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恋恋老狼
文_叶三
一
据说，如果你想寄封信给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只需要在信封上写“湖南卫视”和收信人的名字，就能顺利送达。而如果你从黄花机场出来，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你要去湖南卫视，司机便会一边熟练地转方向盘，一边问你：“来看明星吧？”在长沙，湖南卫视就是这样一个不需要地址的地方。
2016年3月10日傍晚，长沙的小雨时停时歇。阴沉的天空下，广电大厦上的芒果状台标像一只橘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下属楼群：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国际影视会展酒店、国际会展中心、骏豪花园（圣爵菲斯）——明星们入住的地方。这便是占地2823亩的金鹰影视城，湖南卫视的大本营。
广电大厦T2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一些人从下午三点起就打着伞，站在这里。这是500名前来参加今晚《我是歌手》录制的大众评委，他们中的每个都经由数次电话筛选，最终从几万名报名观众中脱颖而出。参加这一档热门节目的录制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人们满脸热情，跃跃欲试，衣着隆重的姑娘不时从手提袋里掏出粉盒，对着小镜子补妆。
T2内部的演播厅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不见天光，气息复杂；大型演出器材的钢铁味儿，红色座椅的皮革味儿，舞台冷焰火残留的味道和扫也扫不尽的槟榔渣的味道，年复一年地混在一起。现在，灯光暗了下去，为时一天半的轮流试演正式结束，最后一名排练的歌手退到了后台。工作人员熟练地拉起隔离带，等待观众入场。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之一，这一周，赛事正进行到第四季的中期。
封闭的后台里，没人知道老狼此时在想什么。依照赛制，作为补位歌手，他将最后一个出场。今年老狼48岁。这一天的早上六点他起床跑步——他希望自己在台上看起来精神一些。在酒店附近的人工湖边，他用手机拍下了落下的雪珠。
2015年12月6日，老狼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专场演唱会，《我是歌手》的总导演洪涛特地跑到北京来看。演出后第二天，洪涛和宋柯约老狼吃饭，邀请他加入。洪涛对老狼说：“我们的硬件是国内目前这种节目中最好的，我们肯定会对歌手非常负责任。”老狼有点感动。回家，他看了看节目，觉得自己还是不太习惯。他告诉洪涛“算了”。
春节后，宋柯又给老狼打电话：“你来补位吧，反正没几场。”好友高晓松也打来电话劝他。老狼说：“再不答应，就好像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对于观众来说，《我是歌手》的录制就是一场小型演唱会。不同的是入门安检严格，手机和照相机都必须寄存。开场前，现场执行导演和总导演洪涛轮番上台暖场，带领观众排练鼓掌、欢呼和互动，将观众已经十分高涨的情绪煽得更加高涨——如同冷兵器时代的战前动员。不足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演播厅中，五百名观众半围住圆形的舞台，六台摄像机直接面对观众席，等待拍摄他们的表情。而对于歌手，除了舞台上和后台内无数的摄像机、摄像头，每人还有两名跟拍导演贴身跟随。所有捕捉到的素材都将被剪辑进节目中，在一周后播出。
欢呼和掌声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的照明灯灭了亮，亮了灭，歌手们逐一登台。“女神！”“男神！”“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几乎从一开始，观众便毫无障碍地进入了集体狂欢。赶上快节奏的歌，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跟随节奏，热气腾腾地挥舞双手——无论是温度还是气氛，演播厅都非常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健身房。
老狼演唱的时候，挂在舞台两侧的电视蓝屏上一句一句地打出歌词。他选择的曲目是朴树的《旅途》。
