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读山

第一辑 读山

读山手记

——写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

——谨以此文献给奋战在灾区恢复重建一线的英雄们

山是大地的脊梁。

蜀地多山。伟岸而挺拔。

站在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巅,天是那样的湛蓝,雪是那样的晶莹。尽管经历了“5·12”百年罕见的大地震,它仍是那样从容自信地屹立在川蜀大地,犹如一位永不言败的伟丈夫。

历史与现实是如此的相近。

当年,从江西出发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经历万般磨难,翻过的第一座雪山就是夹金山。深明大义的小金县人民用并不丰厚的物资和大无畏的精神,向这支80%由江西子弟组成的正义之师伸出了援助之手;今天,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在小金县遭遇百年不遇的地震灾害时,义不容辞地组成对口支援恢复重建大军,背井离乡地来到这儿,与当地群众一起重建家园。

这是一种珍贵的红色情结,也是回报。

下雪了。海拔4800米的夹金山气候瞬息万变,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欢迎着我们这些来自江西的客人,好似故意让我们领略一下当年红军翻雪山时的艰辛。我心底油然生出一丝感慨:先辈们,我踏着你们的足迹来了!

山下便是小金县。是我们此行采访的目的地。

这里的太阳起得很早。6点钟便从大山的缝隙间透出万道金光。由于高原反应的缘故,昨晚睡得很不好,是睁着眼看着天亮的。早晨起来,刚到大厅,只见一位满脸沧桑,着一身藏服的老太太在一位小女孩的搀扶下,睁着新奇的眼睛,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嘴巴还在不停地嘟噜着:“真漂亮,真漂亮!”

这座有浓郁藏式风格的建筑是小金县服务中心,是江西援建十大示范工程之一。从2008年7月26日破土动工,到11月21日竣工并投入使用,仅用了118天的时间,创造了小金县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不仅是小金县有史以来最恢弘漂亮的建筑,也成为阿坝州援建项目中第一个竣工的建筑项目,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誉为“江西小金速度”。

从竣工起,前来参观的藏胞络绎不绝。“叔叔,我奶奶想坐坐电梯,可以吗?”小女孩天真地问。我笑着点点头,返身替她们打开电梯门。这对祖孙来自附近的沙龙乡藏寨。奶奶藏名叫桑珠,今年72岁了,由于交通不便,一辈子没出过小金县,别说坐电梯,就连见也没见过。她听读小学的孙女说,江西援建者建了一栋带电梯像布达拉宫般漂亮的房子时,便起了个大早,让去上学的孙女带路,来观赏心中的“布达拉宫”。

“你们是上天派来救难的活佛,我们小金人民将永远忘不了江西人民的大恩大德啊!”临别时,桑珠老奶奶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心一暖,尽管冒名当了一回援建者,但找到了作为一个江西人的自豪感。

小金县地处邛徕山脉的腹地,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数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大山,将其围得严严实实。县域面积5582平方公里,人口8.2万人,其中藏族占52%。县城美兴镇海拔2467米,距“5·12”震中汶川直线距离仅64.4公里。2008年县财政收入仅为918万元,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年轻干练的现场指挥部总指挥陈俊卿介绍说,从接到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对口援建小金县的任务那天起,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不仅当即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省长任副组长的省支援灾区共建家园领导小组,并在小金县设立对口支援小金县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成员由13个相关厅局组成。2008年7月7日,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还带队亲赴小金县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并与小金县政府签定了对口支援框架协议。苏荣书记动情地说:“对口支援小金县是党中央交给江西省委、省政府的任务,是责任和义务,是江西4300多万人民的心愿。江西有99个县(市区),我们将把小金县作为第100个县,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做好援助工作。”

此话掷地有声,感人肺腑。

在全国18个对口支援四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省份中,江西的经济实力是靠后的。此次按照中央的要求,从有限的财政中,三年拿出13.2亿元支援小金县恢复重建,安排援建项目42个,涉及到民生工程、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9个方面,其中十大示范项目已全部开工,32个援建建筑工程项目中,已开工建设29个,投入资金3.09亿元,并在全国率先慎重提出了“对口支援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战略目标。

任务是这般的艰巨,来得又是那样的突然,这也是对江西干部队伍素质一次极好的考验。常务副指挥长毛敏是晚上10点钟接到命令的,第二天上午就要飞成都,连向亲友告别的时间都没有。民政厅干部易军,母亲患绝症躺在医院,他完全有理由向组织提出要求,但他二话没说,收拾好行装就上山了。直到几个月后领导才得知他家的实际情况,准备安排他返家,但这位坚强的汉子却说:“母亲病重,我的确日思夜想,恨不能时刻在她老人家面前尽孝。但自古家国不能两全,这里条件艰苦,任务又这么重,正需要人手。我是党员,就让我留下吧!”

这话尽管说得质朴,却字字出自心扉,领导还能说什么呢?

