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恋恋老狼
文_叶三
一
据说，如果你想寄封信给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只需要在信封上写“湖南卫视”和收信人的名字，就能顺利送达。而如果你从黄花机场出来，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你要去湖南卫视，司机便会一边熟练地转方向盘，一边问你：“来看明星吧？”在长沙，湖南卫视就是这样一个不需要地址的地方。
2016年3月10日傍晚，长沙的小雨时停时歇。阴沉的天空下，广电大厦上的芒果状台标像一只橘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下属楼群：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国际影视会展酒店、国际会展中心、骏豪花园（圣爵菲斯）——明星们入住的地方。这便是占地2823亩的金鹰影视城，湖南卫视的大本营。
广电大厦T2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一些人从下午三点起就打着伞，站在这里。这是500名前来参加今晚《我是歌手》录制的大众评委，他们中的每个都经由数次电话筛选，最终从几万名报名观众中脱颖而出。参加这一档热门节目的录制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人们满脸热情，跃跃欲试，衣着隆重的姑娘不时从手提袋里掏出粉盒，对着小镜子补妆。
T2内部的演播厅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不见天光，气息复杂；大型演出器材的钢铁味儿，红色座椅的皮革味儿，舞台冷焰火残留的味道和扫也扫不尽的槟榔渣的味道，年复一年地混在一起。现在，灯光暗了下去，为时一天半的轮流试演正式结束，最后一名排练的歌手退到了后台。工作人员熟练地拉起隔离带，等待观众入场。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
《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之一，这一周，赛事正进行到第四季的中期。
封闭的后台里，没人知道老狼此时在想什么。依照赛制，作为补位歌手，他将最后一个出场。今年老狼48岁。这一天的早上六点他起床跑步——他希望自己在台上看起来精神一些。在酒店附近的人工湖边，他用手机拍下了落下的雪珠。
2015年12月6日，老狼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专场演唱会，《我是歌手》的总导演洪涛特地跑到北京来看。演出后第二天，洪涛和宋柯约老狼吃饭，邀请他加入。洪涛对老狼说：“我们的硬件是国内目前这种节目中最好的，我们肯定会对歌手非常负责任。”老狼有点感动。回家，他看了看节目，觉得自己还是不太习惯。他告诉洪涛“算了”。
春节后，宋柯又给老狼打电话：“你来补位吧，反正没几场。”好友高晓松也打来电话劝他。老狼说：“再不答应，就好像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对于观众来说，《我是歌手》的录制就是一场小型演唱会。不同的是入门安检严格，手机和照相机都必须寄存。开场前，现场执行导演和总导演洪涛轮番上台暖场，带领观众排练鼓掌、欢呼和互动，将观众已经十分高涨的情绪煽得更加高涨——如同冷兵器时代的战前动员。不足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演播厅中，五百名观众半围住圆形的舞台，六台摄像机直接面对观众席，等待拍摄他们的表情。而对于歌手，除了舞台上和后台内无数的摄像机、摄像头，每人还有两名跟拍导演贴身跟随。所有捕捉到的素材都将被剪辑进节目中，在一周后播出。
欢呼和掌声此起彼伏，五光十色的照明灯灭了亮，亮了灭，歌手们逐一登台。“女神！”“男神！”“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几乎从一开始，观众便毫无障碍地进入了集体狂欢。赶上快节奏的歌，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跟随节奏，热气腾腾地挥舞双手——无论是温度还是气氛，演播厅都非常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健身房。
老狼演唱的时候，挂在舞台两侧的电视蓝屏上一句一句地打出歌词。他选择的曲目是朴树的《旅途》。
十点钟，投完票的大众评审走出演播厅。雨已经停了，人们将热量和兴奋带入夜色，缓缓四散。演唱完毕的歌手则留在后台，接受采访和拍摄，等待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
凌晨两点钟，洪涛宣布，老狼在七名歌手中排名第六。
对于这个结果，老狼先是略感失望，之后表示信服。“我觉得好像还行，但是看了回放之后，觉得不够细腻。舞台实际上放大了很多细节，这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因为我们一直演音乐节这种专场。而且那种气氛，实际上最后呈现不是靠电视，而是靠当时的气场。”
老狼将歌手互投的第一名给了张信哲：“小时候唱过《爱如潮水》。”经历过人生中第一场真人秀，他的感受是“我尽量配合，我们自己玩高兴就行”。关于《旅途》，老狼说，爱的人就能死，不爱的人永远听不下去。“我还是希望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去做这件事，我对《旅途》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感情的。”
从影视城到湘江中路的“老长沙”小龙虾馆，开车差不多四十分钟。正式录制节目的前一天，老狼和他的乐队朋友们在这里吃晚饭。“老狼？你是老狼吗？”端着笼屉的服务员小姑娘惊喜地问。老狼看着一大摞猪油拌饭，犹豫了一会儿，伸手拿过一碗。饭桌上他回忆了这辈子唯一一次代言经历——“狼神”皮衣。据说在广告片中，他将一件皮衣轻轻盖在“同桌的她”身上。哄笑声中，包间外的音乐换成了《同桌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年轻的嗓音在模糊地问。唱完一首，音乐又换回了时下的流行歌曲。“别人是唱歌，”《同桌的你》词曲作者高晓松曾这样说过，“老狼是歌唱。”
二
1963年出生的黄小茂记得他的30岁生日，是在北京华威公寓的办公室中度过的。当时他是“大地唱片”的企划和制作人，过生日的那天，他正在和同事们筹备《校园民谣I》。
“大地唱片”成立于1990年，公司名字来自Beyond的歌《大地》，香港音乐人刘卓辉是词作者，也是“大地唱片”的创办人之一。两年后，“大地唱片”进驻北京，成为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的唱片公司。公司出品的第一张唱片是艾敬的《我的1997》，黄小茂将它定位为“城市民谣”。民谣系列是“大地”的计划，城市民谣之后是校园民谣。
那是一段乌托邦般开心的日子。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大地”向全国征集歌曲，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包一大包的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歌曲小样堆积如山，同事们分头试听，遇到一首出色的，便冲出办公室兴奋地大叫。下了班谁也不愿意回家，都聚在办公室抱着吉他唱歌，田震、那英、景岗山这些歌手干脆就住在公司里。
在堆积如山的小样中，黄小茂发现了《同桌的你》等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校园歌曲，也发现了高晓松、郁冬、金立、沈庆和老狼。
“老狼的声音吸引了我，”黄小茂说，“他的音色温暖，打动人心，比很多职业歌手更有魅力。”他最终决定不用职业歌手，而由校园歌手来演唱录制《校园民谣I》，“只要他们自己能唱，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唱，虽然不完美，但就是他们的表达打动了我”。
正式录音之前，“大地唱片”组织了一场试唱。很多人记得那个秋日，在北京礼士路广电部的大楼门口，一大帮年轻人挽着裤腿坐在站岗的士兵旁边。
那是1993年，老狼已经大学毕业两年。
大学期间，老狼和高晓松组了个名为“青铜器”的重金属乐队。乐队的贝斯手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一次排练完，老狼骑车陪贝斯手去经贸大玩，电贝斯很沉，老狼替他背着。到了校门口，贝斯手说把琴给我吧，“进学校的时候他背着琴，倍儿引人注目。给我气得，我说这小子”。那是个抱着琴就能约到姑娘的好年代。
大学毕业后，老狼当了两年工程师，负责制造电子控制部件。工作每天都在重复，他不喜欢。1993年秋天在广电部的录音棚录完试唱，老狼辞了职，去甘南草原玩了一个月。年底，《校园民谣I》正式录制发行，老狼唱了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流浪歌手的情人》。
录完歌，老狼与大他5岁的黄小茂混成了好朋友。他跟黄小茂说：“我想来你这儿工作，当个企划什么的。”黄小茂问他：“你想没想过当歌手？”——“可以吗？好吧。”于是老狼成了“大地唱片”的签约歌手。签了之后基本上没演出，老狼知道《同桌的你》红，但不知道到底有多红。20多岁，正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节，几个文艺男青年整天混在一起，想的是怎么约姑娘——串大学，晃地铁站，找大草坪弹琴唱歌，盼着被女歌迷认出来。
1994年，CCTV的大学生毕业晚会在保利剧院录制，老狼穿白衬衫、牛仔裤，坐在一堆大学生中间对口型唱了《同桌的你》。那场晚会彻底红了两个人，一个是演《幸福鞋垫》的何炅，另一个便是老狼。第二年，由江苏电台、南京电台发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的“光荣与梦想”演唱会是老狼第一场真正的演出。那场演出汇集了那英、毛宁、杨钰莹、林依轮、黄格选、陈明、陈琳、潘劲东等一共二十多名当时最具实力的歌手，演出之前，老狼紧张得在厕所猛吐，“完全和电影里演的一样”。
老狼红了，《校园民谣I》也在热卖，但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发行唱片挣不到钱。“大地唱片”勉强支撑到1994年，最终被迫转卖。1995年，老狼到了黄小茂创立的“风行唱片”。当初有五六十首校园民谣以每首几千块的价钱签给了“大地”，黄小茂跑回“大地”，买了一批回来。
“一切都来自偶然，”老狼形容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是小茂把那些好歌挑出来，让我唱。那个时候高晓松也说，他的歌除了老狼唱，谁都不让唱——特牛逼。”
“老狼在我心目中很奇怪，”黄小茂说，“他不是一个创作型歌手。歌手有两类，一种是创作型的，也就是现在的唱作人；另一类是职业歌手，技术很完美，自己不写歌。老狼跟别人不同的是，几乎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唱的歌都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黄小茂看来，在流行音乐中，校园民谣这批歌手是真正开始表达的一拨人。“跟老一辈不一样，这批人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年代，是比较幸福的，天真烂漫，开始有一点小资。那个年代充满了这种气氛，单纯，有情怀。不同的年代造就了不同的音乐，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处在真实的浪漫的青春记忆中，他们之前的青春记忆都是苦逼歌。”
直到今天，黄小茂和老狼仍然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唱《同桌的你》，老狼穿件白衬衫，在台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是个羞涩的大男孩。”黄小茂将那时的老狼形容为“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读《在路上》，开口就是远方”——“现在长成二皮脸，可没大没小了。人年轻的时候有朋友不新鲜，时间一久，来往的朋友并不多。”
在老狼的朋友中，黄小茂是唯一没有劝他上《我是歌手》的。“我让他问问自己，假如你表现不够理想，别人说三道四，你难不难过？你不难过那就无所谓。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个节目就不适合你。”
黄小茂还说，老狼唱第一首歌就红了，第一首歌就决定了一生要做的事儿，这样的歌手很少很少。“顺了这么多年，也确实需要经历一下——我相信大家还是喜欢他的。”黄小茂已经很多年不看电视了，听说老狼最后去了《我是歌手》，他决定看一看。
三
1993年北京音乐台FM97.4成立，在工体举办“新人新曲新风气”演唱会，作家杨葵被邀请去做总撰稿。在歌手资料中，他看到了老狼的照片：“彩色照片，那会儿还满脸青春痘呢！”见到本人聊了几句，杨葵觉得老狼“随和也活跃，像是个能相处的人”。
杨葵属于老狼的“作家朋友”。朋友带朋友，圈子越滚越大。结识杨葵不久，黄小茂去了香港任凤凰卫视音乐总监，“风行”成了无主之城。老狼过上了演出走穴、和各种朋友混日子的生活。老狼将走穴称为“唱卡拉OK”，一个月卡拉OK一两次，收入不低。
杨葵历数过他们先后沉迷的各项庸俗活动：打牌；打台球；聊天，聚众批判流行文化；喝酒……每一项都能玩得醉生梦死。圈里的张弛和艾丹有名的能喝，“他们两个人喝酒就专挑老狼，因为我们一般敢于说不。老狼脾气好，每次都醉得一塌糊涂。所以一说张弛招酒局呢，老狼就特别害怕，但是呢，他特别仗义，到时候肯定去”。
——有一些清晨，老狼从宿醉或一夜狂欢中走到大街上，看到阳光耀眼，兢兢业业的“班儿逼”正排着队等公共汽车。
作家张弛2000年出版的《北京病人》记述了那段肆无忌惮的生活。“那会儿闹得简直是昏天黑地。”杨葵说，“我们这几个都还算是少年得志，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基本上算是当时社会上的阔人，早早地把名利这一关给过了。”
《恋恋风尘》之后，老狼好几年没有动过出个人专辑的念头。“可能一有钱特别容易养成惰性，人就不够敏锐了。”在老狼的朋友圈中，他觉得大学同学石康是个认真的人。“我们俩当时都是文学爱好者，我没想过将来会出版，他就想将来是不是要得诺贝尔啊。他真的会有一个远大理想，然后就一步一步地按着那个去了，这挺了不起的。而且按照他设计的去做，他甚至就获得了一部分成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获得的都太容易了。我是因为唱了一首歌，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他可能一直在付出很多东西。”
