表明了谁在支配着这里的气氛。在1月冬季宫廷举行授勋活动的时候，特殊情况下马车可以开进城堡，不过还没有汽车嗒嗒声的打扰，爱看热闹的人倒很划算，当地人自豪地充当外地来的乡巴佬的解说员。王公贵族也屈尊来到老百姓中间，在歌剧院所谓的慈善舞会上——理论上，只要付得起入场券和夫人打扮的费用，每个人都能入场——皇帝皇后会在舞会上走一圈。令人兴奋的一幕总是出现在中午时分，城堡警卫和中央警卫（在今天的阵亡战士纪念碑旁）踏着音乐列队而来，老皇帝本人出现在菩提树大街上的宫殿里著名的角窗边上，有几次由他的孙子、后来的威廉二世（Wilhelm Ⅱ）陪伴。这时，等候的人群异常激动，人们招手致意、狂呼乱叫，最后唱起“胜利者的花环祝福你”。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民族情感突如其来的爆发，它既不需要官方的命令也不需要其他的挑动。充满怀疑的尖刻评论，非常傲慢的无礼言辞，这就是柏林人，但军队不会遭遇这种态度。大部分男子是服役过的士兵，当一队队士兵从藤珀尔霍夫区（Tempelhof）的原野训练场归来，行军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的时候，没有受过军训的人也觉得自己和士兵一样，并且尽力让旁边的人看出这一点。虽然在围观的严肃人群中可以看到许多“懂行的表情”，有时甚至多多少少能听到对士兵举止的“内行”评论，但玩笑会戛然而止，因为对着军队开玩笑意味着另一回事。官方机构尤其爱打军事腔。人们时常对柏林的行政部门特别是警察的粗暴感到气愤，这是有原因的：下级军官粗俗傲慢的官腔，弥漫在政府机关和大街上，令南德人特别反感。
当时，柏林大学的声誉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大学。一批享有盛誉的人物云集于此，他们光芒四射，声名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直至今日，他们留下来的荣誉之光仍未熄灭。历史学家莫姆森（Mommsen）、德罗伊森（Droysen）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和保尔森（Paulsen），日耳曼学者舍尔（Scherer），艺术史学者赫尔曼·格林（Hermann Grimm），这还只是哲学学院的伟大人物中的几个——其他学院的情况也并无不同。他们的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听众。然而，面对这一切，我依然毫无计划，更多的是受直觉而非思考的指引，我听狄尔泰的心理学、德罗伊森的历史方法论和历史百科全书（史学），听瓦腾巴赫（Wattenbach）的德国中世纪历史史料和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入门。我很快发现，柏林的教学和弗莱堡完全不同。有些讲座的听众很多，它们开始将我吸引住；大城市的诱惑不会让我经常分心而缺席定期的讲座。德罗伊森现在重获声誉，特别是他1882～1883年冬季学期的最后一次史学讲座，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和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一起听课，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在自己的小文集《历史精神和历史意义》（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中提到过这一讲座。德罗伊森，当时74岁，声音非常沙哑、微弱，但他充满力量和优美的语言以及思想的尖锐，总能保持魅力，赢得听众。亚历山大·冯·穆勒（Alexander von Müller）[11]说，“德罗伊森的语调，充满男子气概，坚定果敢，他喜欢发号施令，常常独断专行”，这句话对他那些印刷出来的文章可能是恰当的——德罗伊森习惯将自己的历史讲座摘要发给听众——今天，他的手稿已全部出版，这是其女婿鲁道夫·胡贝内尔（Rudolf Hübner）在耶拿（Jena）整理的版本；但在口头讲座中，正如我所听到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与瓦滕巴赫的富有教益却令人乏味的“历史史料”相比，德罗伊森的讲座更吸引我，最终促使我在学期末做出决定，从现在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历史研究。约翰内斯·施密特，他的“入门”尽管为我开启了新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在德罗伊森劈开的认知的光芒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
我痛苦地感到，在柏林无法和大学教师进行个人接触。如果找他们，他们肯定愿意提供建议和帮助，但那时的机构已很庞大，小小的个人算不上什么，这使得教授和内阁大臣们身上缠绕着某种难以接近的味道，但实际上这只是学生们的想象。讨论课制度可以建立个人联系，所以有很大价值，但它还没有发展得像今天这样。规模小的大学里，情况自然好一些，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真正融为一体；而柏林则相反，这种情况至多只在定期的学术庆祝活动中才有所体现，而且活动按部就班、死板生硬、拘泥形式、没有热情。柏林大学只是工作的地方，这也表现在学校里没有真正的学生生活——反正学生生活也没有什么地位。与有着自己的绶带和礼帽的团体相比，专业的学术协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不过，在这个正在成为世界大都会的城市里，无论哪个领域都有足够的替代品。