人们常说,从外地到高原地区工作和生活,最大的困难是高原反应。可这些对江西援建者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不久前,指挥部对所有5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体检,几乎每人的血压都比在江西时高出15%,脉跳也加快了许多,至于头晕、失眠就更不在话下。他们感到最困难的是行路难。

小金县是高山区,县域面积95%以上都是崇山峻岭。山有多高?有人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把江西最高的黄岗山放到这里来,充其量就是座小山岭。平地最多的县城,也只是宛若一条小蚯蚓,游动在雄峙的山谷间。这里的公路全是开凿在高山上,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由于受大地震的影响,岩石已松动,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塌方、落石。指挥部的车辆,几乎都被砸坏过。轻则伤皮破相,重则玻璃破碎,车顶塌陷。负责接待我们的干部凌卫心有余悸地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那天,他带一个干部去新格乡调查民房受损情况。在一个山垭口,出现了塌方,路面不到两米宽。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决定人先下来在前面指挥车辆。当司机小心翼翼地驾车通过塌方口时,左边的半个轮子已悬空在峭壁间,下面是深达1000多米的深谷。他们怕司机紧张,不敢做声,仍镇定地引导着车辆缓慢通过。等到了安全地带时,他们才说出刚才惊心动魄的那一幕,然后像孩子般地拥抱着笑了。

其实,这还不是最险的一刻。喻家凯副指挥长才真正到鬼门关里走了一趟。那天,喻家凯要赶到成都去参加一个会议。车过夹金山不久,因道路狭窄,不好超车,只得跟在前面的三辆车后面慢慢行走。猛然间,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随着塌方的巨大尘土,前面三辆车便不见了踪影。而他们距塌方处不到50米。

如果司机快了几秒,如果……

现实不相信如果。但愿这种如果永远不要出现。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当年大诗人李白入川时发出的感叹。是啊,蜀道是难,但在山一般坚强的江西援建者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山是崛起的巨人。

它的雄浑与坚韧给人以力量。

它的陡峭与险恶又给人以无奈。

与县城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的汗牛、锅底、潘安三个乡,被海拔达4915米的木壳壳山给拦住了。生活在那里的7000多名藏胞进趟城,步行得两天时间,晚上要在采药人留下的窝棚里过夜。坐车则要弯100多公里从甘孜州的境内绕过去。这不仅给当地群众的生活带来不便,更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于是,修一条直达县城的“天路”,成了汗牛乡藏胞的百年梦想。有位叫高明文的村支书,当了五届人大代表,就呼吁了五届。修这条全长52公里的路,得花费1个多亿。别说县里没有这个财力,就是有,海拔4915米的高度,可是生命的禁区,谁敢去修?

江西援建者敢。他们把修通这条路作为“十大示范工程”之一,就是要圆藏胞的百年“天路”梦。

4月23日,为体验筑路者的艰辛,我们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位于汗牛乡海拔4500米的C标段。下车没走几步,我就觉得胸口闷痛,头皮发紧,嘴巴喘着粗气,直想蹲下来休息。

“千万不能立即蹲下,会出危险的!”话音未落,一双有力的手已搀扶住我。

他叫封祖兴,广丰县人,是这个标段的施工经理。其皮肤被强烈的太阳紫外线烤得油黑,嘴唇干燥得脱皮。他说,这个标段的施工人员全是广丰老乡,是3月初进驻的。刚到时,大家都傻眼了。山这么高,走路都要喘粗气,住的是帐篷,喝的是雪水,吃的是土豆,足足两个月没闻到青菜的味了,更令人讨厌的是这里的气候,别看白天艳阳高照,一到晚上就下雪。19日晚上的那场大雪,把帐篷都压垮了。

“苦不苦呀?”我问。

“说不苦是假话。别看我们是粗人,但也明事理。这是江西援建的项目,代表的是江西人的形象,就是再苦也认了。见到你们这些从家乡来的人,真亲切呀。我真想回家一趟!”

“怎么呢?”我好奇地问。

“回家让老婆炒上一大锅青菜,美美地吃上一顿。”

说这话时,老封的眼里透着一种异样的东西。我的心像被什么深深撞击着,我轻轻地拍拍他的手,想说什么,竟什么也说不出。

在施工现场,一位戴着毡帽的藏胞坐在石块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挖掘机工作,他的身边放着一个暖壶,还有几个杯子。老封告诉我,这位汉子叫甲都,就住在旁边的藏寨里。他几乎每天都赶着羊来这里放牧,并带来一暖壶酥油茶请大家喝。于是,我上前和他聊了起来。

甲都用生硬的略带四川方言的普通话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叫大哇的山梁上,因没有路,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去一趟县城,得半夜起身,走几十里山路,赶到汗牛乡政府去搭车,然后绕到丹巴才能到小金。真苦呀!当得知江西人民来援助建这条“天路”时,全寨子的人兴奋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

说着,甲都伸出拇指朝我扬扬:“江西人好呀,我们会祖祖辈辈记住他们的恩德。我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送些奶茶给他们喝,应该的。”

老封有些激动了,站起身紧握着我的手说:“这里的藏胞心地善良,知恩图报,经常给我们送菜、送米、送腊肉。就凭这点,我们吃再大的苦也值。

请你转告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一定按指挥部的要求,在9月底把这条路打通。到时,我要亲手将江西援建队的红旗,插到4915米的顶峰!”

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当时的心情。如果说他们是江西的骄傲,这话太俗。如果说,代表家乡人民感谢,又觉得太淡。我只是紧紧地将他那双粗糙的手握在手中。

在小金县采访的日子里,我接触到无数像老封这样寻常而又充满着激情的江西人。他们当中有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医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小金县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走到一起来了。为提高小金县的教育、卫生水平,江西还从全省各地选派了74名优秀医务人员和9名优秀教师到这里开展支医、支教工作。他们当中有爱人怀孕8个月仍毅然报名前来支教的南昌市第十七中学教师杨水生;有爱生如子,被小金县中学“江西班”的同学亲切称为“寝室爸爸”,来自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的杨志兵老师;有被藏民誉为“江西神医”,来自南昌大学一附院心血管内科的吴友平大夫。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朋友,他们至今都还住在简陋的板房里,克服各种困难,用行动和热血诠释着对灾区人民的大爱。

