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改学英语

一、留苏的希望破灭了

经过15个小时的颠簸，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了火车站大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平坦而宽敞的广场，反身回望，看到的是高大而壮观的北京火车站大楼。我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感到又惊奇又兴奋。这么雄伟的建筑，这么广阔的广场，这在青岛是看不到的。北京，我终于来到了你的身边。

我正要找人询问怎么去“魏15村”的时候，一眼看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待新校友的横幅，立即疾步奔了过去。学长们很热情，又是帮我取行李，又是介绍情况。不一会儿，他们又接来三位新生，也都是留苏预备生，而且都是青岛来的，分别来自青岛一中、青岛三中和山大附中。我们来自同一座城市、乘坐同一趟列车，却互不相识。都是青岛来的留苏预备生，见面自然亲，随即就用青岛话交谈起来。大家说，幸亏学院来人接，那张通知书把外国语学院所在地魏公村错写成了“魏15村”（可能“公”字写得太潦草，被误认作“15”了），叫我们人生地不熟地到哪里去找呀。

青岛来的四个留苏预备生

学长带我们坐上公共汽车。那时青岛的公共汽车都是一个门进出的老式单车厢的小车，而北京却是两个车厢相连的宽敞大车，我心里暗自惊叹：“到底首都就是不一样啊。”坐在车里，看着马路两侧一排排整齐的青灰色平房，既感叹北京文明的古老，又觉得不像青岛红瓦黄墙的建筑那样鲜亮。车里两个男孩京腔京调的拌嘴，我听起来仿佛像朗诵一般悦耳。总之，一个从东海岸城市来的年轻人第一次进京，感到一切都新鲜。

下了车，学长们领着我们穿过一条土路，走进外国语学院的一片楼房，带到北楼（出国预备部楼）的一间宿舍，四个人住在一起。当天晚上，又住进扬州的一位同学。北楼是留学生出国前培训的地方，大门旁边的墙壁上还张贴着许多关于出国事项的通知。安顿下来后，那位学长带着我们去用晚餐。他说，估计大家很饿了，给每人预定了三两饭。饭菜端上来一看，是一碗稀稀的大米粥和两个一口能吞下的小馒头，还有一小盘菜。我在青岛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周末还要回家分享父母的定量。说实话，这些东西根本填不饱肚子，不过初来乍到，又是在学长面前，不能显得缺乏教养。我小口地吃完这点东西，还说吃饱了。第二天办理伙食时，才知道北京的大学生定量是32斤，又扣掉“自愿”支援灾区的一斤，每天平均只有一斤粮，只能按早中晚3、4、3两分配，开始每顿饭都感没吃饱，慢慢也就习惯了。

在北京的青岛二中学友

各地的留苏预备生到齐后，开始分班学习。每班20来个人，来自天南海北，大多是文科，一个班里只有两三个是学理工科的。不过不是学习出国的有关事项，而是学习“反右倾翻案风”。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中学选拔出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生，几乎全在学校和班级中担任过学生干部，还有不少是党员，每个人的政治热情都很高，发起言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我感到奇怪的是，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谈及出国的事。我心里默默想，大概先是形势学习，可能学习结束后就会转入专门的出国教育。

学习一结束，高教部果然派了一位领导来给我们做报告。我满怀期待地坐在大礼堂里，听了一会儿就感觉不太对劲。他先夸奖了我们学习的态度，说我们的政治觉悟都很高，圆满完成入学的政治学习。然后语气一转，说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安排需要调整，相信大家会很理解国家的一些暂时困难，服从国家的分配。他停顿了一下说，根据新的形势，中央决定今年只派理工科生去苏联学习，文科生一律留在国内。话音一落地，整个礼堂顿时鸦雀无声。那一年理工科学生只有70来人，而文科生却有400多人。大家好不容易考上留苏预备生，个个满腔热望准备出国深造，机会近在眼前，谁也没有做不出去的思想准备。这消息像一盆冷水突然浇了下来，对大家的心理冲击之大可想而知，大家似乎都在沉默地咀嚼着失望。那位领导自然预料到大家的反应，急忙安慰说：“不是说不再出国学习了，而只是暂时不出去。中央考虑到我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日益发展，为了表示对他们尊重，交往中将尽量用这些国家的语言。但许多语言是稀有语种，国内没人会。你们的任务就是将来去学习这些语种。具体安排是，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用两年时间选学英、法、西、俄一门通用的外国语，然后再以这门外语为工具出国学习稀有语种。”他还鼓励说：“中央对你们非常信任，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们。再说，学好这门语言后，你们就是中国这一语种的鼻祖，将来再编一部这一语言的字典，就是全国的绝对权威。”但他这些话，没能引起多大兴趣，大家开始低声议论起来。有些人提出，既然不去苏联留学，能否按个人的当初志愿安插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学习。回答是各大学招生满员，没有剩余的名额，难再安插进去。散会后，大家沉闷地回了宿舍，默不出声。

