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
宗教是一种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落后的社会里，它是意识形态中的最重要的一种，带有极顽强的保守性，其他意识形态往往以宗教为中心。基督教就是如此。就时间而论，基督教从罗马帝国时代奴隶社会起，经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统治了西方将近二千年，其中约莫有一千年——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它是欧洲的最高的统治力量。就空间而论，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由中东传到近东，蔓延到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征服了所谓“野蛮”部族，很早就传到非洲北部。它的东教会一个支派——景教——在唐初就传到中国。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的发展，它流传到美洲、澳洲、印度，以至渗透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来还没有另一种宗教拥有过像基督教的那样大的势力。就范围而论，基督教在欧洲长期占住统治的地位。与政治紧密联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等没有哪一个生活领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说，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彻底了解西方文化的整体或是其中任何一个部门。
承认基督教影响的悠久、广大与深刻，并不是说这个影响一定就是好的。过去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大半是基督教徒，在估价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作用方面，往往把西方文化上的许多成就都归功于基督教，仿佛以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而西方人之所以是“文明”人，就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这种歪曲历史的见解之所以逐渐形成，是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分不开的。我们在这里想替基督教的功过算一笔总账，对西方文化求得一种较正确的理解。由于作者能力的薄弱与篇幅的限制，所谈到的方面只能是很粗略的，有些地方也难免是错误的。
一 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
基督教是怎样起来的呢？总的来说，它是犹太旧教的继承和革命，是奴隶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对罗马帝国残酷统治的反抗，而在它的形成中，它吸收了中东埃及各部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派）的影响。
要了解基督教，先要了解它所继承和改革的犹太教。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把犹太教所信奉的《旧约》作为它的《圣经》的一部分，尤其是因为不了解犹太教的基础，就无从了解基督教对于犹太教在哪方面是继承，在哪方面是改革。犹太民族在古代叫做希伯来民族，有很悠久的历史。在希腊民族占住了希腊半岛之前，希伯来民族就早已占据了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巴勒斯坦西临地中海，东邻阿拉伯沙漠，是个狭长形地带，从古到今，因地方都很贫瘠，生产一向落后。但是它北邻腓尼基（古代一个极活跃的通商国家），南邻埃及（北非一个古老的强大的帝国），是近中东一带与埃及陆路交通的咽喉要道，是周围一些国家必争之地。希伯来民族在古代长期处在大国的夹缝里，西边是希腊罗马，南边是埃及，东北一带经过一系列的帝国起伏，亚述，叙利亚，巴比伦，波斯，阿拉伯等。因此，希伯来民族不断地遭受外族的侵略和压迫。在公元前八世纪，他们被亚述帝国征服了，国内大部分人口被迫迁移到巴比伦，在那里住了五十六年，等到波斯帝国灭了亚述，波斯大帝大流士才让他们回到巴勒斯坦。接着他们陆续受到波斯，希腊，埃及，叙利亚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奴役。外部是如此，就是在巴勒斯坦内部，希伯来民族也不断地和原来土著部族（迦南族）和其他外来占据的部族（腓力斯族）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在这长期内外夹攻的局势之中，希伯来民族不断地挫败，也不断地恢复势力，因而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体现在犹太教义上。犹太教有这几个基本要点：一、耶和华是世界唯一的上帝（犹太教是一个最早的——神教）；二、希伯来民族是上帝特别宠爱的骄子（chosen people），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promised land）；三、通过犹太民族的祖先如亚伯拉罕，摩西等人，上帝和希伯来民族定过约（testament），希伯来民族要永远效忠上帝，上帝也就永远保佑他们，将来还会派遣一位救世主（Messiah，即希腊文的Christ），使他们统治全世界的一切民族。《旧约》大部分是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其中贯串着一个主要的思想：每逢希伯来民族效忠上帝时，他们就强盛；每逢他们背叛上帝时，他们就遭殃；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未来却充满着信心。犹太教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一个大寺院。教权当然掌握在僧侣手里，由一些高级僧侣组成一种行使教权的机关（sanhedrin）。像后来的基督教僧侣一样，犹太教僧侣逐渐世俗化，把他们宗教的基本精神丢开，在一些私人利益和教条仪式的繁文琐节上勾心斗角，因此他们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失去群众的基础。大略说来，这就是犹太旧教在耶稣降生前一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当时犹太教需要改革。
在耶稣降生时代，希伯来民族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当时罗马奥古斯都·凯撒执政，正当由共和国转入帝国的时期。它的疆域已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地方，西抵大西洋，北抵莱茵河和多瑙河南岸，南抵埃及，东抵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它把征服的疆土划分为省，每省派一个行政长官或总督统治。当时巴勒斯坦就是罗马的一省，罗马委派了一个犹太民族的“汉奸”黑罗德（Herod）为总督。罗马帝国因为疆域广大，须维持大量的军队和漫长的交通线，加以不断的内战和外战，须耗费大量军费。此外，罗马公民（限制很大）拥有种种特权，例如有一个时期他们购粮，只须出市价的一半。他们一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费用都是由各省被征服的人民中压榨来的。各省税收大半由征收官吏承包，他们缴纳一定的款额给罗马，就买得在地方收税的权利，可以在所管区域肆无忌惮地勒索。当时罗马公民所进行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大半靠贩卖来的或是捉来的奴隶。他们对奴隶的待遇一般是残酷的。有些奴隶被迫做角斗的把戏，这种角斗是要到有一方流血送命为止。罗马公民就喜欢从这种残酷的玩艺里寻开心。不难想象，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民所过的生活是极端痛苦的。巴勒斯坦是个穷地方，所受的压迫当然更加深重。