19世纪80年代的柏林，物价便宜得令人吃惊，可能是大城市中最便宜的，无论是吃喝玩乐还是科学艺术。不仅可以免费听大学里各专业中最重要人物关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报告，而且只需几分尼就可以欣赏博物馆中最精美的艺术作品，付很少的钱就能聆听比尔泽（Bilse）[12]或者其他音乐厅里美妙的音乐。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柏林这样，花那么少的钱，听那么多、那么美的音乐。戏剧表演也是如此，从比较朴素但同样优秀的民间和郊区剧场到皇家剧院，考虑到货币贬值的因素，与今天相比，价格相当便宜，内容极其出色，以至于激情的欢呼常常燃烧成明亮的火焰。当时，只要在剧院里听过尼曼（Niemann）的《罗恩格林》（Lohengrin）[13]、贝茨（Betz）的《沃坦》（Wotan）[14]，在德国剧院（Deutscher Theater）里看过索门斯多夫（Sommerstorff）的《浮士德》（Faust）、他后来的伴侣特雷斯娜·格斯纳尔（Teresina Gessner）表演的《甘泪卿》（Gretchen），或者巴尔内（Barnay）的《奥赛罗》（Othello），总是受到狂风暴雨般欢迎的明星夫妇埃米尔·托马斯（Emil Thomas）和埃尔内斯蒂娜·韦格内尔（Ernestine Wegener）在瓦内尔剧院（Wallner-Theater）里演出的尚未变质的柏林地方滑稽剧，就不会轻易忘记它们，当然，人们后来也给这些演员编织了美丽的花环！学生中受欢迎的一项比赛是在歌剧院和剧院的群众场面中充当群众演员，为的是可以“从后台”看看辉煌壮丽的舞台外观。大多数时候，群众演员的数量供大于求，所以机会并不易得。此外，还经常调用士兵充当临时工。
在柏林，政治离我们更近，有机会碰到领袖人物本人、列席帝国议会（当时在莱比锡大街）和普鲁士议院的会议。当然在“重大的日子”里，也就是说，当首相要来的时候，很难获得入场券。我没有过于经常地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宁愿将这一很具声望但近来已失去了光环的会议视为稀奇古怪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政治始终与自己毫不相干。我只想得起众议员维尔肖（Virchow）与政府就教会政策进行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大的辩论，它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
我在柏林接受了很多东西，尽管我并非不明白它们带来的浓厚阴影，但我也学会去爱它们。通过我在弗莱堡的同学阿图尔·恩格尔，我进入了他原来的波茨坦的同学圈，同时也认识了其中没有上过大学的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官员保罗·瓦斯曼斯多夫（Paul Wassmannsdorf）。保罗·瓦斯曼斯多夫与母亲、姐妹一起住在柏林，不久我们亲近起来，他将我介绍给自己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精致文雅、令人极有好感的女士，她对我散发的母性关爱，充满了温柔和理解，也使我感觉受到很大的尊敬。在这个位于布罗夫大街（Bülowstraße）的好客的家庭里，我度过了许多愉快的下午和晚上，让我在令人心神不安的奔忙中，总能有时间恢复和思索。这个位于布罗夫大街东南尽头的家，在独立的舍内贝格村（Schöneberg）对面，他家是柏林在这一带的最后一栋房子，这条街是沙地，并在此结束。另一边即西边，一直延伸到诺伦多夫广场（Nollendorfplatz），这座广场同样是一片空旷的地带，只在部分地方建造了房屋。这里形成了新的城市西部，今天，无法想象当年尚未完全建成的模样，它几乎让人想起美国的城市建筑。无数次，我和瓦斯曼斯多夫沿着长长的波茨坦大街走过去，在令人惬意的时光里，他讲述自己在部里的工作，我则倾吐自己对未来的看法。
在实现学期末刚刚做出的成为历史学家的决定时，我突然受到阻碍，如今20岁的我必须服兵役。1883年4月1日，我作为为期一年的志愿兵加入了轻步兵团的卫队，军营在距离威丁区（Wedding）不远的公路大街（Chausseestraße）上。服役占用了我如此多的时间，以至于无法考虑真正的学习。以后，我在其他地方的军训中发现，比较而言，这个兵团要求很高。虽然有理由进行阅兵操练，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卫队兵团里的阅兵式训练要比在正规部队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藤珀尔霍夫区的操场上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以强化细节训练为前提。我参加的最辉煌的军事事件是盛大的秋季阅兵式，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86岁高龄的老威廉皇帝最后一次骑马检阅。以后的阅兵式，他都坐在车里。
当兵的这两个学期，我也得报名参加一些讲座，但并不打算也没有可能去听它们，只是为了不要“因为懒惰”而被划出学生名单。我只有几次机会细听年轻的无薪讲师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的《1870～1871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870/1871）。汉斯·德尔布吕克还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大声斥责的全能型专家，也不像爱德华·梅耶（Eduard Meyer）尖刻评论过的那类人：一身兼任帝国首相和总参谋长。
