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激情”岁月
我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激情岁月。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理想和信仰是发自灵魂深处的。
几年来，为了写这本书，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现要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是非常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极其复杂，每一个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诠释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
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述“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我的家庭和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读者会发现在这本书里，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称谓始终在交替使用，表述自己的感情时，我习惯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小时候我们从来不直呼“毛泽东”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中，我将自己的名字“刘和平”改成了“刘平”，理由是“和平”让人联想起“和平演变”，但父母、亲戚、磷矿的长辈、发小，至今仍然叫我“和平”。在这本书里，我的两个名字也在不断地交替出现。
阶级烙印
中国最早是在土改时期划分的阶级成分。
我从上小学的那天起就开始填写履历表，每次在家庭成分一览填写上“贫农”时，我就会感到由衷的骄傲。
母亲家的成分是中农，我感到特别遗憾，怎么不是贫农呀？越穷才越光荣。虽然中农在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团结的对象，但我觉得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就应该是穷得叮当响的贫农或贫雇农。
贫农和贫雇农的区分是，贫农有极少的土地，少到产出不能够养活自家，贫雇农一点土地都没有，被地主家雇佣当长工，是中国最贫穷的阶层。我希望我家是贫雇农。
我尽量回避说母亲家的成分。回避不是那么容易的，每次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我必须分别填写父母的家庭成分。母亲家的中农成分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阴影。可想而知，那些地主、富农的子女该是怎样的自卑。
中国的家庭成分通常分为劳动人民出生和剥削阶级家庭出生两大类，其细分有九十九小类，十分复杂。
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背叛了家庭，参加了革命。由于他们是由剥削家庭抚养成人的，他们的家庭成分沿袭了剥削家庭的成分。
我的发小建华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她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地主。虽然她的本人成分是革命军人，还嫁给了家庭成分是贫农的革命军人，但她的地主家庭成分还是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建华的父亲参军前是贫农家庭，他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军人，他的家庭成分仍然是贫农，本人成分是革命军人。建华的父亲在部队干到副团长的职位，他本人成分最后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建华这一代填写家庭成分是“革干”，是非常光荣的成分。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分更成为区分好坏人的主要依据。即使某人的爷爷是地主，哪怕这个爷爷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也会被这个没有见过面的爷爷牵连，被人当作“地主出身”而受到政治歧视。我的很多同学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歧视从幼儿园就开始，小孩子吵架，出身好的小孩会骂出身不好的小孩，“你家是地主”、“你家是富农”、“你是地主（富农）狗崽子”等，出身不好的小孩无论有多占理，一定蔫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上大学等，都要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要审查三代人，从祖父、父母到子女。如果是“剥削阶级”的后代，就没有资格得到这些机会，即便可以，也是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来考虑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为了能够成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大义灭亲或公开声明与家庭断绝关系。
出身不好的人找对象也受歧视，出身好坏是找对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军人，和一个女孩儿好了好多年，女方家庭出身是地主。同学大学毕业后面临着回部队提干，如果他与地主的女儿结婚，不但不能提干，还要离开部队。他特别爱他的女朋友，但必须在爱情和仕途之间做出选择。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忍痛与女朋友断绝了关系。记得他那段时间特别受刺激，精神恍惚。
父亲家在土地改革之前还是比较殷实的，爷爷抽大烟，将家抽破败了，在土地改革时，被定为贫农。我和弟妹们经常庆幸，幸好爷爷抽大烟将家抽穷了，否则我们这一代就要遭殃了。
阶级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衍生出了“血统论”。
“血统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自称是“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子女。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七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子女。
我属于“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是“走资派”，还有就是我的大爷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尽管我与他从未谋面，却受到很大的牵连，因此，我算不上彻底的“红五类”。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即便比我们年长几岁的，虽然生在旧中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而由于我们父辈的家庭成分，我们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个烙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开始的，那年我不到十一岁。
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干子弟通过他们父辈的渠道听说“中央出了问题，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搞反革命政变”。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曾经与毛泽东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不乏掌握共和国军政大权的开国元勋和中央各部委领导。
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容忍有人反对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百分之百正确，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去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共产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理念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和灵魂中。
高干子弟行动起来了。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学生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天，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北京市各个中学的学生向清华附中学习，所有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毛主席给“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行动。
毛主席说的话对我们简直就是“圣旨”，于是全国的学生都效仿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从清华蔓延到全国。
首都第一批红卫兵的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军用宽皮带，有的还穿着厚重的黑皮靴，这样的装束成了红卫兵的标志服饰。很多人穿的军装是干部服装而不是士兵服装，两边肩上有挂军衔的布条。他们的装束表明了“红色贵族”血统，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羡慕不已。
全国的红卫兵都效仿他们穿上各种各样的绿军装，很多人穿的军装都是自己家或裁缝做的，不伦不类。谁拥有一件真正的军装，其他孩子都会羡慕得不得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孩子，“黑七类”孩子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成立“红卫兵”组织没有什么限制了，随便几个学生就可以组织一个“红卫兵”战斗队，“黑七类”的孩子也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通常是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成立一个战斗队，拉起一队人马，起一个名字，自封为兵团、战斗队或司令部等，缝制红袖套，再刻一个公章，就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大都来自毛泽东的诗词或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取自毛主席1963年写的一首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红卫兵”有自己的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
踏着前辈革命的路
时代重任来担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文化革命打先锋
团结群众齐上阵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红卫兵造反运功从最开始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发展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同时，也涌现了大批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开阳磷矿位于距离北京约两千公里的云贵高原上。磷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由学校成立的，不是学生的自发行为。外地的红卫兵不像北京的红卫兵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知道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运动，就一定不会错。磷矿首批红卫兵是在全校范围内选举产生的，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家邻居菊林和菊华两姐妹是磷矿的首批红卫兵。
