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芳有话说

我叫周芳。周芳是我唯一的名。身份证上，户口本上，结婚证上，我的名都是周芳，我的父辈赐给我的。如此这般郑重地告诉你，是因为，你也许会在我的前面加上某个前缀，甚至干脆拿掉，只剩前缀。疯子。精神病。神经病。大抵是这样的。

那些日子，我是指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4月5日，三百多个日夜里，我领教过很多诸如此类的前缀。那些日子，我是一名义工。我在川城精神康复中心做义工。身边聚集着一群人，他们各有来路，有的割下父亲脑袋，有的准备提炼仙丹获诺贝尔化学奖，有的整日高呼世人丢了魂。

朋友盯住我，专注看我的眼，看我的眼神是不是发痴，发呆。他还看我的脸，是不是没有廉耻地，没有节制地，乱笑，瞎笑，无头无绪地笑。看了许久，未见端倪，他斜着眼，再瞟我一眼，小心翼翼地问，你不会也那样了吧？哪样？我问他。

“那样”就“那样”呗，你懂的。朋友笑。他笑得诡异。完全没必要这样笑啊。哎，他偏要这样笑。大概他觉得没给我加前缀，就足够对得起我。笑，是必须的。他很快举起杯，喝干，喝干。我们把酒言欢。谈论了一下今晚的天气，朗月在空，雾霾尚未降生；谈论隔壁桌上那个穿露脐装的小姑娘，她露出的肚皮白得瘆人；也顺便谈论了他晋升高级职称所需要的材料。核心期刊发三篇论文，这怎么弄？不好搞。他和我碰了一杯。你能搞定？他问我。灯光下，他好看的脸上显出万分柔情。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好看的男性朋友之一。我不想让他失望，可是，我搞不定。

我回碰他一杯，抱歉啊，难以从命，核心期刊，太难了。我笑盈盈望着他，言辞恳切，他便相信我不是敷衍，喝酒的场面就有些萧条，然而，还得维持。总不能冷语相对，推杯走人。我们的脸，早已习惯了香艳照人，即便内核溃败犹如一只烂苹果。一张脸，像真的，又像假的。

言笑晏晏，万般和顺。这场酒局得以体面了结。他开车送我。我说去那，我上夜班。哪？他随口问。那里，你懂的。我笑。他回过神来，看着我，手拿钥匙在空中甩了甩。他又摇摇头，深表无语，我亦无语。

一路无语。

我无法开口说他的核心期刊，也无法开口说我的那里。

“那里”是个深渊。好看的男性朋友专注地看我，看我是否还在他的世界里。“或许，她已坠进去，她看着深渊，深渊也看着她。”

那就坠下吧，周芳从深渊来，周芳有话说。说说精神病，说说疯子。

它吞没掉许多人。如同死亡带走。我曾在川城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也做过义工。在那里，我和死亡频频相见，像火热的情人。推杯换盏的宴席上，我不能描述一个临终的人，他的手如何慢慢地，慢慢地，变凉。呸，晦气。人们不准我说。死是别人的事。

繁华人间，拥挤人流，我左突右闪，找不到通道。我说，拜托拜托，让让路，我要赶到精神病院去。刹那间，人流夺路而逃，避我如同大灾荒。随之，身后响起“呸，疯子。”

疯子，也是别人的事吧。

西班牙作家卢卡·德代纳给他们命名“上帝的笔误”。卢卡·德代纳说，上帝之手，既创造人类完美杰作，也写下令人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草率之处。好吧，我承认上帝也有失手的时候，那么，人类登场。

人类的弥补在哪？

倘若The last one to die please out the light（最后一个死掉的人请灭灯），我们将陷进彻底的黑夜。

我的带教老师“莲花章”章主任摊开给我的病历如此模式化：“无明显诱因导致精神异常”。人们言之凿凿，男一病区的人、女一病区的人就是疯了，找不到原因，这是世界性难题。要是能找到明显诱因，这世上也就没有了疯子。

我盯着病历看，想找到“无明显诱因”里的一丝缝隙，然后将它扩张，撑开。在缝隙后面，里面，深处，到底藏着什么？

我置身病区，看见他们沉默呆坐在地上，他们沿着活动室的墙根一圈圈转动，他们撞墙撞桌子高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听到的只有一个声音——“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是一个笔误？我需要橡皮擦？或者我就是一个标准，你们尚未明了的标准？

我所在的精神康复中心在川城最西郊，像个孤岛。我每天坐17路车去孤岛。我每去一天，对它的热爱就增加一分。在这里，我看到“人”的存在，即便他们被冠以“那样”。我仍旧渴望看到爱，自由和尊严。

17路车驶过李家砦台后，语音广播总会清晰播报“下一站，精神康复中心”。有时，我会惶惑，或许，是我的下一站？我们的下一站？心中一阵凛然，仿佛黑夜的火焰灼烧到手掌心。

我顶着“教授，先进工作者”的帽子，但不妨碍我做一个病号，和他们在一起。谁知道呢，或者我原本也是一个病号一个“疯子”。精神疾患这杯羹，人人有份。

17路车上，精神病院里，故事难免琐碎。经历它们时，好比把心撬出来，在磨刀石上，来来回回磨砺，艰难拉锯。我不怕把心撬出来，在磨刀石上磨。

乌纳穆诺说，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不会注意到，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