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大学的艰难历程

一、海边长大的孩子

我常说自己是青岛人，其实我出生在沂蒙山区临朐县的胡梅涧村。祖父是村上的私塾先生，但也干农活，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第二个儿子，因叔祖的儿子年岁大一些，排行老二，父亲就成了老三。祖父本来地不多，分给四个儿子就更少了，靠这点地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先是五叔闯了关东，后来父亲和四叔也去了青岛。大伯因是老大，按传统只能留在故乡守祖业。大伯母一连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生下来后，父亲有两个男孩，就把我过继给了大伯父。由于连年灾荒，又加上地方闹土匪，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在家乡实在活不下去，抱着我，带着四个姐姐和哥哥，同四婶一家逃难去青岛找父亲和四叔去了。不久，留在家乡的大伯父就活活饿死了，伯母也哭瞎了双眼。据说大伯父临死之前，还念念地说：“我有儿子呀，养不起，放在青岛了。”

就这样，我从一个月大起，一直在青岛生活了二十年，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母亲靠沂蒙山的水生育了我，我身子里有沂蒙的魂脉，又是喝着青岛的水长大，全身又都是青岛的筋骨。

德国强租胶州湾

青岛是一座海滨城市，三面环海。我从小就是伴着海潮、闻着海腥、吃着海鲜发育成长的。一年四季沐浴着海风，每逢雾天，海港传来“海牛”一声声深沉的嗡鸣，伴随着我睡眠。海，充满我年轻岁月的全部记忆，也养成了我海一样的性格，满口都带着海味的青岛腔。

我家住在四方区海泊桥附近，那是海泊河上面的两座小桥。海泊河穿过一片树林流入大海，平时水量不大，就像一道宽阔的脏水沟。但暴雨之后，浑浊的黄水汹涌而下，也是蛮有气势的。从我家走二十来分钟就到海边。靠海吃海，住在那一带的人家经常下海挖蛤蜊、捡海螺、钓虾虎（琵琶虾）、摸鱼抓螃蟹，或到海边捡破烂、拾煤核、淘煤渣。小时候我总跟着娘和姐姐到海边捡煤核什么的，不远处能看到停泊的军舰和来往的轮船。有一次我同小朋友玩耍，回来见母亲不在家，就一个人去找。在海边偏僻的小路上，我突然发现有个大男人紧跟着我。我很紧张，拼命朝前跑，那人也越来越靠近。就在这时候，我看见娘在远处发疯一般奔过来，手里握着一根木头棍子，那个男人看到后，急忙调头离开了。娘是缠脚的，却跑得那么快，煤渣筐子扔在远处。原来，那一带发生过几次小孩丢失的事，这悲剧差一点就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危险，也更体验到母亲深切的爱。长大些后，我就跟着邻近的男孩子去捞海货，在海边的礁石间拾螺蛳、抓螃蟹、挖蛤蜊，倒是也捞不到多少海货，就是作为海边孩子的一种童年乐趣。

青岛天主教堂

青岛原本是胶州湾畔一个平静的小渔村。在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年代，德国首先看中了青岛的优越地势，借山东巨野县发生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这个小渔村就被德国占据了，并逐渐被按照德国风格进行了改造，变成一个带有明显欧洲特色的城市。在向城市转化的开始，青岛就被打上浓重的殖民地烙印。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撤走了，日本军队接踵而至。“二战”后，日本撤走了，美国军舰随即侵占胶州湾，于是青岛海港里充满了美国军舰。那时我年岁还很小，但工厂门旁手持刺刀的日本兵，街道上飞驰的坐着美国大兵的吉普车，都在我年幼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青岛海滨确实很美，不过那主要是在市里一带。沿着太平路转入莱阳路，接着南海路走下来，再进入八大关（八条叫山海关等名称的林荫路），直到太平湾一带，是青岛最美的海滨地区。沿路南侧是碧波翻涌的大海，青岛湾中的栈桥与琴岛（小青岛）隔水相对，汇泉湾畔的鲁迅公园青松千姿百态，几座古典亭阁屹立海边。这一带海水浴场接二连三，是盛夏消暑的良好去处。而沿路的北侧，则是矗立在绿树丛中的红瓦黄墙小楼，样式各异，美不胜收。

