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风疾雨益苍凉”

“怪风疾雨益苍凉”

——读张际亮的纪行诗

吴新苗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福建建宁人。道光四年(1824)福建拔贡第一,入京科考报罢;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此后屡次赴进士试不第。一生未入仕。他最为今人所知的著作是记载道光初年名伶事迹的《金台残泪记》,民国张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经常被研究道光年间戏曲史者征引。在当年他以诗才名于世,时人说“亨甫生禀异才,足迹几遍天下,风雅主持,一时名贤无不敛手推服”,林昌彝称他“天才俊逸,腾骧变化,雄视一代”,同光时期朱庭珍《筱园诗话》说他“一代奇才,久负盛名”,张际亮自己也说“四方士半闻松寥,十年京洛名满朝”(他的第一个集子《松寥山人诗集》)。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中存诗3051首(其诗歌创作数量不下万首,临终前亲自删订,后来又有所亡佚),阅读张氏诗歌作品,从题材角度来看,内容丰富的纪行诗是张氏诗歌的一大特色。纪行诗是指作者在因公因私的游历、旅行中,就途中所见所感而写的诗歌,一般游历的时间有一定的长度,所做诗歌往往有即事名篇、即地名篇的特征,并且也有一定的数量或篇幅(即有组诗的规模)。纪行诗起源甚早,屈原的《哀郢》《涉江》是其先声。南北朝时期有潘岳《河阳县作》,陆机《赴洛道中作》等作品,纪行诗逐渐成为一种诗歌类别,《文选》中即有“行旅诗”一类。纪行诗真正为人瞩目,是从杜甫陇右之行而写的两组组诗开始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辞去华州的官职。为着生计,他带着家人赴秦州、同谷,又由同谷到成都,所谓“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一路历经艰险,也饱览了陇右雄奇险峻的山川,广泛了解到各地的民风民情,写下了《秦州杂诗二十首》及《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在描摹山水奇观、书写黎民忧乐的同时融入个人当时处境下的心态和情感。宋代则有杨万里、范成大出使金国时一路创作的纪行诗,沿途所见破败的城郭,遭异族蹂躏的遗民,一一笔之于诗。陆游也是一位纪行诗写得很多的诗人,特别是入蜀之后,正如杨万里所评“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通过唐宋大家的创作实践和后人不断的仿效,纪行诗遂成为明清以来流行的诗歌一大种类。

张氏纪行诗的特色,一是量非常之多,约占其全集的二分之一;二是其在继承了杜甫、陆游纪行诗特色基础上,融入个人身世之感,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切思考,从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时代特征。

张际亮主要生活在道光前中期,此时的帝国虽然带着康乾盛世的耀眼光环,但华丽外衣下已经千疮百孔。经过近二百年的统治,清朝政府这套机器开始老化,漕运、盐政、河工三大政更是弊病丛生。而在长期高压统治下,文人们要么醉心于八股制艺,腹笥枵如;精英文人则穷首皓经,心血学力都付诸古籍的考据训诂之中;还有一些文人则游戏于自我性灵的小天地,做些吟风弄月的文字。总之,传统儒家文人以道统自任,慷慨激昂、议论朝政的士风学风凋敝殆尽,思想界沉闷腐朽,正如龚自珍所云“万马齐喑究可哀”。官员文人思想因循苟且,导致政体疲敝,这又加重了清王朝的内忧外患。值此之际,道光初年出现了一批头脑清醒的有志之士,继承儒家道统,议论朝政,出谋划策,希望能救民救国,挽狂澜于既倒。这些有识之士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汤鹏、黄爵滋等为代表,张际亮也是其中一员。姚莹《汤海秋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黹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

姚莹对道光初年这批有志之士的观察,是看到了近代思潮的转捩之处,这一批人是近代第一批属意改革维新的人,对晚清近代的改革维新思潮影响深远。张际亮慷慨激励、志业高远的思想抱负影响到他对诗歌的观念,那就是提倡能写出这些志士心曲的“志士之诗”。他在《答潘彦甫书》云:“汉以下诗可得而区别之者约有三焉,曰:志士之诗也,学人之诗也,才人之诗也”,倡导“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的志士之诗。