十点钟，投完票的大众评审走出演播厅。雨已经停了，人们将热量和兴奋带入夜色，缓缓四散。演唱完毕的歌手则留在后台，接受采访和拍摄，等待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
凌晨两点钟，洪涛宣布，老狼在七名歌手中排名第六。
对于这个结果，老狼先是略感失望，之后表示信服。“我觉得好像还行，但是看了回放之后，觉得不够细腻。舞台实际上放大了很多细节，这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因为我们一直演音乐节这种专场。而且那种气氛，实际上最后呈现不是靠电视，而是靠当时的气场。”
老狼将歌手互投的第一名给了张信哲：“小时候唱过《爱如潮水》。”经历过人生中第一场真人秀，他的感受是“我尽量配合，我们自己玩高兴就行”。关于《旅途》，老狼说，爱的人就能死，不爱的人永远听不下去。“我还是希望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去做这件事，我对《旅途》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感情的。”
从影视城到湘江中路的“老长沙”小龙虾馆，开车差不多四十分钟。正式录制节目的前一天，老狼和他的乐队朋友们在这里吃晚饭。“老狼？你是老狼吗？”端着笼屉的服务员小姑娘惊喜地问。老狼看着一大摞猪油拌饭，犹豫了一会儿，伸手拿过一碗。饭桌上他回忆了这辈子唯一一次代言经历——“狼神”皮衣。据说在广告片中，他将一件皮衣轻轻盖在“同桌的她”身上。哄笑声中，包间外的音乐换成了《同桌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年轻的嗓音在模糊地问。唱完一首，音乐又换回了时下的流行歌曲。“别人是唱歌，”《同桌的你》词曲作者高晓松曾这样说过，“老狼是歌唱。”
二
1963年出生的黄小茂记得他的30岁生日，是在北京华威公寓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当时他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和制作人，过生日的那天，他正在和同事们筹备《校园民谣I》。
“大地唱片”成立于1990年，公司名字来自Beyond的歌《大地》，香港音乐人刘卓辉是词作者，也是“大地唱片”的创办人之一。两年后，“大地唱片”进驻北京，成为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的唱片公司。公司出品的第一张唱片是艾敬的《我的1997》，黄小茂将它定位为“城市民谣”。民谣系列是“大地”的计划，城市民谣之后是校园民谣。
那是一段乌托邦般开心的日子。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大地”向全国征集歌曲，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包一大包的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歌曲小样堆积如山，同事们分头试听，遇到一首出色的，便冲出办公室兴奋地大叫。下了班谁也不愿意回家，都聚在办公室抱着吉他唱歌，田震、那英、景岗山这些歌手干脆就住在公司里。
在堆积如山的小样中，黄小茂发现了《同桌的你》等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校园歌曲，也发现了高晓松、郁冬、金立、沈庆和老狼。
“老狼的声音吸引了我，”黄小茂说，“他的音色温暖，打动人心，比很多职业歌手更有魅力。”他最终决定不用职业歌手，而由校园歌手来演唱录制《校园民谣I》，“只要他们自己能唱，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唱，虽然不完美，但就是他们的表达打动了我”。
正式录音之前，“大地唱片”组织了一场试唱。很多人记得那个秋日，在北京礼士路广电部的大楼门口，一大帮年轻人挽着裤腿坐在站岗的士兵旁边。
那是1993年，老狼已经大学毕业两年。
大学期间，老狼和高晓松组了个名为“青铜器”的重金属乐队。乐队的贝斯手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一次排练完，老狼骑车陪贝斯手去经贸大玩，电贝斯很沉，老狼替他背着。到了校门口，贝斯手说把琴给我吧，“进学校的时候他背着琴，倍儿引人注目。给我气得，我说这小子”。那是个抱着琴就能约到姑娘的好年代。