徐枫是一位纯朴的萍乡姑娘,今年才22岁,去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已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她毅然休学一年,报名来小金县当志愿者,先后在偏僻的藏寨当小学老师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和水土不服,她几次患重病,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她拉肚子拉得几乎虚脱,但仍强打着精神来到课堂,她几乎是倚靠在讲台上授课的。这时,一张纸条传了上来,上面用稚嫩的字迹写着:“老师,你面色不好,一定是生病了,我们很心疼。你快回去休息吧,给我们留几道作业题就行,大家一定会遵守纪律的。”

“多么善良懂事的孩子,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来到小金吃的苦、受的累,仿佛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是的,这里环境艰苦,条件很差,但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因我们找到了人生价值的支点,那就是两个字:奉献。”

尽管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但泪水仍夺眶而出。

陈跃礼是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他今年66岁了。无情的岁月在他的脸上刻满了沧桑。

在他家厅堂的条案中央,端正地摆着一捧用红绸布包着的红土,那是他去年回江西老家认祖时带回的。老人的祖籍是江西吉安敦厚镇。300多年前,祖上在外做生意,被强人掳到此地,便落地生根了。

几百年岁月的流逝,他无法找到血亲。但老人仍很满足,他说,看到家乡比想象中的要漂亮、富裕,心里像吃了蜜般甜,为自己是一位江西人感到自豪。在“5·12”地震中,他家的房子倒塌了,但在灾后重建报损失时,他说啥也不肯报,更不愿接受江西提供的2万元的民房重建补贴。他说,这次是江西对口援建小金县,我作为一位江西的子孙,不仅不能为家乡作出点贡献,还要拖累家乡人,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江西还谈不上富裕,援建的每一分钱都是家乡人省出来的,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吧!

老人住在县城对面的高山上,仅靠种植几亩苹果园为生。每隔十几天,他都要步行10多公里,扛着一箱苹果,送到江西援建工地。大家知道老人生活拮据,不肯白吃,要付钱。老人的脸立即垮了下来:“你们还认我这个老乡啵?理解我见到家乡人的感情啵?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不能随便收人的东西。可一笔写不出两个赣字,来,吃吧,这里气候干燥,蔬菜又稀罕,苹果败火呢!”看到老表们香甜地啃起他亲手种的苹果,他竟孩子般地笑了。

多好的老人,多优秀的江西子孙,心地像天一般宽广!

古道热肠、行侠好义是沉浸于赣人骨子里的文化。自“5·12”特大地震发生以来,口袋里并不鼓满的江西人慷慨解囊,捐款及交特殊党费数额均超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总和。直至现在,还有人不断往小金县对口援建指挥部汇款寄物,以表对灾区人民的关切之情。

4月21日,就在我们到达小金县采访的第二天,一位叫万顺泉的企业家,携带妻子、女儿及几位员工,开着三部车,千里迢迢地从江西来到小金县,翻越夹金山时已是深夜,正遇大雪,道路结冰,轮胎打滑,他们是从山上找来枯枝垫在路上,冒着危险来到小金县的。

老万是位质朴的江西汉子,原是南昌床单厂的一名工人,下岗后,凭着一手过硬的修车功夫,在广东、辽宁等地闯荡,今年1月份才回到南昌,与朋友一道合资创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担任总经理的他,总想找到一个富有爱心的企业文化支点。3月的一天,他从《信息日报》上读到省委书记苏荣给小金县日隆镇藏族小学生杨兴秀的一封回信,深为感动,萌发出让在南昌市邮政路小学读四年级的女儿与杨兴秀结“对子”的想法,并发动员工为灾区重建募捐活动,拿出自己的积蓄,凑足6万元善款,风尘仆仆赶了过来。

4月22日,我们与老万一家,来到了日隆镇。

这里地处海拔6250米的四姑娘山脚下,风景很美。雪山、蓝天、针叶林构成了一幅多彩的水墨画。杨兴秀的家在长坪沟,距雪山只有一步之遥。2008年7月的一天,苏荣书记一行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这里,在废墟前抱起杨兴秀,语气坚定地对她说:“天灾并不可怕,江西人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重建家园!”

“在春节前,你怎么会想到给苏荣爷爷写信呢?”

见到杨兴秀,我好奇地问。杨兴秀眼里盈着泪水,指着新建好的房子说:“苏荣爷爷走后不久,在江西人民的帮助下,我家的新房很快就建起来了。我在课文上学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就给苏爷爷写了一封信,表示感激。”

老万的女儿万琳雯上前,掏出用压岁钱购买的学习用品赠给杨兴秀。他的妻子符敏也上前鼓励兴秀好好学习,并表示要资助她读到大学。两位刚结识的小姐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构成了“藏汉人民一家亲”的真实写照。

长坪沟是地震的重灾区,全村90%的房屋都已倒塌。要让灾区人民有房住、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被列为江西对口援建的“一号工程”。杨建林副指挥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灾区的民生问题,我们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抓。至3月26日止,全县7428户农房重建竣工5474户,并全面完成了8614户民房维修加固任务,比省计划提前了48天,并向受灾群众发放了棉衣、棉被各10万件,全省各界还向小金县捐赠大米、帐篷、药品等救灾物资17批次,总价值达4037万元,切实解决了小金县20663名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彩色的云霞是由太阳织成,幸福的生活是靠勤劳创造……”

一阵粗犷悠扬的歌声从不远处的藏寨风情建筑工地传来。那是江西援建者为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而特地设计的一个民居重建工程,歌声充满着信心和力量,同时也向我们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像山一般坚强的藏胞,已从大地震的阴影里走出来了,从心底燃起的是对生活的希望。

真好。

这就是江西人的赤诚。既给金子,也给点金的指头。

此文完稿之时,正是“5·12”一周年前夕。那是个黑色的日子,给人们留下的记忆是沉重的。但一年的时间证明,面对特大天灾,中国人的脊梁是硬的。一个中国人立起身是块磐石,十个中国人携起手是座山岭,如果千个万个中国人团结起来呢?何况我们有13亿中华儿女,立起来就是一座座伟岸的山脉,天塌下来都能扛起,有什么灾难不能战胜呢?

