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涅瓦河边理解文学的民族性
刘宁
圣彼得堡是与莫斯科齐名的俄国文化中心，而对于理解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与成就，圣彼得堡的意义则更为突出。正是在这里，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得到孕育和发展，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艾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的许多创作也诞生于此。
当我有机会前往这座文学之城时，首先想起的，竟是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列宁格勒》，北岛译）。虽然，这诗句似乎更应该属于俄罗斯人，或者深研俄罗斯文学文化的专家，但是，俄罗斯文学的光芒，似乎早已超越了国界和专业的界限，照耀在无数人的文学之旅上。对于我，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人作品的感动与困惑，都是这样难以忘怀。因此，这次圣彼得堡之行，虽然十分短暂，但所激发的感慨与思考，却令人久久难以平静。
此次我参加的“中俄文化论坛分论坛”，其主题是“文学的民族性”。这个议题显然是基于文学之于中俄两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大意义而设立。在世界不同的文明文化传统中，中俄的文化传统都对文学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俄国人自称自己的国度是“文学俄罗斯”，瓦·罗赞诺夫说：“在俄国，最灿烂辉煌的、极度灿烂辉煌的，是她的文学。在俄国，任何东西——无论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国体——任何东西都不像文学那么辉煌，那么富于表现力、那么强大。”而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同样是以辉煌的文学成就为重要标志。对于文学的价值，中国古人有着高度的评价，认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中国产生了无数优秀的文学家，为世界贡献了许许多多有深厚精神与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中国，是文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文学中国”，中国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的民族性对于中俄两国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对于中国文学民族性的思考，自20世纪以来，不断地成为中国文学界、知识界讨论的焦点。人们围绕这一问题，表达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反思。近些年，面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这样的反思再次引发新的思考。而在俄国历史上，著名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有大量的讨论，也深入对文学民族性的反思。20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市场化的影响，使俄罗斯对探索“俄罗斯道路”表现出高度的关注，这其中也包括如何重振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考虑到中俄两国的文学民族性反思在当今所可能面对的共同困惑，我提交了《民族性与“文学中国”的失落与重建》的报告，希望从当前中国文学边缘化现象出发，思考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中国文学民族性对于“文学中国”之重建的意义。我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经历巨大的挑战，但这些挑战，没有削弱中国的文明传统，而是使之更加丰富和壮大。中国文明善于思考“变化”，深通“变化”之理，这一重要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十分关键。
参与分论坛的俄方代表，对我在报告中提到的文学边缘化问题很感兴趣，并谈到俄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对于这些现象如何改变，他们并没有特别强调文学民族性的意义，而是强调文化交流和民主社会建设的作用，认为俄罗斯不仅要与西方，更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种文化进行深入交流，以此走出过于西化的困境。而对于文化交流的方式，则大力强调在民众这一层面上的普及与推展。
这种关注点，和我在国内通过看文献所获得的感觉有所不同。中国大量介绍了叶利钦时代俄国对“俄罗斯思想”的探索。20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应该向何处去，如何从俄罗斯自身的精神、历史传统出发，对当前的俄罗斯进行历史定位，更成为热点问题。当时，有关“俄罗斯思想”的历史文献和论著大量出版，叶利钦在总统竞选期间，还提出“制定新民族思想”的任务。贾泽林、李树柏翻译的《俄罗斯思想》一书，汇集了俄国在思考“俄罗斯思想”的热潮中，深受关注的一批重要历史文献，此书于2000年在国内出版，如今也引起不少中国读者的兴趣。也正是在对“俄罗斯思想”的介绍中，历史上的“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再次受到中国学者、读者的关注。