海滨景色

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家附近的海确实辽阔，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苍茫海水，然而海边并不美。涨潮时是一道道翻卷而来的汹涌白浪，落潮后却是一片黑乎乎的泥潭。大海附近是一道铁路，火车冒着浓烟轰隆隆地驶来驶去，沿着海边到处是附近工厂倾倒的废渣杂物，堆成高低不平的垃圾堆。只有大海的宽阔胸怀，才容纳得下这些龌龊。

青岛的建筑确实洋气，大都是欧式建筑，一座座像豪华的别墅，不过这也是在市区。而我家住的那地方却跟农村差不多，那里叫作东太平村，附近还有吴家村、仲家洼、小村庄等等。我家附近就是菜园，到处都能看到粪堆，再远一点儿，就是一片片农田。那时候我们把市区叫“街里”，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四邻八舍的家庭妇女偶然结伙去逛一趟“街里”，就像出国旅游一样，回来说个没完没了的。

鲁迅公园风光

海泊桥是台东区和四方区的分界标志，东边是威海路，直通市区，西边是小阳路（那是日本占领时留下的名字，现在叫人民路），一直通到四方岭。沿小阳路西行，不远的路旁有一个小土坡，走上坡是一条狭长的小胡同，胡同一侧是一连四个院落，另一侧是座工厂。据说这些院落是当年日本人的职工宿舍，都是两间和三间一套的小平房，我家就住在中间的那个小院里。院子两侧是门对门、窗对窗的五户人家，全都是靠卖力气谋生的贫苦家庭。十户人家中，有四个拉大车（地排车）的，两个拉洋车（人力车）的，一个挑担做小买卖的，一个木匠，还有一户人家做糖球（糖葫芦）卖。也有三个人进了工厂，两个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一个是印染厂里最劳累的浆染工。穷归穷，邻里却相处得像一家人。谁家有事，全院都来帮忙，谁有困难，也都竭力相助。记得1948那年的阳历年，我家断了粮，邻居张大娘一家也是一样。张家二哥傍晚拉洋车揽了一个客，用挣的车钱买了几斤豆腐渣，回来立即分给了我家一份，“好孬咱也得过个饱年啊”。二哥人很好，就是快三十了还穷得娶不上媳妇。新中国成立前，征兵很凶，有钱人家买人顶兵役，张大娘一时糊涂，竟把二哥用20袋面粉钱卖了兵，说回来用这些钱给他娶媳妇。临走前，张二哥到我家对着我娘放声大哭，说：“俺娘糊涂啊，当兵那是玩命的事，还娶什么媳妇？”张大娘有三个儿子，就数老三有出息，当上了警察。有一次他带着母亲和邻居大娘们去看了一场京戏，我也跟着娘去了。看着他穿着警服那个“威风”样子，我敬佩极了。他从难民窟里挑选了个女孩结了婚，但临近解放时，却扔下老娘和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跟着队伍去了台湾，一去就杳无音讯。张大娘三个儿子走了两个，直到去世也没见到他们的面。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娘经常偷偷哭泣。

别具特色的街区

父亲当年从农村跑到青岛谋生，一辈子干的都是工厂“大师傅”（工厂伙房的炊事员）、建筑小工这类粗活。没有什么技术，全靠出力气，挣钱少，家里日子总是紧紧巴巴的。我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两个大姐出嫁了，后来三姐考进纺织厂，我家的生活稍有改善，哥哥也上了小学。但不幸三姐生了病，那是在工厂遭抢劫时被吓出来的，因一直没有钱治，一年多后（1947年）去世了。父亲把里屋的两扇门卸下来，又找了点木料打了一口薄棺送走了三姐。转过年，不幸接踵而至，父亲也失了业，只得靠夜晚打更、做临时工赚点钱养家糊口。找不到活，就上山薅草卖。刚刚上了三年多小学的哥哥只得辍学，干些零杂活挣点钱帮助家庭。