开阳磷矿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磷矿的领导、工人和红卫兵代表组成。菊林作为红卫兵代表，当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委员。
我当时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小学没有红卫兵组织。小学生也要干革命，北京的一个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推广到全国，以代替中国少年先锋队。有一段时间我既戴着红领巾，又戴着红袖章，虽然不伦不类，却感到十分荣耀。后来在一张照片上发现毛主席也曾有过又戴红领巾又戴红袖章的时候。
因为年龄小，没有人带我玩，看到别人热火朝天地干革命，我感到热血沸腾，想立刻投入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我也想拉一些小孩成立一支队伍，连名字的都想好了，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接班人战斗队”。正在这个时候，开阳磷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收了我，我就放弃了成立一支自己的队伍的想法。
1966年的8月，红卫兵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破四旧，立四新”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里一共有十六条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被简称为《十六条》。所有的红卫兵、学生、工人、干部人手一册，天天学习，走到那里都要带着《十六条》。
《十六条》第一条：“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我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红卫兵造反的对象我看到，凡是穿得漂亮的、烫头发的、搽雪花膏的、用香水的、爱化妆的、摆着小资姿势照相的、穿高跟鞋的、穿裙子的、穿瘦腿裤的都属于四旧；凡是古代的、国外的、有儿女情长的、有浪漫内容的书籍都属于四旧；外国的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戏剧、舞蹈统统都是四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也都是四旧。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是“破四旧”的急先锋。1967年8月20日，北京二中三千多名红卫兵冲向城市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宣言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关于“破四旧”，中国的一位著名导演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大师手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文玩；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地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
北京的红卫兵还跑到山东曲阜挖了孔子的墓，捣毁了孔子塑像，烧了孔子书籍，砸了孔庙的石碑。
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开阳磷矿建于1958年，位于大山沟内，矿山的条件本来就艰苦，不像大城市有那么多所谓“四旧”的东西。
“破四旧”是全国范围的革命行动，磷矿的红卫兵也要挖地三尺找出“四旧”的东西。
磷矿“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给红卫兵一个名单，要红卫兵到这些人家去抄家去造反。
“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就有了“臭老九”的昵称。知识分子是专政的对象，因为他们或是在建国之前上的大学或是接受建国十七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这九种被专政的对象统称为“牛鬼蛇神”。
磷矿红卫兵得到的名单上大致都是这几类人。
造反对磷矿的红卫兵来说是一个很大考验，他们的造反对象都是认识的人，是他们的长辈、老师、同学的父母或是熟人。开阳磷矿一个夹皮沟中住着约三万职工家属，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一想到造反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们就可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菊林带着一队红卫兵到同校同学曹明家去抄家。
曹明的母亲特别喜欢菊林，菊林与曹明在学校品学兼优，是同学爱戴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都是少先队大队委员会的干部。菊林和曹明虽然不是一个班级的学生，但经常在一起开会搞活动，是很好的朋友。两家大人都很熟悉，曹明的弟弟曹宁还是菊林的同班同学。
曹母见到菊林带着红卫兵到家里来很吃惊，菊林感到非常尴尬，一想到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为自己的私心感到惭愧。
红卫兵在曹家翻箱倒柜。
曹家父母新中国成立前就在政府里任职，照了很多照片。曹家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有不少见过曹家的老照片。曹母年轻的时候是个绝代佳人，曹父风流倜傥，他们的结婚照漂亮极了，曹母穿着雪白的婚纱，曹父西服革履，凡是见到过这张结婚照的人都难以忘怀。
而现在，这些东西都属于“四旧”了。菊林怀着矛盾的心情搜查曹家的东西，她还是有私心的，凡是看到有可能给曹家带来麻烦的东西，她就暗示曹母烧掉。菊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儿，看到那些美丽的照片被烧掉，心里感到很痛，同时又为自己的革命不彻底性感到自责。很多红卫兵内心都有这样的挣扎。
磷矿与曹家有相似历史背景的家庭都被红卫兵抄了家。
红卫兵不但革人家的命，也革自己家的命。菊林的母亲有一瓶“友谊牌”雪花膏，是父亲到北京出差时带回来的。菊林要求母亲将雪花膏扔掉，母亲舍不得，偷偷地藏在厨房的烟囱里。
磷矿从城市里招来一批青年女工，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曾经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见多识广，比磷矿的女孩子时髦现代得多，她们也成了红卫兵革命的对象。红卫兵冲进她们的宿舍，抄出她们的照片、日记、雪花膏、高跟鞋等。
有一个叫蒋婉婉的女孩儿，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她的照片被红卫兵抄出贴在大字报专栏上供全矿的职工家属批判。现在看来那些照片不过是照相馆拍得很普通的艺术照，我挤在人群里看大字报和照片，听着周围的人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蒋婉婉，心里有一种恐惧感。那些女孩子的宿舍就在我家对面楼里，我经常看到这些女孩儿进进出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臭小姐”？
“四旧”也包括学校的教科书、教师授课的内容，甚至说过的话。毛泽东认为建国十七年以来教育部门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校有一个从郑州分来的大学生，叫冯启祥。他是政治老师，长得英俊潇洒，知识渊博，因此也比较自负，经常“口出狂言”，给学生讲课常常发表“人类的第一责任是繁衍后代”、“婚姻是人生大事”等非常“颓废”的言论。因此冯启祥也在“破四旧”的名单上。
红卫兵说：“革命才是人类的第一责任和终身大事，冯启祥竟然说繁衍后代和婚姻是终身大事，简直是反动透顶。”他被红卫兵批斗时，我们年龄小的孩子跟着看热闹。我记得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和非常好听的嗓音为自己辩解，红卫兵不听他的，不让他当老师了，让他接受劳动改造，打扫街道和厕所，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冯启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罪行，就是流氓罪。我知道他是“反革命和流氓”，但不知道他因为什么成为流氓，一直到2010年我才了解让人啼笑皆非的真相。
冯启祥突发阑尾炎到磷矿的职工医院做手术，他躺在手术床上，赤裸着下身，一个年轻的护士为他备皮（“备皮”就是手术前给病人清理体毛，防止感染的一个程序）。备皮过程中，冯启祥产生了生理反应，生殖器勃起，女护士满脸通红，喊了一声“流氓”，痛哭着跑开了。医院换了男护士来操作。手术结束了，冯启祥也变成“流氓”了。
那段时间，冯启祥经常是在学校被学生批判完后，又被押到医院接受医生护士的批判。
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家楼下邻居陆嘉川也是“牛鬼蛇神”。陆嘉川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他是开阳磷矿受迫害最严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陆嘉川的夫人曾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她的丈夫跑到了台湾，将怀孕的她留在了大陆。为了生计，她就去陆家当保姆。她长得十分美丽，又有文化，陆嘉川的父母很喜欢她，也非常同情他，就收留了她，还让她在陆家将孩子生了下来。
陆嘉川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爱上了保姆，与她成了婚，收养了她的儿子，视如己出。
娶了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当老婆，这是什么阶级立场？
陆嘉川被揪出来批斗，以后的好多年，他都是在扫马路和厕所，每个月十五元的工资，要养活夫人和三个孩子。陆嘉川的夫人是个家庭妇女，也被迫劳动改造，我经常见她在扫大街，总是低三下四的样子，昔日的美丽荡然无存。我们是邻居，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夫妇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太平日子。日子太艰难了，陆嘉川将大儿子送到了农村老家由亲戚抚养，后来楼房也不让他家住了，一家人被赶到一间漏雨漏风的油毛毡房子。
我的班主任老师齐智华出身富农，还曾经是国民党党员，这是重大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批判。
在旧中国，国民党为了扩大影响，大力发展党员，一些国民党党员将自己亲戚朋友的名字写了一个名单交上去，说是自己发展的国民党党员，很多人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加入了国民党，齐老师就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齐老师曾经“报复”过我，但我不记恨她。我经常在大街上碰到被强制劳动改造的她，看到昔日人人尊重的老师忍辱负重地在扫大街，受人侮辱和谩骂，我很难过。她看到我时总露出微笑，目光躲躲闪闪的，欲言又止的样子。
后来齐老师和丈夫双双被遣送回四川老家农村去接受改造了。
对我们小孩而言，所谓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不难理解的，是每天可以看到的。
我们读的是毛主席的书，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喊的是“毛主席万岁”，捍卫的是毛泽东思想。