这是崛起的山的力量。

也是山的性格。

乡村雕塑

该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呢?面对着采访本上感人而丰富的素材,一个个乡村教师鲜活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呼之欲出……

客观地说,宁都尚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穷县,但绝对是一个教育大县。理由不仅仅是这里有“文乡诗国”美誉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在党政领导的重视、全民办教育的热情中,乡村的教育设施起了根本的变化;也不仅因为在连续8年的高考中,宁都的录取率在赣南名列前茅,还因为在我们采访所到之处,被乡村教师的宽广胸怀和敬业精神而深深感动了。他们是一个平凡的群体,却默默地扛起了宁都日渐兴旺的教育大厦。

面对这些可敬的乡村教师,我感到自己语言的苍白和贫乏。我多想将手中的笔变成一把刻刀,为他们塑一座群雕,让它矗立在红土地上,手举着文明的圣火,燃起乡村明天的希望。

柯南生的梦

其实,柯南生老师的梦很简单。

他梦想着能带全家轻轻松松地到外面旅游一趟,哪怕是去赣州城也行,因他欠妻儿太多太多。

在长胜镇大岭背村小学,我们见到了柯老师。他是位残疾人,身高不到1.50米,年近50岁。岁月的风雨和生活的磨难,使他显得比同龄人更苍老,给人的印象,就像山里的一位普通农民,只有那双明亮的眼睛透着智慧。

27年前,柯南生是一个秀气精干的小伙子,从中学毕业回来后担任着农技员。他的理想是用自己的知识和勤劳,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但道路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平坦。1972年5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田里检查虫害的柯南生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照明的油灯被狂风暴雨扑灭,他不幸摔下了3米多高的深坑,造成脊椎骨断裂错位,落下了残疾。

在厄运的重击面前,柯南生痛苦过,沉沦过,常常愣坐在家门口,望着茫茫的群山叹气,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是妻子向他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南生,身残了不要紧,志气可不能残!你有文化,有知识,不会白吃饭的。即使天塌下来,还有我呢!”

妻子的话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他心中的生命之火。大岭背村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许多学龄儿童无法入学,只得成天放牛、打猪草,我为什么就不能教他们读书呢?柯南生的眼睛一亮,立刻驼着弯曲的腰杆去找大队干部,发出受伤以来第一次荡气回肠的呼声:“我要教书!”

从这天起,柯南生便成了赤塘村小的一位民办教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27年。27年来,他教过的学生有1000多人,其中出了20多个大学生,村里的老表只要提起柯老师,无不伸出大拇指说:“南生真是文化的播种人!”可又有谁知道这赞扬声后的艰辛呢?

大岭背村那时很穷,孩子的失学率很高。为了让贫困的孩子能读上书,柯老师常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民办教师工资中,挤出一部分来给他们买学习用品,缴学杂费,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失学学生的家中进行家访。弯曲的山路上,不知留下了多少他佝偻的背影和沉重的足迹。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柯南生在家访回来的路上,手电筒坏了,他只得摸黑往家赶。因天太黑,他不小心摔下了田埂,在水里打了几个滚才爬起来,当一身泥水的他气喘吁吁地摸进家门时,妻子心疼得泪流满面,说什么也不让他一个人独自出门了,要去,她陪同。

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是清贫的。柯南生的家靠妻子一个人独立挑了起来,既要照顾丈夫及孩子的生活,又要忙田里的农活,贫困一直缠绕着这个家庭。女儿明英学习成绩优秀,终因家境贫寒,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加入了南下打工的行列。这是让柯老师最伤心的事了,至今说起来,眼圈仍是红的。

妻子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想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这使柯南生记起了做丈夫的责任,他答应一定要带妻子和全家到外面去玩玩,长长见识,以弥补这些年对家庭没有很好尽责的内疚。他省吃俭用,存了一小笔钱,原准备今年暑假成行,没想到,柯老师的一位家境贫寒的学生今年考上了大学,乐于助人的他慷慨解囊,又没能圆梦。

明年再去,一定去。临别时,柯老师大声对我们说。

“夹皮沟”里的烛光

把谢亦栋老师任教的所在地称为“夹皮沟”是极贴切的。

松山自然村至今都不通公路,近百户人家散落在海拔900多米、方圆几十里的崇山峻岭中。一条崎岖的山道像条白色的带子,飘荡在深山间,这是通往山外的唯一一条道路。别说到蔡江墟镇,就是从大坑行政村委会到这里,也要气喘吁吁地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是啊,这里的办学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谁也不愿到几乎与世隔绝的松山小学去任教。于是,当时的公社只得采用轮流的办法将老师派进去。被轮到的老师大都将自己戏称为“小常宝”,待个一年半载,便吵死吵活地逃出来了。轮派老师的办法虽然能将松山小学维持下去,但老师的流动性太大,对孩子的学习成长显然是不利的。于是,上级主管部门想在本地征用民办教师来解决这一问题。“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山里有文化的人本来就少,而且他们的目标也是谋划着如何混出山外去。正为难时,被公社领导视为干部苗子、血气方刚的谢亦栋站了出来:“松山村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没想到为了这句承诺,谢老师在松山小学一干就是29年,从一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干到了被粉笔灰染白了双鬓,至今仍是位民办老师。当我们问他对当初的选择是否后悔时,谢老师轻轻地摇摇头,说道:“人生在世总要干点什么,当山村教师是清贫了些,但也有自己的乐趣。29年来,我送了多少学生走出山围,成为国家的栋梁。每当我接到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的信,心里就有一种充实感,也就满足了。”