要说明罗马帝国的残酷与人民的痛苦，可以举一件与耶稣有关的事为例。巴勒斯坦总督黑罗德有一天举行宴会，他的妻子的前夫的女儿莎乐美（Salome）在宴会中跳舞，大得黑罗德的欢心，他允许莎乐美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当时希伯来民族中有一位约翰到处宣传天国快要到来，号召人忏悔罪过，在约旦河里受洗一次，作为洗心换面的表示。这位约翰被罗马政权逮捕下狱了。现在莎乐美说就要这位约翰的头。黑罗德马上叫人把约翰杀死，把他的鲜血淋漓的头盛在一个盘子里送到宴会上来，献给莎乐美。原来莎乐美的母女都是淫荡的妇人，她们是仇恨约翰劝人悔罪那一套说法的。从这件事就可想见当时社会黑暗的一斑。
耶稣就是受过约翰洗礼的。他受洗之后不久，就听到约翰惨遭非刑杀害的消息，从此就下定决心，要献身于宗教事业，宣传天国的教义。耶稣是从穷苦阶级出身的，他家住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边的叫做拿撒勒的一个村落。父亲是个木匠，他从小也就跟父亲学木匠的行业。他跑到约旦河边去受约翰的洗礼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大约二十七岁）[1]。他开始传教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加利利湖边。他的传教的对象都是些穷苦的人民，例如最大的门徒彼得就是一个渔夫。凡是在社会上被压迫被鄙视的人特别受到他的照顾，他的听众中有许多犯罪的人，害病的人，税吏乃至于妓女。后来他要清洗犹太旧教，带些门徒到了耶路撒冷，把犹太大教寺里一些作买卖的人、兑换银钱的人一齐赶走，在那里传起教来。这当然受到犹太教僧侣的仇视，他们买通了他的门徒之一叫做犹大的带人把他逮捕起来，交给当地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审问，钉上十字架处死了，死时大约才三十岁左右。所以他总共只传了三年教。
说耶稣有我们近代人所理解的革命观念，未必符合事实，但是他看到犹太教的堕落和罗马政权的荒淫残暴，社会道德风纪败坏，民不聊生，心里感到极大的痛苦与怜悯，想设法把这个局面变过来，这却是事实。他的基本教义是很简单的。他接受了犹太教的——神教的观念，而特别着重约翰授洗者所宣传即将到来的“天国”。犹太教的上帝是偏爱希伯来民族的，耶稣的上帝却是一视同仁的，人不分种族和社会地位，在“天国”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这个教义是新的，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把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教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不分种族的宗教，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平等思想针对着奴隶制度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耶稣可以说是在罗马帝国里打了一针败血剂。他似乎清楚地见到当时人民要脱离苦海，不只是希伯来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当时世界范围的问题，所以过去的犹太教已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而平等这个理想不仅代表希伯来民族的希望，也代表着罗马帝国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的希望。基督教所以能在罗马帝国里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就因为他的平等教义在当时广大人民心理中有深广的基础。
如何实现这种天国呢？在这里耶稣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说“天国就在你自己的心里”，只要人忏悔罪过，把心改过来了，天国也就到来了。像许多过去的哲学家和宗教领袖一样，耶稣想把社会的基础建筑在善良人的善良愿望上，不从社会制度根本上着眼。这当然是极端唯心的，反映着耶稣思想的落后的一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耶稣用的是攻心战术，要从思想上瓦解当时的犹太教和罗马政权，在当时条件下也不能说是一个完全无效的办法。因为罗马政权还正当鼎盛时代，耶稣以一个穷苦的木匠，手无寸铁，而当时民众的力量也还很难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在耶稣降生前七十年左右，斯巴达克（Sparctacus）就曾经领导过一次奴隶起义，其中大半是受罗马帝国奴役的外族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尽管声势很浩大，却终于被罗马政权镇压下去了。这说明了当时反抗情绪的普遍，也说明了反抗条件的困难。耶稣不一定知道这次奴隶起义的经过，但是造成他宣传平等教义的原因却是和奴隶起义的原因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是宗教宣传[2]。
在哪些方面耶稣的宗教宣传带有革命的性质呢？我们不妨检查一下他对于当时罗马帝国一些制度的看法。我们上文已经指出，他的人类平等的教义就否定了奴隶制度。罗马时代的奴隶制度还是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还是社会的基层单位，耶稣对家庭制度是反对的。《马可福音》记载他有一次向门徒传教的情形：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行上帝意旨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在另一个场合，他还告诉他的门徒凡是跟随他到天国的人不但要撇下房屋，还要撇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他的理想是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在天国里人人都是弟兄姐妹，天国就是一个大家庭，这大家庭中不应再分什么小家庭，小家庭可以成为进天国大家庭的累赘。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财产私有制是一个基础，一切经济生活都以此为中心。耶稣是反对财产私有制的，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十章举一个例子，看看耶稣对于私有财产的看法：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对于当时政府机构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觉得有彻底改变的必要，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他对门徒说：