大学毕业后，老狼当了两年工程师，负责制造电子控制部件。工作每天都在重复，他不喜欢。1993年秋天在广电部的录音棚录完试唱，老狼辞了职，去甘南草原玩了一个月。年底，《校园民谣I》正式录制发行，老狼唱了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流浪歌手的情人》。
录完歌，老狼与大他5岁的黄小茂混成了好朋友。他跟黄小茂说：“我想来你这儿工作，当个企划什么的。”黄小茂问他：“你想没想过当歌手？”——“可以吗？好吧。”于是老狼成了“大地唱片”的签约歌手。签了之后基本上没演出，老狼知道《同桌的你》红，但不知道到底有多红。20多岁，正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节，几个文艺男青年整天混在一起，想的是怎么约姑娘——串大学，晃地铁站，找大草坪弹琴唱歌，盼着被女歌迷认出来。
1994年，CCTV的大学生毕业晚会在保利剧院录制，老狼穿白衬衫、牛仔裤，坐在一堆大学生中间对口型唱了《同桌的你》。那场晚会彻底红了两个人，一个是演《幸福鞋垫》的何炅，另一个便是老狼。第二年，由江苏电台、南京电台发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的“光荣与梦想”演唱会是老狼第一场真正的演出。那场演出汇集了那英、毛宁、杨钰莹、林依轮、黄格选、陈明、陈琳、潘劲东等一共二十多名当时最具实力的歌手，演出之前，老狼紧张得在厕所猛吐，“完全和电影里演的一样”。
老狼红了，《校园民谣I》也在热卖，但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发行唱片挣不到钱。“大地唱片”勉强支撑到1994年，最终被迫转卖。1995年，老狼到了黄小茂创立的“风行唱片”。当初有五六十首校园民谣以每首几千块的价钱签给了“大地”，黄小茂跑回“大地”，买了一批回来。
“一切都来自偶然，”老狼形容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是小茂把那些好歌挑出来，让我唱。那个时候高晓松也说，他的歌除了老狼唱，谁都不让唱——特牛逼。”
“老狼在我心目中很奇怪，”黄小茂说，“他不是一个创作型歌手。歌手有两类，一种是创作型的，也就是现在的唱作人；另一类是职业歌手，技术很完美，自己不写歌。老狼跟别人不同的是，几乎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唱的歌都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黄小茂看来，在流行音乐中，校园民谣这批歌手是真正开始表达的一拨人。“跟老一辈不一样，这批人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年代，是比较幸福的，天真烂漫，开始有一点小资。那个年代充满了这种气氛，单纯，有情怀。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的音乐，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处在真实的浪漫的青春记忆中，他们之前的青春记忆都是苦逼歌。”
直到今天，黄小茂和老狼仍然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唱《同桌的你》，老狼穿件白衬衫，在台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是个羞涩的大男孩。”黄小茂将那时的老狼形容为“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读《在路上》，开口就是远方”——“现在长成二皮脸，可没大没小了。人年轻的时候有朋友不新鲜，时间一久，来往的朋友并不多。”
在老狼的朋友中，黄小茂是唯一没有劝他上《我是歌手》的。“我让他问问自己，假如你表现不够理想，别人说三道四，你难不难过？你不难过那就无所谓。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个节目就不适合你。”
黄小茂还说，老狼唱第一首歌就红了，第一首歌就决定了一生要做的事儿，这样的歌手很少很少。“顺了这么多年，也确实需要经历一下——我相信大家还是喜欢他的。”黄小茂已经很多年不看电视了，听说老狼最后去了《我是歌手》，他决定看一看。
三
1993年北京音乐台FM97.4成立，在工体举办“新人新曲新风气”演唱会，作家杨葵被邀请去做总撰稿。在歌手资料中，他看到了老狼的照片：“彩色照片，那会儿还满脸青春痘呢！”见到本人聊了几句，杨葵觉得老狼“随和也活跃，像是个能相处的人”。