“破四旧”运动最疯狂的时候，也是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期间，全国上下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红旗、红宝书、红袖章、红标语，这些都是我们理解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新思想还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艰苦朴素，我们以艰苦朴素为荣，我穿的衣服都是黑色和蓝色的，记得在十一岁到十六岁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新衣服。
我常常在家里翻箱倒柜，将父母十几年的旧衣服翻出来，到商店去买一包染料，在家里煤炉子上热一盆水，将染料倒进去，将衣服放在里面煮染。
那时候的人都节俭，父母从参加工作后的衣服都留着，“文化大革命”中都让我给穿完了。父亲的男式衣服，不经过任何修改，大大垮垮地穿在我的身上，还经常受到别人的称赞。1973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穿父亲的衣服，背父亲在磷矿地质队发的帆布挎包。
我在磷矿有艰苦朴素的好名声，一个朋友揭穿我，说：“别看和平成天穿她父母的旧衣服，因为她穿着好看，如果不好看，她才不会穿呢，她的骨子里还是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
朋友说的是事实，我穿的旧衣服经常有女孩儿要用自己的衣服与我换。我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我穿着一条旧裤子，两个裤腿膝盖部位各有一个大补丁，有观众看不过去了，对母亲说：“给你女儿做条新裤子吧。”
我的大学好朋友杨胜明经常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在大学校园里招摇过市。尽管那时穿补丁衣服的人已经少了，但穿破衣服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以此为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女孩子都留短发、扎小辫子或小刷子，“英姿飒爽”是对女孩子的最高赞赏。
我们要见毛主席！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这一天，毛泽东一身戎装，军帽上镶着红五星，领子上佩着红领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
最让红卫兵羡慕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距离毛主席最近。宋彬彬冲到毛主席面前，将一个红卫兵袖章给毛主席戴上。
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宋彬彬：是。
毛主席：要武嘛！
宋彬彬立刻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刚满十一岁，太小了，不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们在新闻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即便是在荧幕上见到毛主席，我们也是同样激动，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宋彬彬。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起了一个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里，我心中一直不平静，耳边总是回想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毛主席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北京参观学习首都的红卫兵是如何造反的，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火车、免费吃住，所有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实际上后来蔓延到全国范围的大串联也基本上是免费的。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1300多万人。毛主席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引发和推动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
开阳磷矿的红卫兵也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消息传开，全矿的职工家属都激动万分，羡慕不已。出发那天，开阳磷矿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开阳磷矿中学经过精心的挑选，对学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做了详细的调查，将不合格的全部剔了出去，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赴北京见毛主席。
磷矿位于距离北京约两千公里的群山中，生活节奏比起北京来要慢很多。首都红卫兵的很多自发行动，在磷矿还是由学校组织的。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也是学校组织的，还安排了一位老师随同。菊林和菊华姊妹两个都被挑选上了，我认为她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据菊华回忆，见毛主席的头一天半夜，他们就起来集合，徒步了几小时从驻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三点钟左右。菊华岁数小，个子矮，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坐下，姐姐菊林就在她身后。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红卫兵。
红卫兵从凌晨三点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很多红卫兵都昏昏欲睡。菊华坐在最前面，一直瞪着眼睛盯着长安街东面，毛主席的敞篷车将从那个方向驶来。
十点钟左右，菊华远远地看到一排敞篷车驶过来了，头一辆上站着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她尖叫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啦！”
此刻，《东方红》的音乐在广场上空响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越来越近。队伍立刻混乱起来，红卫兵都站了起来，一个劲地往前拥。睡梦中的红卫兵被惊醒了，挣扎着站起来，有的动作慢一点，被压在地上起不来。
菊林开始被压在地上，她拼命挣扎站了起来，毛主席的车正好从她面前驶过，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
站在最前排的菊华将毛主席的脸看得清清楚楚，那颗被亿万人民熟悉的痦子也真真切切地映入她的眼睛。她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泪流满面，蹦着跳着，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好些被压在地上的红卫兵爬起来时，毛主席的车已经开过去了。
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久久不肯离去，要求一定要再见毛主席一次。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也不肯走，边哭边嚷嚷还要见毛主席。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聚集在金水桥下，面对天安门城楼泣不成声，声嘶力竭且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办公。红卫兵以为他们就这样坚持不懈地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就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出现在城楼上。
周恩来总理出现在城楼上，动员红卫兵回去，用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喊：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回去吧！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回去吧！
红卫兵们坚持了几个小时，天黑了才绝望地离开。
磷矿的红卫兵从北京回来后，经常聚在一起津津乐道地回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几乎长期在菊林家里，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讲着重复的故事。
菊林和菊华这批红卫兵是磷矿这个偏僻山沟唯一见到毛主席的，他们到处受到欢迎。大人小孩见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见到毛主席的各种细节，永远听不够。
我大学时期的好朋友胜明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浪漫色彩。
1966年她只有十五岁，与几个同学一起到北京串联，去看毛主席。
胜明揣着25元人民币，背着背包，手捧红宝书，与同伴们挤上了火车。车厢里挤满到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过道和厕所都挤满了人。胜明在贵阳始发站上车，有位子坐，中途上来一群年纪更小的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刚从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串联回来。胜明将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他们，此后的几天几夜就再也没有坐过。
火车经站必停，红卫兵要下车上厕所，火车上的厕所里挤满了人，不能使用，火车也无法提供食品和水。站台就像战场一样，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抢厕所、抢食品、抢水。每到一站就有当地的红卫兵上车，车厢里越来越挤。
胜明生病了，实在站不住了，就躺在肮脏的座椅下面闻着臭脚丫子味儿昏昏欲睡，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穿着脏兮兮的绿色解放鞋、白色球鞋或布鞋的密密麻麻的脚。
火车驶到广西柳州停下来，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红卫兵看到胜明病饿交加的样子，从窗户跳下火车，到站台上抢了一碗米粉，送到胜明面前看着她吃了下去。四十多年过去了，胜明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红卫兵英俊的脸庞。大串联中发生过很多这样纯洁浪漫的事，红卫兵们一辈子都在回味。
一碗米粉下肚，胜明的病明显好了很多，从此后承担起给同伴买食品的任务。火车减速进站时，胜明就爬出窗外，双手反吊在窗户上沿，屁股冲着窗外，火车一停，立刻跳下去，以冲刺的速度跑到食品摊上。胜明是贵州省少年游泳队的蛙泳冠军，身体素质很好，每次都能抢到食物。
火车驶到北京郊区房山停了下来，所有的红卫兵都在这里下车，等待中央的指令。北京城里已经挤满了红卫兵，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
一天半夜，中央的指令来了，毛主席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几十辆部队的大卡车将红卫兵送到了天安门。胜明和同伴们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一侧，从凌晨三点钟等到上午十点。
这次接见红卫兵是采取游行的方式，一部分红卫兵列队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走，另一部分红卫兵席地坐在广场南北两侧。胜明坐在广场的北侧。
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所有的红卫兵都拼命往前拥，队伍顿时混乱起来。红卫兵泪流满面，挥动着红宝书，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下时，都不动了，谁都想多看毛主席一眼，城楼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秩序大乱。
这时胜明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请大家顾全大局，请往前走。
