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的理论视野
赵稀方
我们所熟悉的华文文学这个概念，近年来受到了强烈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是海外学界讨论华文文学的主要论述框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书美教授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Shu-M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California Press，2007）是第一本讨论华语语系文学的专著，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表述。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独具一格，打破了华文文学论述的一统性，引起学界相当注意。然而，在笔者看来，华语语系文学系后殖民理论在华语文学领域的运用，这种运用应该有所限制。作为一个后殖民理论及华文文学研究者，笔者希望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辨析。
一
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逆写帝国》（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是后殖民文学的开山之作。《逆写帝国》一书首先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前殖民地地区“逆写帝国”的方式，一是重置语言，二是重置文本。《逆写帝国》讨论在英语写作中地方英语对中心英语的抵抗和挪用。为区别两种英语，书中将欧洲中心英语以大写English来表示，而将地方英语以小写english来表示。就地方英语写作而言，后殖民写作可分过两个过程：一是对于中心英语特权的背弃和否定，以此抵制在书写交流上的西方大都市的权力；二是对于中心英语的挪用和再造，这种重造意味着与殖民权力的脱离。
书中提出了一些后殖民文本的挪用策略，并予以专门的分析。如“注解”、“不翻译的词语”、“语言混杂”、语法融合、语码转换和土语摹用等。 [1]语言的挪用是后殖民写作显示文化差异的重要手段，但尚是初步手段，更为重要的挪用却是写作本身。作者将后殖民写作的特征归结为三点：一是“后殖民的声音被帝国中心所沉默和边缘化”，二是“文本中对于帝国中心的取消”，三是“对于中心文化和语言的积极挪用。”[2]语言和文本的挪用，导致理论的论述。《逆写帝国》接着讨论后殖民地区的本土理论建构及其后殖民经验与当代西方理论的关系，此所谓“重置理论”。《逆写帝国》最后提出了后殖民文学之于地方英语研究及其机制的三个结论，一是“不同的小写英语的存在意味着标准英语的概念已经破裂”。二是“随着这种去中心的进一步启示，中心英语经典在世界地方英语的新范式中被彻底减缩”。三是“后殖民文学研究表明，所有的文本都被各种复杂性所贯穿，通常的文学研究将因此得到重生”。[3]
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与后殖民文学的思路相接近。史书美首先强调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差异性，她批判“大一统的离散中国人概念”，批判“认为所有侨民都想落叶归根、重返中国原乡”的说法，认为“事实上，在横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当地讲各种华语的人早就已经在地化，并成为当地本土的一部分了”。她由此提出质疑：“究竟是谁不让这些祖先来自中国的华语语系族群完全成一个泰国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或新加坡人？以及是谁不让他们像该国其他的公民一样，可以具有多重语言、多元文化？”[4]其次，她将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等同于法语语系之于法国，英语语系之于英国的关系，强调海外华语语系文学对于中国具有“反殖民、反中心”[5]的作用。
海外华语文学，与中国大陆相反具有差异性，这是一个事实。沿此思路，史书美在该书的开头所分析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运用不同的方言，“直接再现了现实生活的语言，拒绝掩盖语言的驳杂的真实，此足以推翻以标准语言达成统一的霸权想象”。相反，张艺谋的《英雄》则提供了一统天下的帝国想象。
有关于这种差异性的对抗，还要提到另外一本有名的著作，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周蕾在这本书中，分析了“不正宗的中文”所具有的策略意义。在这篇“代序”里，周蕾回忆了自己在香港接受双语教育，因而不断受到“西化”和“不懂中文”的讥讽。香港文化一直以来被中国内地贬为过分西化，以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在周蕾看来，不正宗的香港中文，恰恰是一个反省中国民族主义的位置，“这种非香港人自选、而是被历史所建构的边缘化位置，带来了一种特别的观察能力”[6]。
的确，海外文学虽然是中文写作，然而已经过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交融，产生了中国文学所不具备的自主性。在语言、文本读者层面，又铭记着政治、历史、种族、地理等不同层面的印记，疏离着中国大陆。针对于中国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制度）文学来说，不同时空的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可以构成一种异质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打破中心主义大一统的作用。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我们在国内难以意识到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反省。种族歧视一向被我们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而低等种族总是互相扶持的。看完孟悟的《茉莉花茶》，我们发现其实不然。“我”将一个学习优秀的黑人同学带回家后，却遭到了母亲的猛烈斥责：“你要是再把黑鬼带回家来，看我不打死你。”“千万别去那死黑鬼的家，她要是有个什么兄弟哥哥，非把你强奸了不可。”“黑鬼”“黑瘟神”这样的咒骂出于黄皮肤的慈祥的中国母亲之口，实在令我们震惊。我们一再抵抗白种人的种族歧视，原来种岐视也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这种一种“碰撞”与“震惊”，是我们在国内所难以发现的。