杨葵属于老狼的“作家朋友”。朋友带朋友，圈子越滚越大。结识杨葵不久，黄小茂去了香港任凤凰卫视音乐总监，“风行”成了无主之城。老狼过上了演出走穴、和各种朋友混日子的生活。老狼将走穴称为“唱卡拉OK”，一个月卡拉OK一两次，收入不低。
杨葵历数过他们先后沉迷的各项庸俗活动：打牌；打台球；聊天，聚众批判流行文化；喝酒……每一项都能玩得醉生梦死。圈里的张弛和艾丹有名的能喝，“他们两个人喝酒就专挑老狼，因为我们一般敢于说不。老狼脾气好，每次都醉得一塌糊涂。所以一说张弛招酒局呢，老狼就特别害怕，但是呢，他特别仗义，到时候肯定去”。
——有一些清晨，老狼从宿醉或一夜狂欢中走到大街上，看到阳光耀眼，兢兢业业的“班儿逼”正排着队等公共汽车。
作家张弛2000年出版的《北京病人》记述了那段肆无忌惮的生活。“那会儿闹得简直是昏天黑地。”杨葵说，“我们这几个都还算是少年得志，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基本上算是当时社会上的阔人，早早地把名利这一关给过了。”
《恋恋风尘》之后，老狼好几年没有动过出个人专辑的念头。“可能一有钱特别容易养成惰性，人就不够敏锐了。”在老狼的朋友圈中，他觉得大学同学石康是个认真的人。“我们俩当时都是文学爱好者，我没想过将来会出版，他就想将来是不是要得诺贝尔啊。他真的会有一个远大理想，然后就一步一步地按着那个去了，这挺了不起的。而且按照他设计的去做，他甚至就获得了一部分成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获得的都太容易了。我是因为唱了一首歌，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他可能一直在付出很多东西。”
后来石康特别认真地告诉老狼，他想写数学史。
老狼走穴，曾跟“超载”一起到大庆。“超载”开场，然后是刘晓庆。高旗演完了，跟老狼在后台聊天，突然一个小歌迷痛哭流涕冲进来：“高旗我们热爱你！”老狼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歌迷。人家买一张100块钱的票，只看看高旗就走了，其他什么刘晓庆，什么老狼，在他眼中什么都不是。”又一次，老狼与解晓东同台，解晓东在台上又唱又跳那首1995年春晚的成名曲《今儿个真高兴》，下了台，老狼问他：“你怎么还唱这歌？”解晓东说：“你看这些人花钱来看你，他们其实就奔着这首歌，你让他们高兴了，你也不损失什么。”“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在唱那些歌的时候就会去想，别人想获得的东西、想表现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
2002年的一天，老狼看朋友在怒江地带拍摄的纪录片。屏幕上的帐篷里，一道天光射下来，地下生着火，村子里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就好像是生命中某一个时刻，特灿烂又留不住。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有一种自毁情结，比如我有特心爱的东西，我老爱放在一个特边缘的地儿，我也不是成心要毁，它就是突然有一天就那么破碎了。”他将这些情绪写成一篇文字，用作第二张个人专辑《晴朗》的文案。
“我记得些碎片，”老狼这样写，他把朋友们的名字列在下面，每个名字后面跟了一句话，“88号有人在放我们最喜欢的唱片。”“我们在路上，以眩晕的速度穿越风景奇美的异地，狂欢狂喜，有时悲恸有时唱。”唱片出版后分发给朋友们，老狼把唱片打开，圈出每个人的名字送给他。杨葵说：“那一刻我觉得挺感人的。”
那个时候，老狼的女朋友已经从美国留学回来。与昔日胡闹的朋友们步调一致，老狼也买了房子，收敛身心，逐渐脱离疯狂的生活。那一年他34岁。
《晴朗》是制作人宋柯入职华纳后督促老狼录制的。杨葵喜欢“晴朗”这个名字。“老狼很像晴朗这个词，我觉得他是阳光的。他很少有负面的东西，即便是特别狼狈的时候。”后来，一有人请杨葵帮忙起书名，他就说，起就起“晴朗”这样的，不要挑那些怪词。“这是个普通的词，但是你一听见，就觉得虽然平淡，但是特别豁亮。”
四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27俱乐部”成了文艺青年的圣杯。仿佛一旦死于27岁便可自动栖身于这些大师之侧：布莱恩·琼斯、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贾普林、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1995年，老狼27岁。那一年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接到春晚邀请的时候，老狼挺开心的。别人知道了这消息纷纷告诫他，最后谢幕的时候一定要拼命往前挤，“那镜头就那么大，你在那上面多露一秒，多露一个小脸都有用”。那年春晚的总导演赵安将老狼、林依轮、谢东等人打了个包，命名为“95新生代”。老狼在春晚舞台上的扮相是白衬衫、黑蓝色裤子，衬衫扎在裤子里。播出时，其他人都是假唱，只有“95新生代”真唱，“唱伴奏带，唱得完全是荒腔走板，丢人现眼”。