在服役结束之时，我计划继续学习的保障也没有了。服役使我疏远了学界，但我现在进入到第5个学期，感到确定一个固定的目标是自己的义务，实现这个目标会让我从父亲的供养中独立出来。迄今为止，我父亲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我施压，却希望知道，我下一步将走向何处。静静地思考以后，我决定从现在起将语文学国家考试作为明确的目标，尽管我内心深处十分抗拒当老师这个想法。我不喜欢留在热热闹闹的柏林，必须更多地接触大自然，我还觉得，在小一点的大学可以进行比较安静的研究。因为我父亲要求我留在普鲁士内，所以，1884年春，我选择哥廷根（Göttingen）作为有计划地朝着目标努力的地方。然而，我未曾预料到，这个努力不久后会转变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
实际上，哥廷根正是我要寻找的地方。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城市依靠大学而生存，大约25000名居民中有1200名学生，总有美、英学生。对于美国的学术研究，哥廷根在某个阶段发挥了并非没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在这儿短暂停留的年轻的英国贵族，仍然受到汉诺威[15]早期关系的引导。这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城市，环境迷人，虽然大学延伸到海因贝格山（Hainberg）的山坡上，但它还没有或者还没有再次披上森林的外衣，不过今天，树林则一直蔓延到一些街道上。整个城市按学术研究的需要而进行设计和组织，大学完全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交生活。“哥廷根没有大学”，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它就是大学”。无论教授还是学生，特别是在一些社团中，有很多富裕的人，因此生活水平也相应很高，哥廷根不能算是便宜的大学。
我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租了一套公寓，这些房子在城边的弗里德兰德路（Friedländer Weg），一般都带有花园。以后我才注意到，这一随意的选择非常幸运，使我在远离一般的“大学生棚户区”的地方安顿下来，而且置身于最引人注目的教授区中。我楼上住着卫生学家福吕格（Flügge），旁边住着民法学家雷格斯贝尔格（Regelsberger），他的旁边是国家法学者梅杰（Mejer）（“神的管家”，学生们这样称呼他），接下去是东方学者拉加德（Lagarde）[16]；与海因霍茨路（Hainholzweg）交叉的路口拐角住着教会法规学者多韦（Dove）、地质学家冯·科伦（von Koenen），再往上走，住着梵文学者基尔霍恩（Kielhorn）等其他许多人。我忠于自己的心愿，报名参加韦拉莫维茨（Wilamowitz）的语文学初级讨论课，他前不久刚应聘到哥廷根，我将跟随他研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17]的《埃莱克特拉》（Elektra）[18]。但为了不完全中断与历史的联系，我听克卢克霍恩（Kluckhohn）的宗教改革以前的德国历史课程。从约翰内斯·施密特那里得到的鼓励，将我进一步吸引到奥古斯特·菲克（August Fick）的印度-日耳曼语言与民族发展史的讲座上。遗憾的是，菲克因为疾病而严重残疾（他几乎完全失明，由于心脏衰弱，说话极其费力），只有很少的听课者。以后，我在聚集于他家的小圈子中读到了荷马（Homer），菲克从一个由多立克[19]原始文本改写的假定出发，今天这种假定已遭到否定，但当时的确使我们着迷。同样，在约翰内斯·施密特的讲座中，我了解到梵文对于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的重要性，因为基尔霍恩正好为初学者讲授梵文语法，我决定也报名听这门课。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要走的国家考试之路。
基尔霍恩在印度孟买首相府领导的位于普纳（Puna）的德坎学院（Deccan-College）担任了15年梵文教授。据我所知，他来自贝恩堡，和我是比较近的同乡，这促使我去他家拜访。这次访问和他的讲座会给我带来预料不到的结果。我们的初次见面很有趣。我递进自己的名片，发现教授和他那位也是贝恩堡人的夫人正坐在客厅里。我进门的时候，他们两位都露出震惊和奇怪的表情，最终还是问我是否无心地弄混了名片。现在轮到我吃惊了，我以相应的表情予以否认，并说奥托·弗兰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们都很高兴，情况得到澄清：在基尔霍恩的学生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奥托·弗兰克［以后在科尼斯堡（Königsberg）担任梵文教授］[20]，他两天前已与大家告过别，次日就要出发；因此基尔霍恩接到我的名片时感到吃惊，看到我本人时更为惊诧。冬季学期，在我这个同名同姓的“兄弟”返回哥廷根而我也成了基尔霍恩的学生时，当然又产生了新的惊讶，随后发生了很多混淆和误解。好几十年里，这名字的双重性困扰着我，因为我收到的信件、校对稿等，属于科尼斯堡的那个同事，大家名不副实地称呼我，我不得不仔细处理专业文献中那些会产生混淆的引文。后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与这位比我年长一岁的“兄弟”的专业相同，这使大学秘书处和系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这位“兄弟”去世以后，这些混淆还盯着我不放，梅耶（Meyer）的百科全书（Konversations-Lexikon）最新版本中有“我”的生平介绍，结尾写到，“我”于1928年2月5日去世于科尼斯堡。像从前的马克·吐温遇到的类似情况一样，我对编辑部解释说，这一写法未免太“夸张”，并予以更正。1935年，某个官方部门还找到我，将我当作那位已去世了7年的同行。