在张翎的小说《羊》中，威尔逊和史密斯创办学校，救济贫困，把当地儿童长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打开，让孩子们在阳光下伸直了自己的身体。这些温馨的场面，与我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叙事中对于与“侵略”“残害”等字眼相联系的传教士形象显然大相径庭。在笔者看来，作品赋予传教行为以温情，一方面将其从“文化侵略”的历史中救赎出来，另一方面其实同时以世俗性改写了冷冰冰的西方基督教。小说中的牧师并非通常想象的清心寡欲、道貌岸然以至呆板冷酷之徒，却是温存得近乎浪漫的绅士。《羊》这部小说跨越时空地并置了两个爱情故事，其一是威尔逊与中国少女邢银好的故事，二是威尔逊的孙子保罗与羊阳的故事。在这里，小说专门引出了威尔逊对保罗说的话：“孩子，你知道当牧师的好处在哪里吗？你可以替你的朋友和敌人同时祈祷。你知道当牧师的坏处在哪里吗？你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时忘了替你祈祷。”保罗由此意识到，牧师并不是永远倾听指教，也可以展开自己的心扉。敞开了心扉的美国传教士与中国女性的情感故事，自然为中国读者所爱读，中西交汇的历史也经由这种独特的改写呈现于中国当代。
不过，上述以后殖民文学为样本的“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即中文文学并非殖民地文学。史书美明确地说：“华语语系与中国的关系充满紧张，而且问题重重，其情况与法语语系之于法国，西语语系之于西班牙及英语语系之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暧昧又复杂。”[7]将华语文学与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相提并论，混淆了问题的界线。英语语系文学、法国语系文学都是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推行帝国语言的结果，殖民地文学由此而来，因此存在着殖民地英语或法国文学抵抗宗主国英语或法国文学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并未开拓殖民地，中国人散落四方源于移民，有过去的战乱流落，更有当代主动向先进欧美地区移民。这些移民与中国的关系，并非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文化语言关系，移居欧美者甚至还有高中国大陆人一等的心态。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因为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与中国大陆文化不同的特征，但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
身处海外的华语文学可能的确面对殖民主义问题，但这种殖民主义恰恰不是中国，而是海外帝国主义。中文文学身处异国他乡，属于少数语言，不得不面临着宗主国的主流文化排斥。就史书美和周蕾所讨论的香港而言，情况更是这样。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英语系官方语言，中文属于被压制的语言，主要在民间使用。华语语系文学论者全然不注意属于后殖民题中之义的英国殖民统治，却将香港中文写作的殖民矛头对准中国文学，这是有点奇怪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诗坛三剑客”之一的叶维廉，曾对于香港文化的殖民性有过分析。叶维廉认为，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特征在于无法推行启蒙主义，既不能通过教育让人意识到人作为自然个体的权利，也不能自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处境。殖民教育只能采取“利诱、安抚、麻木”等手段，制造替殖民政府服务的工具。在叶维廉看来，“能触及和反映在这个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这当然包括中国意识与殖民政策的对峙、冲突、调整，有时甚至屈服而变得无意识、无觉醒到无可奈何的整个复杂过程）才算香港文学”[8]。这种真正的香港文学是不是完全就没有呢？也不是，叶维廉此文重点推出的诗人昆南——五六十年代“香港诗坛三剑客”的另外一位（第三位是无邪）——即是一位他心目中的反殖诗人。而其背后的动力，恰恰是中国华民族主义，正如昆南在《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中所说的：“我们年轻的一群决不能安于鸵鸟式的生活……中华民族的精魂的确已在我们耳边呼唤着我们的责任，鞭策着我们的良知。”[9]
香港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的确是明显的。叙事是帝国主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小视。以自己“祖家”的经验和意象，来命名对于他们来说未知的土地，殖民者可以克服自己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延伸自己的帝国经验。因而，香港才有了大量的以英文命名的街道、建筑等。更重要的是，叙事是帝国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借助于此，帝国主义可以将殖民地纳入自己的历史叙事之中。英国殖民者的香港叙事主要是依赖于印刷媒体如报刊、史书等来完成的。英国人占领香港后，几乎垄断了所有叙事文本。香港开埠之后，英国人立即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如Hong Kong Gazette（1841）、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1842）、Hong Kong Register（1843）、China Mail（1845）、Daily Press（1857）、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1853）、Hong Kong Telegraph（1881），不仅这些英文报刊，如《遐尔贯珍》（1856）等中文报刊也是英国经营的，由华人主办、可反映华人舆论的中文报刊只有孤立的《循环日报》（1873）。至于香港史的领域，可以说完全为英国人所把持，香港的历史叙事几乎完全为英国殖民者所垄断。早在1895年，就有E.J.Eitel撰写的 Europe in China这样厚厚一大本香港史的出现，其后出现了大量的西人撰写的香港史，如G.R.Sayer，Hong Kong 1841-1862：Birth，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G.R.Sayer，Hong Kong 1862-1919：the Years of Discretion；Hennessy James，Pope，Half-Crown Clony，A Historical Profile of Hong Kong；Endacott，G.B.，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Endacott，G.B.，A History of Hong Kong，等等，中文的香港史直至百年之后的20世纪中叶才出现。可惜的是，热衷香港后殖民论述的人，似乎并不追溯香港真正的殖民历史。