“那是哥们儿一辈子的噩梦，”老狼说，“所以27岁没死成不了大师，这辈子也就歇菜了。”
三年后，27岁的万晓利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挣钱养家。那时他和老狼没有交集。
2006年，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老狼正式认识了万晓利。两人在酒吧里聊了一会儿，万晓利说：“好久没见，我正好录了一个新的东西，你有空听听吗？”两人约了个时间再见面。
那个时候，老狼正在录制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北京的冬天》。万晓利找到他的录音棚，给了他一张CD。老狼将CD带回家，没在意，因为在他印象中，万晓利还是个在酒吧里唱口水歌的歌手。
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老狼无聊之中将万晓利的CD翻了出来，“一听就傻了，循环着听了好几遍，一直听到天亮，特别激动，他的作品太牛了”。那张CD是万晓利自己在家录制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第二天还没起床，万晓利接到了老狼的电话。万晓利说：“当时我是躺着接的。”听见老狼在电话里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连着听了三遍”，万晓利在床上坐了起来。他这张专辑已经做出来好几年了，“一直是窝着，不知道怎么办，天天待着发愁”。老狼说，我帮你往外送一送。
在老狼的引荐下，万晓利见到了独立厂牌“十三月”的卢中强。在办公室放完听完，卢中强当场拍板。专辑发行的时候，万晓利特别希望老狼来唱专辑里的和声，老狼同意了。“狼哥很认真。”万晓利说，“我把分轨都拷给他了，他还要求写谱子。”
2010年，万晓利的第三张专辑《北方的北方》面世。老狼去万晓利家，万晓利说好，你在这儿吃饭吧。“我以为要给我做什么东西，结果炒一白菜，两人就着馒头就给吃了。”老狼感觉，那会儿万晓利的精神状态就在抑郁症的边缘。“那时候他女儿跟老婆睡在一个屋，他在另外一个屋，很小，他自己支了一个话筒，就那么录音。他的音乐里那些最细微的东西都是这样来的。”
后来万晓利说，狼哥，我要给你做一张新唱片。“说实在的我想做东西，”老狼说，“但我觉得他那一路太偏了，太自我了，虽然确实很棒。他是属于坠入自己音乐的那种人，他被他自己的东西控制了。”
万晓利给圈里够得着的朋友打电话，一人拿一首，攒了一些歌，交给老狼。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狼哥人这么好，大家就得做点什么。”拿到那些东西，老狼傻眼了，“太千奇百怪了，像这些人，个儿顶个儿的怪。完全无从下手”。万晓利自己听完那些歌，也突然一下找不到感觉了。老狼跟万晓利说：“要不然咱们再搁搁？”
后来老狼说，那时候做这件事，有点太功利了，像个挑大旗的。
2015年年底，万晓利搬离北京去了杭州，他戒了烟酒，开始录制自己的新专辑。谈起老狼，他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事理的人，并且很自然。在民谣界，这么多年，他起了一个特别宝贵的润滑作用。这个是尤其珍贵的，令我肃然起敬。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音乐包起来的。我一点不觉得他不写歌有什么大不了。”
以前，万晓利碰到老狼的时候很喜欢问他，狼哥你现在演出还得唱《同桌的你》吧？老狼往往笑而不语。但内心他确实有点羞愧。“好在，”老狼说，“我睡一觉就忘了。”
五
几年前，网上出现一条明星新闻，标题是“老狼携妻聚会露穷，黄觉李晨豪车摆阔”。老狼气坏了。
住在丽都的黄觉是老狼的朋友，老狼去找他吃饭，黄觉把邻居李晨也带上了。“结果狗仔偷拍，写道，李晨黄觉开着各自的新车，只有老狼开着一辆破旧的奥迪走了……现在人怎么都这样了？明星就必须看你带多少跟班？开什么车？这都什么人，太让人接受不了。”