平生第一照，1950年

小学毕业的我

初中毕业的我

高中毕业的我

进入1949年，青岛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日子也更加艰难。那时社会上谣言很多，闹得人心惶惶的。有钱有势的纷纷抢购机票、船票逃往台湾。到处都在抓兵，男人们都不敢上街。我们院的几个大哥白天都躲进附近的山沟里，夜深了才敢回家。就是这样，还是有三个大哥被抓走了。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使我在小小年纪就饱尝辛辣苦酸，也懂得了不少人情和社会世故。

1949年6月1日，青岛近郊响了整整一夜的枪炮声，全院里的人都紧张得整夜没合眼。第二天清晨，解放军浩浩荡荡开了进来，大家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站到路边观看，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大家才慢慢放下心来。6月2日青岛解放了。这座历经德国、日本和美国长期占领的华北名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我家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艰难的上学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四姐和哥哥陆续进了工厂，父亲也找了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家里的生活改善了许多。姐姐过去一天学没能上，哥哥只上过三年半小学，学习的热情都很高，每晚坚持去职工业余学校，后来姐姐达到了小学毕业的程度，哥哥进修到了高中水平。我也顺利地读完了初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穷苦孩子上学提供许多方便，周围的男孩子都进了学堂。我家前后四个院，有近百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认为男孩子上几年学，认几个字会算账就不错了，没有人家期望自己的孩子读书“成龙”的。父母们觉得男孩子早点干活挣钱，早点成家立业才是正经事。邻近的男孩一般都上完了小学，少数几个读到初中毕业，十六七岁时都开始进工厂当了学徒。争取考上技术专科学校的，也是凤毛麟角了。至于上高中、上大学，就有点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连想都不用去想。

大学一年级的我

1957年我初中毕业后，父亲也想要我找工作。可巧那年工厂不招学徒工，专科学校也不招生，找工作就更难了。班主任老师专门找我谈话，说我学习好，劝我考高中。我也想继续念下去，就向姐姐求助。她觉得我年岁还小，如今家境也并不是那么困难，与其让我在家里闲着还不如上学。我又写信向已在北京工作的哥哥求助，他也劝说父亲。母亲心疼我，没有支持父亲的意见，就这样我考入了高中，成为附近唯一上了高中的男孩子。但这却没有赢得周围邻里的赞赏，反而觉得我那么大了还白吃白喝家里的，不能帮家里挣钱，有些不应该，父母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还没开学，就碰上“反右”，知识分子变得很不吃香，周围人更觉得上学没有出息。1958年又开始“大跃进”，学校里也是三天两头劳动，加上当时社会上运输紧张，搞搬运的挣钱挺多，父亲又动了要我退学的念头。幸好姐姐和哥哥都认为靠卖力气挣钱终究不是一条有出息的长远门路，多读点书将来找个技术活更好一些，父亲就没再坚持。

我们一家人：前排父亲和母亲，后排姐哥嫂和我

其实父亲也不是不关心我的学习。他小时候跟祖父上过几年私塾，毛笔字写得不错。我刚一上学，他就给我买了毛笔和砚台，要我练毛笔字。他还常常检查我的练习本，批改我的字。我后来的毛笔字，就是那时父亲给我打下的基础。考初中时，他还帮我选择学校。但在那种社会环境中，父亲也是想要我早点工作，早点成家立业，也算尽到他做父亲的责任。我一旦考上高中，他还是挺支持的，该花的钱他都毫不犹豫地支付。

青岛二中是一所名气很大的重点中学，我心气挺高，硬去报考，结果初中考上了，又考上了高中。班里的同学多是附近干部、职员和教师的子女，家境较好，穿着比我讲究，口袋里也有零花钱。我觉得自己能上学就很幸运，生活上根本不敢提什么要求，与班里的同学相比是挺艰苦的。我家离二中有十几里路，从初中到高二整整五年时间，我来回全靠两条腿。一清早，匆匆吃完一碗热水泡玉米饼子和咸菜，包上一块饼子和几块咸菜，我就一路小跑直奔学校。有时晚了，就向母亲要三分钱坐五站路的公共汽车，然后下车再跑。碰到天气不好，那就更加艰难。有一次下大雪，回家路上我一不小心滑到，从登州路的高坡上一直滚下来，站起来拍拍满身的雪继续赶路。就是这样，我五年没有迟到过一次。很辛苦，却也为我的身体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后来我参加长跑、越野跑比赛，还跑过一次马拉松，虽没取得名次，却都顺利地跑了下来。