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首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奴隶社会里并不是平常的，耶稣所谓“外邦人”当然包括罗马在内，他要把罗马政权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由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变成仆人与主人或服事者和被服事者的关系。他这种反对政权的说法宣扬开了，当然就会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他们就派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问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耶稣处在一个为难的境地，没有正面回答他们，却首先揭穿他们的来意，然后用似乎承认凯撒而实在是否认凯撒的话回答他：
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马可福音》十二章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归给凯撒的就只是印在钱币上的凯撒的名字和像，此外都不能归他。
耶稣既然又反对犹太教，又反对罗马政权，当然免不了迫害。于是在他三十岁左右传教刚三年之后，就被犹太教僧侣捉去送给罗马总督彼拉多，把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了。
像一切宗教一样，耶稣所宣传的教义之中当然有很多的落后的东西，不过这些落后的东西不能淹没他的平等博爱的基本教义在当时进步的革命的性质。基督教是由耶稣的门徒根据他们所理解的耶稣教义建立起来的。必须说明，耶稣教义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歪曲，首先是受到他的见识比较浅狭的门徒们的歪曲，其次是受到罗马政权与罗马教会的歪曲。我们如果把基督教会中所流行的一些教条和仪式和三个“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言行比较一下，就会见出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耶稣的平等博爱的教义与反对私有财产的教义在基督教会中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受到重视的是些什么呢？首先是耶稣被神化了。据说他就是《旧约》所屡次预言的“救世主”，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固然这样自称过，但是他也说过他是“人的儿子”，而且尽人都是上帝的儿子），而站在“上帝的儿子”的地位，他是与上帝和圣灵（上帝显现给人看的灵魂）三身一体的，这个三身一体（trinity）说成了基督教的中心教义。据说人类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时就已犯了“原始罪孽”，注定了要遭殃，上帝仁慈，才派了他的独子耶稣降生到人类中来，受流血的牺牲，来替全人类赎罪。耶稣本来竭力反对犹太教的仪式和僧侣制度，但是基督教却又回到繁琐的仪式和僧侣制度。有七种所谓“圣礼”（sacrament），其中主要的是受洗和圣餐。受洗就是表示接受基督教，在出生不久就要举行。圣餐是教徒分食祭坛上的面包，分饮祭坛上的酒。据说这面包就是耶稣的肉，酒就是耶稣的血，吃过这面包，喝过这酒，就算分享了耶稣的血和肉，而变成具有耶稣生命的人。这些仪式由僧侣举行才有效，所以就形成了一套僧侣制度。此外，据说耶稣还有一天要回到人世来作最后审判，那时候就会见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报就是上天堂，恶报就是下地狱。天堂与地狱之外据说还有一种洗清罪孽的净界。耶稣既然是与上帝一体的，他自己既然反对家庭制度的，他的母亲当然就不重要，可是马利亚也被尊为圣母，和上帝一样受崇拜。这些就是基督教会所尊奉的一些天经地义。后来在教会史上为着对于某一教条或仪式稍有不同的了解，就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造成一些派别的分裂（例如东西教会的分裂就从“圣灵从父亲出来”和“圣灵也从儿子出来”的争执起来的）；使许多人蒙上“异教徒”的罪名而被烧死。
必须指出，基督教会中所流行这些信条和仪式大半是在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言行中找不到根据的，这就是说，它们大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它们的来源是复杂的，有些起源于中东埃及一带的宗教信仰，例如圣餐分享血肉的仪式近一点可以溯源到波斯的太阳神教，远一点可以溯源到图腾社会的分食图腾动物的仪式；有些起源于希腊的俄耳甫斯教，例如重灵轻肉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略而不谈，只消指出，基督教的真正奠基人是圣保罗[3]，基督教会中许多教条和仪式就是由他吸收外来影响而附加上去的。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在几次教会会议中，在罗马皇帝主持之下，才把一些有利于罗马政权的教义明白规定下来。
由于保罗及其他门徒的传播，基督教的发展一开始就很快。在第一世纪末，它就传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在第二世纪它就传到埃及一带以及西欧的高卢区域（罗马帝国的一省，略相当于法德两国），到了第三世纪，它就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全部疆域，连罗马贵族中也渐渐开始有基督教的信徒了（例如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基督教所以传播得这样快，像恩格斯所说的，基督教是奴隶和穷苦人的宗教，当时这班人受罗马帝国残酷的压迫，生活非常痛苦，听说不久就有“救世主”来，未来世界会有美妙的生活，他们当然是欢迎的。这正如过去中国受压迫的老百姓希望有所谓“真命天子”来一样。
二 从罗马教会的成立到宗教改革
早期基督教徒过着很穷困俭朴的生活，与当时骄奢荒淫的腐败社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称。他们提倡平等博爱，反对当时的统治压迫，特别是他们拒绝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来崇拜（当时人民都要供罗马皇帝的像，向他礼拜），这就使他们遭到了罗马政权的仇视与迫害，公元六十年左右，罗马遭过一次大火，罗马皇帝尼禄（Nero）疑心是基督教徒放的，就杀了许多基督教徒，这可以说是迫害的开始。基督教的活动因此往往在地下进行。现在游罗马的人还可以看到当时基督教徒避难和秘密进行宗教活动的地下墓窖（catacomb），那些墓窖就像现在的大矿坑，纵横有几十里路长。里面还有受难者的墓和原始的教堂。迫害最残酷的是在公元四世纪初戴克里克皇帝（Diocletianus）时代。凡是拒绝把皇帝当作神崇拜的人都一律处死。后来又下诏书通令全帝国毁坏一切教堂，焚烧一切基督教的经典，禁止一切基督教的集会。但是不到二十年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即位，就突然改变了政策，在公元325年他亲自领导了基督教在尼细亚（Nicea）召开的大会，明白规定了基督教的信条，承认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此后不久，另一个罗马皇帝又下令禁止基督教以外的一切宗教信仰。从此以后，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了。