然而，论坛上与俄方代表的交流，却使我感到俄国当前对民族性的焦虑似乎并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么强烈，他们更期望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对话来回应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或许是普京时代新潮流的影响。普京完全接受俄罗斯著名学者利哈乔夫的观点，面对俄罗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的争论，旗帜鲜明地表态，俄罗斯属于西方。他说，俄罗斯是属于欧洲的。在他担任圣彼得堡市长时，办公室里就悬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普京的政治既对西方表现出许多亲善，又以多极联合来寻求俄罗斯的强盛自主之路。
为什么叶利钦时代那么强烈的“民族性”焦虑，不到十年就趋于弱化了呢？这其中无疑有很复杂的原因，但与圣彼得堡这座独特的俄罗斯城市的直接接触，让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了一些直观的体会。
在来圣彼得堡之前，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天人合一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我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一座几乎完全“人为”的大城市。它完全是在“人定胜天”的坚定意志下建成。这里一排排、一座座恢宏庄严的大厦，全部是欧洲建筑的形式，但体量又非常恢宏。城中贯穿着笔直的运河，运河两侧是富丽的建筑，间或穿插着花园、钟楼。我看到一条条运河，对它们那样笔直感到十分惊讶。同行的老师介绍说，当年彼得大帝希望按照威尼斯的格局来建设，他认为哪里需要有一条运河，就笔直地规划，然后不惜代价地开凿出来，如此从无到有地规划山河，就像画家在自己的画布上自由挥洒一般。在圣彼得堡，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改天换日、凿破荒野的气魄。著名的喀山大教堂，完全仿照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而建，叶卡捷琳娜看到拉斐尔画廊的图片，就在冬宫一丝不苟地仿制了一个。
圣彼得堡所在地区，并不适合建设城市。它处在沼泽地上，常常受到洪水的侵袭，而且缺少稳定的淡水资源。但彼得大帝要把彼得堡建设成“面向西方的窗户”，所有的障碍，都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坚定决心。在涅瓦河边，我们看到了彼得大帝的青铜塑像，那朝向北方，腾跃而起的轩昂身影，显示出一代帝王的坚强意志。圣彼得堡显示了俄罗斯“西方化”的强大旋律，而在中国，虽然西风大阐，所有的城市似乎都失去了古城的面貌，但像圣彼得堡这样坚定的“全盘西化”的样例，还是很难看到。
圣彼得堡的建造过程，充满残酷，它完全依靠强制的劳动而建成。来自俄罗斯各地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长途跋涉，前来建造城市，许多人累死、病死、饿死。19世纪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彼得堡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吞噬了无数工人的生命。彼得大帝第一任妻子欧多西亚被软禁在修道院，人们传说她诅咒这座城市终有一天会遭到毁灭。听到这些关于圣彼得堡历史的故事，我总是忍不住会联想到秦始皇，而幽禁的欧多西亚，则好像是那位用泪水哭断长城的孟姜女。秦始皇统一六国，发徭役，修长城，车同轨，同样是赫赫功业，同样是残暴甚至血腥，然而秦两世而亡，秦以法治国的方针被彻底调整。相比秦的命运，彼得大帝和彼得堡，在俄国则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为俄国近三百年的现代化之路，奠定了基本道路。
对于彼得大帝和彼得堡，俄罗斯人有复杂的感情。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用截然不同的笔调，赞颂了彼得大帝的伟大功业，同时又刻画了一位生活在彼得堡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诗作赞颂彼得堡的笔触是如此充满激情：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我爱你铁栏杆的花纹，
你沉思的没有月光的夜晚，
那透明而又闪耀的幽暗。
……
巍然矗立吧，彼得的城！
像俄罗斯一样地屹立不动。（查良铮译）
然而，写到小职员叶甫盖尼的遭遇，彼得堡又充满潮湿阴冷、洪水侵袭的混乱。高傲的彼得大帝铜像，在恍惚中复活，追逐着叶甫盖尼无处躲藏。最终，这个无助的小职员，变成了在他未婚妻小屋旁的一具尸体。
这种矛盾的心情，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里，都有深刻的反映。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最繁华的街道，类似纽约的第五大道。而在彼得堡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它作为一个向城市各个群体都开放的繁华与高雅的空间，充分见证了彼得堡带给人的梦幻般的震撼与惊异。果戈理在他著名的小说《涅瓦大街》中，就刻画了这种独特的感觉。
至少在彼得堡，没有东西比涅瓦大街更好的了；对于它说来，涅瓦大街包括尽了一切……我知道，它那些穷苦的和做官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肯拿涅瓦大街去调换世上的任何财宝……任凭你再有多么重要的急事，可是一踏上这条街，你就准会把一切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是惟一的一个地方，人们不是因为必要才上这儿来，不是实利和吞没整个彼得堡的商业利欲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人，彷佛比在海洋街、豌豆街、打铁街、小市民街和其他街道上遇到的人更不自私些。在那些地方，吝啬、贪欲和实利，刻化在步行的以及坐着轿车和弹簧座马车飞驰的人们的脸上……万能的涅瓦大街，这是绝少散步之处的彼得堡的惟一解闷的地方！……仅仅在一天中间，海市蜃楼在这儿变幻得多么迅速！（周启超编选《果戈理精选集》，满涛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第80～81页）