我家住过的老房子

中午，我们家远的同学都是自己带饭，有些离家不远的也不愿来回走路，早晨值日的同学把大家带的饭收集起来，用根粗绳子串在一起，送到学校的大蒸笼里，中午拿回教室坐在一起吃。市区同学的饭菜都不错，我和几个家境差的同学凑在一块，啃着玉米饼子和咸菜照样觉得挺香。有几次饭弄丢了，我就躲在校园里转一会儿，回教室说到外面吃过了，实际上我口袋里是一文不名，没钱买东西吃，只能饿着肚皮上课。有一次被班上一位同学发现了，他硬拉着我到饭铺里给我买了烧饼，我一直没忘记这位同学的友情。每天放学后赶回家都挺晚，匆忙吃完母亲留在锅里的饭菜，开始在那盏15瓦的昏暗灯光下，挤在桌子一角做作业。经常是大人们在旁边喝着茶水聊天，我一面做作业一面听，偶尔还要插上几句嘴，但我的学习一直不错。后来我在嘈杂情况下还能集中精力做事，可能就是那种环境下练下的功底吧。

哥哥现在家住的宿舍楼

那个时候，家长很少操心孩子的学习，也没有这种那种的课外培训，一切都靠自己，成长环境相当宽松。我哥哥喜欢看书，我从小受他的影响，逐渐养成看书的习惯。他在青岛时，从工厂图书馆借书来，我就跟着看。什么巴金的、茅盾的赵树理的，当时那些名人的书，我上初中前就看过。附近院里谁家有书我就去借来看，什么“三字经”“二十四孝”“五言杂字”之类，甚至连皇历都读过，还偷偷地看过不少剑侠小说，特别喜欢那些描写侠义的书，如《大八义》《小八义》《七侠五义》等等。初中时我基本阅遍中国的古典名著，还看了不少外国小说。大量的阅读开阔了我的知识面，也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基础，熏陶了我的精神和性格。爱国、尽忠、仗义、行孝等中国的传统伦理，逐渐潜入我少年的心灵。所有这些，都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大有裨益。

“反右”后学校政治的气氛加浓了，开始看重家庭出身。青岛二中是位于市区的一所名校，高中班里工农家庭的同学很少。我这个工人的孩子大概也沾了不少光，学校很重视对我的培养。高中时，我在全班第一个入了团，最后还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改造后的海泊河

高中是我成长的时期，那时也正是我国处于重大变化的时期。先是“反右”斗争，学校一些有名气的老师都成了“右派分子”，我们这些学生也跟着“揭发”老师右倾言论。接着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勤工俭学、人民公社运动，后来是“反右倾”。期间，我们经常下农村劳动，夜晚搞运输，参加了青岛“月子口”水库和青岛大会堂等重要工程的义务劳动等。有一次因运输紧张，四方一家钢铁厂紧急需要耐火砖，我们学校接受了运砖的任务。大家步行十几里路先到耐火砖厂，每人挑上四块耐火砖，再步行十几里送到钢铁厂。开始还觉得不太重，可越走越累，到达时几乎都要瘫痪了。夜晚搞运输，回到学校经常是半夜，大家就在教室里过夜。第二天上课时都无精打采的，有的忍不住就睡着了，老师一般也不管，只是埋头讲课。尽管如此，我们都是上进的年轻人，政治活动和劳动时间再多，大家还是热情很高。从积极的角度衡量，这虽然对正常学习生活影响不小，却也确实使我们得到多方面锻炼，并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促进了我们的成熟。青岛二中有很好的勤学传统，学校还是想方设法抓学习，保证课程的基本进度。学校为高考获得好成绩，决定高三学生原则上不再参加各种活动，专心学课业。经过这段时间“恶补”，大家的学习成绩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充满信心地迎接高考。但对我来说，却又是一个难以抉择的关口。

