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的女性题材特征与儒家诗教
冷纪平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玉台新咏》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倡导绮靡诗风的诗歌总集。实际上，萧纲授意徐陵编纂《玉台新咏》，以萧衍、萧纲的作品为重点，主要选取女性题材的诗歌，供后宫阅读，其意图主要在效仿《诗大序》所言的“风天下而正夫妇”，以此来提升宫体诗境界，实现对诗歌风雅正统的回归。唐人刘肃说《玉台新咏》的问世是为实现宫体诗“以大其体”的目的，这一说法是合乎《玉台新咏》编纂实际的。
【关键词】 大其体 女性题材 二南 风教
章培恒先生的《〈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曾一度使长久以来相对冷落的《玉台新咏》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瞩目的焦点，但迄今为止，在《玉台新咏》的编纂宗旨问题上，争议颇多。其主要观点，就笔者所见主要有四种。第一是唐代刘肃的“大其体”，即改造受人诟病的宫体诗，使之境界变大，复归风雅正统。《四库全书总目》就说这部书：“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於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同时的袁枚也曾说：“《玉台新咏》实国风之正宗。”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为了倡导一种诗体。梁启超曾说编纂这部书“目的在专提倡一种诗风，即所谓言情绮靡之作”。金克木：“是不是萧纲要宣扬自己的诗体而另选一诗集，不像《文选》那样诗文并收呢？”另外，像胡大雷认为是对“萧统文学集团的挑战”，同萧统文学集团“文质彬彬”的观念相抗衡。第三是詹瑛先生的供“丽人解忧”之用，而且是“后宫贵人失宠之后，长日寂寥，此编乃为供其消遣而作。”丽人一般是统指后宫佳丽，詹瑛先生认为她就是萧绎的妃子徐元妃。第四是主张《玉台新咏》是一部宫廷课本，是可能在当时已经成熟的宫廷教育制度下的产物。之所以专录艳歌，是为了投合后宫“惟属意于新诗”的好尚，同时秉承南朝《妇人集》撰录妇女事迹的传统。
上述观点各有依据，刘肃的看法比较合情理，但失之简略。而当代学者持论的依据以及对古人观点的理解，均有可商榷之处。所以，笔者准备在梳理前人看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玉台新咏》的编纂宗旨，以期对客观、全面地认识《玉台新咏》有所助益。
一
第一种观点提出最早，但就目前而言，影响最大的当是梁启超的看法，即《玉台新咏》的诞生为倡导言情绮靡的诗风，更明确地讲，就是为了倡导宫体诗。从另一角度来讲，梁启超的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对刘肃“大其体”提法的一种诠释。此外，像胡大雷的观点也可以作如是观。梁启超等人的观点看似有理，但联系历史事实，却是最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玉台新咏》诞生前夕，东宫曾因流行宫体诗发生过一场风波。《梁书·徐摛传》记载：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
萧衍斥责徐摛，显然是由于宫体诗“轻艳”（《梁书·简文帝纪》）的风格，及“赋咏不出乎桑中”（《资治通鉴》卷一六二）的内容。虽然这场风波被徐摛巧妙化解，但据研究者考证，《玉台新咏》的编纂是在这一风波之后。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徐陵编纂一部诗集公开倡导刚刚遭到最高统治者诟病的诗体，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探求《玉台新咏》的编纂宗旨，除了要考查《玉台新咏》所选作品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外，还应考虑到这一特殊历史情境，即：这部书须对梁武帝的质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舍此，难以准确把握《玉台新咏》的编纂宗旨。
如何要为宫体诗寻找一个合理的依据，答案就在徐摛面对萧衍质疑时，聪明的应对当中。可惜，史书没有把对话内容留下来。不过，史书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线索。《梁书》对徐摛的应答，固然只以“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概括，但接下来的话给了我们明确的提示：“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在此，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因”字。“因”是个连词，它是承接徐摛应对而来的；“因”所连接的“五经大义”，是接着徐摛应对质疑的回答而来的。我们不妨看下相同时代的类似对话：
柏年本梓潼人，土断属梁州华阳郡。初为州将，刘亮使出都谘事，见宋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柏年：“卿州复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
（天监）五年（506），魏任城王元澄寇钟离，高祖遣珍国，因问讨贼方略。珍国对曰：“臣常患魏众少，不苦其多。”高祖壮其言，乃假节，与众军同讨焉。