人们也许要问：罗马政权对于基督教的政策何以有这样激烈的转变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基督教既已传遍了罗马帝国，拥有很大一部分群众，罗马政权就不能忽视这种力量。原先它企图镇压，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的残酷镇压，基督教不但没有消灭，而且还越来越强大。罗马帝国本身自奥古斯都时代达到了强盛的高峰以后，北方各部族已开始南侵，它就日渐转走下坡路，到了第四世纪，问题就逐渐多起来，罗马政权渐有穷于应付之势，对基督教一味镇压下去，只能引起更大的骚乱。所以君士坦丁大帝放弃了镇压，采取了利用的政策。基督教是很可以利用的。当时罗马政权所感到的困难问题之一就是它所统治的各族是复杂的，思想信仰也是复杂的，要巩固政权，就须建立思想信仰的统一。现在基督教既已有那么广大的势力，就可以利用来使被统治的各族有一种思想信仰上的统一。[4]其次，一般宗教都是精神上的麻醉剂，麻痹人民的战斗意志，劝他们安分守己，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基督教也不是例外，特别是它叫人看轻现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天国，对于现世生活，它把谦卑退让奉为崇高的美德，并且宣扬现世的痛苦是人类原始罪孽的惩罚，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罪过，这样它就把人们驯养成为统治阶级的忠顺的奴仆。基督教的教义是不断地迁就统治阶级利益而改变的。姑举基督教对于奴隶制的态度来说，耶稣本人提倡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反对奴隶制的，而且他的教义之所以起来，如上文所说的，就是对奴隶制的反抗。可是到了罗马公民圣保罗手里，他便发出“奴隶们，服从你们的主子”的号召[5]。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到了封建时代，基督教会变成封建制的支柱，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封建主；到了资产阶级起来以后，它又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宣扬私人所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宣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文明人开化野蛮人和落后民族的德政。所以罗马政权由镇压基督教变到定基督教为唯一的合法的宗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从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的宗教以后，基督教便和欧洲政治结成血肉的联系，此后欧洲史是和基督教发展史分不开的。这里不能详谈，只略谈一些较重大的事件，提醒大家的记忆。从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后，北欧一些新兴部族（所谓“野蛮部族”）就已大举向欧洲进犯，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陆续侵入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东欧一些区域。罗马帝国势已摇摇欲坠，为了统治和防御的方便，罗马帝国原已分成东西两部，到了395年，东西就完全分裂为二。西罗马帝国首都时而在罗马，时而迁其他城市，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君士坦丁。基督教会也就逐渐分成东西两个教会。东教会叫做“正教”，西教会叫做“天主教”（catholic原义是“普遍”）。东教会的信徒大半是说希腊文的，西教会的信徒大半是说拉丁文的。特别同欧洲中世纪政局发生关系的是西教会。东西分裂以后，北欧各族南侵的势力更日加浩大，罗马曾经一再被攻占，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便亡在条顿族的一个领袖奥多莎（Odoacer）的手里。此后西欧便转入几百年的“黑暗时代”，罗马教皇就由天主教的首领变成世俗政权的首领。此后几百年的天主教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项，一项是巩固教皇的世俗政权，一项是劝化入侵的许多北方部族为基督教徒。欧洲的封建制度就是在罗马教皇统治时代逐渐形成的。这本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动，[6]
但是在当时基督教会中却另有一种理论基础，那就是神权说（divine right）。按照这个说法，世俗政权都是上帝所授的权，教皇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人，所以一切政权都要由他授与。一个国王统治的土地是由教皇代理上帝授与他的，他底下的各等级的封建主也是由上一层递授与下一层的，一直到最下层的农奴。上文所说的北方入侵的各民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奠居了，每族霸占一方，便形成了一种政权；同时他们又都逐渐信仰基督教了，所以在理论上都是罗马教皇的臣属，要受过教皇的“封”，才有合法的地位。这种“封”还有一套隆重的仪式，受封的人要跪在祭坛下，由教皇把摆在祭坛上的王冠取下来给他带上，从此他就成为上帝（最高的封建主）
的封臣（vassal）。著名的查理大帝就是在公元800年这样受教皇封过的。马克思在《教会的煽动》一文里曾把基督教会称作“封建贵族的孪生姊妹”，教会的等级就是按照封建等级制定的，“像公侯贵族之上有皇帝，高级和低级的教士之上也有教皇”。“神职人员中的封建的高级职司组成贵族阶级，主教和总主教，修道院正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司。这些教会显贵不是公侯，便是公侯管辖下的封建领主；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及众多农奴与奴仆。他们不仅像贵族和公侯同样毫无忌惮剥削他们的属下，而且他们的作法更加无耻。”[7]封建主收税，教会也收所谓什一税（tithe）：“像国税必须缴纳给皇帝，教会税也必须献给教皇。”封建主有军队，教会也有由修士和骑士组成的军队。总之，基督教会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查理大帝的受封是中世纪史的一件大事。第一，它象征着封建制度的正式奠定以及政治与宗教在中世纪的统一；其次，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也就是近代国家的遥远的起源，近代法德等国就是从查理大帝的疆域中逐渐形成的；第三，“神圣罗马帝国”的成立也标志着世俗政权的重新抬头，此后六七百年的历史便成为教廷与世俗政权勾结和冲突的历史，最后，到了宗教改革时代，近代国家先后成立起来了，有些并且陆续强大起来了，世俗政权便战胜了教廷，促成基督教的逐渐没落。
宗教改革对于欧洲史与基督教史都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封建贵族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欧洲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转折点。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宗教改革摆在文艺复兴之后，仿佛以为这个运动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一两个人的成就。其实它是脱离中世纪黑暗时代进入近代的文艺复兴那个人类精神解放大运动中的一部分，早在十二三世纪就可以看出它的萌芽。这个大解放运动的原因最显而易见的是天主教会本身的腐败，最深刻的是经济基础与阶级力量对比的逐渐变迁。