1956，初二暑假少先队活动

高中毕业了，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再上学。母亲也有她的考虑，哥哥已经在北京工作，他是工厂的技术骨干，调回青岛没多大指望，我要是考上大学，肯定也要远走高飞，她实在不想看到两个儿子都远离家门。姐姐也觉得年岁渐大，迟早要嫁人，父母老了眼前不能没人照顾。全家都不希望我考大学。我自己心里也很踌躇，家里情况我完全了解，很理解父母的心情。再说我也快20岁了，与我年岁相仿的男孩子都已工作，有的成了家庭收入的主力，我觉得自己也该为家庭出力了。然而“大跃进”期间各地都新办了许多高等学院，生源严重缺乏。国家动员毕业生考大学，机关里也动员年轻干部去考大学，甚至已参军的高中生也让退伍报考。学校更是一再动员考大学，这也成为团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是班里的团支书，怎能说服别人考大学而自己却不考。我挺苦恼，家里的情况又不便说出口，表面上我也在温课，可心里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地硬拖着。

1957年初三时的合影

三、意外的机会

就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教导主任把我叫去，通知我被选定报考留苏预备生。那一年高中毕业生运气特好，有四种继续上进的机会：一是飞机驾驶员，二是留苏预备生，三是海军军校，四是高等院校。驾驶员身体要求特殊严格，我校选了两卡车男生去检查身体，大部分在眼睛第一关就被涮了下来，我只过了眼睛和鼻子两关，没能过耳朵关。两车男学生最后只通过两个，后来又因营养状况不良全都泡了汤。留苏预备生的人选，当时全校就选中我一个人，学校特别重视，要专门安排老师帮我复习功课。那时全国各省市高考成绩竞赛激烈，学校出了几个留苏预备生，几个考取清华、北大等全国重点高校，都是相互评比的重点项目。青岛二中是省里的重点学校，全校就我一个能考留苏预备生，这关系到学校的荣誉，对我来说已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时候谁家出个到苏联留学的孩子，可算是极大的荣耀。我家的情况却不同，听说要我考留苏预备生，全家都沉默了。最后，母亲说：“听听你哥哥的意思吧。”很快哥哥回信说：“国家选派弟弟到苏联留学是好事，要是弟弟能考上，就让他去吧。”那时哥哥是全家生活的主要靠山，他的意见分量最重。父亲也感到，自己的儿子被国家派去留学挺光彩，也没有反对，这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高二五班合影

就在我全力以赴备考的时候，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青岛二中素以数理化见长，像我这样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大的理想是将来能成为工程师或者科技方面的专家。我原来心目中的专业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到苏联留学，自然想学个科技门类的专业。我语文、俄语、政治三科底子比较雄厚，半年多温课时间全都用到复习数学和物理上了。就在离高考还有一个来月的时候，教导主任又突然把我叫去，告诉我情况有变化，根据上级指示，省里决定绝大多数留苏预备生改考文科，我也需要改专业。我一听就傻了，那么长时间的温课功夫全白费了不说，这与我多年的理想也完全背离了。我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说什么好，老师的话都没听进去。直到最后老师说：“全校就你一个留苏预备生人选，你可不能辜负学校的希望。”我才喃喃回答：“我听从国家安排，会继续努力的。”

高中团支部讨论会

我怕再节外生枝，这一变动没敢对家里说，心想先考取了再说，也许还会有变化的。政治、语文和俄语我都不太怕，就是历史一点儿都没准备。我赶忙回到家，把扔在床底下三年的历史课本重新翻出来，只有三十来天了，我必须抓紧时间啃完这六本书。教过我俄语和历史的老师热心地对我说，他们愿全力以赴地帮助我复习。我表示了感谢，但我最需要的是时间。