短时间内，基尔霍恩的梵文语法课就推翻了我的全部研究计划。现在，一颗新星正在召唤着我，指引我到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是那些很快就非常吸引我的内容，另一方面是这位杰出的老师让我接近了它，后一点更为重要。我发现，迄今为止我缺乏的是课堂上人与人之间稳定持久的联系——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令人愉快的联系。在丰富的印度语言中钻研得越深，那遥远神秘的世界就越是强烈地吸引着我。学期结束时，我对东方的热爱之情熊熊燃烧，而对古典语文学、历史和其他一切的热情都无可救药地消失熄灭了。
冬季学期我取得了进步，可以听基尔霍恩的所有讲座：中高级语法、本土语法作品读物《梵语语法》（Laghukaumudī），薄婆菩提（Bhavabhūti）[21]的戏剧作品《茉莉和青春》（Mālātīmādhava），这需要坚持不懈和辛苦劳累的工作。不过，当基尔霍恩表示满意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是一个小圈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我是初学者，而且来得最晚：除了我们两个奥托·弗兰克以外，还有后来布雷斯劳（Breslau）[22]的正式教授布鲁诺·利比希（Bruno Liebig）、以后担任部长的索尔夫（Solf）——他从基尔（Kiel）的皮希尔（Pischel）那里转学过来，作为印度学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我们的人数不断减少，因为有人攻读博士学位，也有人离开。最后，1885～1986年的冬季，我是唯一仍在继续学习的人，好处是可以在基尔霍恩的引导下，钻进他的特别领域的迷宫，也就是帕尼尼（Pānini）语法体系和大量的评论，即巴丹阇梨（Pataňjali）的《大疏》（Mahābhāsya），在这个领域里，基尔霍恩大概是欧洲的最高权威。我们在他家里朗读文章，在此度过的日子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到允许，跟着基尔霍恩学习了四个学期，这段时期，我了解了众多的印度文学作品，从《梨俱吠陀》（Rgveda）直到迦梨陀娑（Kālidāsa）[23]等人美妙的文学，在这位令我非常崇敬的老师的指导下，领会这些作品的特色。基尔霍恩一如既往地亲切友好，也总是为我打开他那好客的家门，直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怀。基尔霍恩指导我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这是我在哥廷根所得到的最美好和最持久的收获，我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从性情来看，基尔霍恩不怎么像德国教授。这个温和的人，就算是活跃，也不会逾越特定的尺度，他始终如一地友好，不知道什么是坏心情；眼界开阔，从不伪装隐瞒，时间越长，就越赢得人们对他的好感。他在无拘无束的交流中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表明自己是一个深通世故的人。基尔霍恩先后去英国和印度，时间都很长，这使他特别英国化——当时，这很容易理解——他着英式服装，用餐也完全是英式的。不过，他却保持着德国式的感受，我经常听到他说，许多对英国来说可能好的东西绝对不适合德国人。对于年轻的英国势利小人所做的冒失评论或者傲慢举止，基尔霍恩和夫人知道如何心平气和而明确地拒绝。他学到的东西，其实只是英国人性情中最令人愉快的方面。后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德、英两国政治上的疏远，并为之痛苦惋惜。除了这些表面情况，基尔霍恩是一个拥有完美无瑕和高贵正派的思想的男子，对于同事们的教授式的高傲，他感到完全陌生。他不会受到嫉妒、猜忌、诡计的影响。的确，经验也教会他小心翼翼并保持克制，但是可以绝对信任他的话。人们并非无权责备基尔霍恩作为学者的某种片面性，在印度地方志、民族学、艺术、宗教和哲学问题等方面，他并不擅长，他的专长是语言。印度本土语法学家夸张的理论和离经叛道，还有不可胜数的困难重重的铭文，最使他全神贯注，这些内容也最适合他那明晰的理智，这些理智来自于数学训练，不能容忍任何模糊。在这方面，基尔霍恩是尚未被超越的、大概还是遥不可及的权威。我提到过，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总令我们这些学生崇拜得五体投地。
我通过基尔霍恩认识的众多熟人里，也有我的邻居拉加德。我们到大学要走同样的路，所以常常一块去；我有时也旁听他的讲座。尽管拉加德的博学令人惊讶，但他却是位暴躁、好挑刺儿的人。一切事情，他所知道的都是更好的，除了自己的想法，他从不承认其他任何意见。他的讲座从来不乏尖刻的评论。今天，拉加德重新流行起来，但是作为政治预言家，他被大大高估了。另外，基尔霍恩向我介绍了语文学家贝希特尔（Bechtel），他当时是哥廷根的无薪讲师，后来在哈勒（Halle）担任正席教授，尤其作为希腊碑文学者而建立了名声。我在贝希特尔那里听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课程，尤其是希腊语法、哥特语（Gotisch）[24]和古意大利方言［奥斯坎语（Oskisch）和翁布里亚语（Umbrisch）］。贝希特尔的知识极其渊博，但他特别容易激动，时常苦恼万分，可能因为他在职业生涯中的确受到了冷落。他永远哀叹不已并恶意评价几乎每一位教授。对此，基尔霍恩，尤其是贝希特尔太太拥有的耐心，常常让我深感佩服。
