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英雄可以不问出处，而应该询问他们何以能够在困顿匮乏的环境中突出重围，干出一番令人艳羡的事业。到底令周寿臣日后可以叱咤一时，并以其名字作为一座山丘的命名，借以纪念其功绩的原因何在呢？
青年时期的周寿臣、何东、周少岐和李石朋
香港岛黄竹坑有一座山丘，名叫寿臣山（Shouson Hill），此山虽较周围的聂高信山、紫罗兰山、南朗山及金马伦高原矮小，与更远一点儿的渣甸山、毕拿山、柏架山、歌赋山及奇力山等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但却别具意义。原因是此山所纪念的人，是香港开设外贸港口后第一代土生土长且日后又极为显赫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周寿臣（又名周长龄）。
正如早前章节中谈及的，香港开设外贸港口时，港岛的总人口约有五千六百五十名，其中一大部分是散居于黄竹坑及赤柱一带的原住民，而周寿臣父母就在其中。据《香港周氏简谱》的记载，周寿臣家族繁衍于北宋名儒周濂溪，其子孙在金人南侵时逃难南迁，初时落脚广东南雄珠玑巷，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则有旁枝选择移居新界及九龙地区，部分血裔后来转抵香港岛，落户于黄竹坑新围村，其中一脉即是周寿臣的祖父周英邦。
由于新围村靠近深水湾，那时的村民不少以捕鱼为业，周寿臣的祖先可能也是以此为生。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任期1947年-1958年）记述，其继父文迪将军早年曾与周寿臣一同在韩国釜山任事，而周寿臣生前更曾半开玩笑地向葛量洪表示，在黄竹坑生活的周氏祖先，曾经充当海盗。此一说法虽有点儿夸张，但正如葛量洪指出“海盗是贫苦渔民的一种兼职”
，说明周寿臣其实像不少同时代的香港人一般，只是来自十分平凡的家族而已。
虽然英雄可以不问出处，而应该询问他们为何能够在困顿匮乏的环境中突出重围，干出一番令人艳羡的事业。到底是什么让周寿臣日后可以叱咤一时，以其名字命名山丘呢？如果细看其人生不同阶段的转折点，则不难发现，西式教育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深入研究的数据显示，香港开设外贸港口二十年后的1861年，周寿臣于黄竹坑新围村出生。到了1871年，年满十岁的周寿臣在父亲周保兴的安排下，入读创校不久并以现代化办学为宗旨的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即现在的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接受西式教育，这在“寒窗苦读以求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的年代，实在不简单，而其父母这种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决定，则改变了周寿臣及其家族的命运。
值得指出的是，西式教育早于香港开设外贸港口前已引入中国，主要落脚点则在与香港只有一水相隔的澳门，其中尤以宣扬基督教义的马礼逊学校最为著名，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籍大学毕业生，并享有“中国留学生之父”雅号的容闳，便曾在该校就读。他日后曾在香港短暂工作，并曾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一定角色，而正是他的一项划时代公费（即由政府出资支持）留学计划——大清留美幼童教育计划（Chinese Education Mission），不但改变了周寿臣的人生，还影响了日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活动，并左右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
香港开设外贸港口不久，马礼逊学校即由澳门迁到香港，并在传播基督教福音方面充当先导者角色。可惜，该校不久即停办，使其对本地教育的贡献戛然而止。幸好，中央书院在那时宣布创立，并因表现出色成了“后起之秀”，填补了马礼逊书院停办而存在的教育空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央书院的创立对本地教育的影响，几乎可与当时的港英政府在1865年通过《贸易公司及相关组织的成立规管及清盘条例》（俗称《公司法》）奠定了香港经商环境相提并论。因为该校采取西式方法办学，在教授中英双语的同时，引入了诸如算术、地理、地图绘制及科学等学科，并十分重视体育竞技等。此举不但吸引了本地家族的子弟，也招来了内地及东南亚等地一些向往西式教育的家族子弟。
因此，该校日后发展为东西文化交流、学术思想汇合的重镇，这里的学生则因掌握中英双语，并有国际视野及知识，成为带领其家族崛起的中坚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独领风骚。当中不少人士如孙中山、唐绍仪、廖仲恺、谢缵泰、王宠惠、何启、李孝式、黄文山及苏曼殊等，均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上赫赫有名、叱咤一时。
接着说青年时期的周寿臣。也许是受“西式办学”模式的吸引，父母将他送到中央书院读书，由于在那个年代学懂中英双语及实用科目被视为是拥有“一技之长”，有助日后谋生。而周寿臣在中央书院求学期间，又碰到人生的另一次重大抉择，并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发展轨迹。
此时容闳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推行了留美幼童教育计划，但推行过程并没预期般顺利。原因是那时的父母们仍沉醉于考取功名的梦想中，视遣送年幼儿子远赴千里之外的美国留学为畏途，加上政府规定任何留美幼童的父母必须立下“甘结”（即合约），同意“如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意思是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此令使不少父母却步。因此，在派遣第一批及第二批幼童（每批三十人，计划分四批，即一百二十名幼童）后，容闳发现无法在中国内地找到足够数额的幼童赴美留学。
虽然那时的香港割让给英国已近三十年，但居民仍与内地血脉相连，认为自己的根仍在内地。容闳看到了这点，因此来港“招生”（因为获选学生必须对英文有一定掌握，年龄也须在十至十五岁），在中央书院求学的学生，则成为其首选，而当时已在该校就读一段时间的周寿臣，因表现突出获得录取。
对于儿子获得录取，周寿臣的父母并没像不少仍然沉醉于考取功名的父母般断然拒绝，因此周寿臣在1873年前后离港北赴上海，在那里接受一年左右的预备教育之后，于1874年9月19日在吴淞港乘坐一艘名叫“矮而寡南号”的远洋轮船，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途。正因参加了留美幼童教育计划，周寿臣不仅在美国接受了长达七年的教育，日后更在清政府担任官职，为国家贡献力量，直至年过半百之时才急流勇退，辞官归故里，在其家乡——香港——发光发热，服务社会。
1861年生于黄竹坑新围村的周寿臣是香港原住民家族的代表人物，而在1862年生于中环德忌笠街（现称德己立街）的何东（又名何启东），应可视作香港“混合血裔”家族的代表人物。这种家族的独特之处，是它与香港的命运一脉相承——即香港虽是中国领土，却被英国管治，并且发展出一种与中华文化、体制及生活模式等颇为不同，但同时又糅合了“华洋”两种文化、涵养及基因的状况——而且极为相似。
说何东为混合血裔家族，是因为何东的父亲何仕文（C.H.M．Bosman）是荷兰人，母亲施娣是华人。而父母均是香港开设外贸港口不久，由四面八方涌来谋求生计、寻找机会的一群人。档案数据显示，何东生父何仕文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来港，初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生意，后来安排华工出洋的贸易，主要业务是从华南一带招揽华工到港，再将他们运往旧金山出售谋利，在这方面的生意，与李升家族颇有往来。生意刚开始时似乎发展不错，后来则碰到不少困难，公司更因债务问题被迫破产，何仕文因而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被迫黯然离开香港，初期转赴旧金山，但不久即转到英国，并在伦敦终老。
何东生母施氏也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到港，一说她是水上人，另一说则指她来自上海崇明岛，父亲早逝，因而被叔父卖掉，辗转来到香港，后来则与不同洋人及华人一起生活，并诞下了何东等多名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