开微博的时候，高晓松曾说：“完了，全民狗仔的年代来了。”老狼觉得有些时候高晓松特别聪明。“娱乐时代还是有点可怕。”老狼说。他的微博风格固定而鲜明：全是转载，没有原创。他说：“跟公众分享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不太适应，毕竟面对的是网友。”他点怀念过去的年代，“那时候别人对我的想象只能通过我的歌，他们在头脑里会有一个完美的形象，而不是像现在，恨不得想知道你穿什么内裤。”
老狼在2004年结了婚，今年，他的儿子3岁。熟悉他的朋友都觉得有了孩子之后，老狼的变化很大：以前爱玩，现在不爱出门。“我好像都没特别仔细认真想过一些决定，”他说，“但是我觉得还挺有福的。”老狼说他的家庭生活很平常，很满足，“有孩子每天你就看他在那儿乐，其实挺高兴的”。
小时候，老狼的梦想真的是歌星。刚上大学时，老狼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送给他一张自己画的明信片，他一个人站在台上，下面一堆观众。“其实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目标，就那么随波逐流地过来了。”
几年前，老狼受万晓利等人的影响，慢慢开始玩起乐队，他觉得比以前的“卡拉OK”好，“站在台上有人陪着，没那么尴尬了”。现在老狼没有签任何公司，单干。“反正就这么着吧，差不多可能慢慢地就过气了。”他很少感到落差。只是偶尔，记者发布会，“跑到新闻背板前，一堆人拿着话筒问，问一两个问题就问不出什么来了，灰溜溜的。那就这么着吧”。
老狼的朋友、作家赵赵指出：“老狼是赶上好时候了——如果他现在出道做艺人，一定红不了。”赵赵还说，这些年老狼一直在唱纯真的少年的歌，“他的审美一直停留在那里。”叶蓓则说：“这是个游戏，但要把自己放进去，如果唱歌不在歌里，如果不动情，就没意义了。”
2016年3月18日，《我是歌手》第四季老狼参与的第一期播出后，关于老狼的新闻和报道陡然爆发。“哥们儿又红了！”他会调侃自己，也会惶恐，“这么长时间没出新歌，靠一个真人秀红了，是不是太功利？”看到四面包抄来的示好，老狼说：“这说明我是个好演员。”在他看来，小河、万晓利、马木尔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歌手。
五年前，音乐人小河开启了“音乐肖像”项目，他为12个陌生人写了12首歌曲，完成了词曲创作的初稿及录音。去年小河将这个项目重新启动，邀请12位音乐人对12幅音乐肖像重新编曲制作，其中包括老狼。2016年1月15日晚上，“音乐肖像”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东区故事汇报演出，那天老狼唱了两首歌：《管艺》和《麦克》。
“管艺和我一样是60后，”老狼说，“尽管他还有追逐艺术的梦想，但现在也是个有啤酒肚的中年人了。这首歌唱的就是他的心态变迁。”在谈话中，老狼最喜欢说的话是“啊，真的？”——问号不发音，这甚至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种温和的陈述，虽然他好像什么都没说，也没什么要说的。“创作是痛苦的。”老狼说。那些独特的、了不起的艺术家，坚持自己的人，他仍然崇拜；但是如果做个选择，每天都很痛苦但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老狼说：“我现在做不出来，如果没孩子可能会。投入其实是一个特享受的过程。虽然可能对别人来说是折磨。”
从台下远远望去，老狼似乎与二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牛仔裤是深色的，登山靴是深色的，头发仍然盖住眼睛。当他唱“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台下的小姑娘仍然会尖叫。等他走近来，才会发觉，他的头发已经不再漆黑，眼睛深处有一点疲劳。他好脾气地笑着，像一张很干净的纸被揉皱了又展平。
“老狼的年代是关于青春的，”黄小茂说，“很多人不说，但提起的时候还是会感动。没有完成的浪漫和回忆，这个题材每代人都能接受，但再写出这样的歌，再出这样的歌手，不可能了。”
那天演出结束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雪。当人们逐渐远去，飘着雪的街景很像老狼想象中《北京的冬天》的封面。在三张个人专辑中，这是老狼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他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北京下着雨夹雪，他被堵在一辆出租车里，电台中传来了这首郁冬词曲演唱的《北京的冬天》。老狼坐在后座默默地想，他喜欢北京的冬天。听着这首歌，他第一次有了做一张新专辑的想法。在车流里，天已经快黑透了。那一刻，一言不发的司机伸出手去，把声音调大了一点。