尽管我在哥廷根勤奋用功而且学习也很紧张，但还是能抽出时间享受当时无拘无束的学生生活。来到此地后不久，我积极参加了后来演变成学生社团[25]的一个联谊会，在这个圈子中我感到很愉快，度过了高兴的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的时光，而且还缔结了持久的友谊。在一个像哥廷根的城市，“野人”（那些没有被吸收进入组织的人）只是半个学生，虽然我是整个学期的“一号人物”（即主席），但是我和其他一些人证明，在这个联谊会里，我们并非被迫“不务正业”。无疑，学术联合制度中还保留着一些已不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它们不可能持久地对抗时代的步伐而只会逐渐自行消失。举例来说，世纪之交，社团中糟糕的强迫饮酒活动已让位于体育运动思想，庞大的战争对于观点的彻底改变也发挥了作用。但后来激烈废除一切联合制度，尽管铲除了过时的东西，却也夺走了年轻人的最有味道的一点浪漫。
1886年夏季，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可以参加博士考试。基尔霍恩给我一篇《式叉论》（Śiksā）的文章学习，这是一篇简短的语音学著作，有助于朗诵《吠陀经》（Veda）[26]，翻译和解释这篇文章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27]我在秘书处登记时，他们对是否接受这个题目有些迟疑，因为“一年前我已被授予同一个专业的博士学位”。这又是与那位和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的不幸的混淆，他的确比我早一年参加了梵文和比较语言的考试。7月29日，在参加了梵文和比较语言这两个专业的口试后，我被授予博士学位。考试中，我领教了主考人贝希特尔的个性。这是他在执教生涯中第一次担任主考人，因此他比平时更为紧张，比他的“牺牲品”更为不安。贝希特尔显然事先拟定了提问清单，现在则心无旁骛，只知毫不留情地提问。他不是首先考核我对比较语言学的普遍任务、方法和最重要规律的熟悉程度——众所周知，自菲克以来一直如此，也是我所盼望的——而是拿出一篇奥斯坎语的文章，想知道所有的语言结构的细节以及它与翁布里亚语[28]的一切差别。虽然我还能正确地回答第一轮问题，但此后大脑就完全不听使唤了，可这并没有使他放弃，而是逐项逐条地把那份问题清单当作火把，照亮我那一无所知的黑暗。基尔霍恩对这种考试极为生气，以至于后来对我说，从此以后他将劝阻自己的学生，不要选择比较语言作为第二专业。我以此为鉴，以后当我不得不担任主考人时，从不逐项准备考试内容，而是尽可能试探性地顺应考生的陈述。当然，这种方法，我只能推荐。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出现了新的问题：“现在呢？”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屡次轻轻地冒出来，但常常被我用“过好每一天”而回避了，此时它却强烈地要求引起关注。我父亲从未试图对我的学业施加影响，现在也没有用任何言辞给我压力，可越是这样，我越感到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感到尽快摆脱他的资助而前进的渴望。基尔霍恩曾经友好地向我提出，我不应该因为他的意愿去继续从事梵文研究，而是要考虑我自己的将来。我回答说，我是因为热爱这门专业和喜欢他的课程而学习的。此后，他稍微暗示我，我也许可以在牛津的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那里当一段时间的助手——他自己在那里待了很多年——然后通过穆勒的推荐去印度的英国部门工作。然而，在当时英国对我们的关系很不友好的情况下，这种希望极为渺茫。
基尔霍恩建议我，无论如何要首先研究一下古印度中部地区的方言，为此必须去基尔的雅各比（Jacobi）（后在波恩）那里。因此，1887年1月我转学到基尔，在雅各比那儿报名，他十分热情地接纳了我。在此，我再次见到了原来的同学索尔夫，此时他已在哈勒的皮希尔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家境非常富裕，他像一个未来也会阔绰且派头十足的有钱人那样生活，但致力于严肃的印度学研究，除他以外，还有理查德·菲克（Richard Fick），他以后因其图书馆总目录方面的研究而成名。我们和雅各比一起在索尔夫豪华的公寓里阅读马哈拉施特拉语[29]（Mahārāstrī）的文章，我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基尔这个正在形成的军港令人感兴趣的地方。眺望着大海，又一次唤醒了我对远方的渴望，我对印度的期待朦胧不清。学期末，我突然听到了一则消息，它像一道闪电击中了这两个地方（远方和印度），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转机。