周总理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都不听，混乱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接见结束。
接见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遗留下成千上万只鞋子、袜子、书包，用了几辆卡车运走。
胜明见到了毛主席，觉得不够，还想见一次，就留了下来，等待下一次的接见。在等待期间，她几乎访问了北京所有的大学，去看大字报，摘抄大字报内容，参加红卫兵辩论，与那里的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
胜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66年10月15日，这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天开阳磷矿的红卫兵也在被接见的队伍里。
这次采取的接见方式是，红卫兵在长安街和广场两边坐着，毛主席乘敞篷车沿着长安街从东往西开，这样，路两边的红卫兵都可以见到毛主席了，而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红卫兵被压倒在地，没有看到毛主席。
毛主席八次接见了1300多万红卫兵，平均每次160多万人，最少50万，最多250万，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足为奇。
毛主席头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经过挑选的、有组织的，后来越来越多的红卫兵自己组织来到北京，只要当地给开介绍信或持有学生证，谁想来都可以来。外地红卫兵聚集在北京，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250万人以上。
开阳磷矿红卫兵徒步长征队
红卫兵从全国各地云集到北京见毛主席，后来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大串联。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火车、汽车进行革命大串联，沿途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吃住。毛泽东提倡并支持红卫兵的串联活动，鼓励通过大串联让全国的红卫兵和青年相互学习和交流。全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了，很多工厂也停产了，部分青年工人也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
大串联造成火车运输非常紧张。这一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于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于1966年10月最先发起徒步串联，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他们从大连徒步走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消息传开，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和高初中学校的学生们纷纷效仿，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徒步串联。
磷矿的红卫兵受到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的鼓舞，从北京回来后就组织了红卫兵徒步长征队，基本上还是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原班人马，一共二十个人。
红卫兵的标志是穿军装，戴军帽，扎军用皮带。开阳磷矿有很多转业军人，红卫兵分头向他们借。转业军人虽然很珍惜这些部队留下来的纪念品，但为了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还是毅然决然地借给了他们。
红卫兵们穿着借来的军装，戴着借来的军帽，扎着借来的皮带，打着绑腿，背着背包出发了。他们还随身携带了脸盆、饭盒、水壶和斗笠。
红卫兵们基本没有带什么换洗的衣服，尽量轻装上阵。女孩子除了身上穿的外，只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毛主席语录是必须带的，磷矿红卫兵还在行囊中装上了钢板、刻笔和蜡纸，用来制作传单，宣传毛泽东思想。
全国其他城市的红卫兵多数奔北京，去见毛主席。北京的和外地见过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延安、井冈山、大庆、大寨、韶山等地。
磷矿长征队完全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制定行程，从磷矿走到乌江，从乌江走到遵义，途中过铁索桥，在遵义参观了遵义会址，从遵义走到娄山关，在娄山关上朗诵毛主席在长征时做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主席写了很多革命诗词，不少都是他转战南北有感而发的，红卫兵能够背诵毛主席发表的全部诗词，可以根据相应的场景背诵相应的诗词。毛主席的诗词都很大气，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非常适合红卫兵抒发革命情怀。
磷矿红卫兵每到一个地方，就去看当地的大字报，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刻钢板，印传单，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他们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各个城市和乡镇都建立了“文化大革命接待站”，他们将红卫兵当做“毛主席的客人”来接待。
红卫兵的背包通常就是一床被子，走到哪里住在哪里。一般情况下都是住在各地的中学或大学教室里，没有床，就睡在课桌上，或在地上铺满稻草，将行李铺在稻草上面，和来自天南地北的红卫兵挤在一起。大家满腔热血，豪情万丈，感觉自己就像中国的革命先辈一样，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心中充满使命感。
磷矿长征队到了四川境内后，原本想要像红军一样过草地。他们已经走到了草地的边缘，当地老乡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是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如果没踩着草甸就会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草地上有很多河流，有的河很宽，水流很急，不小心就会被河水冲走。当年红军过草地走了七天，死了上万人。
磷矿长征队改变了路线，决定走另外一条红军长征路，从四川的大巴山翻过秦岭到达西安，从西安走到革命圣地延安。
菊华从磷矿出发后不久，就走瘸了。红卫兵没有徒步的常识，穿的鞋和袜子都不适合走长路，加上菊华是平足，走长路很吃力，每天几十公里的行军，满脚都是血泡。到了四川境内，菊华几乎完全走不了了，双脚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到医院检查，两只脚的韧带都走断了。医生建议她终止徒步长征，菊华死活不干。长征队队员也商量让她返回磷矿，菊华说：你们不带我走，我自己走，反正我不回去。
翻越秦岭的时候，沿途很少见到红卫兵接待站，有时候走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非常荒凉。菊华经常掉队，一个人在大山里慢慢地挪动，队友们都走得见不到影子了。后来他们听说有红卫兵在大山里被杀的，还有女红卫兵被强奸的，就每天安排两个人陪着菊华走。
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磷矿长征队徒步长征了三个月，历经了整个寒冷的冬天。
三个月中，他们只洗过两次澡。红卫兵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睡觉脱掉衣服后就开始抓虱子，虱子和虮子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衣服里，抓也抓不完。头上也长满了虱子，将手指伸进头发里，就可以逮住一个虱子，天气暖和时，虱子就会从头发里爬出来。
对女孩儿们还有一个考验就是来例假。
那时候没有卫生巾之类的用品，也没有专用手纸。老百姓用的都是报纸、传单、旧作业本等。妇女经期用的是旧布或很粗糙的草纸。旧布用完后不丢弃，洗干净晾干后再用。
来例假时，女孩儿们用一张硬一点的纸叠成一个长条，两头各钻一个眼儿，穿上绳子，将草纸或布条放在纸条上，用两头的绳子固定住，然后放在胯下，两头的绳子一前一后系在腰间的绳子上。
这种简易的自制经期用品非常不舒服，硌皮肤，女孩子的大腿内侧都磨烂了，走起路来，疼痛难忍。
用旧布不方便洗涤，草纸的质量很差，没有韧性，被血水浸湿后一会儿就断了。女孩子们任凭血水顺着裤子流下来，从厚厚的秋裤或棉裤透出来。裤子里的血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形成厚厚的一层壳，硬邦邦的。女孩子们就穿着硬邦邦的裤子完成了长征的壮举。
在距离延安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红卫兵接到了通知，中央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动员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1937年至1947年毛主席在延安居住了十年。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磷矿长征队离延安已经这样近了，怎么能回去呢？
磷矿长征队决定化整为零，谁能搭上过路车，谁就先走，到了延安再会合。
当时还有很多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他们一定要到延安后才肯回家。天寒地冻，红卫兵们搭乘拉货的卡车，任凭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
磷矿红卫兵长征队历经三个月，行走一千多公里，完成了徒步串联的壮举。
回到家后，菊华的脚治疗和修养了半年才基本痊愈，但留下了终生隐患。
我十四五岁时，红卫兵流行的是学习解放军徒步野营拉练。1971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三十六周年，我们徒步走了一个星期从磷矿走到遵义。我经常走在队伍的前面，双手捧着毛主席的画像。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我和三个要好的女孩儿自发排练了一个舞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表演：
北京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的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巴扎嘿！
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就获得成功。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舞台下看我们演出，一回家，父母就兴奋地告诉我观众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舞蹈。
我们自发地到农村、车间、学校、工地去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渐渐小有名气了，队伍也从四个发展到十几个，都是女孩儿。
当时开阳磷矿已经成立了宣传队，都是成人，听说我们的事情，决定将我们收编了，我们一起加入宣传队的有十二个女孩儿。
这是磷矿的第一个宣传队，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时而成立时而解散，人员也不断地更换，而我从十一岁到十六岁始终是宣传队的主力。
那时候，全国几乎所有的厂矿、学校、部队、公社、生产大队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群众集会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农村、厂矿、工地、部队演出，第一个节目都是《东方红》——