二、从ABC开始学英语

接下来重新分组学习，理工科的预备生就与我们分开了。他们是出国前教育，我们则是疏通思想，做到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我内心确实很郁闷，理工科转文科的疙瘩还没有彻底解开，又添加上不再出国的疙瘩。不过，我也是一个长期接受政治教育的青年，又是共青团员，听党的的话是坚定的信条。再说，国家已经这样决定了，除了服从之外也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很快大家就情绪安定下来了。

大学一年级时游北海公园合影

就这样我们被分别安排到英、法、俄和西班牙四个语系学习。分配前，还进行了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测验，我自觉考得还不错，结果还是进了英语系。有少数人以为学俄语更有出国可能，一再要求转到俄语系。其实，正如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事态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极度恶化，需要俄语的部门很少，俄语毕业生工作分配都不太理想，去大学做老师算是最好的分配。而我们英语毕业生却是香饽饽，最差的也是去做大学老师。就是那些如愿去了苏联的理工科生，因为中苏关系迅速变坏，很快都被调回了国内。但实话实说，我一直学的是俄语，而且都快二十岁了，再从ABC起步开始另学英语，困难确实很大。我从上小学起，从来就没在学习上犯过难，而且成绩多在班上名列前茅。学英文却不同，每个字母都像一根难啃的硬骨头，我常常感到很苦恼。

一个宿舍的六个小伙

那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已招进十个班的本科生，我们被分到英语系的人数最多，也编成十个班。他们称作甲级，我们是乙级，我被编在英乙一级十班。教甲级的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我们乙级是临时增加的，又属于代培性质，教师严重不足，只能从学校高年级中选拔几个优秀的学生改做教师。除乙级教研组长是一位资格较老的老师外，其余都是一些年轻教员。我们班的班主任奚老师原是英语三年级的学生，暑假一回来就被动员中断学业当了教师。她比班上几个大龄同学还小，由于年岁相仿，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但她毕竟没有做过老师，经验不足，容易犯急躁。我们班十六个人，只有上海的两个同学中学学过英语，其余过去都是学俄语的，还有几个来自农村，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学起英语仅仅发音就相当困难。又加上乙级开课比甲级晚了一个多月，为了赶上进度，每节课都压缩了教学时间。本来就没有英语基础，一切都要从头来，又要赶速度，困难就更大了。

好同学

我过去所有的英语知识几乎是零，就是学数学接触到几个英文字母，念法也很怪，Q念作“球”，K念成“开”，H是“爱曲”。再加上学了多年俄语，一时转不过来，俄语时不时冒出来搅和，上课时经常闹笑话。我真正体验到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滋味。每天一早拿着个小镜子到大教室练发音，对着镜子查口型，像婴儿学话一样，咿咿呀呀地喊个不停。练了半天还常常发不准音，上课时免不得被老师责难。练好发音还要练语调，这就更难了。甲级的同学根本不需要在这些基础功上花时间，看到他们优哉游哉的样子，真是羡慕极了。

大学头一年，是我大学生活中最艰苦的时期。改学英语困难不少，心情一直也不很舒畅。又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最艰苦的一年，粮食定量大减，副食供应又差，每天都有没吃饱的感觉。那一年冬天好像特别冷，我住的宿舍在最高的第五层，又是个迎风的角落，寒风从窗缝里钻进来，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大伙难以入眠就瞎聊，三拉两扯，就不约而同地聊起自己家乡的食品特产来，说得津津有味。后来这被批评为精神萎靡的“口头会餐”，熄灯后严禁再聊天。这时班上有个别学习特别吃力的同学，竟悄悄地复习起物理和数学来，准备重新参加高考。心思不专，学英语自然越来越困难。一年级结业考试，我们这个班就有五位同学不及格留了级，其中包括团支书和班长。团支书来自河南农村，是党员，谈起政治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可就是英语不上路，第二年年终考试又不及格，被退学回了老家。还有一位同学是安徽人，黄梅戏唱得很棒，哲学也很出色，也是连续两年不及格退了学，后来考入人大哲学系，还是学习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