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阿Q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约会吗？闷热的夏夜，棉被底下最初的拥抱。那时的你活在一叠辗转觅得的破抄本上，我在勉强可辨的字里行间辛苦、兴奋地读着你的行状。一个平头的中学生他暧昧的初恋。我小心地拿着手电筒，一手拉着棉被，深恐泄漏出去的春光会惊醒隔壁寝室的教官。那一夜，在那个复印机、录像带、色情理发厅尚未流行的时代，全台湾有成千上万的少年正躲在他们的被窝里看黄色小说。
汗湿随着对你的恨与爱布满全身。我几次熄掉手电筒，推开棉被探头长叹，奇怪天下怎么会有你这种蹩脚无能的男主角。我恨你缺乏伟大的英雄气质，但对于你那独创而荒谬的“精神胜利法”却有几分欣赏。（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我也跟你一样，是形貌不扬、无显赫出身，又不甘长久雌伏、受欺的弱者吧！）每次听到别人打你时你心里欢呼的那一声声“儿子打老子”，我心头就一阵痛快。
我知道在这种是非不明、善恶颠倒的世界里，诚实正直的你实在很难有什么作为。所以当你离开村庄，进城跟你的朋友合作一些他们诬称为“偷窃”的事业时，我其实并不介意。先贤（忘了是孔子、孟子或老子）说过一句话：“大盗卖国，小盗卖内衣裤。”像你这样不辞劳苦地把价廉物美的衣衫裙裤从远地运回庄上，怎么可以说是偷呢？而这些人，买了便宜货、吃到了甜头，还要在背后说你坏话！也难怪你要革这一群“鸟男女”、这伙“妈妈的”的命了。
我承认你生存的时代跟我们一样，充满着伪善、贪婪与吃人的礼教。但再怎么不满，你们至多也只能玩革命的游戏。我猜想“革命”大概是跟大家乐、六合彩类似的一种梦想一夜翻身、致富的大众娱乐吧。所以当你决心投身革命的时候，我的确对你抱着很大的期望。只是十赌九诈，你不但没有分享到革命的果实，反而被既得利益者革了命！这一次，连“精神胜利法”也救不了你。
但你的精神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并且在以后的日子不断给我启迪。你知道我是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的爱国青年。在准备联考的那段日子，读历史成为我最大的痛苦，因为我必须反复背诵那些挫败的条约、战争，让中国近代史的屈辱一遍遍强暴过我的心头。当我绝望得想放弃联考时，你的精神胜利法在我内心起了作用。我在心里大声呼喊：“中华民族万岁！”说也奇怪，面对参考书里列强诸般的蹂躏，我忽然有了大无畏的勇气。此后，遭遇大小横逆我一律脱口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果然，任何国族或个人的愁苦都迎刃而解。久而久之，连做梦都会说它。
上了大学以后，我托同班侨生从香港偷带一本新的你进来。这本怕海关查到因而先撕掉封皮的书被我用牛皮纸包着，连同两本珍贵的花花公子杂志一起压在箱底。虽然只有在最要好的朋友来访时我才肯拿出来炫耀，但平常的日子，走在这鄙俗人世的街上，想到我可能是唯一爱你、拥有你的人，我就骄傲、富有得像个百万富翁！
毕业后我回到滨海的小城教书。在那段求知若渴的日子里，我反复地读着你以及你的朋友孔乙己、某君昆仲等人的故事。我猜想你的主人鲁迅先生（对不起，那个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正式的名字应该叫“鲁X”）大概也是跟你们一样的怪物吧。我曾经在一本被涂黑了的英文百科全书里看到人家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因为除了有关你跟你的朋友的那几篇以外，我也曾读过几篇鲁迅先生写的其他文章。有一篇《秋夜》（选自一本叫什么《野草》的）居然是这样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算什么狗屁文章嘛？一点都不经济、不数学。直接说“有两株枣树”不就好了吗？我曾经以它为戒，要学生不要重蹈覆辙，没想到有个学生居然在作文簿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中华民族行宪以来历经数任领导人，第一任是K，第二任是K，第三任也是K。”
有一次，学生在上课中问起了你，我情不自禁，连说了两节课，自以为教学认真。没想到第二个礼拜，人事室的李先生约谈我，说有人写信到教育局、“调查局”密告我“为敌宣传”。好在同办公室的许多同事都听过我午睡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我很庆幸自己第二学期还拿得到聘书（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英文老师！）。但谈Q色变，那一天起，教初一新生英文字母，我只敢教二十五个。
几年不见，随着最近什么“戒严”“解严”的，我居然又四处看到你跟你的朋友。“妈妈的，连报纸、电视都公开谈论了！”一时间，我有被出卖、欺骗的感觉。你不再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恋人了，你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妇！洞房花烛夜，夜半读禁书——至情至景，还能再乎？
我怀念那敏感、惊梦、捕风捉影、充满禁忌的年代。我恐怕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在恐惧中追寻知识，在暗夜里思想星光的乐趣了。
（一九八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