后来石康特别认真地告诉老狼，他想写数学史。
老狼走穴，曾跟“超载”一起到大庆。“超载”开场，然后是刘晓庆。高旗演完了，跟老狼在后台聊天，突然一个小歌迷痛哭流涕冲进来：“高旗我们热爱你！”老狼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歌迷。人家买一张100块钱的票，只看看高旗就走了，其他什么刘晓庆，什么老狼，在他眼中什么都不是。”又一次，老狼与解晓东同台，解晓东在台上又唱又跳那首1995年春晚的成名曲《今儿个真高兴》，下了台，老狼问他：“你怎么还唱这歌？”解晓东说：“你看这些人花钱来看你，他们其实就奔着这首歌，你让他们高兴了，你也不损失什么。”“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在唱那些歌的时候就会去想，别人想获得的东西、想表现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
2002年的一天，老狼看朋友在怒江地带拍摄的纪录片。屏幕上的帐篷里，一道天光射下来，地下生着火，村子里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就好像是生命中某一个时刻，特灿烂又留不住。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有一种自毁情结，比如我有特心爱的东西，我老爱放在一个特边缘的地儿，我也不是成心要毁，它就是突然有一天就那么破碎了。”他将这些情绪写成一篇文字，用作第二张个人专辑《晴朗》的文案。
“我记得些碎片，”老狼这样写，他把朋友们的名字列在下面，每个名字后面跟了一句话，“88号有人在放我们最喜欢的唱片。”“我们在路上，以眩晕的速度穿越风景奇美的异地，狂欢狂喜，有时悲恸有时唱。”唱片出版后分发给朋友们，老狼把唱片打开，圈出每个人的名字送给他。杨葵说：“那一刻我觉得挺感人的。”
那个时候，老狼的女朋友已经从美国留学回来。与昔日胡闹的朋友们步调一致，老狼也买了房子，收敛身心，逐渐脱离疯狂的生活。那一年他34岁。
《晴朗》是制作人宋柯入职华纳后督促老狼录制的。杨葵喜欢“晴朗”这个名字。“老狼很像晴朗这个词，我觉得他是阳光的。他很少有负面的东西，即便是特别狼狈的时候。”后来，一有人请杨葵帮忙起书名，他就说，起就起“晴朗”这样的，不要挑那些怪词。“这是个普通的词，但是你一听见，就觉得虽然平淡，但是特别豁亮。”
四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27俱乐部”成了文艺青年的圣杯。仿佛一旦死于27岁便可自动栖身于这些大师之侧：布莱恩·琼斯、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贾普林、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1995年，老狼27岁。那一年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接到春晚邀请的时候，老狼挺开心的。别人知道了这消息纷纷告诫他，最后谢幕的时候一定要拼命往前挤，“那镜头就那么大，你在那上面多露一秒，多露一个小脸都有用”。那年春晚的总导演赵安将老狼、林依轮、谢东等人打了个包，命名为“95新生代”。老狼在春晚舞台上的扮相是白衬衫、黑蓝色裤子，衬衫扎在裤子里。播出时，其他人都是假唱，只有“95新生代”真唱，“唱伴奏带，唱得完全是荒腔走板，丢人现眼”。
“那是哥们儿一辈子的噩梦，”老狼说，“所以27岁没死成不了大师，这辈子也就歇菜了。”
三年后，27岁的万晓利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挣钱养家。那时他和老狼没有交集。
2006年，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老狼正式认识了万晓利。两人在酒吧里聊了一会儿，万晓利说：“好久没见，我正好录了一个新的东西，你有空听听吗？”两人约了个时间再见面。
那个时候，老狼正在录制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北京的冬天》。万晓利找到他的录音棚，给了他一张CD。老狼将CD带回家，没在意，因为在他印象中，万晓利还是个在酒吧里唱口水歌的歌手。
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老狼无聊之中将万晓利的CD翻了出来，“一听就傻了，循环着听了好几遍，一直听到天亮，特别激动，他的作品太牛了”。那张CD是万晓利自己在家录制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第二天还没起床，万晓利接到了老狼的电话。万晓利说：“当时我是躺着接的。”听见老狼在电话里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连着听了三遍”，万晓利在床上坐了起来。他这张专辑已经做出来好几年了，“一直是窝着，不知道怎么办，天天待着发愁”。老狼说，我帮你往外送一送。
在老狼的引荐下，万晓利见到了独立厂牌“十三月”的卢中强。在办公室放完听完，卢中强当场拍板。专辑发行的时候，万晓利特别希望老狼来唱专辑里的和声，老狼同意了。“狼哥很认真。”万晓利说，“我把分轨都拷给他了，他还要求写谱子。”
2010年，万晓利的第三张专辑《北方的北方》面世。老狼去万晓利家，万晓利说好，你在这儿吃饭吧。“我以为要给我做什么东西，结果炒一白菜，两人就着馒头就给吃了。”老狼感觉，那会儿万晓利的精神状态就在抑郁症的边缘。“那时候他女儿跟老婆睡在一个屋，他在另外一个屋，很小，他自己支了一个话筒，就那么录音。他的音乐里那些最细微的东西都是这样来的。”
后来万晓利说，狼哥，我要给你做一张新唱片。“说实在的我想做东西，”老狼说，“但我觉得他那一路太偏了，太自我了，虽然确实很棒。他是属于坠入自己音乐的那种人，他被他自己的东西控制了。”
万晓利给圈里够得着的朋友打电话，一人拿一首，攒了一些歌，交给老狼。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狼哥人这么好，大家就得做点什么。”拿到那些东西，老狼傻眼了，“太千奇百怪了，像这些人，个儿顶个儿的怪。完全无从下手”。万晓利自己听完那些歌，也突然一下找不到感觉了。老狼跟万晓利说：“要不然咱们再搁搁？”
后来老狼说，那时候做这件事，有点太功利了，像个挑大旗的。
2015年年底，万晓利搬离北京去了杭州，他戒了烟酒，开始录制自己的新专辑。谈起老狼，他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事理的人，并且很自然。在民谣界，这么多年，他起了一个特别宝贵的润滑作用。这个是尤其珍贵的，令我肃然起敬。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把音乐包起来的。我一点不觉得他不写歌有什么大不了。”
以前，万晓利碰到老狼的时候很喜欢问他，狼哥你现在演出还得唱《同桌的你》吧？老狼往往笑而不语。但内心他确实有点羞愧。“好在，”老狼说，“我睡一觉就忘了。”
五
几年前，网上出现一条明星新闻，标题是“老狼携妻聚会露穷，黄觉李晨豪车摆阔”。老狼气坏了。
住在丽都的黄觉是老狼的朋友，老狼去找他吃饭，黄觉把邻居李晨也带上了。“结果狗仔偷拍，写道，李晨黄觉开着各自的新车，只有老狼开着一辆破旧的奥迪走了……现在人怎么都这样了？明星就必须看你带多少跟班？开什么车？这都什么人，太让人接受不了。”
开微博的时候，高晓松曾说：“完了，全民狗仔的年代来了。”老狼觉得有些时候高晓松特别聪明。“娱乐时代还是有点可怕。”老狼说。他的微博风格固定而鲜明：全是转载，没有原创。他说：“跟公众分享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不太适应，毕竟面对的是网友。”他点怀念过去的年代，“那时候别人对我的想象只能通过我的歌，他们在头脑里会有一个完美的形象，而不是像现在，恨不得想知道你穿什么内裤。”
老狼在2004年结了婚，今年，他的儿子3岁。熟悉他的朋友都觉得有了孩子之后，老狼的变化很大：以前爱玩，现在不爱出门。“我好像都没特别仔细认真想过一些决定，”他说，“但是我觉得还挺有福的。”老狼说他的家庭生活很平常，很满足，“有孩子每天你就看他在那儿乐，其实挺高兴的”。
小时候，老狼的梦想真的是歌星。刚上大学时，老狼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送给他一张自己画的明信片，他一个人站在台上，下面一堆观众。“其实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目标，就那么随波逐流地过来了。”
几年前，老狼受万晓利等人的影响，慢慢开始玩起乐队，他觉得比以前的“卡拉OK”好，“站在台上有人陪着，没那么尴尬了”。现在老狼没有签任何公司，单干。“反正就这么着吧，差不多可能慢慢地就过气了。”他很少感到落差。只是偶尔，记者发布会，“跑到新闻背板前，一堆人拿着话筒问，问一两个问题就问不出什么来了，灰溜溜的。那就这么着吧”。
老狼的朋友、作家赵赵指出：“老狼是赶上好时候了——如果他现在出道做艺人，一定红不了。”赵赵还说，这些年老狼一直在唱纯真的少年的歌，“他的审美一直停留在那里。”叶蓓则说：“这是个游戏，但要把自己放进去，如果唱歌不在歌里，如果不动情，就没意义了。”
2016年3月18日，《我是歌手》第四季老狼参与的第一期播出后，关于老狼的新闻和报道陡然爆发。“哥们儿又红了！”他会调侃自己，也会惶恐，“这么长时间没出新歌，靠一个真人秀红了，是不是太功利？”看到四面包抄来的示好，老狼说：“这说明我是个好演员。”在他看来，小河、万晓利、马木尔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歌手。
五年前，音乐人小河开启了“音乐肖像”项目，他为12个陌生人写了12首歌曲，完成了词曲创作的初稿及录音。去年小河将这个项目重新启动，邀请12位音乐人对12幅音乐肖像重新编曲制作，其中包括老狼。2016年1月15日晚上，“音乐肖像”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东区故事汇报演出，那天老狼唱了两首歌：《管艺》和《麦克》。
“管艺和我一样是60后，”老狼说，“尽管他还有追逐艺术的梦想，但现在也是个有啤酒肚的中年人了。这首歌唱的就是他的心态变迁。”在谈话中，老狼最喜欢说的话是“啊，真的？”——问号不发音，这甚至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种温和的陈述，虽然他好像什么都没说，也没什么要说的。“创作是痛苦的。”老狼说。那些独特的、了不起的艺术家，坚持自己的人，他仍然崇拜；但是如果做个选择，每天都很痛苦但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老狼说：“我现在做不出来，如果没孩子可能会。投入其实是一个特享受的过程。虽然可能对别人来说是折磨。”
从台下远远望去，老狼似乎与二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牛仔裤是深色的，登山靴是深色的，头发仍然盖住眼睛。当他唱“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台下的小姑娘仍然会尖叫。等他走近来，才会发觉，他的头发已经不再漆黑，眼睛深处有一点疲劳。他好脾气地笑着，像一张很干净的纸被揉皱了又展平。
“老狼的年代是关于青春的，”黄小茂说，“很多人不说，但提起的时候还是会感动。没有完成的浪漫和回忆，这个题材每代人都能接受，但再写出这样的歌，再出这样的歌手，不可能了。”
那天演出结束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雪。当人们逐渐远去，飘着雪的街景很像老狼想象中《北京的冬天》的封面。在三张个人专辑中，这是老狼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他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北京下着雨夹雪，他被堵在一辆出租车里，电台中传来了这首郁冬词曲演唱的《北京的冬天》。老狼坐在后座默默地想，他喜欢北京的冬天。听着这首歌，他第一次有了做一张新专辑的想法。在车流里，天已经快黑透了。那一刻，一言不发的司机伸出手去，把声音调大了一点。
四平艺人
文_谢丁
一
冬天是结婚的季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了家，地里也没了农活，炕头正热，适合办喜事。屯子里有人办喜事，自然就得搭个大棚。棚外是茫茫白雪，棚内得有热闹可瞧，有人说，有人唱。每年的这个时候，胡耀纯就成了红人。他擅长搞笑，还能唱几段小帽，会几手绝活。除了新娘子，他可能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
胡耀纯以此为生。在吉林四平的农村里，像他这样的二人转演员已不多。来回就那么几个。其他演员都在城里的剧场，很少有人愿意在大冷天跑到乡下去。但“纯哥”——朋友们都这么叫他，隔三岔五就往农村跑。跑一次大约500元，如果路远，还能再加点油钱。
像大多数二人转演员一样，胡耀纯的搭档是他老婆王丽华。他扮丑，负责搞笑和绝活。老婆扮俊，会弹琴，也唱点流行歌。夫妻俩在2011年开始唱二人转。那年他虚岁35，认为自己必须转行，多赚点钱养家糊口。此前多年，两口子一直是二人转剧场的乐队伴奏。“拿到手的钱，只有演员的一半。”他后来说，“而且，乐队的地位也不高。”
决定转行之后，胡耀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发型，中分。左边是短发，右边留长耷拉下来，看起来像不平衡的郭富城。他长得颇有喜感，个子小，眼睛也小。丑角的扮相有讲究，得让人看了想笑。半年后他又换了个发型，把中间一溜剃光，两边头发留长。他说，这头型得随时变，否则观众没新鲜感。平常日子里，他就老戴个棒球帽。但出去逛街，仍有人能认出他，大老远就喊：“唱二人转那小子来了！”
在四平，爱看二人转的观众都认识胡耀纯。以前干乐队时，大家叫他“弦哥”——他是拉二胡的。他人缘好，为人仗义。钱赚得不多，但请客喝酒不含糊。无论哪里来的朋友，到了四平他都接待得好好的，临走送到火车站。因此，当人们听说“弦哥”要改行唱二人转了，一个传一个，都想方设法替他介绍演出机会。其他演员收500元一场，他收300。
胡耀纯的第一场演出，是2011年“五一”劳动节。夏天是转行的好季节，无论商店开业，还是打折促销，都要在街头搭个舞台，求个热闹。起初，胡耀纯说得少唱得多。但城里的观众就喜欢搞笑的“说口”，他那时怯场，不敢说太多，就多整点绝活。他会变点小魔术，手绢底下藏朵花。拿酒瓶子砸脑袋——这可需要点技巧。或者，老婆手握电钻，钻他肚皮。如今他的肚子上还有一块疤。“演员光靠说唱是不行的。”他说，“有时候需要搞气氛，必须得整点刺激的，底下才会鼓掌。”