是啊,从山里走出的孩子,怎么忘得了像父亲般关爱他们的谢老师呢?松山村只有50多位学生,却来自方圆几十里的大山。老师不仅要教他们知识,还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每逢刮风下雨,谢老师和他的两位同事,都要接送学生。1997年端午节的那天,大雨倾盆,谢老师护送着王家坪的学生回家,当走到一处山头时,他发现前面的小路土质有松软的现象,为防意外,他将学生留在原地,自己前去探路。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山坡塌方了,谢老师猛地将身边的学生一推,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自己则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然后就地打了几个滚,才脱离险境。

谢老师对山乡教育的一片深情,深深感动着松山的村民,他们把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当成是对谢老师的最好报答。1995年,松山村小的校舍要改建,没有谁发号召,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动,起早摸黑地爬几十里山路,硬是将几万块砖和几十吨水泥,用肩膀扛上山来,感动得谢老师热泪盈眶,在日记中写道:倘若说教师是一支蜡烛,那么,父老乡亲便是烛油,没有他们,蜡烛永远也不会发光。

山里有棵挺拔的白桦

找县教委主任陈桦是件颇费神的事。

教育界的同仁们说,陈主任的办公桌就在她的腿上,她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出差,就是在通往乡村学校的山路上奔波。

其实这次采访,教育官员本人不在我们的计划里,但从我们接触到的教师中,无一不提到陈桦主任:是她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足迹踏遍了26个乡镇的100多所学校,交了一大批乡村教师的朋友,是她掀起了“扶助千名贫困学生”的行动,使一批失学儿童得以重返校园,也是她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理顺了教育系统任用干部关系,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因此,我们特想见见她。

几次都没找到陈桦,我们采取了最笨的办法,晚上到她家里“守窝”。谁知,到深夜11点也不见她的踪影。据陪同我们的教委办公室的小杨说,陈主任到石上中学去了,是解决校舍改建的征地问题。陈主任读中学的孩子罗兴倒和我们交上了朋友。他说,他也好几天没见着爸妈的面了。爸爸在一个乡里当书记,很少回家,妈妈晚上回得晚,回来时他已睡了,早上一睁眼,妈妈又起床走了。他指着墙角一箱方便面说,这常常是他的主食。望着满脸稚气的孩子,我们的眼窝潮润了。

约莫11点20分,陈桦回来了。她还很年轻,高挑的身材,齐耳的短发,浑身洋溢着一股朝气。她利索地泡了碗方便面,边吃边接受我们的采访。她很健谈,言语间流露出一种对教育的深厚感情。她谈了县领导为了掌握乡村教育的第一手资料,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长胜镇农民夜校听课的故事;为刘坑中学校舍改建的问题,星期天独自前往用脚步丈量土地的事例;当然谈得最多的是乡村教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于是,我们的采访本上,记下了每月只有50元工资,20年如一日在山村唱响童心曲的幼儿教师廖秀清;扎根乡村30年,数次放弃进城机会,被老表们誉为“乡村好园丁”的石上中学老师吴乾……

可陈桦就是闭口不谈自己。趁她到厨房洗碗的时候,小杨悄悄跟我们说,你们只要听听陈主任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她的劳累程度。不是有个成语叫“呕心沥血”么?就是她的真实写照。这一年多来,她实在太累了,嗓子患了严重的咽喉炎,并长有息肉,医生早就让她住院动手术,开了病假条,并警告她,不抓紧时间治疗,以后有失声的危险。她只是笑笑,将假条往口袋一塞,就忙于工作了。她还叮嘱我们,谁也不许将她的病情讲出去。别看我们陈主任在外是个女强人的形象,心肠却软极了,有一次下乡,在长胜镇了解到儿童失学的现象很严重,她决定搞一次调查。当来到农民曾福生家,看到因病贫穷,12岁的女儿曾满秀只得辍学在家放牛的情况时,她心情非常沉重,当即将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掏出来给满秀重返学校。回来后她立即在教育系统发出倡议,开展“扶助千名贫困儿童”的活动,她带头资助了园埠乡孤儿李婷1000元钱。

“你们应该多去采访乡村教师,是他们呕心沥血,才使宁都的教育之林有今天的茂盛啊!”陈桦又来到我们的身旁,打断了小杨的诉说,真诚地说。

我们默默地点点头。是的,在日益茁壮的教育之林中,我们看到一棵挺拔的白桦,在阳光中微笑……

走访宁都的山山水水,见到最好的房屋是校舍,最美的环境是校园。近些年,他们连续夺得了电视师范教育全国先进单位、青少年科普教育全国先进单位、农村扫盲工作全国先进单位的荣誉。恢复高考以来,为祖国输送了1.6万名各类人才。这些成绩凝聚着无数个柯南生、谢亦栋、陈桦这样的人的心血和汗水,也体现了宁都的父老乡亲对教育的支持。在宁都,我们亲耳听到这样的话语:最好收的钱是教育附加费,最好办的事是解决教育问题。