早年阅读俄罗斯小说，涅瓦大街这个名字，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果戈理的笔下，这条商铺鳞次栉比的街道，似乎有着一种使人提升与净化的独特力量。这次亲身走在涅瓦大街上，街边的咖啡馆、时装店，同样是那些熟悉的奢侈品牌，似乎这里已经和世界上任何一条顶级繁华的商业街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那异常宽阔的街道、犹如神殿一般的街边拱廊、高华凝重的屋宇，还是让人不敢完全沉浸于物欲和休闲，总要有几分庄严和肃然。这条大街的繁华，虽然浓烈，却并不亲切，似乎并不完全在你真实的生活里，这也许就是果戈理用海市蜃楼般的幻影来描绘它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海市蜃楼的空间里，果戈理《鼻子》那怪诞的构思，才会被写得煞有介事。
长期生活在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深刻地体会到彼得堡的辉煌与虚幻，他说：
我认为彼得堡的早晨似乎是整个地球上最乏味，几乎是世界上最荒诞的早晨……在这种迷雾当中，我脑子生出一百次奇怪而又摆脱不开的幻想：“假如这种迷雾一旦飞散，向上飘去，那会怎样？整个这座霉烂而泥泞的城市会不会也跟雾一块儿上升，像烟似地消失呢？于是只剩下以前的芬兰沼泽，也许作为点缀，在它中间有一个青铜骑士，骑着一匹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的马。”
繁华灿烂的彼得堡，突然之间荡然无存，只剩下它的缔造者——彼得大帝，骑着一匹筋疲力尽的马。这种强烈的幻灭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书写中是很难见到的。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单纯沉陷在这种幻灭之中，他对彼得堡辉煌灿烂的感受同样强烈，辉煌与虚幻在他心中，激发出不可遏制的颤栗。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我记得有一次，一月某个冬日的傍晚，我正从维堡那边急匆匆地往家走。当时我还很年轻。走到涅瓦河畔时，我驻足片刻把目光沿着河流投向寒气迷蒙、暮色苍茫的远方。突然，一道紫色的残阳在朦胧的地平线上落下，使远方变为一片深红。夜色降临城市上空，因积雪而隆起的涅瓦河畔广袤的平原遍地冰霜，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到处闪烁着无法尽数的点点银光。气温在冰点以下二十度……疲惫的马、奔走的人呼出的哈气都结了霜。紧张的空气因微小的声响而震颤，烟柱像巨人一样从两岸的屋顶冒出，冲向寒冷的天空，一路上纠结缠绕，仿佛旧房子上建起了新屋，在空中形成了一座新城……最后，似乎整个世界连同它的所有居民，无论富强还是贫弱，连同他们所有人的住所，无论是简陋的栖身之处还是金碧辉煌的豪宅官邸，在这个黄昏时刻像一种转瞬即逝的奇妙幻景，像一场美梦，化作青烟直上蓝天。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我浑身一颤，我的心中仿佛涌动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感觉，立即变得热血沸腾。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那是一种直到当时只是使我内心躁动但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的眼睛仿佛看见了新的东西，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只是通过道听途说、通过某些神秘的迹象略有所闻。我认为，我的存在正是始于那一刻[（美）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71～172页]
在这里，白昼与黑夜、健壮与孱弱、寒屋陋室与华堂美厦，都混融为神秘的梦幻，打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新生命，而陀氏为世界文学所贡献的伟大体验，无疑也孕育于这个全新生命。
这种奇异的感觉，一直绵延到19世纪象征主义诗人对彼得堡的吟唱，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写下了他对彼得堡强烈的热爱、执着的信念，当然也有彼得堡文学挥之不去的、那种不无决绝的空幻感：
我们又在彼得堡相见
在这里太阳仿佛也被埋葬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
说出了无用但祝福的祈祷
苏联的夜晚被黑色的天鹅绒包裹，
这个被包裹的世界空空如也，
那个众人敬仰、受人爱戴的妇女还在歌唱，
永不凋谢的花朵正在绽放。
走在圣彼得堡的街巷之间，虽然这次在论坛间隙的漫步，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但以往阅读俄罗斯文学的体验，却强烈地激荡在心间。俄罗斯的《文学报》在刊头登载两位作家的画像，左侧是普希金，右侧是高尔基。这代表了从普希金到高尔基，是俄罗斯文学最灿烂的阶段。彼得堡无疑是这段文学华彩乐章最重要的诞生地。而仔细想来，彼得堡异常灿烂的光华和矛盾与虚幻，无疑是孕育深刻文学体验的土壤。那么，彼得堡所带给人的虚幻感，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面说过，圣彼得堡所在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建设城市。彼得堡建成之后，还多次遭受涅瓦河洪水泛滥的侵袭。而具体到城市中街道建筑的设计，许多地方都给人不够“人性”的感觉。果戈理说，彼得堡很少有让人散步的地方，的确，这里的街道都异常宽阔，很少能见到那种熙熙攘攘的小街小巷。所有的建筑都体量十分巨大，许多是在模仿欧洲建筑的过程中大大地放大了尺寸。人走在这些建筑下，都难免会有一种压迫感。我们几个一同开会的老师，曾经在晚上散会后，相约到涅瓦河边去散步。宽阔的涅瓦河边，有一条人行步道，由于街灯不多，显得昏黄暗淡。步道右手是幽暗的河水，左手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不时有车疾驰而过。步道很长，中间竟然没有一处让人休息的座椅，想从左手边横过马路，也没有路口。在寒冷的江风中，行走在步道上，似乎已经不是那么享受的事情。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行人，穿着厚厚的黑外套，敛首疾行，好像《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全无江边漫步的惬意。同行的一位老师是建筑设计专家，他说这个步道的设计好像完全不理会行人的需要，简直不可理喻。我们回国后半个月，一位有事还在俄罗斯停留的朋友来信说，就在这条步道上，刚刚发生了抢劫杀人案。想想我们当时行走其间的茫然无助，这凶险的一幕似乎也并非那么突兀。