（刘歊）十一（岁），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问之，随问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异之。
（萧）续多聚马仗，蓄养趫雄，耽色爱财，极意收敛，仓储库藏盈溢。临终有启，遣中隶事参军谢宣融送所上金银器千余件，武帝始知其富。以为财多德寡，因问宣融曰：“王金尽于此乎？”宣融曰：“此之谓多，安可加也。夫王之过如日月蚀，欲令陛下知之，故终而不隐。”帝意乃解。
从以上用例不难知道，“因问”所述内容都是承接之前所言而来。就徐摛当时应对萧衍质疑而言，假如他依据的不是儒家经典，史书是不会在“问《五经》大义”之前加一个“因”字的。既然是儒家经典，又是说诗的，那徐摛当时用以应对萧衍质疑的依据很可能是《毛诗》。因为《毛诗》在封建时代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诗学上，都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假如当时徐摛的确是从《毛诗》出发，给宫体诗寻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萧衍“意释”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虽然徐摛的回答没有留下来，但在已有假设的基础上，连同其他线索，如《玉台新咏》所选作品的主题特征，结合《毛诗》对《诗经》部分内容的诠释，是很有可能做出进一步的推理和判断的。
《玉台新咏》在主题上的最大特征就是以女性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清人纪容舒说：“按此书之例，非词关闺闼者不收”这一点，虽然有异议，但总体上说，这一认识还是符合《玉台新咏》自身实际的。另外，还要注意徐陵编选《玉台新咏》的直接目的是供后宫佳丽们在闲暇时阅读消闲之用，即徐陵于《玉台新咏序》所言的：“青牛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绦绳，永对玩于书帏，长循环于纤手。”这部书的阅读对象并不是普通人，而是“母仪天下”的后宫。一直以来，特别是现代学者看到《玉台新咏》选了那么多的女性作品，只想到郑卫之音，可没有人注意到《诗经》的《郑风》和《卫风》中女性作品的比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依《小序》的阐释，《郑风》21首中有7首是关于女性的，占总数的33%；《卫风》全部10首作品有5首写女性，所占比例为50%。同样的情形，《周南》和《召南》总共25首作品中，除《周南·麟之趾》《召南·甘棠》《羔羊》而外，均与男女之情有关，其比例高达88%。并且依照《毛诗》阐释，“二南”谈到的女性形象都不是普通的女性，《周南》讲的是王者之风，《召南》是诸侯之风。《周南》11篇中，有8篇序说是在颂扬后妃德行。《关雎》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此外，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樛木》：“后妃逮下也。”其他三篇除《麟之趾》赞美贵族子孙贤能外，《汉广》《汝坟》描述的也是恪守礼法的男女之情。《召南》14篇，有12篇的主旨主要是颂扬大夫夫妇之德和守礼的女性。《鹊巢》《采蘩》《采蘋》《殷其雷》《何彼秾矣》等是赞美大夫妻子德行，《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行露》“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诸如此等，是肯定女性操守。
“二南”言男女之情，被认为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大序》）。《郑风》得到却是“郑声淫”（《论语·卫灵公》）的评价。《召南·摽有梅》表现女子对爱情的热望，《小序》说是：“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郑风·女曰鸡鸣》讲夫妻之间的温馨生活：“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小序却说它是：“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类似的内容，小序采取了不同的评判尺度。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
正是《毛诗》这种面对同类题材采取的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为女性题材诗歌的合理性阐释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依据，即：相近似的女性题材作品除了可以看成是男女“不待礼而相奔”的淫奔之作，还可以被认为是宣扬《诗大序》所说的风教，即儒家经典所说的以后宫为起点的统治阶级教化。儒家宣扬的文王教化，是指以最高统治者为施行者，自上而下的一种教育。它以后宫教化为起点，以至整个国家，即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萧纲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子，他具备这个条件，也拥有这个资格去宣布自己的创作是在履践儒家风教，在对后宫实施教化。当时也只有萧纲和萧衍能够这么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玉台新咏》中萧纲和萧衍的作品最多：萧纲76首，萧衍41首，合起来达117首，几乎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其实，这么处理也不完全是一种狡辩，毕竟《玉台新咏》收录的作品里，虽不乏对美色的渲染和描写，但并没有露骨的性描写，更何况其中还收录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汉魏古诗，所收录南朝创作的作品也有相似的颂扬美好德行的作品。而且，作为曾经的批评者，从主观意愿上来说，萧衍也希望看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够和儒家经典扯上关联，被赋予更高的价值，从而以文王教化的继承人自居。