张际亮的纪行诗便打上了“志士之诗”的烙印,在古代丰富的纪行诗诗林中显出一种异彩。

纪行诗作者一般都有好游的个性,热爱山水自然,即使身处迫不得已的迁徙旅途,也能于愁思苦闷之中以审美之眼光去观照沿途的山水奇观。正如杜甫《万丈潭》中所咏“遣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深山大林,人迹罕至的山水亦是寂寞,有诗人之巨眼才能呈现出它们的精神和气质特色,正因如此杜甫才在他那劳苦的行役之中,不忘描摹出奇诡险恶的山水景观。范成大也是如此,他有诗句云“处处青山是故人”(《香山》),“惟有爱山贪未厌,西山才了又东山”(《镇下放船过东山》)。陆游对山水自然似乎超出一般诗人的热爱,他屡屡在诗中表明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性情,“从来乐山水,临老愈跌宕”(《将离金陵》),“一见溪山病眼开,青鞋处处踏苍苔”(《闲游》)。

张际亮也是有着山水癖的作家,一生好游。他自称“我本豁达人,爱与山水嬉”,“少年偶抱澄清志,万里常为汗漫游”,“我行半天下,遍览山水区”。从他的诗歌集以及门人李云诰《张亨甫年谱》、今人曾宪辉所作《张际亮简谱》中可以看到,张际亮一生的游踪几遍半个中国,尤其是江浙闽粤、赣皖鲁豫以及京畿附近,是他脚踪常到之处。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他的诗歌也大部分写于路上,记载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他是一位真正的“行吟诗人”。

张际亮青年时代的好游完全是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并且要在与山水的对话中抒发自己慷慨之气,彰显其“豁达人”的自我形象。他自云“我本豁达人,爱与山水嬉”,是把自己和山水置于朋友般平等的关系之中,将自己的思想情趣寄托于山水,在山水景观中印证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感悟,这就是“嬉”之意。张际亮漫游山水,特别喜欢游览人迹罕到、险巇幽深的石洞、深涧、瀑布和险峰,以奇峰怪石等来彰显自己心中超迈俊爽的豪气。正如他所自言“糠秕视富贵,山水穷险巇”。他的那种豪达飒爽的主体精神和胸襟,在这些险怪凌厉的山水奇观中得到尽情显现,从而在山水歌咏中写出一个独立的主体世界。如卷四《忆大龙湫作歌》,诗人多次写诗赞美此处瀑布,此处先描写大龙湫“万石苍苍插碧天,白光一片生云烟”“空中蜿蜒一百丈,飞腾千步如太阿,峰回壁转雪一道,又如积素分珉峨”的壮观景象,最后诗人在山水奇观前逸兴遄飞,高歌道“吾将吹箫击鼓湫之旁,使汝卧龙重腾骧,沛为霖雨撒四方”。卷七《游玉华洞》中诗人这样表现宇宙间的奇观:“入洞若瓮若黑烟,洞内万石各倒悬。双持炬火烛怪异,但见鬼佛参神仙。或现牟尼髻,或擎罗汉拳。或类枯僧定,或貌少女妍。或突象奋怒,或蟠龙蜿蜒。或侧虎踞地,或垂牛饮川。或鸟上挂木,或鱼下戏莲。或枫之瘦丑,或桐之苍坚。漥之为井灶,凹之为池田。露之为浮栱,广之为长筵。张为帘幕大,散为金珠圆。艳为丹砂吐,辉为碧玉鲜。就中奇状不可一一写,直疑山鬼炼出娲皇先……”诗人通过繁复的比拟,穷其奇状,把造化之秘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那种喷薄而出、才气纵横的主体形象也同时被彰显出来。他的此类诗歌,如卷五《太弋山诗次昌黎南山诗韵》《大顶峰望海歌》,卷十九《十七日游吼山》《十八日西陵观潮》,卷二十《羚羊峡》《羚山寺》,篇什宏富,而且长篇巨幅,才气横溢。一个独立天地之间,纵横如意、慷慨激昂的诗人形象与山水奇观相得益彰。