先说天主教会本身的腐败。自从公元五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教会就天天忙于攫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教皇的一切所作所为和一般专制皇帝完全一样，早已把耶稣的教义丢到脑后。耶稣本来提倡和平友爱，反对流血战争。但是中世纪几乎年年都有战争，处处都有战争，而这些战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教会发动的，例如七次的十字军东征，镇压异教徒的战争以及教廷与世俗政权的战争。由于这些连年不断的战争，许多生产因之停顿或破坏，到处闹饥荒，许多人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整个社会成了弱肉强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谈不到公众卫生，所以瘟疫到处流行。在世界史上欧洲中世纪的瘟疫纪录算是最高的，单是十四世纪中叶一次黑死病就死去了二千五百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三分之一左右。我们读到关于当时瘟疫的记载，就可以想见人民大众生活痛苦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但是教会标榜慈善，对此却漠不关心，这当然引起人民的痛恨。
其次，教廷生活是极端腐朽的。教廷在中世纪是极大的封建地主，在极盛时教会拥有欧洲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它对此还不满足，还想尽一切方法横征暴敛。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里曾这样描述过：
为着榨取属下的最后一文钱，为着增加教会的财产，残酷的暴力以外，宗教的一切诡诈也被运用了，拷打的恐怖以外，革除教门和拒绝赦罪的一切恐怖，忏悔室的一切奸计也被运用了。文件伪造是这些显贵人物惯用的得意的敲诈手段。虽然一般封建赋税和利息之外还另征什一税，可是这一切收入还是不够用的，于是借助于制造灵异的圣像和圣物，借助于组织降福的祈祷站和赦罪符，以榨取人民更多的贡献。[8]
就是借这样压榨，教会，特别是教廷，就变成中世纪的最大的财主。既然有了钱，他们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有一位教皇说得很坦率，“上帝既然把教廷赐给我们，就让我们来享受教廷吧。”教皇的宫殿是极其富丽堂皇的，他和大主教们的出巡仪式是金碧辉煌，前呼后拥的；教堂里一切宗教仪式也是摆阔绰，叫乡下人看得目瞪耳呆的。天主教僧侣照例须持独身诫，但是教皇和大主教们养姘头是常事，不只一个教皇是私生子。姑举教皇中一个有名的坏蛋鲍尔基亚（Borgia）为例，他本是一个流氓，结了婚，生了子女，用金钱贿买了七大主教选他当了教皇，他和他的儿子用毒药毒死了许多政敌来巩固他的政权，为了政治的缘故，他强迫他的女儿改嫁过三次，尽管天主教不赞成离婚改嫁。教皇如此，他所统治的教会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皇们不但荒淫无耻，而且是极端残酷的。从他们身上找不到丝毫耶稣所提倡的博爱仁慈的精神。凡是违背教会利益的教徒一律加以“异教”的罪名，加以残酷的镇压。这种镇压是不断进行的。姑举瓦尔多派（Waldenses）所受的惨祸为例。瓦尔多是十二世纪法国里昂地方一个教徒。他认为耶稣是反对私有财产的，就把自己的财产分散给穷人，开始按照他所了解的耶稣教义去传教，公开反对教廷的荒淫奢侈的生活，吸引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的许多群众。这就惹起了教皇（InnocentⅢ）的大怒，他就发动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十字军”，把这些瓦尔多派所占住的地方杀得鸡犬不留。这是历史上一件最残酷的宗教屠杀案。此外，教廷还组织了所谓宗教法庭（inquisition），抓住他们认为有异教嫌疑的人进行残酷的拷打审问，如果不认罪，就把他用柴火活活地烧死（耶稣诫流血，他们就想出烧死的好办法）。这样被烧死的人不计其数。著名的捷克宗教改革运动家胡斯（Jan Hus）和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Bruno）都是这样烧死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家沃克里夫（Wycliffe）生前幸免于难，可死后三十一年，他的尸骨还被掘起来焚烧，连骨灰也抛到河里去了。在教会看，烧死还是宽大仁慈的处分，布鲁诺被烧死时的宣判书里有这句话：“本着一切仁慈的精神，让他受不流血的惩罚”。著名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也几乎受到这种“不流血的惩罚”。他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教会就把他提到宗教法庭审问，逼他宣布放弃地动说，他玩了一个花招，当他跪着刚说完地不动之后，爬起来就轻声地找补了一句：“但是地究竟还在动。”这样他才逃脱了。这件事也可以见出教会极端仇视科学的态度。
教廷和教会的腐败，这是当时情况的一方面。但是当时还有更深刻的一方面，就是封建经济基础的崩溃，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升。经过上文所说的残酷的压榨与频繁的战争，欧洲封建基础的生产力大部分遭到了破坏，农奴受封建领主破产以及战时播迁流离的影响逐渐在摆脱胶着在某一块固定土地的状态。自从北方入侵各蛮族在各部分奠居以后，城市日渐兴起，城市的生产在中世纪主要的是手工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十二三世纪十字军东征一方面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一方面也促进了贸易与交通的发达。行会或基尔特的兴起，特别是商会联盟的成立（例如日耳曼地区各城市在十三世纪所成立的Hanseatic League）都标志着一个新兴的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在成长壮大起来了。这是一股新的力量，而这股新的力量的发展首先感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教皇的统一的压榨的专制统治以及财富集中于教会对新兴资产阶级都是极大的障碍。其次，与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升密切相联的是近代国家的兴起，例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等等。围绕着这些国家的君主身旁的有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的贵族。这批国王和贵族要巩固他们的政权，提高他们国家的地位，一方面嫌恶教皇的统治与干涉，一方面也觊觎着教会的雄厚财富。这也是一股反对教廷的力量。此外，还有一股反对教廷的力量，就是城市贫民和广大的农民，他们受封建剥削的祸害最深重，仇恨教会与封建主也就最深。特别在日尔曼地区，他们的反抗活动最为积极，在闵采尔领导之下，掀起了1525年的农民大起义。这三股力量都是反对封建制度因而也都是反天主教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利益不相侔，结果是城市资产阶级与国王和贵族成立了统一战线，对贫民农民则有时利用，有时扔到一边。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是代表国王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这一联合战线利益的。由于他的活动，宗教改革达到一种妥协的局面，基督教的基本内容未动，只是基督教会分裂为新旧两派，旧派就是原来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新派是脱离教皇统治摆在各国政权之下的耶稣教。从此基督教分为两大阵营，属于旧教的大半是拉丁族国家，主要的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属于新教的大半是日尔曼族的国家，主要的是德国，英国和荷兰。旧教国家都是些较老的封建势力比较占上风的国家；新教国家则都是些新兴资产阶级比较占上风的国家。[9]
