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嫌开最晚　元自不争春
汪慎生诗书画艺论

如引言所述，汪慎生（1896—1972）是20世纪同侪画家中兼工诗书且造诣不俗的一位大家，其诗书成就为画名所掩。他以沉实深厚的功底、妙曼遒力的笔触、平中见奇的章法、中和雅逸的风格卓然于艺术之林；同时早年助力张大千游学、协助黄宾虹授课，表现出“芍药性和平，香生及四邻”的美德和境界，在惜才、助才、衬才上有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汪慎生的艺术历程及画坛贡献

汪慎生的艺术历程，大致可分为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

（一）民国时期的汪慎生

汪慎生的艺术历程可以说是在北京这块艺术沃土上成长、成熟、成就的，因此应该从他1923年来京发展算起，其中至为关键的一步，就不能不提及他的衢州同乡徐心庵和余绍宋的帮助。

徐心庵（1879—1937），官宦出身，一生宦游，爱才助人，先后资助了王梦白（1919年）和汪慎生（1923年）来京发展。他与余绍宋（1882—1949）情谊笃深，余绍宋曾说：“予与心庵四十余年，深知其处境有难言之隐，然天怀旷达，夷然自若也。”⁽¹⁾所以时任司法部次长的余绍宋才在京关照了徐心庵推荐的两位同乡，先后为二人在司法部所属部门安排了工作。汪慎生在河北第一监狱任图画教师达八年之久，生活有了基本保证后，再求艺术发展。

汪慎生来京后的艺术学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参加“宣南画社”的雅集活动。余绍宋曾于1915年与司法部喜好书画者结社于余氏宣武门南之寓所，名曰“宣南画社”，发起画社初衷是为了向汤定之学画，他还请老友徐心庵治印一方，所谓“年三十三始学画”就说明余绍宋学画正是从“宣南画社”起步的。宣南画社名家荟萃，以汤定之为导师，每周集会一次，纯粹交流绘事，梁启超、陈师曾、姚茫父、萧俊贤、陈半丁、王梦白等都是雅集的重要人物。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宣南画社”里汇集了四位衢州同乡：余绍宋、徐心庵、王梦白和汪慎生，而余绍宋是当时的名家中官职较高的一位，因此有能力帮助同乡，也有条件发起“宣南画社”，该社从1915年持续到1927年。汪慎生属于“宣南画社”成员中的“晚辈”，在画社每周一次的吟诗作画论艺中获益良多。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反而有利于他在群贤毕至的雅集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另一艺术学习的重要途径是到故宫临摹古画。1914年古物陈列所开放，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向公众开放清宫秘藏，开皇家藏品社会化之先河，习画者可观摩、研究古代真迹，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倡导下，汪慎生自然是大获裨益的一员，他没受师承某家某派的限制，直接师法古人，他的作品格调与技法之高与直接“取法乎上”不无关系。在此期间，他常去故宫博物院观摩历代名画，以古人为师，山水学石涛、石谿，花鸟画初学陈淳、华喦、孙隆等。汪慎生心摹手追、笔耕不辍，废寝忘食，画艺精进，甚至临摹陈白阳能以假乱真。当时他工资微薄，还要买笔买纸，已无力寄钱养家，他女儿说：“母亲带着大姐每日靠给人家搓蜡烛芯过活，生活相当艰辛。”⁽²⁾后来汪慎生在几处兼职授课，才得以接家属来京。因孩子多，汪慎生画桌下都是夫人给孩子们纳的鞋底，汪慎生下班回家看到那么多鞋底，会风趣地说：“我们家又开鞋铺了。”⁽³⁾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汪慎生依然发奋作画，在自学过程中，有许多名人字画是借不来的，只能当时看在眼里，铭记于心，这一过程反而促进了他的记忆力，不管是去故宫看古画及瓷器，还是去公园、动物园看花鸟和走兽，他都不带纸笔，而是聚精会神地观察，回家再画。“为了画画他很少出门，黑胡须留得很长很长，对传统精华下过学习的苦功……如果有机会遇到名人真迹爱不释手，或是根本买不起，只好借来连夜临摹。我见到的有《临摹钱谷花卉草虫手卷》《仿孙隆花鸟册页》等等。”⁽⁴⁾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他在师法古人、精研古法之路上的筚路蓝缕，是一位苦学成才的画家，也是一批“汪慎生们”脚踏实地、潜心做艺术的缩影，对当今画坛有着榜样作用。

汪慎生　仿孙隆花鸟册页二帧

此外，汪慎生与黄宾虹、张大千等名家的交游对其画艺也有推进作用，而这就要谈到1925年汪慎生与张大千结下的一段友谊佳话。

当时汪慎生家住西单文昌胡同51号，到“宣南画社”、故宫、琉璃厂等处都非常便利。1925年冬，张大千来京时就住在汪慎生家。当时的张大千是在个人首次画展大获成功后决定由沪来京游学的。汪慎生比张大千大三岁，对张的到来热情慷慨，对张的帮助如同手足。据说，白天汪慎生陪张大千观光访胜寻幽，到琉璃厂淘阅古今书画；晚上二人谈诗论画，有时相互命题作画，共同提高。张大千在京期间，汪慎生还介绍他结识了不少画家同道，并参加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艺术活动，该研究会的创办者金城与陈师曾等人都是精研传统、底蕴深厚且颇具前瞻性的学者画家，这让张大千的视野大开，也接触到了当时诸多不同的艺术流派，从而受益匪浅。可以说，在张大千的成功路上，汪慎生的助力功不可没。