这种主体精神是和当时士子或雅正,或靡弱,或戆陋的状态完全不同的,表现出道光初年部分士子心态的变化,这种心态在当时龚、林、魏、张等预感帝国黄昏、奔走呼号以“震其暮气”的志士身上都有所反映,并在其创作中打下深深烙印。就纪行诗或山水诗而言,龚自珍、林则徐写得比较少,而魏源和张维屏却比较多,这与他们的个性和经历有关。魏源自称“夙抱山水情”(《北上杂诗》七首之七)、“游山不厌深”(《嵩麓诸谷诗》),与张际亮一样有着山水之癖,并能把山水自然作为纯粹的审美,而不是如龚自珍那样往往是截取旅行途中某个景、事的片段,来寄托自己幽深的心情意绪。魏源《游山吟》八首、《黄山诗》六首以及《华山诗》《华岳吟》诸诗,多写山岳奇观,发其“嵚崎历落之气”,故而表现出“奇古峭丽”的风貌(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序》)。与张际亮不同的是,魏源的这些诗歌,非常注重写出审美客体的不同特色,在抒发自我意志的同时也很注重写出山岳之精魂,而张氏之作对于山水的表现略显肤廓。张维屏同张际亮一样,尤其好写瀑布,如《鼎湖飞泉亭观瀑歌》《桂林道中见瀑布》《清玉峡瀑布歌》《龙潭观瀑》诸作,后一首云:“天上白龙厌拘束,奔下人间作飞瀑。天潢屈注送龙来,风卷鳞而散珠玉。……何物巨灵逞奇变?帝命山灵铸双剑,欲截飞流截不断,万古天绅垂碧汉。”我们在其中很能看出张际亮那种与山水“嬉”的情趣,即在山水中表现出自己的情怀和个性,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

漫游途中不仅模山范水,还探寻更有人文价值的古迹,在与历史对话中抒发志士心态。这也是纪行诗作家经常书写的一种题材。比如陆游从蜀地东归之时,写下了《楚城》《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面对屈原祠、杜甫故居,发思古之幽情,把自己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拳拳之意,寄寓在这些歌咏旅途中所遇的古迹诗作中。

张际亮自许为志士,对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凭吊颇多,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抒发自己的志士情怀。卷十九的《张家渡》《平山堂》即是此类代表作。《张家渡》写自己造访宋代两位名臣欧阳修和文天祥的故里,“我来访故里,落日莽嵽嵲。烟峦远际天,水波皓流雪。悲风起旷野,慷慨思遗烈”,歌颂他们的功绩,并感叹道“陵谷有湮颓,斯人岂磨灭”,然后笔锋一转,开始议论当代缺乏像文天祥这样危难之时的忠义之士。他说:“嗟兹当世贤,相士无乃劣。承平奖庸鄙,仓促谁奋发。古来英雄姿,豪宕自天骨,未遇或脱略,致身必勇决。”意思是当今权贵只知道提拔善于谄媚的庸鄙之人,而对那些不拘小节、有志气有抱负的英雄,却不愿意青眼相加;哪里知道国家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关键时刻还是这些人“致身必勇决”。这其实蕴含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思,要当朝权贵提拔使用有志之士来解决当下的困境。