考完后我很放松，好像把一直驮在背上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反正一切都过去了，考上固然好，如果考不上，至多是面对失望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我想他们也能理解，我父母兴许更高兴呢。不过我自觉考得不错，需要做考上去北京的物质准备。家里很难拿出去北京的旅费，再说上学手头里也需要有些零用费。我同几个家境差的要好同学约定好，利用假期干活自己去挣点有关的费用。那时活路很多，基本上都是一天一元钱。干了几天，我们觉得钱太少，就另找了一个海边养殖场的活，又苦又累，不过一天能挣上一块五毛钱。后来一个初中的同学碰到我，见我晒得又黑又瘦的样子，说将来到苏联会被人笑话，就让我帮他给一所业余学校刻讲义蜡版，刻一张两块五毛钱。我一天能刻两张多，这也成了我最大的一笔收入。高考一结束，我立即从紧张的脑力劳动转入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就是我大学前的最后一个暑假。

下乡劳动：刨地瓜

一天下午，我正闷头刻蜡纸，邮递员高叫着我的名字，交给我一个普通黄信封。看到是山东省教育厅发来的，我心头扑通乱跳。我用颤抖的手指掏出来一张不大的白纸，上面油印着短短几行字，通知我被录取留苏预备生，要求九月前到魏15村北京外国语学院报到。我声音哆嗦着说：“娘，考上了。”母亲笑了，不过眼圈也红了。

入团一周年时与介绍人高天宾和栾亿先合影

我拿着通知书一路小跑赶到青岛二中，学校里有不少老师和同学，他们纷纷向我道贺，初一的班主任老师还拍着我的肩膀向同事们夸耀：“这可是我的大弟子啊。”

到了这一步，父母可开始忙碌起来，为我出远门做准备。家里没钱为我置办新衣裳和卧具等物，母亲就把我的旧被褥、被单、枕套、棉衣等全都翻洗得干干净净的，几件好点的衣服也都洗补一番，另外把姐姐一条较新的裤子改成男裤，姐姐的一件小大衣也给了我。尽管钱和布票都很紧张，父亲还是给我买了枕巾、毛巾和一套新的棉毛衣裤，另外还买了一个新搪瓷脸盆。家里最好的一个塑料提包也给了我，姐姐买了一个新塑料网兜。

我用假期挣的钱买了去北京的车票，还置办了一些常用的零碎物件。临走那天，我把行李打成一个背包，衣服和杂件装在提包里，脸盆放到网兜里，里面放着我的几本书。这就是我的全部行囊。母亲包了饺子为我送行，还煮了几个鸡蛋供我路上用。六年前哥哥支援首都建设要去北京时，离家时母亲也是包了饺子，那时她还撑得住，毕竟还有我在她身边。这次我离开，两个儿子都走了，母亲心里显然更加痛苦。她看着我吃饺子，自己却吃不下。临出门时，她几乎是含着眼泪嘱咐我：“有事就找你哥。”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心里却不忍家中另一个“男子汉”远去。院里大都是相处多年的老邻居，平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他们也纷纷出来送行。将要告别我生活了近20年的这个小院，离开从小熟悉的邻里，告别难以割舍的父母和姐姐，我心里酸楚楚的。

高三五班团支部合影

火车站聚集了不少同学，大家都恋恋难舍，含着泪相互嘱托和祝愿着。同学帮我托运了行囊，我提着包和网兜上了火车。一声长吼，列车驶出我熟悉的青岛火车站，车窗外青岛的建筑物一闪而过，很快进入旷阔的原野。我知道这次是要与青岛长别了，心中有着难以名状的滋味。第一次出远门，过去最远也就去过青岛邻近的农村，而且是集体去的，而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又是单独一个人出行，难免心里有些紧张。但我们那时的年轻人，特别像我这样寒门出身的一代人，又经过高中三年风雨磨炼，独立生活能力都比较强，对社会生活也不完全陌生。从青岛到北京的39次快车要跑15个多小时，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看着一闪而过的田野，既感到有点孤独，却又充满了憧憬。无论北京，还是苏联，都是我多少年来向往的地方，未来生活将会是什么样？

1960年6月高三五班毕业合影

高中毕业一年后暑期聚会

给母校学弟学妹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