慢慢有了经验，胡耀纯也学会了多说话少干活，只要把台下逗笑就行。但到了冬天，在农村参加婚席的人，不吃这一套。他们认为你光说话就是净扯淡。胡耀纯又学会了察言观色。如果底下年轻人多，就说笑话；老年人多，就再整点乐器，唱几段小帽。他嗓子不是特别好，但乐感不错，虽不能像小沈阳那样唱得贼高，但二人转的韵味十足。
一年多过去。胡耀纯不记得下了多少次乡，参加了多少次婚礼。到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规矩。不接白事（丧礼），只接沾喜气的演出。他也不想找个固定的剧场靠着，觉得目前这样更自由。朋友们经常给他电话，引荐他去某个城市某个场子演几个月，他以家有老小为由，推辞不去。最远的一次，他也只是开车去了鞍钢，那次他一共拿到1000元。
2012年下半年，胡耀纯终于积攒到一笔钱，开始琢磨着买房。他嫌新开的楼盘质量不好，格局也差，最后在四平铁东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三十万一次付清，房子85平方米，三室一厅。他给父母留了一间屋。2013年1月，他决定找个大卡车回一趟老家，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顺便带回乡下那台旧冰箱、旧洗衣机，还有一套旧沙发。
临回家的前一天，胡耀纯一夜没睡好。他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地上到处是金子，他整夜都忙活着捡金子了。
二
在胡耀纯的老家，四平市梨树县东河镇，有点天赋的人都去唱二人转了。梨树是东北的“二人转之乡”，人们爱看，也爱演。多年来，在梨树唱戏的传统就是到处游走，谁家出钱就给谁演。一路走下来，老艺人就能收一路徒弟。小孩最经不住唱戏的诱惑。
胡耀纯13岁那年开始学拉二胡。他天生条件不好，唱不了戏。那时赵本山还未把二人转带向全民狂欢，真正在农村唱戏的，还是得有一把好嗓子。他父亲也是拉二胡的，常向他念叨“文革”时，种地种累了，宣传队喇叭一响，大伙就开唱。胡耀纯1979年出生，没赶上“文革”，但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二人转的好时光。
起初，胡耀纯跟着父亲学二胡。他本来学习成绩也不错，但自从学了二胡，就像着了魔。一年后，父亲专门给他找了个师傅，二胡拉得极好。上初一时，家里一商量，决定让他退学，以后就走这条路了。他有个大他七岁的姐姐，那时已结婚。家里这点二人转传统就到了他身上。父亲把他送到梨树县文工团，没多久，他开始跟着文工团下乡演出。那年他16岁。
1994年，梨树县各个乡镇的二人转演出，还保留了老传统。演员以“唱”为主，唱的都是《西厢》《水漫蓝桥》等老戏。有时，县里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也会让文工团下乡去表演一些新戏。但老百姓还是喜欢听老段子。文工团一下乡，就是四五十人，分成好几队人马。到了村里，没地方住，胡耀纯就跟着其他人一起住学校。他们就睡在课桌上，没枕头，也没被子。一个夏天他们能跑七八十场。
对胡耀纯来说，那是宝贵的一年实战经验。乐队那时还没有电子琴和板胡，只有扬琴、唢呐和二胡。但乐理一通百通，他很快就学会了其他乐器。看人家唱得那么好，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只能待乐队了，挣得虽然比演员少，但也能挣钱。很快，他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一年后，梨树县的陈树新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去她的团里帮忙。陈树新在吉林颇有名气，是前辈级的二人转演员。她听说胡耀纯会识谱，那年头乐队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她开出的条件是不交钱，也不挣钱，包吃包住，偶尔下乡演出时还有补助费5块钱。胡耀纯认为那是个不错的机会。如果能把乐队这门手艺学精，也许以后可以进入某个体制内歌舞团，吃吃国饷。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但到最后，他也没看见吃国饷的希望。他甚至认为二人转也没有未来。那时他20岁，亲戚介绍了一个姑娘，他们很快就订婚了。然后他离开梨树县县城，回到东河镇老家，准备做点其他营生。
那姑娘是个民办老师，不喜欢看二人转，家里和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也嫌胡耀纯个子太矮，性格太闷。两个人都不爱说话。谈恋爱时，走路各走一边。但实话说，胡耀纯家里条件还不错。他家在东河镇上有个门脸，卖棺材和花圈。他父亲也是个阴阳先生。因这层关系，当胡耀纯回家后，他开始跟着父亲接一些“白活”——替丧事吹唢呐。一场50块钱，比在县城里给二人转伴奏强多了。没多久，他们在老家结了婚。
农村天天死人，接不完的白活。胡耀纯又是个多面手，什么乐器都能摆弄。当电子琴开始流行后，他干脆让老婆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现学电子琴。那时候老师这职业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一个月才100多块钱，相当于他接三个白活。在钱面前，老婆没有理由不学，尽管她并不喜欢。她那时刚怀上孩子，有时半夜一点还要起床练琴，白天仍得跟胡耀纯下乡。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钱也挣得不少了。胡耀纯开始琢磨：“成天在家这么整，跟死人打交道，真是没什么发展。”
2002年左右，陈树新再次给他打电话。她在梨树县创办了一所二人转学校，请他过去当老师，教乐器。那听起来是个正当靠谱的职业。胡耀纯把孩子留在家里，带着老婆一起去了“树新戏曲学校”。他教二胡，老婆教电子琴，月薪600元。
但他这次终于选对了时机。2003年，赵本山提出了“绿色二人转”概念，在沈阳创建了“刘老根大舞台”。好像忽然来了一阵风，二人转就火了。农村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都跑到二人转学校。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上大舞台，能拍电视剧，能挣大钱。“树新戏曲学校”那时是一栋五层大楼，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学校有一百多个学生。
胡耀纯的薪水涨到了900元，但他知道这并不高。那些从大城市回来的朋友告诉他，城里的剧场才是赚钱最多的。在四平，一家名叫铁路俱乐部的剧场是当地最火的，人们根本买不到票，连走道都站满了人。剧场正在寻找一个会识谱的乐队伴奏。
胡耀纯找到陈树新，提出涨工资。但那时梨树县又多了几家学校，竞争太激烈，陈树新没办法满足他的要求。
“我结完婚了，得养家糊口。”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要往外走了。”
2005年夏天，胡耀纯独自离开梨树，去了四平铁路俱乐部。到那里没多久，他就发现二人转早已变了模样，就连像他这么内向的人站在舞台上，不用唱，观众也是掌声一片。他应该感到有点不对劲，不过他那时只想着，挣钱的机会来了。
三
多年来，和很多人一样，我对二人转的认识只停留在赵本山身上。2006年春晚，小品《说事儿》结尾处，有一段精彩的手绢舞。他和崔永元、宋丹丹三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场传统二人转。那是一次漂亮的宣传——在中国这么多地方戏曲里，二人转似乎是“俗”得最好的一个。
在大多数民间艺术都已经没落的今天，很难想象二人转依然生龙活虎。人们都说是赵本山挽救了这门艺术。也有人说，是二人转的荤段子起了作用。不黄不爱看。但更多人说，真正原汁原味的二人转早已在舞台上消失，如今我们在剧场看到的，都是像晚会一样的综艺节目。东北人称之为“多样性二人转”。但无论如何，他们喜欢这个，至于“原汁原味”——那是老一代艺人的表演，在城市里根本没人爱看，看了打瞌睡。
老艺人正在死去。还活着的，都成了宝贝。在四平，最有名的老艺人叫董孝方。在文艺理论家眼里，73岁的他也只是个老艺人向新艺人过渡的人，俗称“新老艺人”。他嗓子天生好，唱功堪称一派。最出名的剧目是《大观灯》。他一上台，动作缓慢，用盲人棍探探路，侧耳细听，以耳代目，向上翻白眼，似乎什么都能看到。等开口一唱，极为传神。1987年，赵本山也演了一出《大观灯》，轰动沈阳，一炮而红。据说赵本山曾讲，“想当年，我也是骑着自行车追着看董孝方的《大观灯》。”
董孝方12岁那年拜师学艺，跟了戏班子里一个叫李财的人。那是1952年，师傅头天就传了他六出戏，第一出就是“解放台湾”，是当时的新戏，老调配新词。师傅嘴里含着烟袋嘴子，一句一调地教。他记忆力好，随时还带一小本，记下了师傅教他的几十台老戏。1961年秋天，师傅死在了梨树。董孝方那时正在沈阳演出，没赶上告别。那些年，他跟着县里的剧团四处巡演，号称“轻骑兵”。在农村，他们去工地给同志们鼓劲，打竹板，唱几段快板。但他却很少参加农村的红白喜事，因为那得经过县文化局批准。1969年，董孝方被戴了高帽、赶到农村，种了三年地。
董孝方不会干农活，但其他人都愿意帮他，只等着早点干完听他唱戏。他不敢唱传统戏，只唱《雷锋》，偶尔也来一段《红灯记》。1971年，他终于从农村回到梨树县剧团，唱的第一出戏是《雄鹰展翅》，说的是一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那是他专门去学的新戏。五年后，“四人帮”倒台，董孝方才又唱上了老戏。
董孝方的老戏出了名的妙。二人转“说唱扮舞绝”，他样样都出彩。他认为上场就应该先“说”——和观众建立感情。他俏皮幽默，却不带脏口。师傅李财就拒绝说脏口。他琢磨出的一招手绢功夫更是一绝，唱到高潮处，他的手绢可以随着唱腔抛到观众头上十几米以外的地方，旋转一圈，再稳稳飞回董孝方的手里。
“后来，专家给这招取了个名字，叫‘凤还巢’。”他说，“现在的小孩谁还会这个？”
那是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他办公室里。说完这话，他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伸进大皮包里掏出一块艳丽的八角手绢。“喏，就是这样。”手一扬，手绢飞起来，顶到了办公室的天花板，他叹口气说，“这里不够高。”
这间屋子在“董孝方二人转学府”的二楼。2004年，紧随着“树新戏曲学校”，董孝方也创办了这所二人转学校。它是栋三层高的楼房，和陈树新那里一样，所有教学、吃住都在楼里进行。最红火时，这里的学生是梨树县最多的，但如今只剩下30多个小孩。
学生们大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到了这里。但董孝方说，这些孩子比那帮高中生懂得还多。他们的知识都从戏文里来。每天早上，董孝方要给学生上一堂唱腔课。他已73岁，但唱出来仍是字正腔圆，力道十足。也许是为了坚守二人转的传统，他拒绝在课堂上教一些搞笑的“说口”。他也固执地相信，如今仍是会唱老戏的演员才吃香。
那天下午，教室课桌上摆的是《罗成算卦》。第一句是“大唐老祖坐金銮，保驾全凭文武百官”，一个学生用钢笔工整地把这段唱词抄在作业本上。他羞怯地看了我一眼，笑着把本子背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留意到，他写错了那个“銮”字。
四
2005年冬天，胡耀纯仍奔波在四平和梨树之间。他嫌四平的房子贵，两口子就仍住在梨树县城。为了节约路费，他买了一辆小摩托，来回大约40公里，只需5块油钱。他之前在老家接“白活”时，曾花一万块买过一辆幸福125摩托，但那车牌不能在四平驾驶，只好转手给了老丈人。不过，这样也好，老婆待在梨树，还能接一些演出伴奏的活。
“那时候也挺遭罪的。”他回忆说。每天晚上，铁路俱乐部十点半下戏，他要骑摩托赶回梨树，只能睡几个小时，凌晨就得起床，和老婆一起去乡下伴奏。中午回到家，赶紧再睡一会儿。他每个月在剧场拿1200元，白天接活一场50元。傍晚的时候，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他会抽空去一趟四平市中心的广场，给那些扭秧歌的人伴个奏，赚得5块钱——刚好买一包烟。
“有一次刚好赶上暴雨。我没带头盔。回到家已经十二点，满脸都糊着泥，露两眼睛。我洗了个澡，然后倒床上眯了一个半小时，又要起床下乡。”他叹了一声，“那寒风走的。”
但无论如何，胡耀纯的钱包慢慢鼓了起来，虽然两口子根本没时间花钱。一年后，铁路俱乐部走了个琴手，他老婆终于也到了四平。他们住在剧场替员工租的屋子里，一个房间四对夫妻，上下高低床。每张床都围着一层布帘。“那时候，无论冬夏，我们都穿着睡衣睡觉。”他说，“但是，屋里也热闹，也不觉得有什么。”
对胡耀纯来说，这些生活上的艰苦都是可以克服的。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剧场的二人转不是他所熟悉的调子了。演员不再以“唱”为主，20分钟的表演，说口可能就要占去15分钟。那些笑话也是他不能接受的。“那就是扯犊子，埋汰人。”他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演员现在居然会拿他开起玩笑来，而他之前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坐旁边搞乐器的。
时间一久，演员们也琢磨出道理来。只要胡耀纯一从乐队里走上台，观众就乐，好像笑的就是他那份拘谨和忸怩。慢慢地，他也会配戏了，偶尔说几句话。有时演员提前告诉他五句，他至少也能记两句。到最后，他觉得这一切都已不是问题。他胆子也大了，可以主动说几句逗乐的话。两年后，他已成为乐队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月薪涨到了2700元。
钱挣得不少，但胡耀纯还想挣得更多。他打算买一辆车，方便下乡演出时带上道具，还能在天寒地冻时躲车里暖和暖和。他告诉儿子自己要提车去。儿子很高兴。等他把车开回家，儿子瞅了一眼，对着车皮踢一脚，说：“哎哟，啥破车！”
那是一款灰白色的羚羊车。在四平铁路俱乐部，胡耀纯可能是最早买车的几个人之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东北人，他这款车不是用来充面子的。他在这方面的稳重和现实，朋友们也都知道。“但每次发工资，演员们拿厚厚一叠。”他说，“而我们只有这么薄一层。”他比划了一下，摇摇头。到了2008年，无论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意识到两口子也许该转行了。
“谁知道二人转现在变成这样子呢？”他说，“也许是赵本山帮了忙？”多年前，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唱二人转的料。但现在，他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
五
不去东北，你可能永远不知道剧场里在发生什么。“你想看什么？综艺的？我们有。嘉宾反串的？我们也有。传统的二人转？我们还有。”李晓勇说，“搞笑的？当然有。没有搞笑，东北二人转就不会这么火了。”