但毕竟那已经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大官僚之骄横颟顸,士气之靡弱,正如龚自珍在《明良论》中所抨击的那样,已因循陈陋、积重难返。在这种氛围下,英特豪杰之士不仅无出头之日,还被人目为狂士、呆子而受尽世人白眼。龚自珍对此是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张际亮也是如此。张氏抱负远大,眼光也敏锐,但不愿意趋迎权贵,便被目为狂生,而屡试不第。道光四年(1824),他作为拔贡第一,进京参加考试,一到京师他的才气文名就在士大夫中传播开来。有一位权贵也想罗致他,便约请了京城的名士文人举行聚会,把张际亮也邀请在内。席中张际亮觉得贵人思想陈腐、观念乖谬,所以不以为然,而众文人却一个劲地附和,贵人更是露出得意之色。这让张际亮感到失望。恰巧贵人嗑瓜子时胡须上粘住了一粒瓜子壳,便有一位善于溜须的小心翼翼前去替贵人摘掉。张际亮见之放声大笑,大家感到很尴尬,贵人更是气愤,宴席不欢而散。张际亮回去后,又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贵人,大意是贵人既然身处高位,应该培植士林风气,积极提拔人才,而从他昨日的表现来看,实际上只是邀好士之名,却助涨了文人萎靡溜须的风气,实在不应该。贵人大怒,于是在当朝权贵前诋毁张际亮,说他是狂傲之士,根本不可用。这直接导致张际亮此后科举的失败。道光十五年(1835)乡试时,主考官赴闽途中就和众考官相约,说福建的张亨甫是狂士,不可录取。这年张际亮考试署名张亨辅,主考等人发现中试之后怀疑是张亨甫,准备除名,一位副主考比较正直,以或者不是张亨甫为理由保留下来,发榜一看,果然就是张亨甫。就这样张际亮侥幸中了乡试,但此后的会试又屡次下第。姚莹在《张亨甫传》中对此事记载甚详细,并且说林则徐等人都认为张际亮是有经济大才的,叹息张际亮未能中进士,此人如果得中,对于培植士林风气非常有益处。可惜,当时的权贵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慷慨激昂、有个人主见和风骨的文人,直接导致张际亮一生困顿。

张际亮早年之游历,多是一般性的漫游,在山水中寄寓之时之情怀,在探幽访胜中发思古之幽情。这时经商的长兄成为他家庭经济的后盾,让他能在基本没有顾忌的情形下做汗漫之游。二十九岁那年长兄去世,张际亮失去了经济来源,养家糊口和抚养子侄的重担落在自己的肩头。他为了生计,四处浪游,依人做幕,这时候依然是漫游于各地,诗中却更多了行路难的感叹和劳苦忧患的行役之情。

张际亮自云:“人生苦异乐,苦乐各有因。志士富以义,贫夫富以身。扰扰一世间,衣食争微尘。我意不在兹,慨念千载淳。”他有着杜甫一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和理想,有着“风云自系千秋运,冠盖谁为一代人”的自我期许;但自己有才不得施展,“既无献策路,奚有负郭田”,只好“长贫更远游”“百计艰谋食,孤怀冷去乡”了。这也和杜甫“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一样,多是“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在道光初期的那个慷慨激昂的文人群体里,张际亮生活最为悲苦,功名没有着落,经济亦无后援。龚自珍虽然在功名路上也颇为蹭蹬,毕竟终得进士第,况且出自名门大族,是可以不“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在无法展现“剑气”的时候,用力去写其“箫心”。而张际亮却不能不为物累,故多行役之情,这无疑给张际亮本来志气豪达的心理以打击,于是他的诗作便有了“行路难”的感叹,也更多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色彩。张际亮的家乡处于八闽腹地的建宁,每次出入都历经高山峻岭或者湍流浅滩,行程道路的险恶与人生道路的艰难遂在他的纪行诗中合二为一。

自然界的风霜雪雨,秋的肃杀,夏的酷暑,冬的苦寒,都足以让走在路上的人发出喟叹,正如上所说,这种自然界的风霜和政治仕途上的艰难又融合在一起。卷四《夜饮雨农先生宅话别》最能表现这种关系:“置酒华堂月正明,朔风吹角落高城。中原名士思诸葛,四海何人荐贾生。醉里山川常怅望,年来歌舞独为情。艰难天地冰霜苦,瘦马晨征百感并。”虽然国家需要人才,但“四海何人荐贾生”呢?自己只好又走到冰霜苦绝的“艰难天地”。翻看张际亮的集子,里面有大量以苦雨、大雪、大风、险滩为题的作品,“古来行路多辛苦,况复无衣弃乡土。千里惊心途尽冰,一宵僵卧泪垂雨”,“冻馁还交并”,“互脱臂上衣,乃赋芦中行”,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