大幕（如果有）徐徐拉开，水平参差不齐的乐手们演奏起《东方红》乐曲，穿着红卫兵服装的演员们满怀深情地翩翩起舞。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去歌颂他老人家，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每当《东方红》音乐响起，观众们全体起立，手握“红宝书”放在胸前，台上台下齐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宣传队负责人是当时磷矿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苗青，他经常来看我们排练。
苗青是个老革命，他的夫人秀珍是他的战友，两人都曾经在延安搞情报工作。
一次，苗青听我唱歌后说：“这个小鬼嗓子好，好好唱，以后送你上音乐学院，长大了当歌唱家。”
我们在矿山子弟学校排练节目，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排练节目，一群红卫兵冲进教室，高喊口号：“打倒保皇派！”原来，苗青被打成“走资派”了，“宣传队”就成了“保皇派”，红卫兵称我们为“苗青宣传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造反的、造反不积极或同情“走资派”的就是“保皇派”。
宣传队的大人们与红卫兵辩论起来：“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怎么能说我们是保皇派？”
红卫兵挥着手中的《十六条》，言辞犀利、义愤填膺地批判宣传队，一些红卫兵开始砸乐器。
一个宣传队员气不过，说了一句：“什么红卫兵，简直是红母猪。”
这一下可闯了祸了，红卫兵们立刻群起而攻之。这时，不知谁关掉了电灯，黑暗中，教室里一片混乱。
红卫兵们写大字报、画漫画来批判宣传队。我被画成一只小乌龟，在十二个小孩子里面我是受到重点批判的，原因是“走资派”苗青要培养我成为歌唱家。
我不记得骂红卫兵是“红母猪”的那个大姐是怎样过的关，要知道，那可以是坐牢的罪过。可能因为小山沟的人还是比较纯朴，没有置她于死地，只记得她一遍又一遍地赔着笑脸公开向红卫兵道歉。
红卫兵说我们年纪小，受了“保皇派”的蒙蔽，动员我们退出宣传队。除了我以外，十一个小孩都退出了宣传队。我之所以没有退出，是因为我没有搞明白，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是“保皇派”。
因为我对宣传队的忠诚，大人们对我格外爱护。那段时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小孩跟着一群大人东跑西颠地到处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还是解散了，苗青和他的夫人秀珍都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抓了起来，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据当时一个看管他们的红卫兵回忆，用来捆绑他们夫妇俩的绳子上沾满了鲜血，麻绳的纤维里嵌着人肉。
母亲陪父亲游街
一天，铺天盖地的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贴到了大字报栏上。我已经记不得父亲的罪名了，只记得，父亲和他的几个好朋友经常聚在一个姓赵的叔叔家喝茶聊天，宣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人揭发了他们，然后“造反派”就写大字报批判他们是“反党反革命小集团”，给他们起了名字叫“赵家茶馆反革命集团”。
不知道因为什么罪名，“造反派”和红卫兵冲进我家，要揪父亲去游街。父亲坐在床角，抱着我最小的妹妹，母亲与“造反派”争论，阻止他们揪父亲，两个弟弟低头坐在屋子中间的火炉旁。“造反派”一窝蜂冲进家里，把火炉的烟筒推翻了，家里乱成一锅粥。
红卫兵里有一个是大弟弟的同学，“造反派”和红卫兵与父母辩论的时候，她在一旁端着一把红缨枪，头始终低着，不敢看我家的人。
“造反派”和父亲僵持了很久，同楼的邻居石大娘不避嫌疑，来我家，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开始给我们全家做饭。两个弟弟对这一幕永远记忆犹新。
最后父亲还是被“造反派”揪出去游街了，母亲怕父亲被“造反派”打，就端起一杯茶，陪父亲游街去了。在游街的过程中，母亲时不时将茶杯递给父亲，让父亲喝口茶。前面讲到给豹子下套的王育发叔叔是支持父亲的一派，为了保护父亲，他也跟着游行队伍走，还递给父亲一根点着的烟。
当时人们分成很多帮派，支持父亲的人怕他挨打，自愿陪着他游街，“造反派”始终没有敢打父亲。
“造反派”要将父亲押到省城贵阳批斗，同楼邻居肖汉山叔叔告诫父亲千万不要到贵阳去，到了贵阳没有人保护，去了可能就不能活着回来了。父亲坚持不去贵阳，父亲的支持者围着父亲，不让“造反派”将他押上车，最后“造反派”妥协了。父亲性格刚烈，如果不是听了肖汉山叔叔的话，可能会一赌气就去了贵阳，父亲后来一直将肖汉山叔叔看做是救命恩人。
当时我与磷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们乘坐一辆大卡车，正准备出发到一个矿区去演出。游行队伍从我们的卡车旁经过，一个叔叔见状，立刻用双手蒙住我的眼睛。
演出回来，母亲抱怨我，说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还跑到外面疯。
一天半夜，几个“造反派”敲开我家的门要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搜查我父亲的反革命证据。当时父亲被关在“学习班”里，我陪着母亲看着他们搜查。我看到抽屉里有一本母亲的日记，中间有一段话说：今天有人反映某某人书写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我吓出一身冷汗，天哪，母亲怎么能重复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母亲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很紧张。一个“造反派”与母亲曾经是同事，我平时叫他“叔叔”。妈妈央求他允许她将那页日记撕了，他同意了，我们立刻松了一口气。
“造反派”还翻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里有一双朋友送的芭蕾舞鞋，我拿芭蕾鞋给他们看，说：我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跳革命芭蕾舞。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我父亲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处长，不知什么原因，父亲会被定为“走资派”。父亲是“走资派”，子女就受到歧视，就被欺负，突然间，小朋友都不理我了。
一天，一帮孩子在大街上拦住我，指着我说：“你爸是走资派，我们不和你玩。”我不理他们，他们就在街上追着我喊：“你爸是走资派！你是狗崽子！你爸是走资派！你是狗崽子！”
我跑到来磷矿串联的贵州省艺校红卫兵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躲了起来。这帮孩子追了上来，使劲砸门，喊：“走资派的女儿，出来！”
门的上方有一个天窗，他们从天窗往房间里砸东西。
我在里面哭，艺校的一个红卫兵（他们给自己起名叫“红艺兵”）一边叫喊着制止他们一边说：我最同情刘和平这样的小孩了。
父亲性格直率，爱说话，因此很容易被人揪到辫子。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出事，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相信毛主席永远是对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于是，我就在父亲的笔记本上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做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红卫兵的日子
大概是1967年春天，磷矿“红五类”和“黑七类”的孩子都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一下子涌现出了十几支队伍，“红”与“黑”分成明显的两大阵营。
一个高我一年级的男同学小时候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走路一拐一拐的，瘸得很厉害，从小就有一个外号叫“薛瘸子”。薛的父亲在旧中国参加过国民党，薛因此属于“黑七类”。薛自己成立一支红卫兵队伍，起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卫东’战斗队”，“卫东”即“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接纳的都是“黑七类”孩子。我的几个“黑七类”发小，都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加入了“‘卫东’战斗队”，整天端着红缨枪跟着一个瘸子干革命。
“苗青宣传队”解散后不久，我加入了磷矿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正式成为一名红卫兵，我还不满十二岁。
“全无敌战斗队”的红卫兵基本上是“红五类”，我介于“红”与“黑”之间，“全无敌战斗队”接收我主要是因为我会唱歌跳舞，让我参加红卫兵宣传队。
“全无敌战斗队”的司令姓侯，“全无敌”战斗队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壮大，他将开阳磷矿所有符合政治条件的孩子聚拢在他的旗下，被称为“侯司令”。
“全无敌战斗队”在开阳磷矿的招待所占用了几间房子，建立了红卫兵司令部。侯司令在红卫兵中有绝对的威信，所有的红卫兵都尊敬他、取悦他，所有的小孩都怕他。他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有本事将几百个红卫兵管得秩序井然。
我们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红卫兵非常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我们成天不着家，家长也不管不问。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刻钢板，印传单，进行军事训练。
我们成天扛着自制的武器红缨枪排队列操练，队列走得可以与仪仗队媲美。白天我们在街上巡逻，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动向，晚上我们挤在磷矿大礼堂里睡觉，夜间随时有“军事活动”。
大礼堂当了临时仓库，堆放很多装着大米的麻袋，红卫兵们就在麻袋上睡觉。大礼堂里老鼠肆虐，麻袋里有一窝一窝粉红色的肉叽叽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的老鼠崽子。红卫兵没事的时候在麻袋堆里上蹿下跳地闹，掏老鼠窝，互相扔老鼠崽子打仗玩。
红卫兵成天造反，斗争“牛鬼蛇神”。如今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都不敢相信我们曾经做过那样荒唐的事情。
红卫兵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小偷，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年轻。红卫兵给他剃了一个阴阳头，头上抹满了沥青，用皮带抽他。
一天夜里，我们被叫起来紧急集合。侯司令说：“小偷逃跑了，我们必须把他给抓回来。”
几百个红卫兵兵分几路，把守着磷矿的各个路口。我在野草丛里埋伏了几个小时，天快亮时，传来胜利的消息，小偷被抓获了。
小偷受到了更加残酷的体罚，红卫兵轮流用皮带抽他。在司令部四层楼的房间里，两个劲大的红卫兵提着小偷的两条腿，将他倒挂在凉台外面，逼他坦白交代，威胁说：“你老不老实？不老实，我们就松手了。”小偷吓得哇哇乱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几个宣传队的女孩儿，长得眉清目秀的，打起人来狠得要命。我一直是被认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不敢打人。
红卫兵押着小偷游街，用红缨枪顶着他的背，逼着他自己编歌唱自己：“我是小偷，偷人家东西，我被抓住，我就逃跑……”
小偷被屈打成招，承认了很多自己没有干的事情。红卫兵感到很满意，就优待俘虏，不打他了，给他吃给他穿，让他做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那些死不悔改的坏分子。红卫兵舍不得放他，有这个小偷在，红卫兵很有成就感。