旧教与新教有哪些重要的分别呢？第一，旧教是反映封建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它所坚持的理想是全世界要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教会（Catholic，原文为“普遍”），以教皇为至上权威，教皇不但是各国天主教的首领，而且根据神权说，同时也是各国政权的首领；新教是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它代表新兴国家独立自主的要求，新教会是国家的教会，要受国家法律的约束，高级僧侣要受国王的任命，这样就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其次，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教会所用的语言问题。旧教用的《圣经》是拉丁文的，教会里一切仪式和公文也都只能用拉丁文，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各国语言也逐渐形成了，这种拉丁文已不是一般人民的语言，所以一般人自己不能读《圣经》，必须通过僧侣讲授，而僧侣讲授是要按照他们自己的了解和利益，对《圣经》往往加以歪曲。现在新教却主张各国教会的《圣经》都要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教会里一切活动也是如此。因此，宗教改革运动一开始，各国都在进行翻译《圣经》的工作。既然译成本国文，《圣经》就不是必经僧侣讲授的书，而是人人可读的书。这种翻译《圣经》的工作对近代各国语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近代德语是从马丁路德的《圣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近代英文也是从詹姆斯时代译的《圣经》（Authorized Verison）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第三是对于僧侣的看法。依旧教，以教皇为首的僧侣是上帝的代言人，基督教义只能按照僧侣的解释去了解，个别的教徒不能自己下独立的判断，有自己的了解，如果有不同于僧侣的了解，那就要背上异教徒的罪名，有被烧死的危险。因此，旧教僧侣拥有无上的威权，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显然还是反映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依新教，《圣经》是最后的权威，人人既然都可以读《圣经》，就可以不通过僧侣的中介，而自己直接了解上帝的意旨。这也反映出资产阶级提倡个性自由，独立思考的主张。不过新教终究是一种妥协，各国教会还是各有一套僧侣机构，只是他们的权威不如天主教僧侣那么大罢了。第四是对于宗教仪式的看法。旧教特别讲究仪式，而旧教的仪式是按照封建朝廷大典的气派来举行的，不但繁文琐节多，而且讲究堂皇典丽；新教的号召是要回到原始基督的朴素和纯洁，要把重点从仪式上回转到基督教的精神实质上去，从外表的铺张转到内心的虔敬上去，所以废除旧教的许多仪式。所以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路德“把宗教性弄成了人的内在的本质，他就扬弃了外在的宗教性”。此外新教的僧侣不须持独身诫，可以自由结婚。我们只须到天主教堂参观一次弥撒典礼，再到耶稣教堂参观一次礼拜，就可以看出两处的仪式和气氛是迥然不同的。新教会所以有“廉价的教会”的称号。这一点与新兴资产阶级提倡节约，以便积累资本有关。新教之中也有左右两派，右派是国教派，对于天主教只是一种妥协，虽然割断了对教皇的关系，还维持着一些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例如三身一体说，授洗礼，圣餐礼之类，因此也就还维持着一套僧侣制度，如大主教，主教之类，英国国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教的左派受加尔文的影响较大，不赞成国教的妥协，要改革得更彻底些，甚至废除一切仪式和僧侣制度，教友会（Quakers）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凡是左派都和国教割断了关系，不在国教教堂里做礼拜。他们中间又有许多派别，这里不能详谈。
三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种重新估价
必须承认，新教在初起时，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一样，有它的进步性，它对于摧毁西方的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在耶稣的教义中特别着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的那一部分，例如平等，博爱，自由，人权之类观念，但是随着资产阶级转入帝国主义时期，基督教就成为帝国主义殖民的工具，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他们根据罗马教会劝化北欧入侵各蛮族的经验，把传教士送到世界各角落，说是把文明带给野蛮人，实际上是为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铺平道路。新教也已达到了它的反动阶段，这就是说，也已达到它的没落阶段了。宗教究竟是迷信，是落后社会的产物，随着科学的进展，人类理性的伸张，它是必然要灭亡的。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呢。所谓影响当然包括好坏两方面，问题在好多于坏，还是坏多于好？基督教鼎盛的时代是在中世纪，姑且从它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时即公元四世纪算起，算到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为止，它统治欧洲至少有一千年左右。我们不妨拿这一千多年的西方文化成就一方面和以前一千年左右的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就比一比，另一方面也和文艺复兴以后五六百年西方文化成就比一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前后都比不上，它既没有希腊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成就，也没有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管理方面的成就。在历史进展过程中，中世纪这一千多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长期的停滞和落后。这种停滞和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天主教却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它始终是顽强地支持封建制度，压迫人民大众，仇视文学艺术，仇视科学，仇视一切进步的思想，把人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对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对教会的盲目服从方面。中世纪当然也有些成就，过去资产阶级学者把它们都记在基督教的账上，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就可以见出基督教的功劳是过分夸大了的。