2013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坐在长春关东剧院的楼下喝茶。李晓勇和冯盼盼看起来和二人转毫无关系。他22岁，穿一件黄色羽绒服，稚气的脸庞还留有青春期的痕迹，但说话却挺老气。她24岁，黑色羽绒服，化着淡妆，是个时髦漂亮的女孩。她负责泡茶，他在一旁玩笑似的吆喝。谁能想到这对年轻人已说了五年的二人转。
他们俩在长春的和平大戏院认识，同是青年团的学员。冯盼盼是家里唯一唱二人转的。李晓勇的父母却都是演员，年轻时就在四平到处演出。他的大姐在骆驼岭水库出生，二姐在秀水出生，他出生在桑树台，还有个小弟，又出生在另外一个地方。13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吹唢呐，花800元买了一台电子琴，原打算让他进乐队，但眼看着乐队没有演员挣钱，他们把他送到了长春。
2007年夏天，李晓勇和冯盼盼在朝阳镇开始了第一场演出。他以“绝活”见长，变点小魔术，玩一些别人不会的乐器。和胡耀纯一样，也是他扮丑，盼盼扮俊。十天后，他们俩挣了3000块钱。盼盼买了件衣服犒劳自己。晓勇则是拿去吃。有次他们去乡下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李晓勇临时表演了个绝活。他拿出一个牛犄角，对着嘴就吹出了调。所有人都感到新奇。胡耀纯那天也在场，他后来对我说：“晓勇不愧是大城市来的，什么都走在前面。”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朋友。
冯盼盼常说，二人转这一行，无论走到哪里，几句话就交上了朋友。演员们碰到一起，首先就问“哥你好，新来的哈？”或者是“老弟你从哪来的呀？跟哪学的？”没多久，他们就可以打电话互相邀请对方来演出了：“我们这儿还缺一副架，要不你们过来玩几个月？”
那年秋天，李晓勇和冯盼盼被邀请去了上海，听说那里的钱特别好挣。那是他们俩第一次出远门，买了两张卧铺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他们在下午三点抵达上海，吃了晚饭，就被拉上了车去赶场。第一场是个小迪吧，主持人一报二人转，台下就爆炸了。“嗷嗷喊。”晓勇说，“没想到二人转在上海也那么受欢迎。”
他们一共七副架，十四个人，住在一套租来的两居室。每天晚上，老板派车过来接，然后就是一个场子一个场子地赶。到了圣诞节，完全忙不过来。“上场先说点搞笑的，我俩再吹个萨克斯或者演段小品，二十分钟就结束。”晓勇说。有时他们一天要赶五个场。三个月后，晓勇突然意识到，这么做下去，对他们并没什么好处。如果一直待在上海，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有什么进步。那时，就像所有二人转搭档一样，他们俩已经谈上恋爱。2008年春节前夕，他们决定回到东北。
在吉林，李晓勇之前交上的朋友们已散布在各个地方剧场。那是二人转在东北最火的时候，四处缺人，许多剧场一票难求。在老家过完年，他和冯盼盼一起去了四平铁路俱乐部，和胡耀纯住在了同一间屋。那是他们友谊的真正开始。“纯哥那两口子人太好了。”盼盼说，“对朋友是真热情，真实诚。”他们在那里唱了几个月，临走前，建议胡耀纯别搞乐队了，当演员吧。
在二人转这圈里，剧场和剧场之间是通气的，演员也如此。一对演员在某个剧场唱久了，观众没新鲜感，就得换一批人。离开四平后，李晓勇去了辽阳。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料到，随后四年都将在各个城市漂来漂去。“哪都走。”他说，“哪里有剧场，我们就去哪儿。”往往是电话一来，第二天就拎起两个行李箱上了火车。
2009年，李晓勇用赚来的钱买了一辆大众速腾车。他们可以带更多东西上路。自己喜欢的被子、床单，更多道具和衣服。有时候，他们已不记得到底去过哪些城市。也许是海拉尔，因为那里冷得够呛，也许是天津、威海、秦皇岛。“哦，佳木斯——我们刚从那里过来。”
在长春，关东剧院并非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剧场，它打出的旗号是二人转传承基地。就像李晓勇所说，无论你想看什么，这里都有。对于剧场老板来说，李晓勇和冯盼盼是年轻一代二人转演员中比较特殊的一对。他们俩的定位是“时尚”和“感人”——老板说，你将会看到一场“泰坦尼克号”式的表演。
一个周五的傍晚，舞台布置得如梦如幻，但剧院的观众却不多，甚至稍显冷落。首先上场的，是春晚式的歌舞集锦。然后来了一对中年演员，表演了一段扇子舞，唱了一段小帽，算是照顾到老观众。接着是个轰隆隆的“摇滚”青年，轰了几首流行歌后，李晓勇上场了。
他穿一条小丑半截裤，系着红围巾，上场先说了五分钟笑话，提到了江南style（没人反应）、钓鱼岛和日本人（台下掌声一片）。当观众似乎感到有点厌倦时，他来了个流行歌曲模仿大联唱。时间已过去二十分钟。冯盼盼终于上场。
“在台上，她是我搭档，在台下，她是我女朋友。”晓勇说。
突然，灯光暗下来，音乐变得舒缓。他开始讲述他们俩的爱情，一个受到女方家庭反对最后却挣破重重阻力在一起的故事。他拿出一顶雨伞，伞尖绑了一瓶矿泉水，仿佛浪漫的雨丝流向舞台。
剧院老板说得没错，这是一场令人意外的二人转。我朝观众席望去，没什么反应。也许他们也不知道，在此刻是鼓掌比较好，还是安静更好。而我之前从未听他们俩谈起过这个故事。它是真实的。但那天晚上，它让我有种错觉。我仿佛从未见过舞台上那两个人。
六
“站在舞台上，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不该保你们发财呀挣钱呀，没有用。今天我站在这舞台上，给我鼓掌的好哥们、好姐们，兄弟就一句话，在这个舞台上我将日夜地祈祷、祈祷您家中的老人、孩子永远健康，长寿平安。平安呢！”
这段毫无幽默感的话，仍然被胡耀纯记在了他的本子上。2009年的某一天，他和老婆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这些“说口”。现在的二人转有个好处，唱得少，意味着伴奏也少。他们俩大多时候都闲坐在舞台侧面。尤其是他老婆，毕竟做过老师，写字很快，还会几句英文。演员在那边说，她则低头在本子上写。有时只是一句话：
“玩意不大把人迷，谁要是尝到滋味谁就舍不地。”
有时候，是一些重要的转场段落：
“刚才下去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是人是妖啊，做变性手术了，下边一刀割扔了，你败家玩意儿，你给我呀，你要不给我，你给××呢，××就爱吃那筋头巴脑，朋友们，我这辈子，新车也开过，二手车也开过，就他这改装车，我还真没开过。那他爹妈从小屎一把，尿一把，花20多万培养这么大，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我看要成凤了。”
一旦起了改行的心思，胡耀纯开始处处留意。老婆在剧场先胡乱记下，回到家，再工整地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他随身带着，随时背。胡耀纯知道，要想成为一名演员，他最缺乏的是“说口”和“绝活”。至于唱腔，记下唱词就好了——他曾在剧场完整地记录了好几个小帽，够用就行。他说，这年头，谁也不会听像董孝方唱的那些成套老戏。
两口子开始私下练习。搞笑的段子，他们可以各自背诵，等宿舍没人时，再互相对一下。但唱腔实在不方便在房间练，会打扰其他人休息。有时候，胡耀纯就带着老婆，开车来到城外的树林，插上MP3，伴奏从车里的喇叭传出来，两人就在野地里开唱。
胡耀纯知道这是偷学。但如今这二人转，大城市的演员学刘老根大舞台，小城市学大城市，像他这种经常去乡下的，什么都可以学。而且铁路俱乐部谁都知道他在学这些东西。最难学的，其实是绝活。那得亲自去问演员。关系处得好了，人家自然告诉你。胡耀纯的人际关系向来就是最好的。
铁路俱乐部的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胡耀纯却一直没动。他的小本也越来越厚。2011年春夏之际，俱乐部停业装修，终于逼着他迈出了演员的第一步。有一次，他老婆向我回忆起那段怯生生的日子，说，一开始上舞台，脑子里的话全忘了，只能靠他的绝活撑下去。“但其实没事儿，多说几场，就习惯了。”胡耀纯安慰她，“只要别害怕。敢耍。”
“你看不出我们以前都很内向吧？”她对我说，然后自己先笑了，“慢慢就放开了。”
2013年春天，铁路俱乐部即将装修完毕，再次开业。老板给胡耀纯打电话，问他是否还想去。他说仍在考虑。我曾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支支吾吾，也没想好。有次他说想开一个乐器培训班。另有一次，说想开个婚庆公司。无论怎样，他知道都和二人转脱不了干系。
江湖上有句老话。对传统艺人来说，第一我要活下去，第二我要活得更好。胡耀纯似乎从没有特别远大的目标。如果非要往回看自己的二人转之路，他笑着说，就好像这辈子都在收集资料。以前收集乐队，后来收集演员。到最后，他自己终于成了演员。
七
腊月初十，梨树县东河乡胜利八队的贺家有个儿子结婚。凌晨四点半，胡耀纯就在楼下把车点燃。连日来的寒冷稍稍过去，那天气温只是零下二十度。他戴一顶厚棒球帽，明年又该换发型了。汽车开出小区，先去了一家仓库。他搬出四五个大包，放进后备箱。这一次，新郎家自备音响，他不用带。不过，他又是一夜未眠。
六点四十，他们到了一个村子。贺家人早已在门口的雪地里搭了个大棚，棚是透风的，但里面有个火炉。两口子把东西搬下车，挪进棚里。插上稳压器、电源、功放、电脑，再接上音响，一首《老婆最大》就从棚里飘了出去。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他站在火炉边，点燃了一支烟，说，今天来得太早了。
客人们陆续从附近赶来。屋里炕上都坐了人，剩下的只好挤到大棚里。胡耀纯和老婆走到前面，那块小空地就是舞台。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二人转那样，他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开始扮相。他脱了外衣，套上一件花绸衣，一条大红格子裤，取下帽子。与此同时，老婆拿着话筒开始说话。她背了几段本子上的说口，不好笑，但却是场面话。然后她说，给大家先唱几首歌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她看起来很轻松，不过又带点天生的拘谨。胡耀纯站在离她一米不到的地方，看着底下的观众，似乎很疲惫。不过，歌声带来了清新的感觉。她唱道：“爱上草原爱上你，爱上这晴朗的天气。”
棚内开始热烈地鼓掌，老人、小孩、抽着烟的大爷，目不转睛。大棚外正炊烟滚滚。远处是几户农家，几垛玉米秆，还有看不到边际的雪地。
机核：玩游戏的，都是朋友
文_黄昕宇
一
机核电台最有争议的一期节目，却有个老套的题目：半边天。
这个话题起源于美国女权主义者安妮塔·萨克伊西恩（Anita Sarkeesian）。2012年，她在网上众筹一个项目《女性主义频道》（Feminism Frequency），计划做一系列视频，主题是电子游戏中如何呈现女性，准确地说，是电子游戏领域对女性的歧视。她原本希望筹到6000美元，但最终，捐款将近16万美元。当然，她也受到了大量威胁和恐吓。
《半边天》就从介绍安妮塔·萨克伊西恩开始。和往常一样，西蒙是主持。
西蒙长得凶，大鼻子，下颌蓄一层薄须，一对大凸眼藏在黑框眼镜后面。但是在电台里，他是个带着一口懒洋洋的北京口音、有点贫的大男孩。
西蒙和嘉宾安安、麦教授都是男性，他们基本都认同安妮塔·萨克伊西恩的观点：电子游戏对女性的刻画往往简单粗暴。他们谈起一个又一个游戏，印证安妮塔的分析：女性往往是被俘的，等待英雄拯救；女性角色的能力很弱；有一类女性形象是游戏中的牺牲品，她们的结局是被杀，以此来提供男性主角行动的动机；还有一类女性完全是工具，作用包括提升男性体力等。
他们还请来一位女玩家大蝠，请她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大蝠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喜欢玩游戏，她也喜欢玩一些很硬核、传统上视为男性喜好的游戏，比如《拳王》。但是，她说，游戏中女性角色实在太少，玩男性角色，代入感很弱。并且，人们默认女孩不擅长游戏；当她说到游戏时，总会遭遇误解和大惊小怪。
节目中，西蒙进行了自我批评，为过去的一期节目《让她陪我玩游戏》中说到的诸多对女孩的刻板印象道歉。他自嘲：“平时我们确实没注意到，大概因为都是一群臭直男。”
这期节目播出后，后面跟了657条评论，是机核创立五年来回复最多的一次。很多人愤怒地指责节目中的观点，痛骂女权主义，也有少数评论回骂“直男癌”。
西蒙十分纠结。长期以来，西蒙对节目内容的把握都很稳妥。在做《半边天》之前，西蒙已经预料到了，这个话题必然引发激烈争议，有可能两边不讨好。但他考量再三，仍然冒着被喷的风险，做完这期节目。因为他和其他几个嘉宾，都真的太爱电子游戏了。他们真心希望游戏变得更好、更成熟。西蒙说：“游戏作为这么好的媒体形式，有向大众传播正确价值观的作用。”
机核也是如此。从2010年创办以来，西蒙和其他创办者把机核定位为“传播游戏文化”，现在，机核网已经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游戏媒体之一。那么，西蒙认为，是时候、也有责任去表明一些立场，说明一些东西了。
二
很多朋友都说，西蒙是那种能呼朋引伴的大院孩子。读初中时，他家就是个据点了。
西蒙家离学校近，十分钟路腿儿着就到了。他常带着几个同学，在午休时溜回家玩游戏。到家门口，集体站住，西蒙打开门，先上下左右观察一番，地毯在什么位置、拖鞋怎么摆的……细枝末节一一记住了，这才踏进去。离开时仔细复原，作案似的。
即使如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蒙的妈妈回家，发现盖电视的布有个角不平，接着就是一顿揍。有一回，她把游戏机砸了，按键飞出键盘，落得屋里哪儿都是。
被砸的是一台山寨机，仿的是日本任天堂公司的第一代家用游戏主机——FC主机。这款经典主机有着白色机身和红色的手柄、开关，大家就叫它“红白机”。
西蒙读小学时，家里也有一台原版任天堂，那是小舅托朋友从广州带回来的。一开始，玩游戏是合家欢项目，一家老小常围着电视一块玩《超级玛丽》。小舅玩得最上道，他买来攻略书研究秘技，玩《魂斗罗》时，能调出30条命。姥姥姥爷喜欢俄罗斯方块，老两口盯着条条块块一格一格地掉落、消除，极有耐性。
不过，大部分时候，手柄被西蒙他们几个小孩霸占着。直到“儿童打游戏玩瞎眼”、“少年模仿格斗游戏打人”之类的新闻越来越多，报纸、电视突然都开始说游戏机的坏话，西蒙就被禁止玩游戏机了。家里买了带键盘、词霸学习卡的“学习机”。但学习机也能插游戏卡，插上装载几百个游戏的盗版合集，最终还是用来打游戏。
一个暑假，西蒙去表哥家玩。他看着表哥在电脑上打《仙剑奇侠传》。在小渔村的客栈里，表哥操控的主角李逍遥被婶婶一锅瓢敲醒：“你皮痒啊！敢叫老娘鬼婆！”他上街溜达，邻居家的小姐妹向他献殷勤，洗衣服的大妈们张家长李家短地碎嘴，路边醉酒的道士管他讨酒喝……西蒙看傻了——居然还能四处找人说话！
游戏里，李逍遥认识了少女赵灵儿，陪护她千里寻母，途中遇到为他离家出走的刁蛮千金林月如。他们一路斩妖除魔。故事的最后，李逍遥、赵灵儿与大魔头拜月教主展开最终大战，女娲后裔赵灵儿与拜月同归于尽。