的确，圣彼得堡到处是让人惊叹与致敬的景观，走在街道上，需要永远的庄严与仰视，人是渺小的。我没有机会走进那些建筑中去，但时常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想起《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所租住的那个逼仄的“群租屋”。它们就在那些庄严的建筑里面。当年，那些生活艰辛的小人物，从他们困窘的小屋，走上宽阔的马路，看到气势异常恢宏的大厦，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的感受一定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民，这也许正是俄罗斯文学独特的矛盾内涵的来源。
然而，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圣彼得堡这样一个似乎不考虑地区的自然本性，以强力意志建设的城市，这样一个在建设中完全不“人性”的城市，为什么被俄罗斯人所接受，并成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重要象征？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之父，而他的创作离开彼得堡，是难以想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代表了俄罗斯精神所达到的深度，而他的精神生命，正是彼得堡所赋予的。在我们散步的那条涅瓦河步道的一侧，就是普希金的故居，普希金当年就经常漫步在涅瓦河边。我忍不住疑惑，让我们走得筋疲力尽的步道，当年的普希金是以怎样的心情徜徉其上呢？当我们感到那庄严的建筑不无冰冷和压迫的时候，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怎样感受的呢？
以前读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我总是不理解，诗人何以对彼得大帝和叶甫盖尼的刻画都有强烈而真诚的感情，他同情叶甫盖尼的遭遇，但对彼得大帝也有真诚的颂赞：
啊，高傲的马你将奔向何方？
你的蹄子将往哪里飞扬？
啊，你命运有力的主宰！
不正是这样一手握着铁缰，
你勒住俄罗斯在悬崖上面，
使她扬起前蹄站在高岗（查良铮译）
彼得大帝强制修城，使叶甫盖尼深受洪水侵袭的苦难，但他引领民族的伟力，又受到诗人的高度赞扬。普希金对这两者的矛盾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真实的圣彼得堡面前，似乎有了一点点答案。
普希金之所以成为俄罗斯文学之魂，就在于他对深处复杂矛盾的俄罗斯民族、对民族的命运，抱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任。他似乎没有理性地指清一个方向，但他永远信任这个民族内在的力量。这种信念，同样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精神生命的力量，陀氏看到了彼得堡的寒屋陋室，也看到金碧辉煌的华屋，然而彼得堡的力量，在陋室和华屋交织升腾而成的超越之境。
我突然意识到，俄罗斯文学虽然深刻地表现了“人”的矛盾，但它理解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人”，而是深刻的宗教情怀。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这个不那么自然，不那么“人性”的城市中，所体验到的激情与震撼，以及这个庄严之城在自我中的内化，都体现出宗教情怀的力量。他们没有纯然用“人”的尺度来衡量这座城市，同样他们对彼得大帝“西方化”功业的赞颂，也不是单纯出于“人”的角度。俄罗斯所具有的深沉宗教意识，使它与注重现实人伦、实用理性的中国文明，形成明显的差异。这是一个好像不喜欢关注他人、不喜欢交流的民族。在阴沉的天空下，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遇到的都是俄国人漠然的面容，很少有亲切随和的微笑。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俄国人难以理解。正如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所说：“凭理性无法理解俄国，一般的尺子无法将它度量……”
有人把俄国人的无法理喻归结为傲慢，实际并非如此简单。俄国人有一种对现实的淡漠、对人的淡漠，因为淡漠，他们不关心现实的效率，因为淡漠，他们不关心人际交流。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否定，在俄罗斯所信奉的东正教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既有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也有基督新教的教堂，但前者所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后者。喀山大教堂中信徒络绎不绝，而基督新教教堂则门庭冷落。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经深刻地分析了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而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西方化”，是在与新教不同的东正教的环境中来进行，这无疑是俄罗斯近代化之路的独特之处。