我们现在姑就资产阶级学者赞扬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几方面的贡献来检查一下。
第一是政治。资产阶级学者们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罗马教廷在将近一千年的时期里成为欧洲政局中一种统一的稳定的力量，基督教劝化了许多外来的蛮族，使他们由野蛮人变为文明的基督教徒，由分立对抗的部族变为一个欧洲的统一的大家庭，因而成功地抵抗住回教徒西从西班牙的侵入，东从君士坦丁的侵入，挽救了欧洲文化。如果单从欧洲本位观点看，这番话确像有一部分道理，但是这部分道理是过于夸大了的。我们须提出以下两点反驳。第一，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欧洲大部分疆域都已被外来的蛮族侵入和占领，现在日尔曼系和斯拉夫系的国家用不着说，都是外来的民族，就是拉丁系国家如法国，西班牙乃至于意大利本身也都由外来民族侵占过，成立过政权，落了户，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罗马教会都始终没有能把这些外来部族驱逐出境。在中世纪一千多年以内，欧洲始终处于分裂混乱状态，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所以所谓罗马教廷的统一的力量完全是个神话。只有在公元800年左右，查理大帝获得了短期的统一，而查理大帝却是一个外来蛮族（佛兰克族）的酋长，这笔功劳也不能记到罗马教会的账上去。其次，欧洲在黑暗时代的文化情况远比当时的阿拉伯回教帝国落后得多，其原因即在天主教会对文化的仇视以及教会统治下教育的落后。到了十二世纪以后，由于十字军东征，西方接触到阿拉伯文化而且从阿拉伯文化那里间接地接触到希腊古典文化。当时欧洲本身的文化可捍卫保存的就只是基督教，捍卫了基督教并不等于捍卫了西方文化。中世纪欧洲之所以能抵御回教国家的侵入，功劳并不在罗马教会而在外来的新兴的各部族。即假定回教国家征服了欧洲，那对于西方文化和世界政局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也还大成问题。所以基督教抵御住回教国家的侵入，挽救了西方文化的说法仍是一种神话。
其次是文化教育。资产阶级学者们说，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僧侣是唯一的受教育有文化的阶级，所以欧洲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就靠他们维持住，而且当时没有世俗的学校，唯一的学校是教寺学校（cathedral schools）和修道院以及教会所支持的大学，如巴黎，牛津，波伦亚等等；修道院的僧侣们一部分功课是抄书，许多古代著作都借他们的手抄本而流传下来；教会中还出了一些大学者如阿比拉（Abelard），阿昆纳斯（Thomas Acquinu），斯考塔斯（Duns Scotus），埃拉斯穆斯（Erasmus）等，接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奠定了中世纪哲学基础，因此，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教育和学术的贡献是很大的。关于这一层，我们必须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在中世纪，僧侣是唯一的受教育有文化的阶级，许多国王和贵族骑士都是文盲，至于平民更不消说，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僧侣垄断了文化知识，使大多数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处于愚昧状态，这只能说是基督教会的一宗罪过，决说不上是功劳。其次，罗马教会在政策上是要愚民的，是反对世俗文化教育的。他们以为一切真理在《圣经》，就连《圣经》也还不敢让一般人民自己去读，须由僧侣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给教徒听，怕的是如果一般人民自己去读《圣经》，就会发见僧侣的话和《圣经》的话并不一致，影响到僧侣的威信。《圣经》尚且如此，其他文化知识可以想见。为着保卫宗教，他们就不得不反对科学，他们烧死了许多“异教徒”学者，要逼迫伽利略否认地动说，就是典型的例证。我们上文已提到中世纪许多著名学者如阿比拉，沃克里夫，布鲁诺等等都受过教会的残酷的迫害。在那种迫害的气氛之下，文化学术难得发展，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从十二三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渐开始，僧侣中逐渐有人研究希腊罗马的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而且由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大学中也有人逐渐注意到科学，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也只能说明人类理智和古典文化战胜了基督教，不能说是基督教的功劳。而且中世纪僧侣要拿希腊哲学去勉强附会基督教义，使希腊哲学遭到极端的割裂和歪曲。中世纪哲学是以极端形而上学的繁琐分析方法著名的。这种繁琐哲学与神的信仰对西方近代唯心哲学发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姑举唯心派哲学两个大师——康德和黑格尔——为例，他们都以神的信仰为他们的哲学的最后支柱，他们的著作都带着极浓厚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繁琐气味。所以基督教对于哲学思想的影响虽是深刻的，却不是很健康的。[10]
第三是文学艺术。资产阶级学者们说：基督教会是近代西方文学艺术的摇篮和温床。一切都围绕着“上帝的庙宇”——教堂。首先是建筑，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巴黎，冉斯，夏特尔，科伦，斯特拉斯堡一系列的大教寺奠定了罗马式和哥特式两大建筑风格，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中世纪远远超过了希腊罗马。其次是图画，教会为着装饰教堂，为着向不识字的平民宣传《圣经》故事，雇用了一些画师替教堂画壁画和油画，这就使意大利画艺达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高峰，开近代西方各国画艺的先河。第三是雕刻，它是宗教宣传与教堂装饰的另一形式，与图画并驾齐驱，在中世纪有“石头《圣经》”之称，杰出的雕刻大师如端拿特罗（Donatello），安竺列（Andrea Della Robbia），米开朗琪罗（Michaelangelo）等都赶上了希腊雕刻的最高成就。第四是音乐，近代音乐中的声乐是由教会合唱队歌唱颂圣诗篇发展出来的，弦乐是由教堂用的乐器发展出来的（例如主要乐器钢琴就是教堂风琴的后身）。在文学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近代欧洲文学承继希腊罗马古典的传统，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在中世纪古典传统在欧洲几乎是断绝了，近代欧洲文学是由教堂中发展出来的。例如近代诗歌起源于颂圣诗和宗教诗，戏剧起源于教会所扮演的“奇迹剧”和“秘迹剧”。根据这些事例，资产阶级学者们就断定基督教对于文艺的发展有很大的功劳。关于这一层，我们必须指出以下几点。第一，罗马教会对于文艺本来采取仇视的态度和压制的政策。