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4月11日，贵州省革命委员召开了“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被排挤的红卫兵认为红卫兵代表选举不公平，不能代表广大的红卫兵，冲击了会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宣布成立贵州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战斗兵团，公开反对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四一一”派认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打压持不同政见的红卫兵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贵州全省上下形成“支红派”和“四一一”派两大派系。
“四一一”与红色政权作对，属于弱势群体，赢得很多老百姓的同情，很多工人、机关干部也加入了“四一一”阵营。
“支红派”和“四一一”都有自己的战歌和军乐队。
“支红派”的战歌：
红代会，
嘿！就呀嘛就是好，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
“四一一”的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
“支红派”和“四一一”的红卫兵经常唇枪舌剑地辩论，“四一一”都是些很有文化的人，很多同情和支持“四一一”的人属于“黑七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受到歧视，“四一一”接纳了这些人。因此，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给“四一一”定性为反动“大杂烩”组织。
“支红派”和“四一一”辩论的时候，经常有“支红派”被“四一一”派的雄辩所折服，当场反戈一击，火线加入“四一一”。我的好朋友杨胜明就是其中之一。
“支红派”的势力强大，而“四一一”属于毛泽东说的“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那种人。代表“红色政权”的军队参与了对“四一一”的镇压，“四一一”引起众多市民、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杨胜明火线加入“四一一”，还因为她亲眼看到“四一一”的红卫兵被迫害殴打，她认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判断任何事情正确与否，都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话。但毛泽东说过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被断章取义的，各个帮派都能从毛泽东语录、著作或讲话中找到为自己辩护的根据。
磷矿的“全无敌战斗队”是“支红派”。
听说有几个支持“四一一”的工人要去声援贵阳“四一一”，我们几个“支红派”红卫兵跑到公路上去拦住他们乘坐的卡车。两位稚气未退的男孩儿坐卡车上不肯下车，我们在车下大吼大叫让他们下来，试图说服他们“四一一”是反动组织，“支红派”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组织。两个工人辩论不过我们一帮伶牙俐齿的女孩儿，就低着头不说话，突然，从他们的嗓子里发出一阵低沉而悲凉的歌声：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黑夜里想您有方向，
迷路时想您有力量……
这是中国红军在当年处于困难境地时唱的一首歌。“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哪一个派别的人，在受迫害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来鼓励自己。
“红代会，嘿，就呀嘛就是好——预备，唱——”一位红卫兵战友起了个头，我们一群女孩儿展开响亮的歌喉铿锵有力地唱起了“支红派”战歌，嘹亮的歌声划破夜空，淹没了两个男孩儿的声音。等我们最后一句歌词齐刷刷地结束后，两个男孩儿的歌还没有唱完，悲凉的声音和我们富有战斗力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照，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我们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们战胜了“四一一”，此后很长时间我们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议论和回味我们的胜利。
“四一一”日复一日地游行抗议，两派势力对抗越来越白热化，终于在1967年7月29日这一天发生了血战，被称为“7·29”事件。
7月29日，我刚过十二岁生日的十四天之后，并不知道贵阳发生了什么事情。
1971年开阳磷矿招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四一一”红卫兵。好几个后来成为我的朋友，赵丽娜和范冕珥是其中两人，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四一一”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让我一生难以释怀。
7月29日这一天，“四一一”又到街上游行抗议。
“四一一”宣传车带领着游行队伍在贵阳市中心缓慢地行驶着，一个女孩儿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响遍大街小巷，表达着“四一一”的抗议。广播员是一位十六岁的美丽女孩儿，战友们称她为“喇叭花”。
双方发生了火拼，游行队伍顿时大乱，街上的人四处奔跑，躲避子弹。“喇叭花”刚从宣传车上跳下来，说了一句“我遭了”，就倒在地上。
双方都有武器，“支红派”有解放军的支持，武器精良得多。
范冕珥，当时也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勇敢地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将她抱了起来，飞奔地将她送到一所部队医院，“喇叭花”其实已经当场死亡。
赵丽娜和几个战友到医院停尸房去给她擦身体换衣裳。停尸房地上堆满了在武斗中丧生的红卫兵、工人和老百姓的尸体。赵丽娜当时也只有十六岁，却一点没有感到害怕。
“喇叭花”的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弹孔，后背有一个碗大的伤口，子弹从前胸进，后胸出。
7月份天气炎热，“喇叭花”的尸体已经膨胀，开始腐烂。赵丽娜和另一个小姑娘很费劲地将“喇叭花”的衣服脱下来，看到“喇叭花”穿着一件用手绢做成的胸衣。那时候，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胸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非常保守，刚刚发育不久的女孩儿对这种事情羞于出口，可能连自己的母亲或姐妹都不说，都是悄悄地用块旧布或手绢自己缝制胸衣。
赵丽娜和战友给“喇叭花”换上了一件军装，戴上一顶军帽，在左臂戴上红卫兵袖章，让她以“红卫兵”的形象离开这个世界。
“喇叭花”的家人悲痛欲绝，乱了方寸。天气炎热，“喇叭花”必须尽快安葬，武斗中死了很多人，一时找不到棺材。“喇叭花”的战友们了解到一个同学家里有一副棺材，是给年迈的奶奶准备的，就跑到同学家，想与同学家长商量将棺材给“喇叭花”用。到了同学家，家里没有人，几个孩子决定将家门撬开，将棺材抬走。邻居们看到几个半大小子抬着棺材出门，以为是奶奶去世了，没有阻拦。
我没有见过“喇叭花”，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这朵花一直开在我的心中。
我毕竟没有亲见看到这场武斗，给我讲述这个事件的朋友都是“四一一”的人。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不停地在网络上寻找资料。资料非常少，我不懈地努力着，终于找到一篇叙述这场武斗的博客文章。和讯网“黔中往事”博主讲述了他亲眼见证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一位穿解放军服的人（文章说驻守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伤人，我估计这个解放军试图阻止武斗的发生），手拿《毛主席语录》跑到路中央，挥动着《红宝书》，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想去救一个被打倒在路中间的市民。突然飞来一颗子弹，他倒了下去，临死，嘴里不停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
“四一一”兵团的宣传车开着高音喇叭播放着“四一一”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
……
英雄的四一一，是山城骄傲，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英雄的四一一，红旗永不倒，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停留……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呼喊着口号鼓动“四一一”造反派战士进攻（文章说“四一一”这一天是计划要进攻驻军的大楼的），此时，红大楼（李再含部队驻守的大楼）上的步枪、机枪向着宣传车猛烈开火。宣传车顿时被打成了蜂窝状，坐在里面的播音员当场被打死。
这个播音员就是“喇叭花”。
杨胜明也是这场武斗的见证人，7月29日这一天，大清早起来，她听见了外面的枪声，就跑出去看个究竟，看到解放军在开枪打人，地上躺着二十多个被打死打伤的老百姓，还有小孩。她居然跑过去与解放军辩论，质问他们为什么开枪杀人。
一个当兵的：“我们打反革命。”
杨胜明指着地上打死打伤的人说：“你看看，你的枪口对准的是谁？这些人是反革命吗？”
一些围观群众与杨胜明一起想制止这场武斗，他们手挽着手一起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杨胜明的家人赶来将她拉走了，她前脚刚走，枪声又响起，身后倒下一片人。
与全国各地一样，开阳磷矿的党委被工人和红卫兵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的书记、矿长沦为“走资派”。
磷矿的“支红派”和“四一一”之间也展开了武斗。
磷矿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广场，一次武斗，两派短兵相接，几百个人一对一地在广场上或赤手空拳或拿着标枪、棍棒角斗起来。我们红卫兵司令部占据了广场边上一栋招待所楼房的顶层，顶层是一个露天凉台，红卫兵宣传队经常在那里排节目。凉台是一个制高点，我走到凉台边上，从上往下看，立刻惊呆了，广场上的格斗极其“壮观”，只有在电影里见过。
我们把楼房上的烟囱拆了，向楼下的“敌人”扔砖头。“敌人”组织力量向楼上进攻，我们用招待所的家具把楼梯封锁起来，抵挡“敌人”进攻。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敌人”几次都差点突破封锁，我们奋力抵抗，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一点都不害怕，一直坚持到外援部队的抵达，将“敌人”击退了。
磷矿被夺了权的“走资派”王小楼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的“南征北战”。他当时被“造反派”关押着，从“牢房”的窗户看到武斗的场景，感叹地说：“乖乖，好像南征北战。”
一次，我们红卫兵宣传队正在广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突然，一阵巨大的“石雨”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台下的观众乱作一团，抱头鼠窜，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一群女红卫兵正在表演小合唱，我身边的宣传队员头部中“弹”，一块石头砸在她的额头上，血流满面，我们立即将她送进医院包扎。在“红卫兵”集体居住的大礼堂里，她被安置在一张破床上。医生经常来检查她的伤口和换药，磷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儿们也提着水果来慰问她，俨然把她当作英雄来对待。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
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忽然，她扔掉了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楼顶上跳了下去。