诗人用质朴而有张力的语言来描述自己行路的艰苦,或者在外奔波时对家人的思念,继承了古代乐府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如卷十三《黄田驿》中云:“冬山气更苍,寒水波更绿,霏霏雾露零,篷背如新沐。晨光正空濛,高下炫林麓。风凄鸟羽噪,泽坚鳞介伏。稍见日熹微,转讶滩迴复。嵯峨万石间,我行惨心目。可怜操舟子,晓起纷赤足。负缆越巉岩,涉濑没腰腹。贫贱性命轻,迟暮冰霜酷。嗟彼豪家儿,此时酣睡熟。岂知觅食艰,力役苦穷蹙。”前面所描写的景物给人一种肃杀凄凉之感,显得非常生硬冰冷,都是为了衬托“我行惨心目”的情绪,然后又花很多笔墨写舟子的艰难。作者能这样以同情的笔调去写拉纤的船夫,其实是完全与他们感同身受的一种表现。再如卷二十六的一首《嶅阳》:

我行冒北风,我仆随风尘。闻声骇后顾,怪石掀其轮,黑骡压辕下,仰天悲张唇。喘急不得嘶,屈蹄如求伸。念汝力已困,况此山嶙峋。谁能履险艰,任重以济人。吁嗟古志士,时危奋忘身。安知龙虎际,独角高祥麟。中原百战地,满目多悬鹑。清寒独揽辔,慷慨吾何因。逶迟墟里暮,忆旧空萧辰。遭逢岂足叹,所愧劳形神。道长足苦短,蹇卫同逡巡。凄凄落木晦,黯黯饥鸟驯。陂陀更乱石,刺海翻鲸鳞。真思铲叠嶂,豁意无崖垠。

这里写了一个驴子的形象,在乱石中负重前行。然后通过“任重以济人”联想到古往今来的志士们,这些人像驴子一样,为了他人而“时危奋忘身”。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虽然国家多难,虽然需要志士,但是志士困于乱石荆棘之中,就同这只逡巡的蹇卫一样。最后诗人发出感叹,真希望能有一把巨大的铲子,把这些乱石都铲掉,扫除各种障碍,能走上康庄大道。

虽然张际亮人生困顿,时常发出“晓发扁舟系何处,乾坤漂泊一儒生”的感叹,但正如前所述,这位儒生是一位有志之士,他在漫游之中,饱经风霜之苦,备尝人生失意的艰难,但他并没有局限在自我痛苦的小天地之中,只发出自我身躯病痛的呻吟。他的个人痛苦是和国家、民众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张际亮纪行诗最为宝贵的地方。

“撑肠拄腹五千卷,险阻艰难十九年。秋雨秋风人更老,淮南淮北水连天。空悲遍野流亡骨,未解孤舟去住缘。落木萧萧城郭暝,竟无灯火但苍然。”卷十八《阻雨泊宝应城外》中,自己的不幸是和“遍野流亡骨”的感叹连在一起的;卷十九《徐州》“哀鸿遍野无因问,俯仰犹怀万古愁”,这也是途中所见触发的愁怀。“思亲兼望阙,清泪对霏微”,一边望着家乡,一边望着朝廷,思念家人,忧患国家,这是他在路上久萦心怀的牵挂。他看到农村的凋敝,社会暴徒横行不法,诗中说:“二月春深麦未青,村农望雨遍郊坰。惊沙尽日空随马,枯草粘天不化萤。三辅盗多轻汉法,十州箴在忆元亭(玄亭,草玄亭,指杨雄,曾做官箴一书)。奔驰何与苍生事,野店东风自醉醒。”诗人不知道自己“奔驰何与苍生事”,陷入深深的自责。同样写这种情绪心态的还有卷二十七的一首《除夕鄱阳湖珠玑口舟中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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