汪慎生与张大千相处投缘，无话不谈。汪慎生了解张大千的仿古画能力强，就请他分别按照石涛、八大、渐江（弘仁）、金农四人笔墨、款式、风格和书法等，分别仿作四幅扇面画，张大千也是性情中人，二人一拍即合，当场研墨，张大千分别用石涛、八大、渐江三人特点完成三幅山水，用金农法画了翠竹，最后分别仿四人笔迹题句，形神兼备，几可乱真。但张大千为避免误会，就在每幅落款下方钤上“大千”“大千毫发”等印，以明示为仿作，然后全部送给了汪慎生。汪慎生非常欣赏这四幅眼见创作的精品，第二天便送到有名的装裱店托裱入框，悬挂在屋，视如珍宝，这也是汪慎生与张大千情谊深厚的见证。然而世事难料，半个世纪后的1978年，张大千之友黄天才旅居日本，在东京古玩字画店见到了四幅完好的扇面画，黄先生认定是张大千的作品，不惜高价，果断买下。由于此四幅画保存十分完好，成色如新，且完整一套，这让黄先生心生疑虑，于是委托女儿飞赴台湾，寻找张大千求证。结果张大千见画如见友，喜出望外又感慨万千，因老友汪慎生已于1972年作古，遂在自己仿金农的作品上长跋云：“此予年26岁，初入故都，在汪慎生家。汪固工新罗花鸟，而酷嗜予所为石涛、八大、渐江诸作，尤喜予为冬心书，因出便面，督予为之。当时以为乱真，今日对之，不觉汗濡重棉也！戊午元月十一日台北大寒，大千居士爰。”⁽⁵⁾张大千感慨说道：“这四幅画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所存的我最早的画了。”⁽⁶⁾这段传奇般的记载令人感动，感动汪慎生与张大千年轻时的深厚友谊和艺术上的相互促进，感动这四幅画的颠沛流离和最终的“完璧归赵”，感动汪慎生的保存完好而对收藏张大千早期作品做出的贡献，这注定将是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然张大千对汪慎生的画艺也是赞赏有加的，例如他在总结自己40年成果展的序言中就有过“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⁷⁾的表述，这说明了王梦白和汪慎生的出色程度和张大千对二人的高度认可。而且张大千在京游学期间与汪慎生朝夕相处，切磋画艺，二人在画风上互相借鉴渗透，汪慎生的蕴藉、儒雅之风对张大千的海派花鸟画最终由奔放走向相对含蓄、由张扬转为相对收敛不无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汪慎生是张大千关键时期的助力者。

而张大千提到的“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一语也代表了当时画坛对王、汪花鸟画的认可，例如荣宝斋于30年代印制的生肖笺中，王梦白、汪慎生便是画猴的专属。郑振铎在《访笺杂记》中对荣宝斋印制的壬申笺、癸酉笺给予了高度评价，而申猴四种，作者分别为陈少鹿、王梦白、马晋和汪慎生。1933年，鲁迅、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特意将王梦白、汪慎生等绘制的壬申笺、癸酉笺收录其中，对生肖笺这一形制起到了宣传作用。这些笺纸中的猿猴活泼可爱、栩栩如生，令观者爱不释手，因此坊间争相购买，也直接帮助了渐趋没落的笺纸业。其后，以生肖入笺遂成定制。这一事例足以说明王梦白、汪慎生这两位衢州同乡的绘画造诣之高和影响之广。

汪慎生《芭蕉冷禽》

汪慎生还有幸与黄宾虹成为忘年交，黄宾虹因受古物陈列所鉴定书画之聘和中国画学研究会之邀，于1937年来京。汪慎生与黄宾虹的祖籍同为安徽歙县，又是黄宾虹在京期间的邻居，于是交往频繁，据汪慎生女儿回忆：“如母亲常提到王云、姚茫父、汪采白诸先生是常客……我见过张大千先生带着他几位弟子来我家小院做客，黄宾虹、寿石公、邵章、董寿平这四位先生的住处离我家很近，亦是常来常往。另外，陈半丁、溥雪斋、胡佩衡、周怀民、吴镜汀、吴光宇、邱石冥、王雪涛等也常在一起，大家谈笑风生，常在一起合作画画……”⁽⁸⁾1937年，黄宾虹在汪慎生的临摹作品《工笔花鸟册页》上题跋，称这是临摹元代画家张子正的，并认为元代王渊和张子正的作品融合了宋代“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两种风格，已超越唐宋。黄宾虹也非常钦佩汪慎生的摹古能力，他认为汪慎生“精鉴善画，学古而不泥古”，钦佩之至，所以他在给汪慎生的书信中写道：“台端书画均逼古人，为近今众史所不及，兹附册样，横竖随意，尺幅倘荷，赐予挥洒以为艺林模范，尤幸。”⁽⁹⁾黄宾虹作为资深学者、画坛巨匠，他的正直人品和高明眼光都让他不会凭空恭维某人某作，能得到他的欣赏和赞誉，可以佐证汪慎生的艺术造诣。而且黄宾虹对汪慎生的理解绝非是泛泛而谈，他希望汪慎生能提供所画册页，以供学生交流学习，以为艺林范本，可见黄宾虹对汪慎生的赞赏和佩服程度。邵章也认为汪慎生此册页用笔古雅，又不失原作风貌，十分难得。