我特别理解这个女红卫兵的行为。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就是这样热血沸腾。如果有人对我说“为了捍卫毛主席，需要你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开阳磷矿位于大山沟里，群山环绕，很闭塞，职工家属总共大约有三万人，大都相互认识，武斗不算太厉害，武器也就是棍棒和石头，没有死人。我们是幸运的。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市有一个兵工厂，在“二战”时期就赫赫有名。“文化大革命”中重庆的武斗几乎动用了兵工厂生产的各类武器，从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坦克、高射炮甚至舰艇，死人无数。重庆沙坪公园有一座“红卫兵”公墓，有131座坟茔，埋葬在一次武斗中丧生的573名红卫兵、工人和老百姓。他们的墓碑上几乎都写着同样的毛泽东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所有的人，无论是哪个派别，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是为捍卫毛主席思想而战斗。
公正地还原这段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争没有谁是谁非可言，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牺牲者是中国的老百姓。
1967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个时候，闹腾得差不多了，“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学生们全部回到学校边学习边闹革命。
这时候，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最早的老牌红卫兵们都到了初中或高中毕业年龄，毛泽东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不低头的张伯伯
大约是1964年，我家搬进了刚建好的13号楼，隔壁是开阳磷矿张矿长一家。张矿长就是菊林和菊华的父亲，我家的孩子称他为张伯伯。
张伯伯是一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干部。
张伯伯从部队转业到辽宁省本溪县草河口硫铁矿担任矿长，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张矿长从农村招上来的工人，后来父母又跟随张矿长从东北转战到江苏和贵州。
张伯伯家有七个孩子，我家有四个孩子。两家人常来常往，大人小孩关系都很好。张伯伯是我父亲的领导，张伯伯的爱人宋阿姨是我母亲的好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张伯伯既威严又慈祥。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伯伯被派到大庆油田去学习，他的大女儿菊林带领红卫兵破旧立新的时候，张伯伯没有看到。
菊林和菊华串联回到磷矿后，发现革命形势完全变了，学校空了，学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开阳磷矿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红卫兵战斗队”。这些战斗队都是自发成立的，原来由学校成立的首批红卫兵组织被沦为“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派”，原来领导红卫兵造反的人现在被别人造反了。菊林因为是委员会的委员也受到了冲击，菊林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陪同“走资派”一起接受批判，磷矿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解散了。
菊林受批判后，磷矿的其他红卫兵组织都不要她了，她成了“逍遥派”。不久后，贵州省产生“支红派”和“四一一”两大派性组织，菊林支持“四一一”，又满腔热血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整天义愤填膺地与“支红派”辩论，一副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
一天，张伯伯看到菊林与“四一一”辩论，菊林伶牙俐齿，引经据典（当然都是从毛泽东著作中获取的），一个人对付好几个人，将对方辩得哑口无言。
这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
张伯伯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疑问。看到女儿这样单纯、幼稚，张伯伯心里很着急，但又不能明着讲。他想：这丫头不得了，这样下去不知到会捅什么娄子，得想办法让菊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正好河南三门峡化工矿山机械厂招收工人，张伯伯毅然决然地送菊林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当了一名工人。
菊林离开磷矿不久，张伯伯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工贼，与刘少奇一样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是疯狂而不可理喻的，今天你是革命的，明天就可能是反革命的；今天你是“走资派”，明天可能我就是“走资派”；今天这个领导被结合到“革委会”，明天有可能被踢出“革委会”；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
磷矿当时有很多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绝大多数的“走资派”都好汉不吃眼前亏，“造反派”说什么是什么，对莫须有的罪名也违心地接受。张伯伯性格刚烈，不承认自己的所谓罪名，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坚决否认。在批斗会上，“造反派”强迫“走资派”低头认罪，张伯伯坚决不低头，因此吃了很多苦。
张伯伯得了急性肝炎，磷矿革委会不允许他看病，本来很容易治愈的病越拖越严重。
即便在张伯伯重病的时候，革委会也不放过他。
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工人、农民、军队、学校到处都在闹派性，人们互相残杀，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死人越来越多，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省市革委会组织“走资派”到北京办学习班，各行业负责组织本行业系统的学习班。开阳磷矿隶属于化工部，化工系统的“走资派”都参加化工部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
学习班并没有解决全国混乱的问题，对“走资派”的迫害却变本加厉。在学习班期间，张伯伯的病情加重，住进了解放军302医院。
学习班结束后，根据张伯伯的病情，应该继续留在302医院治病。当时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来自全国的“走资派”有很多人生病住院，“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让生病的“走资派”都回当地的医院治疗。
磷矿革委会要将所有的“走资派”押回开阳磷矿批斗。302医院的医生本着职业道德，建议不要将张伯伯押回磷矿，而是转到贵阳医学院继续治疗。
张伯伯抵达贵阳后，被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安排在贵阳医学院治病。
开阳磷矿的“造反派”早已经准备好了“打到走资派某某某”的牌子，来自不同单位的“造反派”都制作了同样的牌子，每一个“走资派”都摊上好几个。“造反派”乘着几辆卡车，到距离磷矿十几里的石笋沟路口拦截“走资派”，押到开阳磷矿中心广场进行批斗。广场上集合了全磷矿的职工，等待着批斗大会的召开。
中心广场就在13号楼旁边，从张伯伯和我家共用的凉台上可以看到中心广场的露天舞台。
张伯伯家的三女儿菊秋与我同岁，当时都是十四岁，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她站在凉台上哭泣，不停地向露天舞台张望，见她这样，我就跑到中心广场试图打听张伯伯的消息。
“走资派”被一个一个押上舞台，每个人胸前都挂了好几个牌子，没有见到张伯伯。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说张伯伯被留在贵阳看病，心里顿时轻松了一些。
张伯伯没有回来，“造反派”就将给张伯伯准备的牌子挂在其他“走资派”的脖子上。张家的孩子不敢靠近中心广场，从远处看到好几个人挂着张伯伯名字的牌子，不知道哪一个是父亲。
我跑回去告诉菊秋张伯伯没有回来。
张伯伯到贵阳后悄悄委托另一个“走资派”给宋阿姨捎来一张纸条和一个装着脏衣服的包裹。张伯伯在纸条中告诉宋阿姨他在贵阳住院，让宋阿姨请示革委会同意给他送点钱和干净的衣服，还叮嘱不要让孩子碰他的脏衣服，以防传染。
菊林走后，十七岁的二女儿菊华就成了一家的主心骨。
菊华带着鸡蛋、钱和衣服到贵阳看望父亲。从开阳磷矿到贵阳有一百五十多公里，路况很差，汽车要走三四个小时。磷矿正好有一辆救护车要送病人到贵阳医学院去，有好心的医生给菊华通风报信，菊华就去搭便车。
开阳磷矿实行了军管，医院也不例外，救护车旁边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战士守卫着。菊华一只脚刚跨进车门，就被一个战士一把给拽了出来，一位医生看不下去，一把将菊华又推进了车门，坚持让司机带菊华走。医生的正义感产生了威慑力，战士做了让步，这种危难之时的仗义之举给绝境中的菊华带来一丝温暖。
张伯伯住院期间，“造反派”到贵阳医学院揪张伯伯到开阳磷矿军管部队驻地马家桥批斗，被医院制止了。“造反派”不甘心，就将另一个与张伯伯一起住院的马叔叔给揪走了。
马叔叔是开阳磷矿职工医院的院长，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国民党兵，“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得的也是肝病，而且非常严重。马叔叔早上自己跟着“造反派”走的，晚上是用担架抬回来的。马叔叔情绪低落，总是喝酒，不久后就病逝了，享年四十二岁。马叔叔的夫人对丈夫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非常气愤，捧着丈夫的骨灰盒，跑到马叔叔生前工作的医院抗议，将马叔叔的骨灰从医院大楼上撒了下去。
后来，“造反派”用阴谋的手段骗张伯伯回磷矿，张伯伯十六岁的儿子国联到贵阳接父亲，乘着拉矿石的闷罐车回到磷矿。
抵达磷矿时，“造反派”已经在车站等待，直接将张伯伯拉到候车室里批斗，国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造反派”欺辱而无能为力。
张伯伯有个叔伯兄弟在距离磷矿不远的南宫山铁路机务段担任领导工作，“文革”期间给予张伯伯家很多帮助。为了给堂哥家减轻负担，少让一个孩子受到伤害，张伯伯的堂弟费尽周折将国联带到铁路部门参加工作，当了一名工人。
张伯伯回到家后，“造反派”强迫他写检查，每天都有两名“造反派”手持红缨枪在家里监视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的张伯伯。
一天大清早，“造反派”又来揪斗张伯伯，张伯伯连早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就被押走了，宋阿姨急急忙忙在张伯伯的口袋里塞了两个馒头。晚上回来，菊华发现两个馒头还在兜里，十分伤心。张伯伯被批斗了一天，两条腿都肿了，菊华忍着眼泪给父亲揉腿。
一次在磷矿的大礼堂批斗张伯伯，菊华就坐在台下，自始至终她都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父亲。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看，她就是走资派的女儿。”十七岁的菊华为自己不能保护父亲而痛苦和内疚，还要承受歧视和羞辱。
“造反派”强迫张伯伯一遍一遍地写检查，仍然不允许他看病。张伯伯刚正不阿，对莫须有的罪名一概不承认，他的检查总也通不过。
张伯伯的病得不到治疗，一天比一天严重。
13号楼住着一个姓朱的儿科大夫，我们都叫她朱阿姨，朱阿姨非常敬重和同情张伯伯，半夜里偷偷摸摸地给张伯伯看病。走投无路时，宋阿姨悄悄地请当地农村的土医生给张伯伯看病。
在逆境中，菊华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与革委会领导据理力争，强烈要求给父亲看病。几经周折，革委会终于同意安排了一位医生到家里查看张伯伯的病情，医生查看后要求立即住院。
张伯伯在磷矿的医院住了两个月，病情不见好转，革委会同意将张伯伯送到遵义医学院看病。
张伯伯在遵义医学院里住了一个月，菊华和母亲在医院里守候着张伯伯，将家里最小的四个孩子送到南宫山机务段叔叔家里寄养，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四岁。
张伯伯已经严重地肝腹水了，肚子鼓鼓的，涨得发亮，十分痛苦。