四平艺人
文_谢丁
一
冬天是结婚的季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了家，地里也没了农活，炕头正热，适合办喜事。屯子里有人办喜事，自然就得搭个大棚。棚外是茫茫白雪，棚内得有热闹可瞧，有人说，有人唱。每年的这个时候，胡耀纯就成了红人。他擅长搞笑，还能唱几段小帽，会几手绝活。除了新娘子，他可能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
胡耀纯以此为生。在吉林四平的农村里，像他这样的二人转演员已不多。来回就那么几个。其他演员都在城里的剧场，很少有人愿意在大冷天跑到乡下去。但“纯哥”——朋友们都这么叫他，隔三岔五就往农村跑。跑一次大约500元，如果路远，还能再加点油钱。
像大多数二人转演员一样，胡耀纯的搭档是他老婆王丽华。他扮丑，负责搞笑和绝活。老婆扮俊，会弹琴，也唱点流行歌。夫妻俩在2011年开始唱二人转。那年他虚岁35，认为自己必须转行，多赚点钱养家糊口。此前多年，两口子一直是二人转剧场的乐队伴奏。“拿到手的钱，只有演员的一半。”他后来说，“而且，乐队的地位也不高。”
决定转行之后，胡耀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发型，中分。左边是短发，右边留长耷拉下来，看起来像不平衡的郭富城。他长得颇有喜感，个子小，眼睛也小。丑角的扮相有讲究，得让人看了想笑。半年后他又换了个发型，把中间一溜剃光，两边头发留长。他说，这头型得随时变，否则观众没新鲜感。平常日子里，他就老戴个棒球帽。但出去逛街，仍有人能认出他，大老远就喊：“唱二人转那小子来了！”
在四平，爱看二人转的观众都认识胡耀纯。以前干乐队时，大家叫他“弦哥”——他是拉二胡的。他人缘好，为人仗义。钱赚得不多，但请客喝酒不含糊。无论哪里来的朋友，到了四平他都接待得好好的，临走送到火车站。因此，当人们听说“弦哥”要改行唱二人转了，一个传一个，都想方设法替他介绍演出机会。其他演员收500元一场，他收300。
胡耀纯的第一场演出，是2011年“五一”劳动节。夏天是转行的好季节，无论商店开业，还是打折促销，都要在街头搭个舞台，求个热闹。起初，胡耀纯说得少唱得多。但城里的观众就喜欢搞笑的“说口”，他那时怯场，不敢说太多，就多整点绝活。他会变点小魔术，手绢底下藏朵花。拿酒瓶子砸脑袋——这可需要点技巧。或者，老婆手握电钻，钻他肚皮。如今他的肚子上还有一块疤。“演员光靠说唱是不行的。”他说，“有时候需要搞气氛，必须得整点刺激的，底下才会鼓掌。”
慢慢有了经验，胡耀纯也学会了多说话少干活，只要把台下逗笑就行。但到了冬天，在农村参加婚席的人，不吃这一套。他们认为你光说话就是净扯淡。胡耀纯又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底下年轻人多，就说笑话；老年人多，就再整点乐器，唱几段小帽。他嗓子不是特别好，但乐感不错，虽不能像小沈阳那样唱得贼高，但二人转的韵味十足。
一年多过去。胡耀纯不记得下了多少次乡，参加了多少次婚礼。到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规矩。不接白事（丧礼），只接沾喜气的演出。他也不想找个固定的剧场靠着，觉得目前这样更自由。朋友们经常给他电话，引荐他去某个城市某个场子演几个月，他以家有老小为由，推辞不去。最远的一次，他也只是开车去了鞍钢，那次他一共拿到1000元。
2012年下半年，胡耀纯终于积攒到一笔钱，开始琢磨着买房。他嫌新开的楼盘质量不好，格局也差，最后在四平铁东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三十万一次付清，房子85平方米，三室一厅。他给父母留了一间屋。2013年1月，他决定找个大卡车回一趟老家，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顺便带回乡下那台旧冰箱、旧洗衣机，还有一套旧沙发。
临回家的前一天，胡耀纯一夜没睡好。他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地上到处是金子，他整夜都忙活着捡金子了。
二
在胡耀纯的老家，四平市梨树县东河镇，有点天赋的人都去唱二人转了。梨树是东北的“二人转之乡”，人们爱看，也爱演。多年来，在梨树唱戏的传统就是到处游走，谁家出钱就给谁演。一路走下来，老艺人就能收一路徒弟。小孩最经不住唱戏的诱惑。
胡耀纯13岁那年开始学拉二胡。他天生条件不好，唱不了戏。那时赵本山还未把二人转带向全民狂欢，真正在农村唱戏的，还是得有一把好嗓子。他父亲也是拉二胡的，常向他念叨“文革”时，种地种累了，宣传队喇叭一响，大伙就开唱。胡耀纯1979年出生，没赶上“文革”，但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二人转的好时光。
