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机会通过编选自家论文来实现学术自评，是学者人生之幸事。
值此回望三十年学术路径之际，如果说真有一点值得总结的精神性的东西，那就是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坚持着的自我追求——“严密的思辨理性”与“独到的美感体悟”之间的契合。在我的理解中，对于真理的不同界面，我们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分析和描述，比如说美感世界的妙谛，我们就要用赏心悦目的语言去解读，即所谓美文谈美，而对于思想世界的思辨，就要用逻辑理性的语言去推理和论证，亦所谓论言说理。记得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曾有过“赏析词典热”的一段时光，某部古典诗歌鉴赏辞典的前言，就曾表述过如下意思：一篇优秀的赏析文章，应该是作者人格与学养的充分体现，自然也是作者学术造诣的充分体现。然而，当我在某次有诸多前辈学者在座的学术座谈会上转述如是意见时，却当场感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不屑一顾。如果说上述生活细节至少折射出学术研究与文学审美的某种疏远，那么，就像高等学府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在“学科”意识的引领下，已经身处文学创造与文学研究两极分化的裂变场域多年而无法超越一样，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似乎正在衰变之中。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坚持不懈地呼吁重视文学作为艺术的文学艺术研究，也因此，在近期的论文题目中我才特意标明“古典文学艺术”的“艺术讲求”。而这，恰恰是此次选文以自评之际所首先想到的问题。
提出“古典文学艺术”这一概念，意味着确认文学的艺术本质，意味着学术主体自觉的两点论：既要执着于“价值追问”，又须钻研于“艺术讲求”；如果说前者可以归结为“文化诗学”的学术理路，那后者便可以对应性地概括为“艺术诗学”的学术理路。不言而喻，聚合两点论的学术主体自觉，将充分展现人文研究主体的“思想者”意识和“艺术家”本色。在我看来，“文化诗学”的自觉，是当今人文学界主体理性日渐凸显的表现，说明我们所处的这个学术时代，并非沉浸于“泡沫学术”而不知自省。由此亦可见，我们并不缺少富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思想者”。本集选入的第一篇论文，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酝酿过程正好伴随着社会上的“文化热”和学术界的“方法热”，而两者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投射，则是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杂志所倡导的“宏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本人三十年学术历程的逻辑起点，正是这个“宏观研究”。也正是本着如此这般的逻辑线索，这本被我起名为《杏园陇人诗思》的论集，就集中选取以中国诗学及诗性文化之“宏观性”问题展开叩问探寻的已经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以便凸显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主体进境和学术生态。
说到近三十年来的学术生态，不能不再次提起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这一跨世纪的人文课题。从三十年前“新三论”之方法论自觉立场上的中华文化阐释，到当今时代“大数据”自觉意识引导下以典藏编修为标志的“海”“藏”文献整理，其间贯穿着批判性阐释与传承性诠释的思想争锋。当时过境迁，人们再来回望反省之际，现代系统论与传统混沌学之间的某种契合之妙，仓促间似乎未及充分阐释就迁想别境了。惟其如此，当今日全社会崇尚儒学并倡导“中国儒学阐释学”时，如何基于“致广大而尽精微”之古训以实现中华文化阐释学领域的“中国创造”，恰恰是当代文化诗学的中心课题。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使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深度延伸的“文化诗学”理路，认为应该回归并坚守“文学性”。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不是形而上的“文学性”，而是那真正体现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文学性”，那就不能不首先面对此“文学性”非彼“文学性”之文学本质确认上的差异。以普适人文价值观的阐释理性，确认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性”，给“文章多体”而“美以致用”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明确的“说法”，应该是新世纪“文化诗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本论集所选文章，缘此而普遍带有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诗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歌”为中心的历史事实，奠定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诗国”地位，并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艺术高峰。