我想,这就是宁都的希望。当教育的圣火熊熊燃烧之时,就是宁都腾飞之日。

“舵爷”出山

“舵爷”是哥儿对刘勇的爱称。这是他10年前在江西师大读作家班时收获的“副产品”。那时的刘勇年轻气盛、身高马大,不仅创作上走的是顺风船,长、中、短篇小说不停地冒出,而且为人豪爽,颇讲义气。谁有个难处找到他,只要能办到的,这小子会搏着命上。再加上他的作品大多是以赣江、鄱阳湖的水上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历尽磨难的舵爷(船老大)、水手常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于是,有人便戏称他“舵爷”。

哥儿们唤得真切。刘勇应得响亮。“舵爷”的命硬。当年他以文学新秀的身份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笔会时,一外地作家与刘勇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在一次酒宴上故作深沉地说:“这小子是只出山的虎,后劲足,数年后,会虎啸文坛的。”血气方刚的“舵爷”一激动,当即拎起酒瓶与那老兄吹起了“喇叭”,嘴上喊着痛快,俩人都钻了桌底。这一醉真沉,竟“醉”了10年。用刘勇自己的话说,这10年他是在一片浑沌中度过的。他先后下过海、打过工、炒过股,最后仍是两手空空地回归到文学。但他不后悔,虽没赚到钱,却收获了人生的阅历和沧桑,为创作上的再次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10月的一天,上海电视节电视剧展销会场爆出新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江西汉子,署名刘勇编剧的参展长篇连续剧有《重拳出击》、《生死兄弟》、《英雄血岸》、《雷霆纵横》、《爱不是游戏》等5部110集,而且他还在多部电视连续剧中客串重要的角色。不知道这位来自赣江之畔、两脚管红泥巴的家伙,是否创造了中国电视连续剧创作之最,一时间,刘勇成了编演合一的两栖“明星”了。来自各方新闻媒介的记者们,到处打听,刘勇来没来?住在哪家宾馆?

其时的刘勇,正蜗居在广州的一家宾馆里,为中央电视台赶写着一个本子。另外《生死兄弟》要补拍些戏,他扮演的香港警司有不少的镜头,因而只得“流落他乡”了。房间很凌乱,方便面盒随处可见,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墙上贴满了纸条,全是剧情所需要的人物设计、故事线索,桌上摆着手提电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眼里布满了血丝的他,话没说两句,哈欠却连天。苦哇!搞电视剧这活!刘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为了写剧本、演戏两不误,近一年来,刘勇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快节奏中度过的。白天拍戏,晚上写作,成天忙得像台机器。

“我真想给自己放个假,与哥儿们好好聚聚,喝他个三天三夜的酒,幸福生活一回。但机遇于一个人来说,一生可能就那么一两次,不好好地抓住,可能就真的要‘游戏’人生了。”

这就是刘勇的本质,对待人生从不敢怠慢。

或许,应该感谢生活的坎坷,让他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喝着鄱阳湖的水、踏着长江的浪长大的刘勇,还在戴红领巾的年龄,便会驾驭着帆船在江湖上闯荡了。他爱水爱得那么真切,爱船爱得那般诚挚,粗犷的船工号子,沉重的纤夫步履,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心中萌动着一种想唱歌的冲动。16岁的时候,因时代的原因,他失去了父母的庇荫和读书的权利,独自一个人离乡背井,出来闯世界。他先后干过矿工、搬运工、机床工……生活的磨砺和人世的沧桑,使得刘勇变得粗放和豪迈起来,也增强了与命运抗争的信念,在内心涌动着朦胧的成材欲望:当一个作家!

1985年,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刘勇一头扎进了自己熟悉的赣江,跟着驳船在江上走了几个月。白天,他和船工们一起绞缆绳、撑篙杆,晚上,就跟着马灯、酒和江水,听老船工们讲述赣江十八滩上的生死恩怨及敢爱敢恨的男人和女人。那些来自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和人物,深深地叩动着刘勇的心,激荡着强烈的创作灵感。于是便有了总计100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滩哥》、《滩师世家》、《九曲滩》、《吊楼女人》、《白浪》、《黑浪》、《红浪》、《恶浪》及长篇小说《血岸》、《浪坟》等。刘勇作品中的人物好像不是笔端下流出来的,而是热血中迸发出来的,不仅个性鲜明,血肉丰满,具有浓郁的赣鄱特色,而且有极强的故事性,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丰富的感情。在刘勇已在中国影视文学界崭露头角的今天,一位大腕导演说,刘勇的每部小说都有“戏”,读后给人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画面感强烈,拍摄起来绝对过瘾,因为他拥有生活的富矿啊!

刘勇是执著的,为了文学。

1991年,他毅然辞职,先后在深圳打过工,在青岛赶过海,在广州办过报,在南昌炒过股。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与时代跳动的脉搏贴得更近了,胸中常涌起更强大的一种创作冲动,他隐约感觉到,数年培植的那棵文学之树到了该结果的时候了。刘勇婉言谢绝了一位香港朋友的高薪聘请,毅然从深圳回到了南昌,所有的家当便是一台电脑。但生性开朗的刘勇却笑着对朋友说:“别说我一无所有,我的财富都装在心中,在我的电脑里。”

1998年的夏天,告别商海的刘勇开始在文学的瀚海里畅游了,他游的是那样的矫健、自如。为了静心地创作,他的那间屋子的所有窗户都密实地封上,电话和手机都关闭,十天半月难出一回门,有人戏笑刘勇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可他却不觉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勇认真地说:“只要给我一个写作的空间,能放得下一张电脑桌,我就有种幸福感。这并非是说大话,我离开文学已8年,积累的素材太多了,需要很好地反思和挖掘,对自己要求不苛刻些,现实生活中的诱惑太多,还能静得下心来写作吗?不是为了写作,我这8年浪迹天涯的生活又有何价值呢?”

