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汉代诸帝与儒术之效

前汉诸帝，高祖以泗上亭长起家，其人本出无赖，好酒及色，了不知书，犹不喜儒生。孝惠在位日短，吕后亦无更革。殆及文、景，黄老兴盛，二帝又恭自节俭，无为而治，“移风易俗，黎民醇厚”[50]。武帝亲政，遂用董仲舒、桑弘羊辈，大兴儒学，功罪参半焉。然其时儒术，亦非后世所谓大一统者也。昭、宣二帝，创制亦鲜，唯师其意而已。汉元为太子，尝侍宴，从容谓宣帝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51]此可见彼时绝非儒化之天下，而汉元之嗣位，亦几几乎不保焉。至元帝即位，多才艺，善史书，“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52]。此虽班史有意著语以应宣帝之言，然亦明元帝好儒之失也。

西汉至成、哀间，政从他出，朝纲已乱，甚无可述者。西汉诸帝，于学问书籍之事，皆平平也。孝宣虽有石渠之会，然经术亦非其长。光武幼时耕植，“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53]。较其父祖，为粗通经书，然终西、东汉诸帝，深于儒术者，盖未之有也。

又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有“汉诏多惧词”，言汉帝遇水旱风雷、星陨地震，莫不下罪己之诏，谓诏书“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54]。赵氏所列，尚为西汉诸帝诏书，及光武诏言“上书者不得言圣”，则视己为渺矣。皮锡瑞《经学历史》以为：“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立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此言孔教治国之效，清儒又屡言汉人以经术治世，文质彬彬，天下太平，盛世光景，言之凿凿，宛似昨日焉。

案经术之不能治国，《周礼》难致太平，《禹贡》不可治河，世人亦言之多矣。儒者之好为大言，食古不化，又“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自古而然。汉诏多惧词，赵氏以为家风如此，皮氏以为儒学之效。以愚之见，一则虽经蛮秦一统，然当时高祖初立，诸臣拔剑击柱，争功而不相能，叔孙通创立仪制，高祖方知帝王之威重，然君主权威，尚未擎天而搘地也；二则当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及谶纬之说，大行其道，故遇天灾人祸，辄下罪己之诏，祈福禳祸，如履薄冰，多存罪己宽人之心。所谓儒术浸染，而经术治国者，乃想当然耳。唐、宋之君，尚存惕惧之心。至明清两代，洪武之撤孟子于陪侍，乾隆之蓄群臣如狗彘。帝王之位，如日中天；臣子之身，不若草芥。遂一人在上，乾纲独览，藐视天下，无所不为，无所畏惧，登其峰而造其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