我给在柏林的朋友瓦斯曼斯多夫写信，谈到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和担忧，他在回信里向我建议，考虑一下外交部的翻译服务工作。在帝国驻外的使领馆代表机构中，常常需要比较年轻的、熟悉当地语言的男性，尤其是在东方，如果在工作中表现合格，他们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晋升，而前途最光明的地方是中国和日本，那儿的翻译工作很重要。这个消息令我激动兴奋。在哥廷根时，我就一直感到中国朝圣者玄奘和义净关于印度的信息以及7世纪佛教带有的神秘魅力。从印度学到中国学，中间有桥梁和道路，也许还会引到意想不到的目标上去。我立刻决定去外交部报名，但得到的消息却不是那么鼓舞人心。开始翻译服务，至少要通过第一次律师资格的国家考试，而其他方面尤其是语言的预备训练并不起作用。这样，我目前的学习成果就用不上了。但我没有被自己吓倒。我的再次询问获得了答复：“公法和私法领域内的知识”是必要的，由此我得出结论，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并非无法逃避的前提条件。我和索尔夫谈到此事，他认为这想法很好，以后的情况表明，他随即就决定采取同样的行动。雅各比也劝说并建议我马上开始学习恩德里希尔（Endlicher）的《汉语语法基础》（Anfangsgründen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30]，但我很快就失望地放弃了这个行动。在汉语学习方面，初学者依靠自修是不会取得成果的，它白白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且并不确切的知识，即使他不像我那样采用1845年出版的供“半瓶醋”使用的教科书；那些不具备欧洲语言知识的中国教师，起初也只能艰难而缓慢地提供帮助；只有拥有专业知识的欧洲人，才能用最简洁和最容易的办法帮助学生超越难度很高的基础阶段的语言学习，获得进一步自学的能力，对此，中国教师并不合适。
1887年夏季学期开始之时，我又去了柏林，随后作为法律系学生注册。我不辞辛劳地听了两个学期的国家法、国际法、商法，甚至参加了刑法练习课，结果是一个汇编起来的听课笔记本，它堪称典范：对成长中的候补文员填鸭式的灌输知识有帮助。这让我确信自己并非当律师的材料。我无法明白，为候补文员考试而学的主要内容对我未来的工作有何用处，为什么要让记忆力承受此种负担，这些记忆力是其他事情所需要的。尽管外交部明显不重视语言预备知识，但我还是马上开始在大学里东亚语言唯一的代表人物、无薪讲师葛禄博（Grube）[31]博士那里学习中文。葛禄博，一个来自彼得堡的德国人，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学者，他在俄国和莱比锡的贾柏莲（Georg v.d. Gabelentz）[32]那里接受过优秀的教育。他引人入胜的方法使我快速了解了这门语言的基本要素，不久后，我，他唯一的学生，在他讲解中国古文时就能跟得上进度了。共同的工作将我们迅速拉近，学期结束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1887年10月27日，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开办，其中也包含了中文部，这时，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为牢固。我在此注册，和葛禄博一块参加了中国北方现代口语课程，它由卡尔·阿伦特（Karl Arendt）[33]——驻北京的德意志帝国公使馆的长期首席翻译——讲授。与严谨并合乎学术研究要求的葛禄博相反，阿伦特纯粹是实践家，完美娴熟地掌握这门口语。不过，他在自己的新岗位上非常不自信，常常出现令人好笑的状况，使得年轻的听众们开些无礼的玩笑。
自然，新组建的学院还不完备，但还是可以说，总的来看，这里的培训，至少汉语培训合乎目的，在语言和国情课程中，尤其因为得到了一名北京人的支持而很有益处。这个学院的建立要追溯到大人物俾斯麦侯爵身上，这么说有点儿沽名钓誉，真实的原因是德国对亚洲，尤其是近东地区和非洲的不断扩大的商业关系，为此，仿效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而建立了这个学院。俾斯麦侯爵的参与仅限于发表不满的评论，因为在波斯国王沙阿（Schah）访问柏林时，找不到懂得新波斯语的人，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大约早已被遗忘。不过，鉴于外交服务和工商业的需要，这个学院的建立是必要的，它的工作领域迅速扩展到所有外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外交部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兴趣，国务秘书赫尔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在开幕式上致辞，赠送了座右铭：无知之人应该学习，有识之士乐于回忆[34]（他有点草率地将这段话归于贺拉兹）。听课者大部分是朝着外交部努力的学生，不过也有商人、传教士、军官和文职官员等。学院，尽管官方称其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35]附属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ät），有一位正式教授担任院长，大学却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副产品：它并非“学术机构”，因此也不属于大学的范畴；大学的行为，就像是人们往一位名声很好的女子的摇篮中放进一个私生子。在新的时期，这个学院成为一所“外国高校”（Auslandshochschule），然后变成“德国外国学研究所”（Deutsches Auslands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外国学学院”（Ausland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但工作性质并没有什么改变。