刘勇是勤奋的,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创作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两部,电视连续剧本3部70集,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应该感谢江西红星影视制作中心的慧眼识珠,当刘勇在颇讲究资历和关系的影视圈里还默默无闻时,是他们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发展空间,一个可施展才华的舞台。当他们第一次和刘勇接触,听到他全新的电视剧创作理念和精妙的剧本构思时,毅然与他签订了30集连续剧《重拳出击》、20集连续剧《生死兄弟》的创作合约。由此,刘勇跨上了成功的阶梯……

在刘勇的电脑桌上,摆着几张他在《重拳出击》剧中扮演泰国警长的剧照,那奕奕的神采和扮酷的形象,还挺有点“星”味呢。用他的好友、著名演员尤勇的话说:“勇哥这伙计,一上镜身上还真来了戏,哪像个从没演过戏的人?要出道早些,说不定混个脸熟。”

刘勇客串演员纯粹是偶然,剧组成立后,眼看要到开拍的日子了,剧中泰国警长这一角色刚好空缺,便问导演自己行不行。导演眼睛一亮,叫来化妆师,三下五除二给他剃了个大光头,泰国警长就这样定位了。刘勇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上了“贼船”。接着,他又在自己创作的20集连续剧《生死兄弟》中担任香港警司的角色,或许导演看中的是刘勇的“本色”。

刘勇“火”起来了,找他合作本子的影视公司不少。可这小子的本性一点也没变,只要有空闲,他就会邀上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其钟情的文学。今年3月底,广东岭南影视公司投拍刘勇的20集电视连剧《英雄血岸》,开机地点定在南昌,写的就是赣江和赣江两岸。并且,他的另一部展示旧中国船民生活的《黑浪枭雄》剧本已有许多家影视公司正在洽谈之中,这部戏是以鄱阳湖为历史背景的。

当有人问起“舵爷”的鸿鹄之志时,他沉吟了片刻,认真地说,我要创作几部有浓郁赣地风格,展现赣人风采的剧作来,以报答养育我的这方水土,力争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

桃阳岽的“眼睛”

朱辉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大眼”,一个叫“拐子”。两个绰号都鲜活地点明了他的身体特征。朱辉云生得浓眉大眼,满脸正气,但右脚严重残疾,行走不便。“大眼”是瑞金市泽覃乡的乡亲们对他的爱称,他当护林员18年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着山林;“拐子”是盗木者对他的咒语,泄愤于他软硬不吃、严格执法。老朱则爽朗一笑:我就是要当桃阳岽的“眼睛”,保护好这里的一草一木。

桃阳岽是泽覃乡境内的最高峰。

这里山高林密,峰险壑深,是林区最好的观测点。眼下正是秋爽干燥、山火易发的日子,老朱便把简易的观测棚当成了家。用妻子顾年姣的话说,山林是他的命根子,树木是他的亲人,下辈子就让他跟这些没有感情的木头过日子好了。面对妻子的牢骚,老朱也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因心中有本难念的经。泽覃乡是山区,也是块有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当年毛泽覃烈士英勇就义后就长眠在这里。朱辉云的爷爷朱啟才也是位老红军,1931年牺牲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因而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先辈的热血。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朱辉云走上了护林的道路。中学毕业后的朱辉云因右脚残疾,学了门理发的手艺,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加之经营了近百亩的果园,日子过得怡然自得。

1991年的一天,他来到城里的弟弟家做客,因限水,到了吃晚饭的时刻也不见来水。问明原委,这位耿直的汉子不禁脸红。作为市区主要饮用水源的桃阳岽山区因砍伐严重,造成水土流失,使市区饮用水资源枯竭,不得已实行限水供应。

回来后,老朱关了理发铺,变卖了果园,当起了义务护林员。

村里人笑他蠢,他回答得铿锵有力:人不能为钱活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义无反顾是执著者的个性。当护林员难啊,不仅成天钻山林、爬沟壑,夏天蚊子咬、冬天风雪吹,何况老朱还是位残疾人,更难的是过人情关。泽覃乡就那么大,见面都有三分亲,谁也得罪不起。朱辉云第一次巡山,就遇到了件难堪的事。他截住了几个盗伐者,领头的竟是他岳父。

“嘿嘿,辉云,家里老房子快倒了,砍几棵树去修修。”“办了砍伐手续吗?”老朱赔着笑脸问。“什么手续不手续的,你闭只眼不就行啦?”说完,岳父朝着众人一努嘴,扛着木料就要走。“站住,没有手续谁也不能走!”朱辉云大眼一瞪,猛喝一声,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胆气,随即开出罚单,塞到岳父手中。气得岳父浑身颤抖,将罚单撕得粉碎,扔下木料,领着众人转身便走。

事后,老朱只得掏出100元钱替岳父交了罚款。妻子与他大吵后,半个月没理他。从此,六亲不认的“大眼”在泽覃乡出了名。但也有利欲熏心者不服气,想硬碰硬在老朱身上“撞开”缺口。

2005年5月的一天,老朱在南坑口堵住了一车盗运的木头。为首者就是当地有名的“烂崽”。

“姓朱的,请识相点,你要挡了我的财路,我让你的另一条腿也变拐!”“你们这是违法的行为,请跟我到林政部门接受处理!”老朱一身正气地站在前面,拦住了车子的去路。

“烂崽”凶神恶煞地冲过来,一脚将老朱巡山用的摩托车踢翻,手一挥,几位手下立即上前,对着他拳打脚踢。但老朱仍不屈不挠地坚持着。直至派出所民警闻讯赶来,老朱才满身血污地从地上爬起。接受惩罚后的“烂崽”仍不服气,晚上邀了20多人手持木棍、铁器将老朱的家团团围住,吓得妻子泪流满面地抱住老朱,不让他出门。