东正教强调信仰的力量，这是俄罗斯民族承载现实命运最深刻的依据。他们并不仅仅通过“理性”，以“人”的标准来认识“现代化”的得失，而是从信仰的力量出发向往“现代化”，并承载其中的苦难。这也许是注重现实、重视人伦的中国人所最难理解的地方。
俄罗斯是信仰的民族，普希金代表了它信仰的广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它信仰的深度。普希金毫不迟疑的激情与信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精神的内省世界无限深入的力量，都是信仰的体现。一个信仰的民族，它的现代化之路，它对现代化和民族性的反思，无疑会有很独特的内涵。俄罗斯的现代化体验，不单单是理性和功利的，圣彼得堡就像一座圣殿，处处可以感到人们对它所代表的近代化的信仰与崇敬。这样的现代之城，只有在信仰的俄罗斯才会存在吧。因此，作为现代性反思的“民族性”思考，在俄罗斯也会呈现与中国颇为不同的面貌。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中，“民族性”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俄罗斯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思维特点，而是被归结到带有普世意味的宗教拯救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赞扬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普希金，认为他对全世界都抱有悲悯的同情心：
在欧洲各国文学中都曾出现过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等那样高大的艺术天才。但在这些伟大的天才当中，你可能够找出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这样对全世界的事情都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的人吗？正是普希金同我们的人民一起共同拥有这种才能——我们民族的最主要的才能，因此他才是人民诗人。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从来也没有能够像普希金所显示的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鲜明有力地再现其他民族——可能是与他们毗邻的民族的天才，再现其他民族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的全部潜在的深度及其关于自身使命的全部思考……在全部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中普希金是唯一能够充分体现异族民族性特征的诗人……没有一个诗人具有普希金那种对全世界事物的敏锐的、能产生共鸣的感受，这里还不仅是一个敏锐感受的问题，还有感受的惊人深度，还有重现其他民族的精神，这种重现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因而也是绝妙的，……这里也最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如果不是把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作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的，那么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力量又是什么呢？（《作家日记》下，张羽、张有福译，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第996～999页）
在人文理性的历史传统里，中国人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思考，无疑与俄罗斯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很难理解宗教对于俄罗斯近代化探索、民族性反思的意义。在喀山大教堂中，我看到许许多多刚才在街道上还是面容淡漠的俄国人，突然对着神像，流露出又专注、又热烈的表情，似乎只有在这里，面对神，他们才愿意打开心扉，倾诉和交流。当他们向神倾诉在圣彼得堡这座现代之城中的痛苦和欢乐时，他们的语言和神情，对于我都是陌生的。我不禁回想起曾经在书本上看到的许多现代化与民族性的争论，发生在俄罗斯土地上的这些争论，离开了喀山大教堂那沉郁而神秘的氛围，都将难以理解。
走出教堂，涅瓦河浩瀚的江水依然在翻滚，我感到自己对俄罗斯民族的理解是如此肤浅，而几百年来，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在不同国家所激发的民族性回应，是如此千差万别。弱化了“人”的理性尺度，而以宗教的信仰追随“现代化”梦想，或许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就难以抑制冷漠残暴的专制；中国的人文理性，有着人性的温暖与理智，但有时则难以收束过度世俗化的下堕。
半个世纪前，布罗茨基写下这样的诗句：
今晚我茫然凝视窗外
想弄明白我们走到了哪一步，
我问自己：我们离哪个更遥远，
古希腊还是正教的神圣世界？
我们和什么更亲近？我们的前途是什么？
一个新时代要来临吗？
为了迎接它，我们要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要做出什么牺牲？
这，是一个庄严的问题，面对新与旧的交替，这位彼得堡诗人在问：“我们要承担什么责任？”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之下，也许只有来自深刻自省和坚韧承担的责任感，才是真正力量的源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千差万别的民族之间，才有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