索尔夫也来到柏林听印度学的课程。那时，他忙于翻译基尔霍恩用英文编写的梵语语法，并在柏林完成了该书。他以后被外交部分配去加尔各答的总领事馆，冯·海金（von Heyking）先生是他的领导。但索尔夫与这位外交部某一派的代表而又很难相处的人，经历过一段的确令人不快的时间后，就离开了这个岗位。因为他看出来，在印度他不可能进一步开拓自己的道路。不过，索尔夫非常简捷地完成了全部律师资格培训、候补文员考试——对他来说，这样做是正确的——然后又重新进入外交部，众所周知，他在部里晋升到最高职位。索尔夫一贯非常善于交际、自由自在、和蔼亲切，特别擅长灵活地处理人际关系，与当教授相比，更适合做外交家。
学习使我没有很多时间去娱乐。中文部的学生，也有我以后的同事佛尔克（Forke）、弗洛伦茨（Florenz）等人，但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和团结。莱比锡的贾柏莲学派的弗洛伦茨，来得晚一点，1888年他去了日本，完全转向日本学。我与以后在学术生涯中唯一会相遇的佛尔克也没有建立联系。相反，我和葛禄博一起度过了很多令人激动的时光。除了其他人，穆勒（F. W. K. Müller）有时也来，他同样是葛禄博的学生，也和他一样在民族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里工作。贾柏莲有时候从莱比锡过来，用他那些好听的萨克森的故事逗我们发笑。他远远超过2米的巨大身材，到处令人仰视，和他一起穿过大街时，可以得到柏林人最大的关注。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888年2月6日，俾斯麦侯爵在议会里谈到要和俄罗斯做个了结，此时，他发表了豪言壮语：“我们德国人，在世界上除了敬畏上帝以外，别无其他”，在俾斯麦步行回家的路上，我们和大量欢欣鼓舞的人群一起，向他欢呼致意。这简直是个多事之秋，年初就开始了各种变故。3月9日，威廉皇帝去世，在柏林大教堂里安放着他的灵床，3月16日遗体隆重下葬时，我也是目击者，亲身经历了令人惊恐的场面，巨大的人流汇集到一处，耐心地等待进入大教堂。接着是弗里德里希皇帝[36]领导的99天阴郁的政府，他于6月15日病逝，威廉二世登基。柏林民众常常满怀激情地关注这一切，情绪激昂。每个人，包括我们都感觉到，随着老皇帝的去世，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人们忧心忡忡。深受广泛阶层喜爱的弗里德里希皇帝的疾病，像梦魇一般压迫着首都的上空。我们可以在自发的集会甚至是在啤酒馆的熟人聚餐时发现，对侯爵[37]不幸的命运倾注的同情是多么深刻。这一切也屡次让我从优先关注自己命运的决定中分心。我很高兴，又能定期地在好客的瓦斯曼斯多夫家里度过周日的下午，在他家里，经过了不平静的一周以后，能够最好地放松和恢复。
如此这般，夏季和冬季就过去了。学习汉语使我非常高兴，不过眼下的问题是将来前途如何，这令我非常忧虑不安。我进入了第13个学期，除了博士文凭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使我具备获得任何职务的候补资格。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参加学院的毕业考试或者硕士考试，但为此还要花3个学期，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我不愿意再次过分地要求我父亲为此又一次作出牺牲，出于此种原因，即使没有刚刚提到过的犹豫，我也决定不再进一步谋求律师生涯。这样一来，只能重新回到梵文中并尝试到国外寻找职业，虽然希望也很渺茫。在这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转机，而且是从我最没有想到的方面。我父亲在市议会工作时认识了一位住在德绍的工业家，他与外交部报告委员会的戈林（Göring）关系比较密切，这位工业家由于反对俾斯麦的商业政策而无足轻重，但以后在卡普里维（Caprivi）[38]政府中作为自由商人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约出于偶然，1888年春天，戈林访问德绍，我通过父亲的介绍而有机会被引荐给他。我向戈林汇报了自己的愿望，不太机灵地提到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听着我的汇报，却只用这个评语回答我：在这件事情上，学术研究的兴趣大概不会起决定作用。事情毫无进展，我返回了柏林，紧接着向外交部递交了新的申请表，询问是否还存在着录用我的可能。令我惊喜的是，不久后瓦斯曼斯多夫告诉我一条消息，我的申请获得批准，1888年7月6日，帝国首相的公函真的送达到我手上，任命我为驻北京的帝国公使馆的翻译候选人，要求我“本月就要起程去中国”，提供的薪水、旅行费用和装备很是慷慨大方。我则必须承诺，“至少要有10年之久致力于翻译服务，否则可能要偿还帝国提供的资金”。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绝对是狂喜，只有在通过中学毕业考试时的心情才能与此刻的狂喜相比。在弗莱堡生根的友谊之树，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至于外交部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点儿出于戈林的说情，我从未能了解到，也没有再见过他，并且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如果他确实为我说过话，那么这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受益于第三方的“关系”。我以后拥有的一切很多很好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建立的，毫无例外。但无论如何，我感到现在开始了生活的新阶段，我年轻时懵懂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可以进入辽阔的世界了。