伴随着李逍遥从渔村小混混、一步步成长为重情重义的一代大侠，西蒙觉得自己看了一部电影，心潮澎湃。他上手玩起来，在表哥家赖了好多天，最终卡在一处迷宫里没绕出来。
西蒙妈对表哥很有意见，认为他给了西蒙不好的影响——西蒙从此爱上电脑游戏。
西蒙大学学的是广告，他梦想成为插画师，自己钻研画画和设计。大三时，他被Kappa聘为平面设计师，不再有时间练习插画。不过，他有了收入，一个月工资3500元，他花3000元买了一台当年正热的游戏机Xbox360，又申请了信用卡，买了电视，玩盗版。
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游戏论坛，其中微软用户主要聚集在XBOX SKY（现改名XBOX-SKYer），上面有不少志同道合的玩家朋友，西蒙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好好讨论游戏的地方了。他用自己最喜欢的游戏《辐射》中的吉祥物形象“避难所小子”做头像，他喜欢分享，有时早早打通一款游戏，就发帖说：“某某游戏我已打通，有任何问题欢迎问我。”
可是，玩家圈子里经常有派系争吵。西蒙入手索尼的PS3后，经常分享PS系游戏的文化解读，常被微软用户喷。一次，西蒙的文章出现了一处错误，被微软粉丝骂得很惨。他觉得很沮丧，约了论坛管理员pp熊在金融街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见面。熊比西蒙大四五岁，中等身材，圆头圆脸，笑眼肉鼻子，翻领上衣的下摆整齐地掖进皮带里，典型的商务人士。西蒙则是惯常的松散打扮，像裹上件羽绒服下楼取外卖。两人坐在一起，跟拼桌似的。
为了鼓励原创分享，熊经常维护西蒙。熊说：“我们玩家本来就是小众了，还分什么这派那派的啊。”他们商量，不如自己建一个玩家交流平台。西蒙提议做个播客电台。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形式，不仅如此，熊觉得，声音的呈现会非常亲切，能直接展现游戏玩家面貌。
熊又拉来两个玩游戏结识的好友，黑羊和西总布。他们是在一次玩家聚会活动中认识的。那年西总布才十八九岁，非常青涩。熊则是个领袖人物，他站上舞台振臂挥拳：“我们玩游戏的也要玩出名堂！我们不仅要游戏玩得牛逼，还要工作牛逼！生活牛逼！”。
2010年，他们成立电台，命名为“机核”（Gadio），意思是：以游戏为核心，不分派别。
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国防武器商Sanders Associates公司的武器设计总工程师拉尔夫·贝尔（Ralph Baer）和同事设计出了一个打乒乓球的游戏设备，可以接电视屏幕。贝尔设想，家用游戏机可以把家庭成员聚在一起，进行娱乐活动。
1972年，以此设备为基础的第一代游戏主机奥德赛（Odyssey）问世。同一年，雅达利公司投入家用游戏机行业，并推出装载更强大功能乒乓球游戏的商场投币式游戏机《打乒乓》（Pong），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街机——也就是放在公共场所的大型专用游戏机，从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游戏机市场。风靡一时的《打乒乓》，只有一片黑屏、两道作为球拍的粗白线，和一个代表“球”的白点。
美国游戏机市场繁荣十年后，因“数量压倒质量”的游戏政策，市场上充斥了大量垃圾游戏，最终玩家们对游戏彻底失去信心，市场走向大崩溃。1983年日本任天堂公司推出NES主机，成了奠定现代电子游戏标准的一款产品。日本成为游戏产业的另一个中心。
在中国，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人们渴望着新鲜事物。1984年，邓小平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大批任天堂红白机经由香港、台湾等口岸走私进入大陆，被认为是开发青少年智力的电子设备。《超级玛丽》《坦克大战》《魂斗罗》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时应运而生的，是玩家自行编写的《电子游戏入门》《电视游戏一点通》等书。国内游戏厂商还结合国情，给游戏机加装键盘、词霸学习卡等学习型配件，冠名“学习机”。
但是，正如西蒙少年时的经历，家用游戏机的名声很快就变坏了，被说成是“精神鸦片”“病毒”。2000年，国务院颁布禁令：停止一切关于游戏机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电子游戏在主流舆论的多年围剿下，很快从大众娱乐产品变成一个“不良”爱好。
从此，中国游戏市场就处在几大游戏厂商视野之外。中国玩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正版游戏，他们多半只能玩破解的盗版。游戏商应对盗版的狠招是锁区，即通过限制当地网络代理商，玩家在不同地区只能玩各自地区版本的游戏或游戏机，这样一来，玩破解版便不能联网了。
市场常年充斥盗版，培养出了一批不愿意掏钱的用户。每出一款新游戏，玩家的普遍反应是马上到网站等破解补丁。在种种条件的约束下，国内的游戏开发者过得很艰辛，自然也很难创作出新的游戏。
而就在这十多年，世界游戏产业不断发展。游戏主机处理器从八位机进化到十六位机，又进入六十四位时代；游戏画面从2D发展到3D，日益精细，人物不再是粗糙的马赛克，而越发逼真；游戏类型越来越多，剧情也更加丰富，渐渐向电影化方向发展。Xbox360和PS3的推出，标志着电子游戏进入了高画质高品质时代，游戏圈称其为“次世代”游戏，即下一代游戏。但很快，新一代游戏就出现了，“次世代”所代称的主机和游戏也不断更新，每隔一两年，玩家们就被更先进的“次世代”游戏震撼。
机核建立时，正处于这种大环境之中——中国游戏产业举步维艰，世界游戏产业日新月异。他们鼓励国内的原创游戏，但每年的重头节目，仍是报道、评论电子游戏发展的E3——每年在美国举办的电子娱乐展览会，被称为全球电子游戏产业的年度“奥林匹克”，各大游戏厂商会在这场盛会上展出本年度最重要的产品。因此，E3大展也是全球玩家的大日子。
机核第一期刚上线，就赶上当年的E3。几个人组成E3专题工作组，聚在一起观看视频直播，发布会一结束，就录制专题节目，立刻发布。北美地区的发布会一般在北京时间深夜，等到节目上线，天几乎亮了。
2012年的E3，朋友们齐聚西蒙家。索尼发布会上，《合金装备》新预告片首次向全球公布。《合金装备》是世界上第一个战术谍报类游戏，到这一年已经是第八部作品。二十多年来，每一部新作都带来剧情、视觉效果和操作技术上新的惊喜。那是熊这辈子认定的一款游戏，他憋红了脸，亢奋地跳到沙发上大喊大叫。
这时候，他们喜欢的游戏已经具有电影巨制般的恢宏效果，但有时候，熊跟圈外的朋友说起游戏机，对方依然只知道红白机和《超级玛丽》。
四
麦教授在读大学时玩到了《巫师》。他霸占隔壁同学的电脑，沉浸游戏不可自拔。
主角猎魔人杰洛特，披皮甲，背长剑，一头白发。故事的起源是，猎魔人的要塞凯尔·莫罕突然遭遇火蜥蜴帮的阴谋袭击，杰洛特于是开始了追踪侦查之旅。一路困难重重，杰洛特必须主动探索、尝试，才能打入全境封锁的城邦、调查阴谋真相，剧情由此推进。
麦教授觉得自己就是杰洛特，完全被吸进抽丝剥茧、层层展开的故事里。
三年后，在英国读硕士的他，再次被乌克兰游戏《地铁2033》震撼。
故事设定在被核战摧毁的世界，人类仅存的避难所是地底列车站台。黑暗画面和残损环境营造出的废土风格，完全切中麦教授的兴奋点，他把游戏调到俄语音轨，为“浓郁的毛子气氛”陶醉不已。他上网查阅游戏信息，买来游戏改编的原作——俄罗斯作家德米特里·格鲁克夫斯基（Dmitry Glukhovsky）的小说《地铁2033》。这本书附赠了一张地铁世界政治局势图，看着地铁图上的站名和格局分布，麦教授再次亢奋——这真是太完美的国际政治模型了！麦教授用国际政治的理论框架再次分析游戏和小说，忍不住赞叹这款作品的深邃。
他真希望可以和人分享自己玩游戏收获的一系列想法。但他觉得网络上的氛围非常反智，各大游戏媒体平台又充斥着攻略，这些想法只能留在自己心里。
2013年，麦教授申请博士学位，空出一年，便回了国。他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干着不甚有趣的实习工作，offer又迟迟不到，日子很是难熬。一天，他听到了机核，觉得有趣又有内容，令人开心。从此，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就插着耳机，边走边傻乐。有时，他听着几个主播聊得酣畅，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如果把自己扔到这群人中间，也会很愉快。
那年的VGL游戏音乐会（Vedio Games Live）【一场以游戏音乐为主题的电玩交响音乐会】上，麦教授见到了西总布和西蒙。他鼓足勇气上前打招呼，说特别喜欢他们的节目，感谢机核在他消沉时给了他许多慰藉。这话发自肺腑。“哟，这太棒了。”西总布笑着，拍了拍麦教授的肚子。
音乐会当天下午，麦教授遇到西蒙。他们聊起游戏。“我偏欧美。”他说。西蒙说：“我也是。”麦教授说起《地铁2033》，从克里姆林宫上的五角星说到列宁和地狱签订契约、恶魔大军帮助红军，已经烂在肚子里的一套想法倾泻而出。说完《地铁2033》，又说《巫师》。
“我×，真的吗？”西蒙听得眼都直了。他问道：“你什么时候走？你要是留到周一，我们可以录一期节目。”
一个月后，《巫师》专题上线，反响很好。麦教授这才放了心——他脸皮薄，一直担心被喷。这让他确定，机核这个平台和他擅长的东西是高度契合的。机核的主播、编辑和观众们都是认真的人，尊重知识，他们看到了游戏的严肃和丰富。
这样认真的平台，自然也能吸引同样认真的内容生产者。
在机核网还是旧版论坛时，每天更新寥寥，稳定的高质量撰稿作者只有一个，RED。
RED的游戏评论自成风格，他采用固定的框架，开头、结尾分别成段，中间用关键词做小标题、分点论述。固定框架能帮助他迅速进入写作状态，稳定又高产。他写评论更多是为了自我训练，学习游戏讲故事的方式。RED说，游戏最吸引他的部分，就是叙述方法。
“故事是超越形式的，而游戏确实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讲故事的方式。”RED很关注独立游戏，因为独立游戏开发者往往能提供摆脱以大制作团队和高推广预算为基础的巨制束缚和传统叙述方式，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比如讲述患癌儿童家庭故事的《癌症似龙》；还有通过谋杀案嫌疑人供述视频构成的文字冒险类游戏《她的故事》。
陈星汉也是这样一位独立的游戏设计师，他的游戏超越了传统游戏概念，没有激烈的故事，没有语言，也没有竞争，却给人以感官认同和心灵共鸣，被称为“禅派”。
陈星汉的启蒙游戏同样是《仙剑奇侠传》。在机核的节目中，他说，《仙剑》通关后，他心里充满难以言喻的情感，想了很久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活。这个思考让他成长，他觉得自己变成了更好的人。从那时起，陈星汉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能带给人思考的艺术家，而游戏就是他选择的媒体。
本科毕业后，陈星汉到美国学习电影写作。在那里他学到，好的电影要做到“a good story well told”，就是说，故事要好，讲得也要好。近几年，电影化是美国游戏制作的一大趋势。但陈星汉觉得，大部分游戏讲故事时，依赖的还是传统媒介的表达方式，比如插入大段的场景动画。但游戏这个媒介，最重要的应该是互动性。问题是，这个行业如此年轻，以至于目前游戏可以表达的语言非常少。在美国的游戏开发公司，陈星汉听到设计师对游戏设计的评价只有两句“this is fine”和“this is cool”。但除了表达酷和好玩，游戏还能表达别的情感吗？比如孤独，或是宁静？他愿意去探索。
2011年，他被邀请到机核，是机核的第一位重量级嘉宾。第二年，他的团队开发的《风之旅人》（Journey）获得美国Spike TV举办的年度游戏大奖，这一奖项被誉为“游戏界的奥斯卡”。
在机核的节目中，陈星汉说，大部分人的印象里，游戏就是车、枪、球，游戏玩家就是十几岁爆着粗口只想干掉对手的男孩。他说：“我觉得我整个职业生涯就是想改变人们对游戏的看法。”
五
2013年5月，机核三周年了。
“三”，怎么着也算个数了，西蒙想，可以搞点儿名堂了。他为三周年设计了纪念T恤，正面印着一个由各式各样手柄组成的阿拉伯数字“3”。设计出身的西蒙觉得，T恤是一个极佳的文化元素载体，能展示态度：玩游戏的人应该很自豪地展示自己，我们不是一群死宅男，是一群有想法有文化的、不一样的年轻人。
三周年聚会后，熊开始筹备移民加拿大，西蒙和西总布工作也越来越忙。三年来，机核都是他们的业余工作，机核发展得很平稳，但也没有更多的想法。
到了年末，游戏圈里传出国家解除游戏主机禁令的风声。西蒙没当回事儿——反正禁不禁的，核心玩家们该玩的也都玩了。但新的消息很快传来，知名网游公司完美世界开始尝试收购电玩巴士、A9VG等游戏媒体——这个行业开始布局了。
国内一直不乏游戏媒体，但清一色都是推广式的行业新闻和教人通关的游戏攻略，机核几乎是唯一一家主打挖掘、传播游戏文化和玩家生活分享的，电台广播的形式也独树一帜。
但是，西蒙和西总布开始觉得，必须得行动了，否则，在资金的驱动下，“圈子里很快要出来新东西把我们超了”。
他们试着写了一份企划书，开始在朋友引荐下接触投资人，求些建议。几个投资人一看他们不成样子的企划书，再一问，竟然还是个业余爱好，都觉得太不靠谱了。
次年初，解除游戏机禁售规定的通知正式公布。
3月的一天，西蒙突然觉得，不能拖了，一通电话辞了职。第二通电话打给西总布：“我辞了。”西总布像往常一样淡定，放下电话，也辞职了。
接下来怎么办？两人窝在西蒙家商量。
此前，他们做过一次针对用户的在线调查问卷，收到了一千五百多份有效回复。令他们骄傲的是，回复中90％的人玩正版。有人说，喜欢的节目会反复听，还有人说每天上下班路上都在期待下一期……这些留言让西蒙、西总布特别感动，也有了底气——他们已经抓住了一批真正爱游戏、也愿意为游戏掏钱的用户群体。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花了很久来梳理自己的资源，制订方案，试图让一个业余爱好变成可见的商业模式。
见了很多投资人之后，第一笔资金终于到位，他们在胡同里租下了一间办公室，注册公司，招聘员工。
西蒙和西总布的创业得到了家人的完全支持。经过儿子多年灌输影响，西蒙的妈妈现在也认为游戏确实有些名堂。家人们看得到，游戏市场确实火了起来。但他们没弄清，火起来的是手游（手机游戏）和网游（网络游戏），与机核主推的主机游戏，并不一样。
陈星汉在做客机核时，说：“我最近就很郁闷。身边的人都开始玩手机游戏、网页游戏。我说我是做游戏的，他们就说，是手游吗？你是不是很有钱？我就特别郁闷，我觉得他们完全误解了游戏是什么。”他和很多玩家、包括机核的成员都认为，主机游戏才是真正的游戏，代表了游戏的创造力和精髓，而手游、网游，只是为了赚钱，尽管盈利丰厚，形式、内涵却远远不能和主机游戏相比。
“但我知道你们是没有误解的。你们是真正的核心玩家。”陈星汉说。
六