张伯伯住院期间，磷矿革委会一直在调查张伯伯的历史，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走资派”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72年10月的一天，张伯伯感冒了，导致病情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菊华立刻给在外工作的大姐菊林发电报让她赶回来。
菊华随后赶回磷矿向革委会领导报告父亲的情况，请示如何处理父亲的后事。
在张伯伯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磷矿革委会负责人终于来到遵义医学院看望张伯伯。
革委会的负责人见到张伯伯，说：“你的历史没有问题，政治也没有问题。”
张伯伯直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等到了这句话。
张伯伯：“我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毛主席！”
张伯伯有个弟弟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三门峡工作，接到哥哥病危的通知后就往遵义赶。张伯伯知道弟弟要来，顽强地坚持着，竭力不让生命之光熄灭，他还有事情要交代，心里还牵挂着山东老家仍然健在的老父亲。那时交通不便利，一千多公里路乘火车至少要走两天，张伯伯没有坚持到弟弟到来，临终前，张伯伯说：“我实在等不了了。”
张伯伯去世了，终年四十七岁。
火化的前一天，遵义正好在上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张伯伯的老同事好心地安排张家的孩子看电影。谁知“卖花姑娘”是一部非常凄惨的电影，观众们哭成一片，张家的孩子们更是触景生情，泣不成声。
菊华给我形容火化时的一个情节，让我念念不忘。
张伯伯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火光将张伯伯的脸照得通红，当火苗触及到皮肤的一瞬间，焚化炉的门关上了。
被红光环绕的张伯伯，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形象。
我相信，张伯伯在红光的照耀下升上了天堂。
张伯伯于1972年10月20日去世，直到1983年才获得彻底的平反。他的骨灰在殡仪馆放了十一年后被安葬在贵阳市公墓，与革命烈士同等待遇。
宋阿姨在张伯伯去世后神经错乱了，后来经过多年治疗基本治愈。她离开了贵州到河南三门峡与大女儿菊林生活，从此没有回过贵州。
1993年宋阿姨病逝。
2008年，张家的子女将宋阿姨与张伯伯合葬。
几十年来，张伯伯不断地出现在我梦里，他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四十七岁。
张伯伯名叫张凤池，宋阿姨名叫宋彩霞。
张伯伯，我们没有忘记您！历史没有忘记您！请您和宋阿姨在天堂保佑我们，祝您二老在天堂幸福快乐！
两代“恩仇”记
张伯伯挨斗的时候，父亲在哪里？为什么父亲没有站出来保护张伯伯？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与他关系好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被关起来办学习班，磷矿革委会要求他们揭发张伯伯，与他划清界限。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时候如果站出来为“走资派”辩护，非但不能保护他人，还会殃及自己，还有可能将事情弄得更糟。
军代表和“造反派”天天给他们开会，施加压力，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不揭发就过不了关，不让回家。
父亲觉得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一直认为张伯伯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军代表和“造反派”天天找父亲谈话，逼迫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是不是想包庇“走资派”。学习班其他成员一个一个地放出去了，只有父亲还被关押着。如果父亲不揭发点什么问题出来，就得在学习班住下去，如果顽固不化，性质就改变了。
父亲绞尽脑汁想，有什么可以揭发，对张伯伯无大碍，又能让自己过关的。最后父亲交代说：张凤池的爱人宋彩霞好像出身不好。
父亲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学习班关了半年左右了，是最后一个离开学习班的。
父亲当时想，这一条可能对张伯伯造成的伤害最小，无论他是否揭发这件事情，革委会也会调查宋阿姨的出身的。
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派”后，大女儿菊林一直在为父亲冤案的平反而奔波，每次回磷矿探亲都要找磷矿、地区、省市的相关单位申诉。
在张伯伯去世前不久，她找到磷矿革委会理论，革委会负责人将父亲他们在学习班的谈话记录拿出来给菊林看，上面有父亲谈论宋阿姨出身问题的记录。
菊林怒不可遏，她没有想到她父亲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在张家落难时还要落井下石。她跑到我家，指着父亲的鼻子，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谴责他。
我小妹妹刘华还记得菊林谴责父亲的情景，我成天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动，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不太了解。
我们两家人曾经亲如一家，母亲和宋阿姨无话不谈。突然有一天两家的关系紧张了，我不知道缘由，但经常听父母在谈话，说两家产生了误会，有人在中间传话将问题弄复杂了。
我察觉到父亲在尽一切可能帮助张伯伯家，看得出父亲明显想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弥补些什么，恢复两家的关系。我也察觉到宋阿姨和张家的孩子不是特别买父亲的账，宋阿姨对母亲也是不理不睬的，两家的孩子也疏远了。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两家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且还比较严重，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张伯伯去世之前，作为长女的菊林，在张伯伯弥留人世最后的八天，一直陪伴着他。最后的三天三夜，张伯伯不停地给菊林讲家史，他希望离开人世后家里有一个了解张家全部历史的孩子，能够为他洗清不白之冤。其他孩子岁数太小，大女儿菊林是张伯伯的寄托。
张伯伯还专门讲到宋阿姨的出身问题，告诉菊林她母亲出身贫苦，从小父母双亡，小小年纪离家打工，挣钱养活弟弟妹妹。
菊林听到这些，心里更加气愤，她忍不住告诉张伯伯：您知道是谁害的您吗？是您最亲近的人，您最信任的人。
她说出了父亲的名字。
……
这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
为了写这本书，记录下父辈和“文革”的历史，2010年我专程回贵阳采访了张伯伯的二女儿菊华。听着菊华的叙述，那一段历史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随着情节的深入而清晰起来。
我忍不住问菊华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疑惑，两家的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了裂痕。菊华回答得很含蓄，我知道这不是问题的答案。
回到北京后，我感到与菊华的谈话意犹未尽，同时我也希望能与张家大女儿菊林见面，从不同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
我邀请菊林和菊华来北京相聚。
菊林和菊华见到了与我一起生活的父母亲。
当着父母亲的面，菊林讲述了当年她对父亲的看法以及她与张伯伯最后的谈话内容。
父亲最关心的是张伯伯是什么反应。菊林说张伯伯希望她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让她理解他人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不知道菊林这样说是不是为了安慰父亲，我不敢肯定张伯伯就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敢肯定张伯伯是否带着对父亲的怨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有一点我坚信，如果张伯伯没有生病，能够活下来，他会谅解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做出一点违心事情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们。
我曾经想过，对于张伯伯家，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不能保护他们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多做一些事情来安慰他们？
历史不会重演和假设。
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做到的。
我问父亲：“您是根据什么说宋阿姨可能出身不好的？”
菊林说过，宋阿姨的妹妹曾经与父亲一起工作，当时父亲是团支部书记，宋阿姨的妹妹入团时审查过家庭历史，所以父亲应该了解宋阿姨的出身。
父亲说当时的确有人对宋阿姨提出过质疑，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人们的思维很混乱，父亲也不敢肯定自己曾经了解的就是真实的。那时候政治审查恨不得要查祖宗八代，谁有问题都会株连九族。
我理解父亲的解释，因为我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
我感谢菊林能够在父亲八十高龄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我以前有冒犯的地方，请您老人家原谅。
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有机会向张伯伯的后代解释当时的处境和无奈，解开几十年的心结，我感到十分欣慰。
凤凰涅槃
1965年春节之前，13号楼1单元新搬来一家人，父亲杨源昆、母亲孙桂枝、老大杨少华、老二杨少凡、老三杨少青。老大和老二是女孩儿，老三是男孩儿。
我家住在13号楼2单元。一天，我看到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陌生女孩儿从楼前走过，立刻被她的气质吸引住了。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很端正，很阳光，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脸上充满自信，让人不看她都不行。我的眼睛随着她走进了1单元，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新邻居。
我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开阳磷矿的大山沟里，在闭塞的环境中长大，每当看到有新人家调到磷矿，尤其是还有与我年龄相当的女孩儿，我就特别好奇。如果这个女孩儿又很优秀，我就特别渴望与她交朋友，与她交谈，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这个新来的女孩儿叫杨少凡，比我大三岁，是高我三届的学生，上小学六年级，和我家隔壁邻居菊华是同班同学。我常听到菊华说起她，都是赞美之词，说她学习如何好，有多么聪明，口才有多好，老师如何欣赏她。
杨少凡随父母从丹东矿业公司调到磷矿，磷矿子弟中学的老师都为来了这样一个优秀学生感到高兴。学校为了鼓励学生们向她学习，还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展览，宣传她的事迹，称她为又红又专的好学生。
我非常崇拜她，特别希望能够与她交朋友。因为不是一个年级的，我和她接触的机会不多。我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与她接近，找借口到她家里去玩。与她交谈，基本上都是她讲我听，她拥有那么多的故事和知识，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感到她的前途无量，会读很多很多的书，会成为女博士、女科学家。后来杨少凡告诉我，她小时候的第一个理想是当女飞行员，后来长大一点又有了新的理想，想当女外交官。我觉得她有什么样的理想都能实现，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