当代北美华人，最早可以追溯到爷爷辈在美国修铁路的殖民主义历史。在刘慧琴的小说《被遗忘的角落》里，爷爷辈的苦难命运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尼尔的爷爷是早期华人铁路工，奶奶是印地安人。家里苦苦挣扎，供养但尼尔，希望他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但尼尔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获奖学金进入大学，毕业后在象征着繁华富贵的金融商业中心的大厦里拥有了工作。但似乎历史的幽灵不散，华人及土著的后代注定了不配有好的命运。但尼尔怀孕的妻子遭遇车祸，一毙双命，他从此染上毒品，终于回到了原来就属于他的这个城市最为破落的街道。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唐人街和印地安部落聚居的街道相邻并列，像两个苦难的民族相互扶持着。”这仿佛成为西方内部移民和殖民关系的一个暗喻，呈现出了从前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维度。
如果说刘慧琴注意到华人与本地印地安人的相互扶持，无独有偶，老摇在《路口》中则将自己与美国南方土著黑人的命运互为映衬。老摇其实很年轻，20世纪70年代生人，小说的写法也很先锋。土著黑人对“我”并无兴趣，甚至很厌恶，他们不喜欢外人打扰。他们在肮脏、粗鄙的酒吧里打发时日，白人们认为那里是魔鬼出入的地方；他们或者弹着布鲁斯流浪，布鲁斯也被白人认为“唱了要下地狱的”。小说运用章节的交叉，写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故事。一是黑人的故事：罗伯特和魔鬼签约，成为布鲁斯乐手，又终于偿命；另一个是自己在美国奋斗或者说流落的故事：在美国留学，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又被解雇，因为解决不了身份问题，终于订了回国机票。“我”和“黑人”的故事的交叉点，看起来是在“路口”。在南方，基督徒埋在教堂，而“路口”是流浪者的归宿。“路口”是撒旦的地盘，不仅罗伯特经不住撒旦的诱惑，“我”也在路口徜徉徘徊。老摇对于土著黑人及印地安人的历史文化的书写，在中国文学的视野里应该是较为独特的一种。
二
史书美在论述海外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一个理论是“少数文学”。史书美说：“少数表述（Minor articulations）的出现就是为了回应作为主要语言的标准汉语，它是去标准化、混杂化、断片化或者完全拒绝标准语言的结果。一方面，华语语系借助挪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利（Felix Guattari）‘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说法，实践并成为一种‘少数表述’，是少数的自我表达、或者是少数族群利用主流语言来进行表述。在利用的过程中，为了建构或解构的意图，主流语言受到少数表述的挑战与挪用。”[10]意思是说，海外华语文学是中文文学中的少数文学，因此可以质疑中国主流语言文化秩序。考诸于西方“少数文学”的内涵，我们发现史书美在这里的运用并不准确。
史书美的论述来自德勒兹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讨论卡夫卡的著作《走向少数文学》（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这本书是学者论述少数话语时的潜在文本。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论述“少数文学”的时候，所举的例子是身为捷克人的卡夫卡的德语写作。在他们看来，少数文学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非地域化。少数族在创作时运用的不是自己的语言，而是主流文化的语言，如卡夫卡运用德语、美国黑人运用德语、乌兹别克人用俄语写作，这种运用使得少数文学在语言上显示出“非地域化”的特征，卡夫卡对于德语的挑战即是一例。第二，政治化。在主流文学中，社会环境仅仅作为一个背景而存在，而在少数文学中，由于空间的狭小，个人的关注往往指向政治化。第三，集体性。少数文学并不属于这个或那个大师，由于边缘性，作家们共同构成一种集体行为，文学积极担负着集体甚至革命的角色和功能。[11]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点，已经成为少数文学论述的经典，当然也不乏质疑和补充。
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说法，严格定义的少数文学只能说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汉语写作，或者如史书美所说，国内少数民族运用汉语进行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相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少数文学”，如果一定要说海外华人作家的华文写作是“少数文学”的话，那只能是针对他们所居住的所在国而言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在美国的中文写作，针对美国的主流英文写作而言，是一种“少数文学”。海外华文写作，的确可以让我们看到诸多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海外作家运用汉语写作，属于母语写作。它们并非少数文学，而恰恰是一种经由语言而达到民族归属感的写作。因此，我们在华文文学的创作中不断看到怀乡、流离、叶落归根、血浓于水、月是故乡明等原型主题。
不过，移民的边缘性造成了他们与中西文化的双重紧张，他们不但与西方“他者”疏离，同时也与自己的母国疏离。离开了既有的政治社会的塑造，使他们有可能挣脱原有的民族国家及民族文化的约束，而取得一个反省的距离。
海外华文文学对于所在国来说，是一种少数文学，或者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揭示所在国主流殖民话语的特征。对于中国而言，它只是华文或汉语文学的一个部分，虽然是一个相对疏离，具有一定距离的部分。