在采访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推荐我试试《风之旅人》。此前，我没有玩过任何主机游戏，没有握过任何游戏机的手柄。在采访结束后，我决定试试。
游戏开始了，我变成一个没有脸的小人，三角形的红斗篷下是尖细的两条腿，不知男女。我用手柄调整方向，移动视角，手柄跟着我的步伐轻微震动。
漫天金黄的沙漠里飞舞着红色的符纸，像空中游动的金鱼。我在地面跟随它们滑行。符纸飞舞得轻快，不时调转回来，环绕着我嬉戏。我颈上的长巾亮了起来，光亮遍布周身，我可以轻盈地跳跃了，我长袍飞扬，在空中打转。
我穿过黄沙瀑布，踩着一团明亮的光芒；我路过无名墓碑，爬上隆起的沙丘，顺势一气滑落。我在沙上径直向前滑行，穿过残落的石门，掠过波光粼粼的水面，金黄的夕阳直射进廊桥，投下廊柱的条条阴影。
音乐陡然紧张，我落在灰暗的谷底。两列竖立的巨龙石像拢成拱廊，我是石像脚下微小的点，战战兢兢地贴边前进，步步惊心。突然，一条巨龙猛地一抖，一个俯冲劈下一道光，我被甩到天上，重重落地。
我一路鸣叫，放出高低起伏、大小不一的透明光球，却无人应和。天地之间只我一个，渺小而无力，我把视野调远，人在茫茫沙地里小得几乎要消失；把视野调近，放眼望去的路便是无穷无尽。
直到屏幕边缘出现一道光亮，另一条围巾和另一件红斗篷出现了，TA蹲下身，一跃而起，放出了一个愉悦的光球。我立刻回应。我们来来回回“鸣叫”了一阵，兴奋地相认，然后彼此靠近，结伴同行。
我们一道腾空出塔，用围巾为对方蓄力飞行。两个红色小斗篷时而并肩，时而你追我赶。我们一起在暴风雪肆虐时躲在石壁后紧挨着彼此，一起逆着狂风、拉紧斗篷艰难前行，在狂风突袭时并排着被刮退几十米。
历尽艰辛，我们来到这一关的最后关卡——一道长符搭起的桥。这毫无难度，我们欢快地一前一后奔去。可我的视觉却在这时出现错乱：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让我在一瞬间分辨不出哪个才是自己。瞬间的误判让我从桥上跌落，我距TA仅一步之遥。
我不能自已地下落、下落，一边没完没了地按键“鸣叫”。我没有表情的脸上是两个空洞的圆眼，看起来不知所措，我还在下落，挣扎着“鸣叫”出的长波光球已经够不到桥了。
我落回了这一关的开始，白雪皑皑，孑然一身。
我的伙伴会等我吗？会回头找我吗？我无从知晓。我铆足了劲向前狂奔，一边跑一边疯了似的一路“鸣叫”。我独自一人又一次走上那段暴风雪席卷的路途，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袭来，我怀念有人陪伴、带领的感觉。此刻，我只能拔足狂奔。
终于回到了那道桥，我环顾四周，TA不在。
我独自穿过最后一道出口，走入一片茫茫白雪。我的步履愈发沉重。我躬身向前，渐渐举步维艰。一步，两步，三步……我跪在了雪地上，倒了下来。落了雪的红斗篷和白色的雪地融为一体。
天地间没有另一星红色，天空也被碎雪席卷白了。
我感觉自己在游戏里走完了一段人生。
直播女孩
文_陈晓舒
一
手机屏幕里的女孩看起来很隆重，她戴着淡灰色的假发，假发上歪别着一顶白色蕾丝边的发饰，中间是一大缕棉絮般的羽毛，一眼看过去像是一顶奇怪的帽子。女孩那张本就不大的脸，被假发的波浪卷边盖住了一大半。她正使劲对着屏幕笑，粉嘟嘟的嘴唇，粉色的脸颊，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她那双汪汪大眼，经过化妆，眼睛已经有些大得不成比例。
她看起来很冷。3月底的北京已经停止供暖，她只穿着一件粉色吊带裙，胸口露出一道深深的沟坎，看起来很是单薄，以至于她露出的牙齿一直微微颤抖。
不笑的时候，她对着屏幕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喜欢重复别人的问题，然后提供答案。比如：“这是在干吗？”“哦，这是我的芭比妆。”有时候她和身边的某个男士聊天，男士也许坐在镜头边，我们看不见他，但能听见他的声音。背景音里，还有各种不知从哪儿传来的音乐。
当屏幕显示有人送了女孩100多枝玫瑰时，她兴奋地冲着屏幕大喊：“谢谢你的花，麻烦一会出门左拐到楼下的房间去，也帮我们的二号机位送个花。”
玫瑰花，是这款直播软件中最便宜的一种礼物，9个宝石能买到一朵。贵的礼物有跑车，价值19999个宝石，游艇29999个宝石。别墅是礼物中最豪华的，需要99999个宝石，花费人民币1400元左右才能换取一套在屏幕上出现三秒钟的别墅。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手机直播软件，女孩说的话让我有些糊涂：“楼下直播间？”“二号机位？”
我决定先退出她的直播间。这款手机直播软件和微博、朋友圈一样，都是下拉似的，唯一不同的是，它并不是根据时间来确定顺序，而是根据直播的热度。直播间在线人数最多的排在最顶端。刚才的芭比女孩排在第一位，我往下刷，点开排在第三的直播，点进去发现还是她。但和刚才的直播略有不同，刚才是她的正脸，现在是个侧脸。女孩时不时会扭过头来，冲着这个屏幕露齿笑——原来这就是她说的“出门左拐楼下的二号机位”。
我接着往下拉，进入一个叫happy牛爷的直播间，他的照片看起来胖胖的，完全不是以颜值取胜，却吸引了100多个人在工作日的下午同时观看。
身材庞大的牛爷正坐在一张宽大的老板椅上——确切地说，他正仰躺在这张椅子上睡觉，面前是张大桌子。我看了一会，他并没有要醒来的意思，却不断有人给他点赞、送礼物。当我正要退出时，牛爷突然醒过来了，坐直身子，调整姿势，对着屏幕说了一句：“有空我也开车去北京玩玩。”地道的东北话。说完，他继续靠在椅子上，眼睛斜看着屏幕，似乎又准备入眠。
另外一个直播室的女孩，正扶着头和大家分享自己最近的经历。女孩声音很好听，语速很快，正在讲有人想挖她去一家新公司，但每个月才几百块钱，收入太低了，她觉得现在的地方很好，老板也很好。女孩变着花样讲这个故事，努力不落下任何细节，同时加上许多充满感情色彩的评论，似乎她和我们所有人都是密友。
当天晚上，我再次点进芭比女孩的直播室，发现她人不见了，椅子上放着一块硬纸皮牌子，上面用签字笔写着一行字：“主播出去吃饭了”。但这个空无一人的直播间却还有几百个人来来去去留守等待。
芭比女孩是这个直播软件排名第一的主播，叫B小酥，这天晚上，她的纸皮牌子至少代替她直播了两小时。
二
光圈直播在2015年12月上线，随后立即开始四处物色主播人选，当有人把芭比装女孩B小酥的照片递给李舰时，他开玩笑地说：“长得不行，但刚起步，我们就宽进严出好了。”李舰是光圈的首席内容官。
刚上线时，光圈的招募条件是好玩、有趣。招募来的主播们在这里并没有保底工资，收入全靠用户打赏，打赏的礼物按照价值折算成现金，平台收取其中的55％，剩下的45％是主播们的收入。
B小酥在光圈排名第一，这个排名的依据就是打赏的收入。在光圈内部，提到B小酥总会介绍她的来头：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同时还在进修和君商学院影视班。另外那个在直播中分享自己被挖经历的女孩，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在校女大学生。言外之意是，她们的学历都不低。
B小酥在12月底开通光圈直播，成了最早一批用户。她每天晚上十一点上线，直播的地点就在她北京的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英文：you should put something really great here．B小酥就坐在这幅画的前面。
如果详细分解视频直播的技术步骤，它需要：一、采集影像；二、网络同步上传；三、云端服务器储存；四、分享给更多人。但对于B小酥来说，这些近几年才突破成功的复杂技术，只需要：一、把手机架在茶几上，可以让自己的手不那么累；二、打开光圈软件，点击直播，找好角度；三、开始盯着屏幕，等着人来。
刚开始的一个月，每次直播只有几个人进来看看，B小酥看到人来了就热情地打招呼，喊上对方的网名。如果某个夜晚同时有十三四个人在观看她，她就会很激动：“这么多人在！”
她尽量表现得很自然，她确实也找不到紧张的理由。在她面前的，是一个个虚拟名字，并不是真实的面孔。
这些随便看看的观众们，某一天可能会突然好奇，打出一行字：“主播笑起来好好看！”“主播哪里人？”B小酥回答：“主播笑起来好好看，谢谢！”“主播哪里人？主播是河北的。”慢慢的，就开始聊了起来。很多时候，观众的问题只是简单打个招呼：“你吃饭了吗？”“你什么时候去睡觉？”
每天晚上，B小酥一连直播三四个小时。为了打发时间，她偶尔会玩玩牌。她摆上两张牌，让网友挑一张，和她比大小，网友输了给她刷礼物，B小酥输了就在脸上画线。后来，她直播室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同时要和她玩，有时候要一连摆上六张或十张牌，她开始紧张，害怕自己会输得满脸是道道。
三
我第一次见到B小酥，是在北京霄云路的光圈直播办公室，李舰的内容团队在那里办公。她很黑，很瘦，脸看起来更小，那天她抹了个浓艳的红唇，看起来比直播里更成熟。李舰说：“那说明我们的美颜功能做得好。”
在光圈对用户的调查问卷中，美颜功能是用户呼声最高的选项。光圈将美颜功能设置为1到5档，不同程度地美化皮肤和肤色。但许多主播并不满足于美颜功能，她们还使用了专门的美颜手机。
B小酥也为直播特意买了美颜手机。她看起来只有20多岁，但“经历丰富”，高中毕业从河北来北京学造型设计，有过几年工作经历，跟剧组给演员做造型，也偶尔拍拍广告，开过淘宝店，打版设计过衣服。两年前，她开始读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我猜不出她的年龄，这也是她最避讳的问题。“你哪年来北京的？”“哪年上的大学？”她都巧妙地避开。如果有网友在直播时问她：“你放的这首是张学友1993年的歌，那年你读小学了吗？”她一眼识破：“哼哼，你们休想诈我。”
她描述自己的现实生活并不无聊：忙着和君商学院的毕业；人大在职研究生即将考试，还有一堆功课需要复习；每隔一天她需要去三里屯美黑，有许多新朋旧友要招待。她似乎不那么缺钱，并不需要靠直播来养活自己。
“一开始也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来直播，就坚持下来了。”她说。
B小酥最长的一次直播，长达24小时，就在布满摄像头的光圈办公室里。光圈召唤了平台上最火的四个主播，要求他们玩时下最流行的游戏——撕名牌，然后搭车到市场上去买菜，回办公室直播做饭。到了晚上，B小酥开着灯，开着直播，和衣睡了，凌晨醒来发现还有40多个人在线看着她。
这也不是她唯一一次直播睡觉。有次在家里直播，她和网友们说，腰有些疼，想躺着聊，那天她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和网友聊剧情。然后她不知不觉睡着了，两三百人同时在线看她打呼噜。B小酥醒来的时候，看到在线人数，也吓了一跳。她第一反应是跳起来关掉直播。
李舰说，那是光圈最火的一次直播睡觉。他特意把那次直播缓存收藏了起来。但大多数直播并没有收藏的价值。在光圈的用户调查中，“是否需要加设重播的功能？”用户们都说，不需要，过去的就让它静静过去。
B小酥的芭比装直播，就这么静静过去了。“那天我从下午四点一直播到半夜三点，连续播了11个小时，累惨了。”她说：“你看得出那天我很冷吗？我来了大姨妈，手里一直捂着一个热水袋，不停地喝热水。”
那次直播她准备得很隆重。为了帮自己的朋友“小火山灰”站台，她买了三套衣服和假发，花了1000多块，最后在直播当天选定了粉色的芭比妆和淡灰色的假发，直播前又花了不少时间化妆。
一号机位就是小火山灰的号，二号是B小酥的手机。那天小火山灰赚了27万光圈币，相当于2000多块人民币，B小酥赚了13万光圈币。但这并没有让B小酥太兴奋。
在芭比妆之后，她停播了两天。“觉得挺难过的，我们这么用心准备，并没有要求观众送礼物，但还有那么多人进来说各种难听的话。”
四
遇到辱骂的人，B小酥通常的态度是置之不理，也劝其他网友不要去对话。但有时候她被骂急了也会讽刺：“我不拉黑你。路上有疯狗咬我，我还咬回去吗？”对方被激怒，她就会笑着说：“这位朋友，你已经处于情绪不能自控的状态，马上你就要炸了。”
闹得最凶的一次，是网友们集体喊“主播脱光”。B小酥说，好，给你们一个小时帮我光圈币涨20万我就脱，观看者们开始疯狂地送礼物，鲜花、嘴唇、游艇。那一晚，B小酥的账户上果真增加了20万，她告诉在线的人，看好了，我要脱光了。她把客厅的大灯关掉，打开小灯，用手托着：“看，我托光了。”有人觉得有趣，有人大骂不守信，纷纷散去。
这事在平台炸开了，其他直播间的主播们纷纷损网友：“哈，你们花了20万去别人直播室看一个灯。”
从那以后，B小酥准备了一张小白纸，有新人进来提要求，她举出小白纸，上面写着“B小酥就是我！！！都会什么？会画画、做游戏、唱歌（但难听），不会脱衣、跳舞、站起身、看腿、也没胸，总之，不约”。
B小酥开始挑着聊，找对味的人。有些人上来就问：“主播多大？”“主播有没有男朋友？”“主播是不是处女？”她全都不理会。
第一波玩直播的主播们，几乎没什么收益，天天遇到这些糟心事，大多都退出了。但B小酥却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忠粉——火机哥哥。
火机哥哥看B小酥的直播，会砰砰砰地砸礼物。在平台刚上线之初，送主播10朵玫瑰已经算是大手笔，火机哥哥每天上线给B小酥送999朵，或1314朵，他还送出了平台第一栋大别墅。那三秒钟，平台上所有主播和网友们聊天时都能看见系统提示：“火机哥哥送了B小酥一栋大别墅，这一定是真爱！”在真爱粉的支持下，B小酥一下子成了光圈排名第一的主播，火机哥哥也成了红人土豪。他在光圈的贡献榜排第四，花费了900多万宝石，换算成人民币，大约十三四万元。
在现实生活中，火机哥哥是个公司高管。他登陆光圈的初始目的是公干，公司正在调研是否也趁热做一款直播软件，火机哥哥浏览了几天就判断这并不适合他的公司开拓，但他却在光圈留了下来，陪了B小酥快半年。有时候他会对B小酥说：“刚开始如果不是进了你的直播间，可能我也不会玩到现在。”
他们成了微信好友。火机哥哥来北京出差，B小酥拉着小火山灰和他见了一面，双方客客气气的，在线上保持亲密，线下并不经常联络。就像火机哥哥在平台的个性签名：“我喜欢你，便为你撑起一片天，你是否喜欢我，那是你的事。”
像火机哥哥这样的忠实粉丝还有好几个，B小酥有时候会问网友：“你们为什么来看我呢？”大多人回答：“你挺有趣的。”“你很真实。”她还会问：“你们会不会介意女朋友是主播呢？”得到的答案是：“不能这么晚还在播。”
但B小酥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觉得主播和其他行业没有任何区别。她爸妈知道她做了主播后，也表示支持。他们几乎从来不限制她做任何事情。
爸爸充值了30000个宝石来助攻。他一上线就在平台发红包，全平台都知道B小酥有个爸爸叫老毕，光圈新添了游艇的礼物，B小酥就撒娇：“爸爸我好想看海。”老毕一连送了她三个游艇。老毕还客串她的直播，把闲谈玩游戏的直播变成了经济学讲堂，网友们纷纷上来问：“岳父，你在干什么？”聊到后面，网友们开始改口变成：“老师，你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怎么看？”
2016年春节前，老毕几乎每天都在B小酥的直播间里溜达，也会和B小酥的网友们聊天。有时老爸还会私下批评她：“你直播歪着身子，显得不太尊重别人，姿势不要太随意。”
