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今年的五月，接到王云五先生的信，嘱写一部十万字的北欧文学，限九月底交卷，当时鲁莽地答应了，因为我对北欧的东西也还的确有些爱好。可是因为校课的忙碌，重庆夏天的苦热蒸闷，再加上琐屑的人事浪费，我到了九月初才着手写，到了十一月半才写完。在写的时候，也未尝没有像走崎岖小路的情形，累得浑身是汗，而所得无几，只是在写完以后，却也像我写其他东西一样，颇似爬完了一个山峰，见到一些辽阔而轮廓清晰的新鲜景物，自己也有点松快了。
在松快之中，我的所得是这样的：
我深感到在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如1864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如1809年俄罗斯瑞典之战）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如德国海尔德在1778年之提倡民歌，格林兄弟在1819到1822年之搜集童话，如丹麦阿斯边逊与茅氏在1841到1851年之步格林的后尘，如挪威奥森在1848年之整理文法及在1850年之编订字典，如芬兰伦洛特在1835到1849年之恢复芬兰的史诗《喀勒瓦拉》），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比昂松、斯特林堡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在北欧各国的文学里，瑞典稍微落后而寂寞一些，最大的原因也便在当初经过一个时候的语言的混乱（那是由于国外战士之归来，异国教士之广布，及以外邦学者在朝中之充斥），而且没有人对古代民间文艺有着重视，民族史诗也阙如（《埃达》乃挪威民族的产物）。看到这里，我们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应当急起直追了！看到这里我们对于像赵元任、黎锦熙诸先生对于语言的工作，像程憬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研究，是不能不寄以很大的期待了！
我深感到各国的国民文学的建立，基督教颇有一些功劳。他们往往是先有《圣经》的译文，如高特语的文学之先有乌耳菲拉（311—383）的《圣经》译文，丹麦语的文学之先有克里斯提恩·培德逊（1480—1554）的《圣经》译文，芬兰语的文学之先有阿格里科拉在1542年的《圣经》译文，其他如瑞典在1526到1541年，爱沙尼亚在1739年，都是有《圣经》译文的年代，也便是他们国民文学建立的奠基的纪元。基督教在文化的关系本是太大了，至于它和文学的关系当然在使用通俗语言的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语文运动也并非例外（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里，说到初期的改革家，也便都多半是教士或接近教会的人）。将来写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恐怕一定把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的各方面，详为阐说的吧。
我深感到各国的文学运动，大学是一个重要策源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于1479年，是北欧文学的重心所在，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就在这里发出了指导北欧文学的号音，这不必说；就是成立于1477年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是磷光派的发祥地，给瑞典的浪漫运动揭了幕，给瑞典的民族文学作了先锋，因而引出高特派之重视民族神话；而挪威奥斯陆大学之成立于十九世纪初，因而有25岁的历史派的学者凯塞尔之讲学，促进挪威民族意识的形成，让挪威的作家的力量若万马奔腾似的活泼而富有生气，大学的功用有多么大！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善为爱护并运用了！
我深感到外国作家之解放，之方面多，之受政府的援助，之在国内的重要。古代的宫廷诗人不必说，他们时而为座上客，时而为阶下囚；就是后来的瑞典的伯格曼，在死时召集了朋友，为他们各自歌唱特殊的友情，表现自己最后的并不衰竭的才华；温耶之当水手，经营实业，从政，做律师；斯特林堡之做记者，做演员，做医生，做电报员，做图书馆员，做舞台监督，他们何等奔放！生活何等丰富！至如斯诺里又是军人，又是外交家，又是学者；阿耳姆吉斯特则广及于哲学、语言、新闻、民间读物、经济、数学。他们方面又如何？但是我们呢？“不离名教可颠狂”，是传统的遗训，现在一有一个人是多面多一点，则所涉及的一行便都群起而忌之，唾之，我们如何能望我们的作家的生活之丰富，对人生了解之深透，并他们那天才之发扬呢？社会上应该宽一点！外国政府，特别如挪威，对于作家的资助，也大可为法。许多作家都是由政府资助，才可以出外旅行，收集材料，获得灵感；易卜生、比昂松，固然天赋高，这种培养也是要的。说到作家在国内的地位，如比昂松之代表国民而拍着国王的肩膀，欢迎他就位，这也令人感喟无穷，不重视作家的国家和国民，不唯难以有好作家出现，就是出现了，也难以得他们的泽惠的！
我深感到产生大作家之不易，不知有多少培养，有多少准备，有多少社会因素，再加上作家的本人之多少自爱而后可。例如易卜生，假若没有在他之前的阿斯边逊与茅氏的关于童话的收集，民族精神不会觉醒；假若没有奥森之整理挪威语言，民族情感的表现工具也不够运用；假若没有勃兰兑斯之强调文学中必须提倡切合人生的问题，新面目的戏剧也不会诞生。这还不够，假若没有卑尔根剧院的工作的逼迫，易卜生就不会有勉强制作的学习的机会，假若更重要的，易卜生本人没有那样强烈的个性和严峻的人格，没有在失败之后的坚毅的勇气，我们文学史上还会有易卜生这个名字么？用佛家的话，产生一个大作家，是一个大因缘，社会应该培养与爱护，作家也应该修养与自爱！
我深感到大作品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共同的最后的一点，这就是抒情。再说易卜生吧，毕竟《海上夫人》和《大匠》才是他的创作的顶点。其中意义自然丰富，技巧自然卓绝，可是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抒情。也只有在抒情上，是使他永恒的，也是使一切伟大的作品永恒的！
我深感到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唯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
我深感到一部文学史的作用就像一个分配角色的导演工作。角色的大小轻重应该恰如其分。又像一个好照相师，景物的远近比例，应该恰如其真实。这样一来，文学史无所谓长短，只要大小远近不失就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再多说了。因为“能薄而材谫”像我，如何能写文学史呢——纵是只限于一个片断？但附带的，我却要说两句话，一是书中的术语如“巴洛克”“罗珂珂”“高特”，人名如较不习见的德奥作家，可以查看我译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所附加的注；二是人名的音译大半以德国音为主，这是因为德国音本与北欧接近，而我在写作时也多半参考了德文著作之故吧。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于重庆中央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