在基督教看，现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忏悔罪孽，为来世解脱作准备，而要做到这个准备，就要使灵魂战胜肉体，克服一切肉体方面的欲望，因为罪孽都是由肉体欲望来的，这就叫做苦行主义或禁欲主义。文艺是现世的感官的享受，所以这种享受就是一种罪孽。因此，早期教会严禁一切世俗性的文艺。后来文艺复兴那个人类精神大解放运动起来了，人民大众对于文艺的爱好压制不住了，教会迫于风气的改变，才不得不改变它的政策，变压制为利用，但是仍尽量把文艺禁锢在宗教范围以内。它提倡文艺的功劳并不能抵偿它压制文艺的罪过。如果没有教会的压制和利用，中世纪欧洲文艺在人民大众中间一定更迅速地朝比较健康的路上发展。其次，近代文学艺术的兴起是和文艺复兴运动分不开的，而文艺复兴是现世主义战胜了来世主义，人文主义战胜了神权主义，全面发展主义战胜了禁欲主义，古典文化战胜了基督教，不能说是基督教的功劳。第三，资产阶级学者们把欧洲近代文艺的成就归功于基督教，也正犹如过去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把长城归功于秦始皇，颐和园归功于西太后。其实统治阶级下的文艺创造者是当时人民大众，首先是人民大众的血汗供应了文艺创造所必需的物力和财力，其次是人民大众的智慧和辛勤努力成就了那些文艺作品。中世纪罗马教会之所以能提倡文艺，因为它从人民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创造文艺作品的艺术家大半是从人民中来的。大教寺的建筑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极出色的画家和雕刻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都隶属于当时的手工业行会或基尔特，这就是说，他们是新兴的工商阶级的分子。在文学方面，现在所留传下来的中世纪宗教诗和宗教剧都是很平凡的，除掉专门学者没有人去读它们，中世纪最大的文学成就是歌唱民族英雄的故事诗，如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的歌》以及北欧的萨迦（Sagas）等。此外就是各国的民歌。这些作品中有许多不但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而且是反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列那狐》，《奥卡森和尼古涅特》，罗宾汉系统的民歌都是著例。这些作品都是根据民间传说或是由人民直接创造的，它们才是西方近代文学的真正的泉源。
资产阶级学者还把十八九世纪西方文艺界乃至思想界的一步普泛运动——浪漫运动——归功于基督教。他们说，浪漫精神基本上是基督教的精神。[11]其实浪漫运动的来源是复杂的。就它的进步方面来说，它是文艺复兴的开花结果，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的锐气，打破了浅狭理智与陈腐形式的束缚，把丰富的想象和深挚的情感带到了文艺领域，这方面与没落阶段的基督教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浪漫主义的反动方面来说，它确实从基督教吸收了很深的影响，我们只须举英国的华兹华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德国的霍夫曼几人为侧，就可以说明这种影响成为有才能的作者的绊脚石。基督教替浪漫运动带来了神秘主义和感伤主义，把“自我”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对“无限”加以神秘化与光荣化，由厌恶现实面逃脱现实，这样就使得一些反动的浪漫派作家留恋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下的生活方式，妄想把历史车轮转回到封建时代去，甚至于转回到原始社会去。这当然是死路一条，所以由反动的浪漫主义转到近代西方文艺方面的颓废主义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说来说去，基督教本身是一种来世主义，是对于现世的遁逃，它之所以是“精神上的鸦片”，也正因为它使人习惯于在幻想中求安顿。正是基督教的这种精神在反动的浪漫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文艺上得到了表现。
基督教究竟有没有积极的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有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基督教，也有被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基督教，这两种是不能混同的。统治阶级只是利用基督教来施行他们的愚民政策，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统治的一般人民大众从基督教中固然吸取了一些落后的东西，同时却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后，《圣经》译到各国语言里，人民可以自己去读，可以从《圣经》里看到未经教会僧侣歪曲的原始的耶稣教义。从这里面他们学得了一些行为的标准，把善良正直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我们可以说，一般西方人民的伦理观念都是从基督教得来的。特别值得提起的原来耶稣所宣扬而为罗马教会所抹煞的平等博爱的教义。这些教义在一般人民心里却扎下深固的根，在某些时期形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英国十七世纪清教徒的革命是显著的例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提倡无神论，反对宗教，而它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要溯源到基督教。耶稣是反对战争流血的，在西方一向有一部分人民把和平当为一种宗教信仰。就在目前，基督教的进步分子对于世界和平运动也还是有些贡献。
总之，基督教是作为犹太旧教的改革和作为奴隶阶级及被压迫人民反对罗马政权的运动而起来的。就耶稣本人所宣传的教义来说，其中很有些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基督教是随社会基础变迁的，它经过了社会发展史中三个重要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基督教背叛了它的反抗罗马政权的本旨，转过来为罗马政权服务，成为罗马政权同化外来蛮族的工具；在封建社会中，基督教会成为最大的地主，教皇成为封建等级的最高威权，提倡所谓神权说，竭力维护封建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督教始而帮助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统治，继而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工具。它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影响是坏处多于好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是反基督教的，特别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十九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宗教是久已过时的东西，它的影响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渐缩小，最后终于是要消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