她痴迷着这一切。除夕夜，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和网友聊天，零点的钟声敲响，她端着妈妈做的饺子直播吃饺子。她很惊讶，跨年夜竟然也有不少人在线看着她。
五
和B小酥见面后，我决定尝试一次直播。我把手机屏幕对准了家里的玩偶，没有设置任何封面照片——对“标题太重要，涨粉很美妙”的提示也置之不理。开始直播后，陆陆续续有人进来，我躲在一旁，不知道要不要说话。几分钟不到，房间里已经有70多个人，他们能看到就是一只玩偶，我不说话，他们也不说话，大家都很沉默。
然后有人开始点赞，我犹豫着要不要说谢谢。但我感觉他们只是在试探会不会发生点什么。点赞的人越来越多，十几分钟后，房间里还有90多个人坚持着。我想是时候发生点什么了，伸手关闭了直播。
作为主播，B小酥平均每个月能赚两三万，她还慢慢开始有其他的商业合作。这是她坚持下来的理由之一。她在直播间里问网友：“你们为什么来看直播呢？”网友们总是说，因为你比较特别。
B小酥也问过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你们会去看直播吗？”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她说，如果她不是主播，也不会去看直播。她的观察是：“有些人生活可能没那么充实，我们生活中总有很多时间是要虚度的，我可能愿意发呆，他们愿意看直播。”
光圈的创始人张轶也不是一个会看直播的人。他的理解是，每个人都有窥探别人生活的欲望，在他给自己准备的创业案例中，挪威的火车直播最为有名。2009年，挪威广播电视台直播了一辆火车从卑尔根到奥斯陆的300多英里路程，这个无聊的节目直播了整整7小时，观众能看到的就是车厢内的场景和火车司机视角的车外景色。但挪威竟然有20％的人观看了这个节目，它意外地挽救了电视台频频下滑的收视率。
在方正证券的直播研究报告中，画了一张三角形图表，最底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报告里解释为猎奇和窥视，得出的结论是：直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再往上一层，是社会的认同：直播平台提供的点赞、评论、打赏、红包等功能，帮助用户在虚拟世界里建构身份地位，这个寻求互动和认同的过程，也正是平台实现创收的过程。
这种认同和存在感，B小酥也能体会到。刷礼物有榜单，排名前几的是平台人尽皆知的土豪，给平台上当红主播送礼，也能进主播的榜单，同样可以找到存在感。“这是很多人在生活得不到的。”
对她来说，直播的过程也是一种存在感：“生活中，谁愿意听我这么瞎聊。我不是一个有倾诉欲望的人，但这种被关注被在乎的感受，让我舒服。”
二重奏
文_叶三
一
对于一个曾在乐团中度过十年时光的业余乐手来说，排练之前的对弦声几乎是伟大的。首席小提琴手站起来，一个纤柔而稳定的标准音A——紧接着，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斯、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小号、长号、圆号、巴松……涓涓细流，海纳百川。整个乐队齐声哼起来了。然后指挥登上指挥台，扬起手。
我坐在保利大剧院空空荡荡的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边的位置听着标准音A，一边感慨万千，一边心虚。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建团15周年的演出排练现场。眼下，音乐总监余隆与我隔了五六个座位，正气宇轩昂地坐着。一分钟前，他刚厉声喝走了两个摄影师：“排练呢！认真点！清场！闲人都出去！”我脖子上挂着的演员证是大鹏借来的。大鹏在台上，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的谱子。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它的前身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目前仍直属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中央电视台管理。我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大鹏是爱乐的首席大提琴手。
大鹏生于1982年，小学毕业前在深圳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初中一年级随家人搬到北京，考入北京艺术学校。当时，北京艺术学校挂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名下，所有老师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在外地来京的艺术生眼中，这所私立中学是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最佳路径。
1995年，北京艺术学校位于丰台区，学费一年两万五。
从小，大鹏就是个很乖的孩子。除了他，他家没人学音乐。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学大提琴，他也懵懂，上大学前一直处于“哎，我觉得你拉得挺好的”，“啊，是吗？”的状态。“觉得就是得拉好，我得练琴。别的没有了。”
艺术学校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直升，课程安排是文化课与专业课平分，上下午各两个小时，而初中之后就不再设数学课。这些学生注定将来要吃艺术饭，毕业后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升入音乐学院，没有别的选择。
艺术学校是封闭寄宿式的，像一所军校，宿舍里没有电视，平时的娱乐仅限于聊天和打球。大鹏说，他的同学都特别刻苦。有一些要考托福的疯子六点就起床，“我还没吃早饭，人家已经背了200个单词”。
在这些刻苦的同学中，大鹏仍然算是非常乖。每人一间琴房，琴房里一架钢琴，几把椅子，一个人。老师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听听哪个房间没声音了，偷懒了，便敲门进去看看。大鹏从来不停，他连中间休息都没有，上下午各两个小时一口气练到底。吃完晚饭写完作业，他又回到琴房拿起琴，一直到十一点熄灯。
练琴是件枯燥又辛苦的事。从音准、音质，到左右手的配合，每一弓的振频振波要一样，耳朵又要随时判断有没有跑偏，身体极为紧张，而肌肉又需要松弛，每分每秒，人都在理性和感性之间与肉体较劲。年轻的学生喜欢攀比，一首技巧性的练习曲，有人能两分半拉完，那就有人追求两分二十秒，两分十秒……而技巧还是容易达到的，音乐的张力和表现力等软功更需要长年的训练和磨炼。
大鹏的少年时光，简而言之，便是练琴、比赛拿奖、继续练琴。当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是他唯一的目标。
初二那年，大鹏父母找了个专家给他把脉。专家一家子都是专业拉大提琴的，专家号称世外神人，名气很大。大鹏拉完，专家跟大鹏妈妈说：“让你儿子改行吧。”
“我当时特佩服这老头，够直率，”大鹏说，“他可能认为小孩听不懂。”然后他马上感染肺炎，住了一周的院。“我这个人心特别重，我就觉得，我真那么差吗？那我也太笨了”。
四年后，大鹏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那年考生共21名，录取7人。大鹏的应试曲目是《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最终，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大鹏的主课老师还是艺术学校的老师，同学也都是熟悉的。他觉得顺理成章，以后肯定这辈子就吃这碗饭了，“再改别的也真的来不及了”。
得知我6岁开始业余学大提琴，十二年后彻底放弃，大鹏说：“太可惜啦。”我说，当时家里人觉得专业干这行，路太窄。大鹏说，也是。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有些读了两年就去了欧洲，也有的最后留校当老师，放弃的也有，“这个行业女孩儿还是蛮吃香的，女孩儿拉大提琴就会让很多土豪觉得好美，好迷人……然后就全职太太了。”他对我眨眨眼。
音乐学院毕业后，大鹏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现在，整个乐团共90名乐手，14个大提琴手中年纪最大的52岁，90后和70后共三四个，大鹏这样的80后是中坚力量。
2015年5月25日傍晚，乐手们从排练厅中鱼贯而出，散到附近的街市上找饭食。演出将在两个小时后正式开始。比起演出，我其实更喜欢看排练。那轻松的谈笑，配合到妙处忘情赞叹，用琴弓敲击谱架的杂响，间歇时偷偷拿起藏在椅子下面的茶杯，这一切都让我怀恋。好像我曾经接近而未能达到的生活就呈现在眼前。大鹏说，在台上演出，“如果赶上好的指挥”，那真是一种享受。确实，音乐犹如光圈，圈里的人挺拔又高贵，令人艳羡。
但如果只看手，会误认为大鹏是个干体力活儿的老粗——他的手骨骼突出，骨节粗大，两手手心和左手五指上都覆着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苦练的结果。吃完一屉蒸饺一碗粥，大鹏从车后备箱里取出黑色燕尾服和白衬衫，对我挥挥手，他又钻进了后台。
演出铃拉响的时候，我在翻看目录。这场15周年纪念音乐会像是爱乐乐团的一次团拜答谢会，曲目从威尔第、多尼采蒂、瓦格纳到《二泉映月》和《掀起你的盖头来》，应有尽有；嘉宾指挥共13名。我身旁衣香鬓影，一片盛世景象。当鲜花堆满舞台，著名导演冯小刚举起指挥棒挥响《祝你生日快乐》时，我偷偷起身，从侧门溜了出去。
二
“我觉得中国音乐学院近来在没落当中，”小管面带沉痛地说，“这是一件很让人悲哀的事情。”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小管20岁，中国音乐学院大二学生，主修中提琴。他颀长明朗，一副阳光美少年的模样，我很难把他的沉痛当真。
1980年，“文革”期间解散又被合并的中国音乐学院复建时，复院人李凌说：“中国音乐学院是周恩来倡导办起来的，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校。”1987年，中国音乐学院从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旧址逐步迁至健翔桥畔新校区，那时候小管还没出生。
2015年5月初的一个午后，小管与我漫步在校园里。周围四处张贴着民歌演出的海报，几个穿着燕尾服和大蓬裙的男女经过我们，快步走到校门口打车——那是刚考完声乐的学生。“看，我校的著名景点‘高山流水’”，小管指给我：一摊绿水，几棵树，一座假山，三两带着孙子玩耍的老太太。我们穿过他们，走进琴楼。
琴房就是我想象中的琴房。四壁徒然，简单的椅子和谱架，墙上贴着考试时间表，钢琴上架着的谱子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只是钢琴一律全是大大小小的斯坦威，见我表示惊讶，小管说，学校不缺钱，“我们校长的口号是：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的音乐学院”。
走廊一端，一行面色疲倦的学生正在机器前握着学生证排队，预约练琴时间。小管说，这会儿正是期中考试的时候，平常琴房也常是满员，因为很多学生随时准备着参加比赛。小管很少在学校琴房练琴，他也从不参加比赛，“我不感兴趣”。
小管出生在1995年，他家算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是民间艺人——“拉二胡的”；舅舅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和笙专业，现在京郊开提琴厂，产品销往欧美；小管的舅妈拉小提琴，父亲学声乐；小管这一代则学的全是西乐：表姐和表弟学大提琴，他自己先学小提琴，后改中提琴。
4岁起，小管每天要练一个半小时的琴，“那时候完全学不进去，完成任务就行”。我看看他的手，十指修长，便是肥皂剧里扮演提琴家的演员的手。“我们的生活状态相当舒服。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自由时间太多，一直属于散漫状态，经常在外面玩，结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关在琴房里面练琴的……我是中间那种”。小管晃晃悠悠走在我前面，又回头笑笑，露出极健康的牙齿，“虽然我不算用功，但在中提琴这行里，我成绩还不错的”。
小管应该是那种非常聪慧活泛的学生。读音乐附中，其他同学住校，他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很早就独立生活。16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组了个管弦乐团，同学是钢琴系的，专业好，演出多，人脉广，负责外联；小管在学校里招兵买马。把乐队挂靠到熟人一个文化公司底下走账，两个还未成年的合伙人便可以签演出合同了。
那时候，小管他们的管弦乐队在万豪酒店做驻场演出，一天三小时，收入1000元。小管不仅是合伙人，还是艺术总监，曲目都是他定。一开始全是古典四重奏，后来换了个经理，要求改成流行歌曲，加弹唱，“我特别生气，”小管说，“把我们原来的档次全部给拉下去了。”
有一次，小管家人认识的一个香港经销商找到了他。“老爷子70多岁了，业余爱好作曲，还喜欢拉个小提琴，琴技我就不评论了，但是人家老爷子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这非常好”。老爷子写了一个协奏曲，没有乐队，没法演。小管说：“没事，我们这儿有乐队。”
老爷子给去世的好友办了个音乐追思会，小管带着十几个孩子去给他伴奏，小管的同学指挥，老爷子自己拉小提琴。“他写的也简单，我们排练都省了，就直接跟他合了一次”。老爷子认为，效果非常好。老爷子写的协奏曲演完了，小管决定再赠他一个四重奏。“他老人家保留着上个世纪的热情，非要拉《情深意长》（《东方红》中出现过的彝族民歌）”，小管说没问题。
干这些事，有时小管的同学们会纠结：“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拉的都是贝多芬莫扎特，现在要我拉《情深意长》？”小管是非常开心的：“来来，我拉小提琴，你们拉别的。你们拉不出我的感觉。”说到这儿，他又严肃起来：“连自己的民族音乐都不抓的话，如何抓其他人？”
这个追思会，小管他们挣了一万块用以填补财务亏空——除了赚钱的活儿，他们也自己掏钱办过演出。
当时，音乐学院附中旁边有个楼盘，小管他们租下了楼盘附属的会所，在豪华餐厅中演出他们喜欢的小众曲目。“当时说要卖票，后来发现票没人买，就发票。”全校400多人，票发出去了100张，还请来了保利演艺经纪公司的老总和一个歌唱家，“反正坐满了”。
那是乐团的第一次演出，曲目是本杰明•布里顿的纯弦乐，“效果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