“我就不信这个邪,共产党的天下能没王法?”他甩开妻子,一身胆气地跨出门,铁塔般地往人群前一站。“我护林执法没有错,你们今天要不将我打死,否则我立起来还要抓你们!”毕竟邪不压正。何况又碰上这么个不要命的,“烂崽”们只得骂骂咧咧地散去。从此,泽覃乡盗伐者的气焰收敛了许多。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这么个细节。老朱的右脚是残疾,但挽着裤腿的左脚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疤痕。究其原因,是他巡山时因腿脚不便而摔的。

当问起他有多少次遇险时,老朱憨厚地笑笑说,那实在是记不清了。

但最险的一次,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7年10月的一个雨夜,他在兰崇村的山林里巡山返回时,由于山路太滑,一个趔趄,摔下了山崖,下面就是10多米深的河沟,情急中他用手抓住一根树枝,树枝断了,身体重重地摔在沟里,他浑身湿淋淋地想站立起来,可左腿钻心般疼。他知道摔伤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叫人人不应,叫天天不灵,他只得忍着钻心般的痛,用手抓住树根往上攀,足足花了1个多小时才爬上山路。事后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要不是那根树枝缓冲了一下,或许就“光荣”了呢!

“这是善报啊,我护了林,林也护了我。”

老朱喃喃地说。

秋天是美丽的,对护林员来说却是揪心的。因天干物燥,极易引发山火,得千万倍小心。每到这样的日子,朱辉云便将“家”安在桃阳岽的小木楼上。白天到处巡山,晚上就宿在木楼上,瞪着他那双大眼,警惕地注视着茫茫林海。如发现火警,他不仅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而且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投入救火战斗。

2008年的一天,老朱巡山至永红村林区时,发现山林冒出浓烟,他骑着车子飞快地朝火点赶了过去,原来是几位放牛的老人抽烟时不慎引发了山火。他一边掏出手机向乡里报告,请求立即组织力量救火,一边从地上拣了根树枒跟着村民们冲进了火海。火趁风势,风助火威。就在老朱他们奋力扑救山火时,突然一个变向风,火头凶猛地朝着人群扑来。慌忙退后的人群一急,不小心将朱辉云挤进了火炕,火头一舔,不仅衣服烧着,就连头发和眉毛也被燎焦。好在经验丰富的老朱就地一滚,才逃脱火魔的摧残。

回到家后,妻子见他一副狼狈像,说啥也不让老朱再干护林员了,拉着他去林管站辞职。老朱顿时大眼一瞪,红着脖子吼着:“这是我的事业,打死我也不会辞的。”

“辉云,你这么搏命图的是什么啊?”妻子泪流满面不解地问。“我图的是全乡几十万亩山林平平安安,图的是家乡青山绿水长驻!”此话掷地有声,是朱辉云的心愿,也是他的誓言。由于他护林工作出色,2008年被浙、闽、赣三省护林联防委员会评为护林先进个人。授奖的那天晚上,老朱搂着奖状睡了个安心觉。

来到朱辉云的家,记者脑海里跳出一个词:一贫如洗。这是一间泥土房子,里面除了两张木板床,几条木凳,最“豪华”的设施就是那台近似文物的黑白电视机了。

一个疑问袭上记者心头。老朱干护林员前不是将果园变卖了吗?那钱呢?妻子顾年姣好像看出记者的心事,唠叨着说,前10多年,老朱护林是义务的,一分钱收入也没有,直到2005年后,老朱护林出了名,乡林管站吸收他为正式护林队员,每月才发给他500多元的工资。变卖果园是有20多万元钱,可还掉借贷款、扣除人员工资和成本,只有1万多元的利润,除留下两个孩子读书的费用,还有几千元钱让他买了辆摩托车,一个残疾人巡山,没辆车子能行?

刀子嘴,菩萨心。这是顾年姣的个性。“这些年来没有妻子的默默奉献,我是什么事也干不成啊。一个女人,要拉扯大两个孩子,还要种家里的几亩田,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人,真不容易啊!”别看平日里两口子磕磕碰碰,但谈起这个家,聊起妻子,老朱眼睛潮润了,语调里透着一种深深的内疚。

“其实朱辉云要发财也不是难事。只要他放弃原则,只要他那双大眼闭一闭,财源就会不断流来。但他没有这么做,他是值得信赖的。”乡林管站的郭站长在接受采访时说。

朱辉云铁面无私、执法严明。盗木者对他是又气又恨,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在干违法勾当时,遇到朱辉云,就将他悄悄拉到一边,往他手里塞个红包。但都被老朱拒绝了。

今年5月的一天,老朱接到举报,在永红村与福建交界处,有一个福建老板在偷偷收购木材。他立即骑着摩托车飞速地赶了过去。只见一辆东风大货车停在山边,已装载了满满一车约10多个立方的木料,正要开走。老朱立即上前,拦住了已发动的车子,朝他们要运载木材的各种手续。

“有的,有的。来,我给你看。”

一位福建老板将老朱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飞快地塞在他手中。老朱顿时脸色一沉,当即将钱退了回去,严肃地说:“不要来这一套,如没有手续,请跟我走一趟,接受处理!”

事后,福建老板逢人便说,江西的泽覃还真有见钱不眼开的林管员,那里的“生意”不好做,去不得。这话后来传到朱辉云的耳朵里,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他只说对了一半,我需要钱,但不见钱眼开。如果为了钱去出卖自己的良心,再多的钱我也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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