[1] 指弗莱堡的大学。
[2] 特指与罗马教皇决裂的一支天主教派。
[3] 赫尔曼·爱德华·冯·霍尔斯特（Hermann Eduard von Holst，1841-1904），德国历史学家。
[4] 12～15世纪的标准德语和文献，尤其以宫廷诗歌、抒情诗和史诗为特点。
[5] 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代表和海德堡学派的创始人。
[6] 克莱门茨·冯·梅特尼西（Clemens Fürst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1821年开始任总理，他在重新划分欧洲强国的领土和政治版图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该体制指的是反对自由和民族独立，建立复辟体制，这一体制持续到1848年革命为止。
[7] 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
[8] 德国西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
[9] 约瑟夫·维克托·冯·舍费尔（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1826-1886），德国作家，创作了著名的酒馆歌曲和历史小说，艾克哈特是其故事中的人物。
[10] 帝国大厦所在地。
[11] 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1882-1964），德国历史学家。
[12] 本杰明·比尔泽（Benjamin Bilse，1816-1902），有自己的音乐厅，也是王室音乐总管和乐队指挥，其乐队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前身。
[13] 瓦格纳歌剧中的人物。
[14] 瓦格纳歌剧中的人物。
[15] 汉诺威王室与英国王室有亲属关系。
[16] 保罗·安通·德·拉加德（Paul Anton de Lagarde，1827-1891），德国神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
[17]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也是最现代的希腊古典悲剧作家。
[18] 古希腊神话人物，是古希腊神话中迈锡尼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女儿，俄瑞斯忒斯（Orest）和伊菲革涅亚（Iphigenie）的姐妹，执着于为其父报仇。
[19] 古希腊方言。
[20] 鲁道夫·奥托·弗兰克（Rudolf Otto Franke，1862-1928），印度学学者。
[21] 最后一位印度古典戏剧家，约公元700年。
[22] 今波兰境内。
[23] 印度4～5世纪的著名诗人，创作抒情诗、史诗和戏剧。
[24] 古日耳曼语的一支。
[25] 特指19世纪初建立的德国大学生统一、自由运动的组织，起因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它取代了同乡会形式的学生组织，主导思想是所有德国人的统一和团结。黑-红-黄为该组织的颜色。
[26]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知识的总称。
[27] 博士论文题目为：Die Sarvasaṁmata-Çikshâ mit Commentar，herausgegeben，übersetzt und erklärt. Göttingen 1886. XVI，43，1 S. Dissertation，Univ. Göttingen. Von Otto Franke。
[28] 两种语言都属于印度-日耳曼语系。
[29] 印度古代的一种方言。
[30] Endlicher，Stephan Ladislaus：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Wien 1845.
[31] 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德国汉学家，将汉学从其他东方语言专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曾任柏林民族博物馆东南亚部门领导。
[32] 贾柏莲（Georg v. d. Gabelentz，1840-1893），德国东方语言学家，重点是汉语语法和中国文学，主要著作为《汉语语法》（Chinesische Grammatik）。
[33] 卡尔·阿伦特（Karl Arendt，1838-1902），1865～1887年担任德国驻华公使馆首席翻译。
[34] 拉丁原文是：Indocti discant et ament meminisse periti。
[35] 指柏林大学，现在的洪堡大学。
[36] 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Ⅲ，Friedrich Wilhelm Nikolaus Karl von Preußen，1831-1888），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
[37] 指俾斯麦。
[38] 格奥尔格·列奥·冯·卡普里维（Georg Leo Graf von Caprivi，1831-1899），俾斯麦下台后的帝国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