无论人们习惯性地确认“唐诗”为中华诗国之巅，还是历史主义地视“唐诗宋词”为艺术双峰，同时又确认“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学体系建构之内在动因，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最具学术诱惑力的研究方向，多年来始终是“唐宋方向”，并且始终以“唐宋诗词”为主要内容。历史塑造个性，本人固然有志于探寻关乎中国诗学本体的问题，但选题的着眼点和讨论的着力点，毕竟相对集中在唐宋文学范围。这，具体而微地体现于本集所选的相关论文。或许，以下特意的说明并非多余：本集选入《宋诗学阐释与唐诗艺术精神》一文，文中提出“唐宋诗之合”的新命题，旨在对应“唐宋诗之争”的传统命题而提醒世人注意唐宋诗的历史集成之美。实际上，我们不妨超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学术思维模式而同时确立“通古今之变”的通观视野，于是就将发现，与汉唐气象南北融合的雄浑清明相对应，魏晋南北朝与两宋辽金则属于南北分立的历史文化形态，而其中“晋宋间人”与“两宋士人”之间的精神契合，未尝不透出整体上以中原文化为中介而北人南化的中华南国文化气息。换言之，两宋辽金时代，安见得不是又一个“南北朝”！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必将使两宋文学的研究延伸到涵涉广泛的“宋研究”各个领域，最终生成所谓“宋型文化”阐释的生动气象。
问题恰恰在于，关于“宋型文化”的阐释，就其“诗学”之阐释方向而言，也分明存在着儒学复兴的“文化诗学”视角与诗法钻研的“艺术诗学”视角之间的并行不悖。基于这种“思想之美”与“艺术之美”的并生现象，我以为，在中华“诗国”艺术研究的深化问题上，需要提出“艺术诗学”来作为“文化诗学”的必要补充。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将“艺术诗学”视为“文化诗学”进行到一定深度以后的必要延伸，甚至将“艺术诗学”视为“文化诗学”的内在进境，那将更有意义。我甚至这样想，沿着当今文化诗学“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问，“文化诗学”的深处就将生长出“艺术诗学”的生命之树。在世人习以为常的思维实践中，文化批评与艺术讲求经常被置于对立的两极，某种程度上，这还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一分为二并且此长彼消的思维模式的遗传，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推理逻辑中，注重思想精神者必然轻视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反之亦然。而在视人文关怀与诗意追求为一体者看来，艺术讲求乃是人文关怀的一种必要内容，特别是当关于人文关怀的讨论是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相统一的意义上实际展开的时候，树立如是价值观，实在非常必要。
“艺术诗学”的研究，意味着“文学”与“艺术学”的通观阐释。举例而言，鉴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诗画互补与诗乐相配的传统艺术范式，只有展开文学、美术学、音乐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融会而通观的研究，才可能克服单一学科研究难免隔靴搔痒的弊病，才有望达到真正融会贯通的学术境界。学界同好通过本集入选的有关诗画交融若干焦点问题的文章，可以窥见本人有意在这方面作出尝试的学术理路，与此相关的延伸性思考，也已经写入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审美文化焦点问题研究》，希望得到学界名家的指教。其中，包括重新命名被确认为中国旅游标志物的青铜奔马造型，即将原来的“马踏飞燕”易名为“马乘飞燕”，以此来阐释中国造型艺术“适意写实”的艺术精神，并因此而同时凸显南朝山水美学自觉之际宗炳《画山水序》所提出的“山水以形媚道”的审美文化意义。尽管中国美学界很早就注意到顾恺之好以嵇康诗意入画的创作现象，及其所提出的“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视觉艺术难题，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循着“写意”与“传神”统一于“表现型”艺术精神，而“表现型”恰恰是中国艺术区别于西方“再现型”艺术精神的民族特色所在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所以也就始终无法领会“晋宋间人”已然阐述过的某些精彩观点。本集所收入的《诗艺与“体物”——中国古典诗歌的写真艺术传统》《中国诗画交融若干焦点问题的美学思考》《唐人山水诗美的演生嬗变》《自然之道与雕缛成体——刘勰自然雕饰的美学思想》等论文，其中贯穿着一个从不同角度探寻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之核心秘密的“叩问”意识，相信读者诸君能够领会其间的学术用心。其实，说透了，讲求言外之意的诗学精神，与讲求诗意化的视觉艺术自觉，彼此恰好形成一种美学上的“默契”，基于这种“默契”，自南朝诗歌“巧构形似之言”开始，尤其是那些寄托情怀于山水丘壑之间的雅流文士，就坚持不懈地探索着语言艺术的超语言艺术表现力，与此相应，古典诗学批评也就形成了“状溢目前”而“情在词外”的诗学批评标准。不言而喻，“情在词外”的诗学话语本身，已然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诗学精神超越“诗缘情”的历史进程，这也就充分说明，中国诗学本体论的历史构建，不是一元论的“诗言志”和“诗缘情”，而是二元论的缘情体物和情景合一。
