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创办《德法年鉴》

6.创办《德法年鉴》

《莱茵报》被停刊后,马克思提议并开始筹办一本新的刊物——《德法年鉴》,继续在新闻出版领域与专制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

《莱茵报》事件使马克思意识到,在德国这种专制的环境下不可能从容地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于是,他将目光转移到巴黎,计划在那里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卢格共同出版一份新的杂志。1843年5月中旬,马克思前往德累斯顿,和卢格商量出版杂志的具体计划。然后,马克思前往克罗茨纳赫,打算和燕妮完婚。因为自从威斯特华伦去世后,燕妮和母亲就迁居到了克罗茨纳赫。1843年6月,马克思和燕妮正式完婚。婚后,马克思和燕妮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蜜月之旅,就又回到了克罗茨纳赫的燕妮的母亲家中。在克罗茨纳赫期间,马克思一方面为新出版的刊物做各种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利用《莱茵报》时期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尤其是清除自己所受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

为此,马克思广泛地研读和摘录大量的历史资料,对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兰克等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作了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慎重的考虑,在1843年9月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那么,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去吧,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情,就必定能实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障碍都能排除,虽然我承认障碍很大。但是,不管这个事业能否成功,无论如何,这个月底我将到巴黎,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1]显然,马克思决定在巴黎继续开展他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Kreuznach Notebooks)

1843年7—8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做了大量的读书摘录和读书笔记,最后留下了一个超过250页、由5本笔记构成的手稿——《克罗茨纳赫笔记》。

从内容上来看,该笔记是马克思在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和历史以及关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历史时,所做的摘录。

这一笔记对于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的论者认为,这一笔记是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标志。

这一笔记长期不为世人所知。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MEGA1)对其作了提要性的介绍。1981年,《克罗茨纳赫笔记》被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第4部分第2卷中公开出版。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夫妇从克罗茨纳赫到达巴黎,并在塞纳河左岸找到了一个简易的居所。卢格在8月初先于马克思到达巴黎。1843年10月,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共同创办了德文刊物——《德法年鉴》。这表明马克思希望将德法两国的最进步的作家联合在一起,共同向德国的专制制度开火,将《莱茵报》时期的斗争继续下去。1843年,马克思在关于《德法年鉴》的通信中指出:“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2]可见,从实际出发阐发真理是创办《德法年鉴》的重要目的。在马克思看来,要在实践中取得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就必须将这种批判同政治的批判和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也就是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可见,坚持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根本途径。

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卢格由于生病而没有参与相关的编辑工作,因此,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马克思一个人身上。同时,原本预期从法国同志那里得到的文章都没有送来,因此,马克思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即便如此,在巴黎,马克思所感受到的自由的氛围确实是专制的德国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不知疲倦地承担了绝大部分编辑工作,迫不及待地向德国专制制度开火。在马克思的不懈努力下,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二期的合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文献标志着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然而,《德法年鉴》仅仅出版了这一期合刊,就被迫停刊。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卢格认为,马克思不适合担任编辑和管理行政事务,因为他使得《德法年鉴》出现了糟糕的财务状况。在《德法年鉴》被禁止出售后,卢格还用杂志来代替编辑薪金支付给马克思。当然,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思想立场方面的。由于卢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代表,而马克思正逐渐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实现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因此,从自身的阶级立场出发,卢格反对马克思诉诸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做法。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使得卢格感到害怕。于是,卢格拒绝了之前答应的拿出资金支持《德法年鉴》的义务。这样,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再也无法弥合,最终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对马克思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发现警察当局肆意拆阅别人给他的信件。《德法年鉴》发表的革命性的文章招致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进一步猜忌。于是,普鲁士政府于1844年4月发布一个内阁命令,禁止马克思回国,如若违反,就对其予以逮捕。之后,由于马克思又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些革命文章,普鲁士政府加大了对他的迫害程度,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法国政府将他驱逐出境。1845年初,警官突然到马克思家里,拿出普鲁士政府怂恿基佐发出的驱逐令:卡尔·马克思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对于这一无耻的命令,自由派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于是,法国政府又向马克思表示,只要他不再从事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斗争,就可以不离开巴黎。马克思对此明确表示拒绝,并答复法国政府他将立即启程。于是,马克思一家就不得不离开巴黎,开始了第一次流亡生涯。

1845年2月初,马克思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的夫人和女儿也随后抵达。这时,马克思一家已经一贫如洗。为此,恩格斯对马克思提供了无私的援助。1845年2月,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3]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4]这一方面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深厚情谊,毫无保留地资助他,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恩格斯对形势的准确预测,尤其是对反动派的无耻行径的判断,预言马克思最后只有英国可去。恩格斯还在革命同志和朋友中为马克思筹钱,以帮助他克服困难。在恩格斯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马克思一家暂时不用为面包发愁,而马克思又能投入到火热的革命进程中去。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不仅延续了《莱茵报》时期对德国专制制度的无情批判和彻底斗争,而且已经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8.

[3]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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