升入大学，小管对搞乐团接活儿这种事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中国音乐学院以民乐见长，管弦乐不算强项，每年招生也只按照小型交响乐团规格招50人左右。学院自己有乐团，校庆的时候学生们伴奏《爱我中华》《走进新时代》……小管记忆犹新，“我觉得有点品位的人都不会喜欢的”。
大学生里，常出去接活儿的人有一套谱子，行内叫“活儿谱”，里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通俗曲目，简版的《蓝色多瑙河》，简版的《卡门》，简版的各种各样，“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连翻都不用翻，拉哪首？说！”《好声音》或《我是歌手》伴奏这样的活儿也很多，“几个女孩子凑到一起，聊聊化妆品，然后到后台互相拍，拍完之后上台一糊弄，下台拿钱回家。那这个对以后的发展，我认为不是很好”。小管说，这种事情老师不管，老师自己也接活儿——高级活儿。
“我忍受不了自己要把时间放到那些事情上，没有意义”。
小管的手机里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有，古典、摇滚、戏曲、艺术歌曲、歌剧……他放了一首改编的古典曲目给我听，“这是以后我想干的”，接着又放了一首MUSE的新歌。他告诉我，以前他很喜欢林宥嘉，“他很多歌特别好玩，他的声音也很好玩，风格多元，唱法很独特”。小管还喜欢李荣浩。他也喜欢崔健，“我喜欢《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在那个年代我真的没法想象，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创造力？”小管说他一直有想法把它加进自己的创作中……将来，小管还打算在研究生的时候学个双学位，“比如心理学？”或者出国，“那是我之后的打算”。
目前，眼下，小管马上要做的是，和表姐一起开一个工作室，“一是我想开发出一套整场的幽默音乐，融合多种元素，摇滚、戏剧、流行、爵士，用简单剧情串联起来”。还有，教一部分成年学生——有意愿，有时间，有能力去学琴的人，“比如你要是想把大提琴捡起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们免费教。”
三
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鹏最喜欢的大提琴手是马友友。长大后，大鹏有了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当年的偶像。
“他有一种魅力，在几十号人的party里，他能让你觉得那一刻他关注的就是你，就像几百人的演出，你会觉得他是把音乐砸在你脸上，只为你一个人掏心掏肺地拉。你当时就觉得哇天呐，感动得不得了。”在美国，大鹏与马友友聊过两次天，“聊了吃的”。
马友友生在巴黎，5岁去了纽约，在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古典音乐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鹏认为马友友“很不容易，牺牲很大……也许他自己不认为那是牺牲”。
2005年，大鹏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刚到美国，当地亲戚问他：“你确定你要学这个吗？”大鹏说：“怎么了这个，丢人吗？我觉得挺好的。”他当时没理解亲戚的眼神，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觉得这个事“不挣钱”。
南加大的音乐学校创始人是著名的海菲兹，大鹏的主课老师则是德裔犹太演奏家埃莉诺尔。三年的时间，大鹏都在练琴，连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都没去。临近毕业，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我强烈地感受到，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做艺术的地儿，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强大”。在大鹏看来，美国基本上“一切都以钱来定位，很现实”，而且他从心底里不喜欢他们看待音乐的态度。“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有噱头的现场效果，譬如摇头晃脑、龇牙咧嘴那一套……”他对马友友的解读更深了，“古典音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家自己的文化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马友友是把所有作品都用自己的手段改成外交辞令”。
大鹏毕业时，正值爱乐乐团的副首席大提琴手离职，经公开招考，大鹏回国进了爱乐。“当时觉得这第一份工作，从演奏法来讲也好，或者从音乐理念上来讲，对我都是个锻炼”。
在爱乐几年，“贝多芬所有的交响曲，马勒所有，布鲁科纳……几百部，上千部交响曲，基本上都演过了”。每个演出季，作为首席，大鹏也有独奏和协奏的演出机会——那应该是他最享受的时分。
爱乐属于体制内的单位，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这些听起来古老的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爱乐，大鹏每月拿工资，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平均每个月一万出头，在北京实在算不上高。
前几年，大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堂会好跑。往往在年关，各种银行和广电部挂钩的下属企业为职工和家属办音乐会，曲目无外乎《蓝色多瑙河》《春节序曲》等充实喜庆的，“也有领导喜欢《梁祝》，那就再请吕思清”。这种堂会是爱乐为团员创收的来源之一。
这几年，企业堂会少了很多，团员们私下接的活儿多是电影音乐、流行音乐录音或娱乐节目伴奏。录音不算，现场伴奏也是要爱乐报批的。《我是歌手》第一季决赛的时候，湖南台联系了爱乐，团里派过去一个四重奏，其中就有大鹏。
“露脸了，我露脸了，”大鹏说，“不信你使劲找，就是尚雯婕那个《闷》。”大鹏他们一共去了四天，排练两天，最后一天演出，现场直播。除食宿路费全包外，每个人湖南台给了8000块，“湖南台非常有钱。”大鹏说。他们跟黄绮珊、周晓鸥住同一个酒店。“大堂左手边就是一个餐厅，湖南菜。我们基本天天就是在吃饭。”
这是收入比较高的“外快”。而其他，比如录制王菲的《匆匆那年》，“你猜多少钱？——才1000块。你要想要，我都可以给你录一个。”
“挣钱，就看怎么自律了吧。”大鹏说，“其实我不抵触任何音乐形式——除了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将《最炫民族风》改编为古典交响乐——“让流行音乐走进殿堂，让古典音乐走下神坛”，这是中国爱乐的直属上级指定的任务。
“那破玩意，排练只排了一天，然后录像拍完，又把我们叫了回去。”原因是，录像中太多乐手甩脸，有人笑，有人一脸鄙视，各种不堪表情，只好重拍。重拍的时候，镜头刻意避开了所有乐手的脸。
类似的任务还包括“西洋歌剧音乐会系列”“女高音系列”“男高音系列”“大提琴系列”——大鹏就是其中之一。“古典乐通俗化，永远是在把它low化，你想象一下，弄个特大的LED屏，所有唱歌剧的都戴着个麦，琴上也装个麦，不可思议啊。曲目我们每个人报，报上重新编排。”
大鹏的曲目是《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曲目报上去改编，加入了架子鼓和电声——大鹏最痛恨的东西。这部分厌恶型任务在全部工作中，占大概10％。大鹏说，他们不会在团里讨论这种事情，“我觉得不用讨论，已经形成默契了”。乐团里，年轻人夹着尾巴做人，外加有点幽默感，感觉尚可；“那些有点社会地位的老人，真就骂得不行了”。
“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大鹏说，“但这着实是在毁音乐家。”
2015年6月13日，北京音乐厅。中国爱乐乐团2014—2015音乐季的交响音乐会之一，曲目：《勃拉姆斯A小调双重协奏曲》和《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指挥：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在乐队前面，灯光笼罩的地方，我看见大鹏抱着他的琴坐在独奏台上，面带笑容。我有些走神，我想起在一些加班的夜晚，我将交响乐版的《最炫民族风》放来提神、调侃、嘲笑；之后我又想了一会儿马友友。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是我的偶像。
四
2015年5月23日，我参加了“华生乐会（Watson Music Club）”音乐沙龙的首场音乐会。这是小管和他的合伙人——还是16岁组管弦乐队那个——共同举办的，也是他前一阵“工作室思维”的最终产物。“致力于打造新时代的古典音乐交流与传播平台”，印刷精美的邀请函上这样写。
音乐会在后海附近的某个会所举行，场地、酒水、食品，小管说，都是拉来的赞助。与会人三四十名，看上去多是上流中产。小管开设的微信公号中说，每位票价120元。“希望能收支平衡……或得到一些资源。”小管这样告诉我。至于什么样的资源以及日后的发展，小管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划。
开场前，后座的嘉宾们谈论着房地产和投资，前座的小管和他漂亮的表姐商量着会后怎么把钢琴运回去，一排穿着精致的小朋友围着饼干和果汁叽叽喳喳，而钢琴声响起时，我和他们一起，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了膝盖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管拉琴。他和他的同学们演奏了一首四重奏，然后讲述中提琴的起源和发展。和有教养的小朋友一样，我听得挺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小管告诉过我，海菲兹是他“永永远远的男神”。
同属一个圈子，其实小管和大鹏互相知道彼此，但是两人并没有任何往来。我为大鹏描述了一番小管的“音乐沙龙”，大鹏想了想，谨慎地回答：“可能他干这个，挺合适的。”
虽然十几年已经过去，但与大鹏那个年代相比，似乎小管这一代音乐专业的艺术生也并没有多一些出路。“要么出国深造，好点的留在北京当老师，差点的回户籍所在地当老师……或者改行。”
马友友和朗朗的成功，没有复制的可能，小管和大鹏都这么看。
大鹏说，在国外混，“全看你有多狠”——“我就是不够狠”。“在人家的领域、地盘，跟当地人竞争，怎么可能比得过？”小管说他有个从小认识的天才小提琴朋友，在维也纳爱乐咬牙待了二十年，至今仍坐在后几排。“至多是个二提琴（衔接一提琴和中提琴的中音部小提琴）首席，到死也当不上首席小提琴。”
“归根结底，西方古典乐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没有西方古典音乐的土壤，往深里讲就变成了哲学。中国人的音乐是和哲学思想不可分的，西方人可能讲的是形，中国人讲究的是意，比如说我们的笙，它很适合放在竹林的山泉小溪当中去吹，但是不适合放在音乐厅里……”偶尔，小管也会焦虑。他说他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虽然在搞着“音乐沙龙”，但他以后不太想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在中国很没有意思”。
小管说：“搞演奏是件很残酷的事情，如果是比赛一夜成名的话，很有可能只是比赛那一套曲子搞得很棒，之后好东西就少了。比如经纪人说，这儿有套协奏曲你一个星期拉下来，中国学生没有这个识谱能力和对乐曲的处理把控能力，他拿的那个奖，是他专业老师和他一起用不知道多少个昼夜抠出来的。”
在小管看来，朗朗水平很高，但“是个误导”。
在小管的同学中，大概除了他，其他人都将进中国爱乐乐团视为理想。但是小管也承认，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户口，目前不进体制就是无法解决。“人生还有点其他的可能吧？我不确定，有的时候觉得中国没法待，有的时候又觉得可以待，这国家总是给人惊喜”。
小管还年轻。而大鹏今年33岁，这正是各种国际音乐比赛的年龄上限。他说：“我这个年龄，还是不太适合去受那个刺激了。”
在爱乐乐团，大鹏在意的其实并不是拉一两场凤凰传奇，而是“可能我真的需要身边大多数人，与我看待音乐的态度是一致的。”
大鹏在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好朋友，每次与他打电话或见面，他都在骂眼下的音乐环境。“他骂了三年多。每次他都在骂，每次我都在刺激他，我说你都骂成这样了，就不要干了，你要还在干，就证明你能忍，那就别骂。”终于有一天，这个朋友辞职了，不仅辞职，而且彻底不做音乐了。大鹏说，恭喜恭喜，我请你吃饭。
有时候，大鹏会觉得朋友们的负能量有点多，“他们属于战斗，我是屏蔽。我会觉得：天呐！你们真不嫌累。他们会觉得我太和事佬。你怎么不战斗！当然我可能消极一点，但是我觉得存在是有道理的，一，社会大环境，二，个人生活所迫。可能专业非常好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话说得有点残酷，但是那些孩子可能更多选择了出国学习，然后留在国外工作。这也就是因为国内古典乐市场，在我们看起来挺热，其实里边是凉的”。
五
在我的客厅，深红色的大提琴盒立在一角，偶尔我会擦擦灰，但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小管忽然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条有关ISIS的长文章。我才发现，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与他和大鹏联络了。
小管告诉我，他的音乐沙龙已经办到了第四期。第四期地点在鸟巢，是与鸟巢文化中心合作的，主题“三重奏”。他顺利地通过了期中考试，而且还没有决定是否申请出国。
大鹏刚从东京巡演归来，2014—2015年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出季还在进行中。
分别与小管和大鹏通报过近况，我又恍然发现，不知不觉中，我竟错过了11月10日帕尔曼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任何演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