循着中国诗学的阐释学逻辑，缘情体物从而情景合一的审美世界，也就是诗画交融的艺术世界。而众所周知的是，正是在诗画交融的审美文化史发展过程中，那种以古典诗情画意为艺术载体，而以士大夫理想人格为精神支柱的“文人艺术”得以生成并日渐凸显。宋元以来，“文人艺术”逐渐成为审美文化的主流，尤其是在格外显露潇洒风度的书画艺术领域，文学艺术的集成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集成于“文人艺术”。惟其如此，究竟如何阐释“文人艺术”之主体精神和艺术本质，就成为一个事关中国审美文化之近代转型的重大课题。有关这一课题的论著已然汗牛充栋，但问题在于，当下书画市场的过度繁荣培育出一种虚骄浮躁的文化氛围，沉浸其中的书画艺术爱好者，往往用其心目中的“文人艺术”来为自己的随性挥洒辩护，殊不知，真正“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人艺术精神，除了当年司空图所推崇的王维、韦应物诗歌艺术之“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遒举”的风骨内化讲求之外，尚有黄庭坚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历史担当。换言之，“萧散风度”是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的，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格力量正面实践的“人文关怀”，最终体现在代表社会良知的批判精神上。有鉴于此，本论集特意选入讨论儒家“风骨”清虚化之历史命运和“早期政治诗学”的文章，其主旨有二：一是总结早熟的政治诗学的历史属性及其正反两面的经验，二是探究当历史造就儒学复兴之机遇时，心性儒学的义理探寻和实学主义思潮之间的思想张力，到底是怎样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而它们对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最终如何确认。
当今时代，民族复兴大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创新阐释方兴未艾，时代课题与历史使命将统一于中国解释学的建构。汤一介先生临终前就曾三论“中国解释学”，而我们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接着说”。值此之际，还原古典文学研究对象那种原生的文史一体的思想文化形态，进而深入探寻其内在的“思想者”主体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正是我辈学术活动的精神寄托和思想追求之所在。譬如，当我们落实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于儒家经典文本解释之际，又岂能不首先注目于孔子思想的第一代解释者如子贡呢！《论语·子张》篇记子贡之言凡六章，余五章都是子贡针对孔子生后所遭遇的质疑所作的辩护，唯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章，看似例外，实则更显出子贡质疑精神的彻底：“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将这一章内容，置于《子张》篇子贡六章的整体语境之中，才能领会其间深意，而子贡之精神意态，亦格外彰显。无论如何，原典文本自身已然客观地显示出一种固有的思想逻辑：只有当辩护可以同样实施于政治生活中的对立面双方时，辩护本身才会因为其超越性而获得普适的合理性，而这也正是孔子仁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深刻体现。显而易见，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超越“成王败寇”之历史逻辑的道德主义价值判断，与此相伴随，也就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已经生成了这种就核心政治制度的设计来讨论道德基本原理的思想智慧，其充满现实生活感的“恶居下流”之“好恶”选择与充满历史理性的“善恶”判断，展示出异常丰富的思想文化内蕴，难怪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要为子贡花费最多的笔墨！如果说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主体精神和思想方法理应传承于当代学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实践之中，那么，有待于我们开拓探索的思想文化空间，该是多么深邃而宽广！
衷心感谢傅璇琮先生、黄霖先生与复旦大学出版社，使我有此难得的机遇来回望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并从中收获自我确认的欣慰和自我批评的警醒。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自然也造就了古代文学研究人才的兴旺发达，即便只是放眼当代社会，也可以说是名家辈出，不仅各有学术擅长，而且渐成学派气象。自己有幸沉浸其间，深感切磋琢磨之有益学术。也因此，如今以千虑一得之文字结集，祈大家先进不吝指教！
韩经太
2015年2月4日立春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