民国时期的汪慎生已有相当的影响，作品多发表于报刊上，简要列举如下：

汪慎生　仿孙隆花鸟册页二帧

汪慎生山水轴：《晨报星期画报》1926年2卷第64期，第1页；

汪慎生花鸟：《晨报星期画报》1927年第2卷第80期，第1页；

汪慎生青绿山水：《晨报星期画报》1928年第3卷第120期，第1页；

汪慎生寿金北楼先生花鸟：《湖社月刊》1936年第100期，第31页；

藕庐诗草（续）：题汪慎生画梅鸭，吴兴金城拱北，《湖社月刊》1933年第63期，第17页；

汪慎生花鸟：《立言画刊》1939年第41期，第14页；

汪慎生山水：《立言画刊》1940年第89期，第5页（属于本社酬赠老客户的扇面一幅）；

汪慎生山水：《三六九画报》1943年第20卷第10期，第33页；

汪慎生花卉：《三六九画报》1943年第21卷第13期，第17页。

1931年汪慎生的作品入选了由郑午昌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当代名人画海》；1936年出版了《汪慎生山水花鸟画册》；同时他也颇受市场欢迎，京津广告，时常见报，如“汪慎生先生精于书画，早已蜚声国内外，此次在稷园举行个展，定期虽为三日，而未及两日已全部被订购罄尽，重订者仍接踵而来，成绩之佳，得未曾有，汪氏艺术造诣之深，于斯可见（在天津亦受欢迎）。其画展：天津法租界永安饭店，时间：8月28日至9月1日。”另“汪君山水，并此凡三见吾报，均拟黄鹤山樵（王蒙），而无一不工，尤以此帧为最，有人评之可为山樵入室弟子。花卉翎毛，亦其所擅长也。”⁽¹⁰⁾汪慎生的作品在琉璃厂各家画店挂售，颇受欢迎；另见北平《新晨报》副刊第32期刊登画例：山水一尺四元，花鸟二元；折扇和纨扇，山水每把四元，花鸟二元。而当时《新晨报》的价目是每期4分，可见当时汪慎生作品的价位不低。

可以说汪慎生自1923年来京二十余年来，在这个底蕴丰厚、名流荟萃之都，在既有的绘画基础之上，心悟手从，逐步提升，并以其佳作参加了当时的各类展览而得到广泛认可，成为知名画家。同时他还因为人厚道、画艺精湛而赢得了同道的认可，作为枢纽人物，对成就张大千、协助黄宾虹教学都有助力之功。

（二）新中国时期的汪慎生

新中国初期，汪慎生与众多画家一样，积极投身于适应新社会的大潮中，首先于1951年为毛泽东作《月季》，1952年与齐白石、徐石雪、于非闇、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合作《普天同庆》赠送毛泽东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1957年又为建军30周年作画，并题诗以示祝贺，诗云：“淑气迎人来，琼瑶着意栽。双禽传喜报，天地赋春回。叶绿经霜厚，花红斗雪开。建军欣纪念，同举万年杯。”汪慎生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新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认可，1953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汪慎生的《黄鹂翠柳》就是最好的明证，正如王朝闻所言：“发扬国画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面向生活，即所谓‘师造化’。只有在熟悉生活和理解生活的基础上，国画技术才能够获得适当的发挥，也才能够丰富创作的技巧。”王朝闻对汪慎生的作品评价道：“《黄鹂》（汪慎生作）那样工细的笔墨所画出来的花鸟，又何尝不吸引人？作为花、鸟和昆虫的特点的描写，正如唐代阎立本作《历代帝王像》和宋代梁楷作《李白行吟图》那样，作为人物性格的描写，笔墨虽有工整与‘写意’的区别，却都发挥了国画技法的专长。”⁽¹¹⁾1954年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上，汪慎生的《苹果》也是出色的作品，强调了花鸟画贴近人民生活的功能。⁽¹²⁾“汪慎生的《番茄》，于非闇的《牡丹》等等，也都是画家在实际生活中观察、体会和写生后创作出来的。”⁽¹³⁾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汪慎生紧跟时代步伐、努力践行“古为今用”的创作态度和过硬的工笔写实能力。1954年夏天，汪慎生为了创作《西红柿》，不辞天气炎热，由其子汪国贤陪同，数次去四季青公社写生，正是这样的创作热情和自身高超的写实技法，使这幅作品蕴含着画家真挚的情感而不显得呆板，被公认为是以传统画法表现新社会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