国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和海外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是对于中文文学建构的两种相反的方式。两者指称的是同样的对象，但对其定位迥异。华文文学强调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认同性，强调源流关系，华文文学的论述强调怀乡、流离、叶落归根、血浓于水、月是故乡明等；相反，华语语系文学强调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强调本土性、抵抗、反中心、非正统等。在笔者看来，两种建构不必如此各执一端。一方面，应该注重海外华语文学的特殊价值，它与中国大陆的中文文学互为补充。在国内，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台港澳文学/华文文学，重要性递减，的确有等级的意味。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扭转了这一秩序，有其批判功能。但另一方面，又不应该直接套用后殖民论述，将其截然对立起来。同是中文文学，我们可以将两者看成是一种异质互补关系。
事实上，海外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确并不是那么分明对立，而是流动、混杂的。这里需要提到霍米·巴巴的相关理论。华语语系文学中，霍米·巴巴的理论得到较多运用，“混杂”成为描述华语文学的常见语词。不过，何种混杂却值得辨析。
在对于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质疑中，既有人批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述没有涉及西方内部的反殖传统，也有人批评东方主义并未涉及东方。霍米·巴巴所提出的质疑却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萨义德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两个方面论述得不够，而在于没有从殖民者/被殖民者，自我/他者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殖民主义话语。霍米·巴巴反对的是单一主体，他强调“他者”在文化身份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他的术语有：1.“杂交”（Hybridity）：杂交指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状态；2.“模拟”（Mimicry）：模拟指的是当地人对于殖民者的一种模仿，但这种模仿却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内含着嘲弄和变形，殖民话语于此变得面目不清；3.“第三空间”（third space）：巴巴的“第三空间”不是想象中的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或者调停两种不同文化的中和客观性，他所强调的是殖民者/被殖民者相互渗透的状态。巴巴的常用术语不止于此，还有如模棱两可（ambivalence）等[12]。
霍米·巴巴的混杂的第一个含义是强调主体之间互相渗透的状态，第二个含义是强调混杂中的抵抗，即经由模拟而达到变形和嘲弄。因为将海外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同于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殖民地文学，华语语系论述直接运用混杂中的抵抗。在笔者看来，海外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同为中文文学，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混杂中的异质。这一点，可以解决两种主体对立的问题。各地华文文学事实上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充满了地域流动和文化交融。白先勇游走于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是中国台湾作家还是北美作家？施叔青从台湾到香港再回台湾，每个地方都留下代表性作品，她到底是中国台湾作家、中国香港作家抑或北美作家？东南亚作家很多都在香港台湾或大陆发表作品，他们算哪里的作家？北美新移民作家游走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作品市场主要在中国，他们是中国作家还是北美作家？这些都打破了华文文学的界线。如果将海外与大陆的作家截然隔离，强调对立或抵抗，显然不容易。只是说，他们是独特互补的中文文学共同体的成员。
[1]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pp.58-76.
[2]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p.82.
[3]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First published 1989 by Routledge，pp.221-222.
[4]Shu-mei Shih：《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49页。
[5]Shu-mei Shih：《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56～57页。
[6]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选自《写在家国之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38页。
[7]Shu-mei Shih：《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57页。
[8]叶维廉：《自觉之旅：由裸灵到死——初论昆南》（1988），《叶维廉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67～294页。
[9]叶维廉：《自觉之旅：由裸灵到死——初论昆南》（1988），《叶维廉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67～294页。
[10]Shu-mei Shih：《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57页。
[11]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trns. By dana Polan，Forawrd by Reda ensmaia，London：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16-27.
[12]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May 1817”，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p.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