二
意图效仿《诗经》“二南”，把《玉台新咏》作为效仿文王教化的范本，这一编纂目的，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虽未直接挑明，但却有很明确的提示。如谈后宫佳丽的诸多优点，序文曾说她们不止美丽，还有教养：“阅诗敦礼，非直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无异西施之被教。”就是说她们不止拥有像大胆向宋玉示爱的东邻之女那样的美貌，还知书达礼，如同受过良好教养的西施，既美又有文采。皇后一向被称为是“母仪天下”，崇高的德行是封建时代对她们一贯的要求。东晋穆帝司马聃即位时，只有两岁，当时领司徒蔡谟等上奏请皇太后褚蒜子临朝摄政，称褚太后“德侔二妫，淑美《关雎》”。荀勖与冯
为保自己权位，谄媚贾充，向晋武帝推荐“丑而短黑”的贾南风作司马衷妃子时，盛赞：“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在传统知识分子那里，后宫人选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后赵石聪贪恋中常侍王沈养女的美色，立为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向石聪进谏说，王者立后的目的，是为了“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母临天下，亡配后土，执馈皇姑”；所以，选立后妃必须选择“世德名宗，幽闲淑令”，以“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诸人还说，“周文造舟，姒氏以兴，《关雎》之化飨，则百世之祚永”，而汉成帝“任心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沦倾”。石聪最后并未采纳这些谏言，王鉴等人也被杀害。但从中我们不难知道教养与德行在封建时代是当时社会对帝王后宫的一贯要求。
徐陵的履践儒家风教的主观目的还可以从他对《玉台新咏》的价值评估中见出。他说这部书“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分歧，关键是因为有异文存在。朱晓海说：
“参”，或本作“忝”，因与“参”字俗书形近而讹。无参，无预也，庚信《为阎大将军乞致仕表》：“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无参宾客之事，谬达诸侯之班。”若作“忝”，则为足与《雅》《颂》相比而无愧，不仅下半的“靡滥”成赘语，“泾渭之间”更将不知所云。“靡滥”非一般写成“糜滥”者欲表达之意。靡，无也，因出句已用了“无”，避免犯重，故易字。滥，泛也、溢也、过也。此联意谓上不及《雅》《颂》，下亦不致逾越《风》的尺度。
作“参”是异文，明寒山赵氏刊本便是作“参”，不过，穆克宏所校之《〈玉台新咏〉笺注》作“忝”。作“参”真的使得下半句的“靡滥”成为赘语，“‘泾渭之间’更将不知所云”吗？“忝”，《说文》：“辱也。”“无忝”就是“无辱”。《诗经·小雅·小宛》：“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作“忝”，连同“泾渭之间，若斯而已”，意思是：“（《玉台新咏》）与《雅》《颂》相比而无愧，置于《国风》之中也不逊色，介于二者之间。”文从字顺，并无什么赘语，我们看不出哪里有什么“不知所云”。作“无参”，朱晓海举庾信《为阎大将军乞致仕表》的例子，问题是庾信的“无参宾客之事，谬达诸侯之班”是否就能作为“无忝”原本是“无参”的依据，也是个疑问，至少我们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另外，“无忝”是南朝的一个较为常用的词。
《南史》卷五十七《沈约传附沈众传》：
众字仲师，好学，颇有文词。仕梁为太子舍人。时梁武帝制千文诗，众为之注解。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帝令众为竹赋。赋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
《南齐书·谢朓传》：“沈昭略谓朓曰：‘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魏书·李顺传》：“尚无忝于先人，谅贻厥于来裔。”可见“无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常用语，徐陵“曾无忝于雅颂”的“无忝”与《小雅·小宛》的意义相同，就是指这部书可以与《雅》《颂》相提并论。只是这样的一个论调恐怕除了编选者徐陵自己以及幕后支持者萧纲外，至多再加上萧衍，很难再有第四个人这么认为。实际上，就是徐陵自己也不是那么自信的，否则他也不会在序言的最后说：“猗欤彤管，无或讥焉。”因为不论是从作品的内容还是对中国诗歌史的影响来看，《玉台新咏》都无法同《诗经》相提并论。但我们却认为这是对《玉台新咏》编纂宗旨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千年以来，在《玉台新咏》编纂宗旨问题上之所以会纠结不清，除了对相关历史背景的疏略外，还有就是没有注意区别个人喜好与公开倡导的问题。喜好娱乐性的“郑卫之音”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行为。