起初，胡耀纯跟着父亲学二胡。他本来学习成绩也不错，但自从学了二胡，就像着了魔。一年后，父亲专门给他找了个师傅，二胡拉得极好。上初一时，家里一商量，决定让他退学，以后就走这条路了。他有个大他七岁的姐姐，那时已结婚。家里这点二人转传统就到了他身上。父亲把他送到梨树县文工团，没多久，他开始跟着文工团下乡演出。那年他16岁。
1994年，梨树县各个乡镇的二人转演出，还保留了老传统。演员以“唱”为主，唱的都是《西厢》《水漫蓝桥》等老戏。有时，县里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也会让文工团下乡去表演一些新戏。但老百姓还是喜欢听老段子。文工团一下乡，就是四五十人，分成好几队人马。到了村里，没地方住，胡耀纯就跟着其他人一起住学校。他们就睡在课桌上，没枕头，也没被子。一个夏天他们能跑七八十场。
对胡耀纯来说，那是宝贵的一年实战经验。乐队那时还没有电子琴和板胡，只有扬琴、唢呐和二胡。但乐理一通百通，他很快就学会了其他乐器。看人家唱得那么好，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只能待乐队了，挣得虽然比演员少，但也能挣钱。很快，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一年后，梨树县的陈树新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去她的团里帮忙。陈树新在吉林颇有名气，是前辈级的二人转演员。她听说胡耀纯会识谱，那年头乐队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她开出的条件是不交钱，也不挣钱，包吃包住，偶尔下乡演出时还有补助费5块钱。胡耀纯认为那是个不错的机会。如果能把乐队这门手艺学精，也许以后可以进入某个体制内歌舞团，吃吃国饷。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但到最后，他也没看见吃国饷的希望。他甚至认为二人转也没有未来。那时他20岁，亲戚介绍了一个姑娘，他们很快就订婚了。然后他离开梨树县县城，回到东河镇老家，准备做点其他营生。
那姑娘是个民办老师，不喜欢看二人转，家里和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也嫌胡耀纯个子太矮，性格太闷。两个人都不爱说话。谈恋爱时，走路各走一边。但实话说，胡耀纯家里条件还不错。他家在东河镇上有个门脸，卖棺材和花圈。他父亲也是个阴阳先生。因这层关系，当胡耀纯回家后，他开始跟着父亲接一些“白活”——替丧事吹唢呐。一场50块钱，比在县城里给二人转伴奏强多了。没多久，他们在老家结了婚。
农村天天死人，接不完的白活。胡耀纯又是个多面手，什么乐器都能摆弄。当电子琴开始流行后，他干脆让老婆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现学电子琴。那时候老师这职业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一个月才100多块钱，相当于他接三个白活。在钱面前，老婆没有理由不学，尽管她并不喜欢。她那时刚怀上孩子，有时半夜一点还要起床练琴，白天仍得跟胡耀纯下乡。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钱也挣得不少了。胡耀纯开始琢磨：“成天在家这么整，跟死人打交道，真是没什么发展。”
2002年左右，陈树新再次给他打电话。她在梨树县创办了一所二人转学校，请他过去当老师，教乐器。那听起来是个正当靠谱的职业。胡耀纯把孩子留在家里，带着老婆一起去了“树新戏曲学校”。他教二胡，老婆教电子琴，月薪600元。
但他这次终于选对了时机。2003年，赵本山提出了“绿色二人转”概念，在沈阳创建了“刘老根大舞台”。好像忽然来了一阵风，二人转就火了。农村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都跑到二人转学校。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上大舞台，能拍电视剧，能挣大钱。“树新戏曲学校”那时是一栋五层大楼，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学校有一百多个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