萧衍自己也喜好新声艳曲，并在自己后宫豢养了不少年轻美貌的歌舞伎，晚年也自称：“受生不好音声。”（《梁书·贺琛传》）他并不因此禁止臣下听歌赏舞，大通、中大通（527～534）年间，还曾送歌人王娥儿给名将羊侃。他之所以要对宫体诗的流行表明态度，主要因为萧纲已是太子，私下写艳诗也就罢了，公开倡导则超出了萧衍容忍的限度。艳情诗的流行并不是萧梁一朝才有的事，这股风气至迟在刘宋时代就开始了，但萧纲身为太子，却不能随便表示喜好，更何况公开倡导写作。之前萧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当时才子何僩给萧长懋写了首《杨畔歌》，萧长懋很喜欢，袁廓之知道后进谏说：“夫《杨畔》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殿下当降意《箫》《韶》，奈何听亡国之响？”萧长懋听后“改容谢之”。且不管萧长懋是否真的改正了，但他面对袁廓之站在儒家诗教立场上的批评，至少在口头上表示了接受。
萧纲喜欢创作的宫体诗与萧长懋喜欢的《杨畔歌》相似，萧长懋、萧衍之所以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屈从于儒家诗教的要求，主要是由诗歌自身特质以及他们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诗歌有多种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娱乐与教育。贺拉斯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乐趣和益处，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便是指此而言。儒家不遗余力批判郑卫之音，原因就在郑卫之音的娱乐性特别突出，感染力也很强，往往有着比雅颂之音更大的吸引力。魏文侯有出自肺腑的实言：“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道出了郑卫之音的魅力。郑卫之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几乎不具备什么教育功能。傅毅《舞赋》：“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就是在说郑卫之乐无关教育风化。可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们身上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如果沉湎于无关教化的娱乐中不能自拔，势必荒废政务，进而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破坏力将是巨大的。所以，儒家才从政教出发，倡导欣赏雅颂之声，反对沉迷郑卫之音，所谓：“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萧纲是太子，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他的任何公开行为都不再是单纯个人行为，而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一种社会行为，萧纲公开倡导写艳情诗，已经不是纯粹的艺术行为。身为帝王的萧衍为维护自身统治计，不可能放任他引领一帮人去写艳诗。
萧纲从本意上说，是不赞同在诗歌中表现儒家礼法的。他在《与湘东王书》中就明确地说：“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这与他跟他的儿子当阳公的信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如出一辙。萧纲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政教和立身与文学有别，二者不可等同。可是二者也有割不断的联系。在封建时代，文学可以不去直接宣扬礼法，但不能违背礼法。萧梁时代，佛教、玄学思想盛行，但南朝依旧是一个礼法社会，儒家思想依旧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任继愈就指出：佛教理论对儒家封建伦理观念有依赖性，而玄学不过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也可以说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外衣而骨子里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积极支持者”。王仲荦也认为：“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因为从维护上层统治而言，儒家封建伦理思想仍旧是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当时与之对立的东魏高欢就说萧衍是一位“专事衣冠礼乐”的帝王，“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所以萧纲以太子的身份，去倡导一种在儒家看来有害政教的行为，受到质疑和批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更重要的是，身为太子的萧纲和一帮身边的文学侍臣写艳诗，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自我娱乐行为，他们必须接受来自社会其他层面势力的约束和制约。
总之，我们认为徐摛的辩解是立足于《毛诗》的。虽然从选诗到序言都是出自徐陵之手，但由于徐摛和徐陵是父子，徐陵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以及序言写作过程中聆听父亲的意旨，把徐摛的应对通过编纂诗集的方式落实，实现回应质疑、为宫体诗张目的目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知，唐人刘肃所说的提升宫体诗的境界，使之复归风雅正统，以“大其体”的观点及《四库总目提要》和袁枚的看法是最合理的，同时也符合当时情势的一种认知。只是一直以来研究者总是习惯把《玉台新咏》视为一部倡导绮靡之作的诗歌集，所以无法理解“追之不及”和“大其体”的含义。“追之不及”是因为宫体诗坏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关作品也已经传播开来，这是无法泯灭的。至于“大其体”，可以说，徐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的。
- 冷纪平（1977～ ），山东潍坊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诗歌史。
- 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 刘肃：“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见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中华书局，1984，第41～42页。
- 袁枚：《随园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02页。
- 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附录》，中华书局，1985，第551页。
-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
- 胡大雷：《宫体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第239～323页。
- 詹瑛：《〈玉台新咏〉三论》，《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齐鲁书社，1989。
- 许云和：《南朝宫教与〈玉台新咏〉》，《文献》1997年第2期。
- 许云和：《解读〈玉台新咏序〉》，《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 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我们采信傅刚的观点，即成书于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532～535）之间（见傅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探讨》，《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这场风波之后，徐摛于中大通三年（531）出为新安太守（姚思廉：《梁书·徐摛传》，中华书局，1973，第447页）。显然，《玉台新咏》的编纂是在这场风波之后。
- 李延寿：《南史·胡谐之传附范柏年传》，中华书局，1975，第1177页。
- 姚思廉：《梁书·王珍国传》，第278页。
- 姚思廉：《梁书·处士传》，第747～748页。
- 李延寿：《南史·梁武帝诸子萧续传》，第1323页。
- 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九，沈约古诗题六首注，中华书局，1985，第142页。
- 许梿在《玉台新咏序》评语中说：“虽皆绮丽之作，尚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艳斥之。或以为选录多闺阁之诗，则是未睹是书，而妄为拟议矣。”许梿编选，江荫香句解《白话六朝文絜》卷四，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第77页。
- 以小序的阐释为准。以下《周南》《召南》同。
- 见《毛诗序·郑风·东门之
》。 - 房玄龄等撰《晋书·后妃下》，中华书局，1974，第975页。
- 房玄龄等撰《晋书·后妃上》，第963页。
- 房玄龄等撰《晋书·荀勖传》，第1153页。
- 朱晓海：《论徐陵〈玉台新咏〉序》，《中国诗歌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2007。
- 李百药：“普通末（520～527），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见李百药《南史·徐勉传》，中华书局，1975，第1485页。
- 姚思廉：“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师”“侃性豪侈，善音律”“敕赉歌人王娥儿”。见姚思廉《梁书·羊侃传》，中华书局，1973，第561页。
- 李百药：《南史·袁彖传附袁廓之传》，第709页。
-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55页。
-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96页。
- 任继愈：《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
-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18页。
- 李百药：《北齐书·杜弼传》，中华书局，1972，第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