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联大之歌

代序 联大之歌

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算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我在《联大与哈佛》一文中引用《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6月10日的报道说:“为了听课来哈佛太傻了,想和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来哈佛。”我补充说:联大可以说是超过哈佛,因为它不仅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的教授。如联大闻一多讲《诗经》,比哈佛大学吉特勒基讲《莎士比亚》更有创见;而联大卞之琳讲《莎士比亚》,也比吉特勒基更有新意。至于《诗经》,哈佛根本无人可讲,更无人能译成英文,还是联大柳无忌去美后,为美国培养了许多汉学家,包括哈佛的海涛尔(Hightower)和欧文(Owen),但比起联大人来,相差甚远。即使以《诗经》第一篇《关雎》而论,联大人译为Cooing and Wooing(叫春和求爱),英文水平之高,不在哈佛人之下;用词巧妙,则远在英美翻译家之上。如果要把《诗经》和同时代的《荷马史诗》相比,则朱自清认为《诗经》用“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和平生活,比起荷马用“比而不兴”的方法来歌颂战争暴力和英雄主义,也不可同日而语。而沈从文在平凡中见伟大的 《边城》,比荷马在暴力中见英雄的阿基力士,可说是各有千秋。

联大为什么可以和哈佛一样,造就这么些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呢?哈佛格言是“来为求知,去为服务”。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却是:大学贵在大师而不是在大楼。联大校歌更说明:“中兴业须人杰”,由此可见哈佛要培养的是能服务挣钱的知识分子,联大要造就的却是能振兴中华的国家精英,而培养精英则需要大师。联大的大师首先有清华的四大院长:提出四种境界的文学院长冯友兰(自然境界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民,功利境界如《孟子见梁惠王》中“言利”的惠王,道德境界如“言仁义”的孟子,天地境界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发挥“边际效用”经济原则到了上课分秒不差的法学院长陈岱孙(只有一次下课时没响铃,原因是铃响晚了),做X射线实验帮助康普顿教授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理学院长吴有训(他讲课生动有趣,用不倒翁来说明力学问题),中国第一个科学博士,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作出贡献的工学院长顾毓琇(他还是世界少有的文理大师,1976年当选世界桂冠诗人)。这四位院长起了带头作用,于是联大大师就风起云涌了。

中国文学系的诗人兼研究《诗经》、《楚辞》的大师闻一多,散文大师朱自清,小说大师沈从文,前面已经讲到。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名师则有20岁在美国出版英文诗集,得到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赞赏,并与英国诺贝尔奖诗人艾略特(T.S.Eliot)交流的叶公超,世人对他以问为答的名士作风毁誉不一。全世界第一个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大师吴宓,他最爱中国小说《红楼梦》和英国雪莱的诗,认为雪莱说的爱情如灯光,不会因为照两个人而减少光辉,可以应用于宝玉对黛玉和宝钗的爱情;他身体力行,也得到不同的毁誉。但他认为文学高于生活,因为文学是浓缩的生活:哲学是汽化的生活,诗是液化的生活;小说是生活的固体化,戏剧是生活的爆炸化。而使文学通俗化、散文政治化的则有陈福田,他喜欢的《傲慢与偏见》说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愤怒的葡萄》则说明了他的人民大众观点,他主编的《大一英文》却宣扬了美国自由民主的观念;不过美国“自由”中国化,成了做好事的自由,美国“民主”的中国化,却成了智者和能者的统治。而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钱锺书,他讲的课能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是年轻一代的学术大师。

文学院历史系的大师首先是陈寅恪,他提出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代表了联大一代大师的品格。当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选“教育部长”为院长时,陈寅恪不同意,说研究院选院士不是为蒋先生选秘书,表现了他的独立精神。他是第一个通读德文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国学者,却反对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可见他的自由思想。他研究历史,提出以诗证史的方法,他在诗中说:“玉颜自古关兴废”,说明帝王的宠幸往往关系到朝代的兴衰,因此研究杨贵妃的问题是唐代盛衰的关键。他写了一本《柳如是传》,也是从“玉颜”的侧面来分析明清之交的文化精神的。法国哲学家巴斯卡鲁讲到罗马大将安东尼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史实说:假如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长了一寸,古罗马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玉颜兴废”之说,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有例证。不过与罗马大将同时的汉武帝,虽然也爱“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却为了江山而牺牲了美人,他写了一首《落叶衰蝉曲》,也只是“以诗证史”了。

诗词可以为历史作证,历史又可以为哲学作证,哲学却是历史的总结。如《三国演义》开始所说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小说家对历史的哲学观。而联大能用简洁明了的文章说明错综复杂的哲学的大师是冯友兰。如冯先生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总结为“礼乐之治”,又把“礼”概括为对自然界外在秩序的模仿,而“乐”则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这简单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而西方哲学却研究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就是人征服自然的“人定胜天”的哲学。在联大研究西方哲学的有能把简单问题深入复杂化的金岳霖。由此可见联大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

总之,从文、史、哲三方面看来,联大都有可和哈佛相提并论的聪明头脑。而学生呢?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追旧人。以中文系而论,汪曾祺师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但又有所突破。如朱自清开《宋诗》课,汪曾祺却提出晚唐李商隐诗和温庭筠词,是“沉湎于无限晚景”,有用山间晚霞“作脸上胭脂”的特色,这是运用朱自清的“比兴”说而有所超越的表现。闻一多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批评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曾祺却说是闻先生先对他俯冲的;师生二人已经把《诗经》的“比兴”从学术上应用到生活中了。沈从文批评汪曾祺把对话写成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但却认为他的神来之笔写得比自己还好,并且破格给了他120分,由此可见在有些方面,汪曾祺可以说后来居上。

至于外文系呢,英国教授白英和谢文通、袁家骅、卞之琳等教师合作,于20世纪40年代在英美出版了一本《白驹集》(The White Pony),按照西方译法,把中国诗词译成分行散文,如杜甫《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英译文是:

Everywhere falling leaves fall rustling to

The waves of the Long River onrushing without bound.

译文虽然可以算是忠实,但原诗音韵之美、对仗之工、叠字之力,都没有传达出来。而后来联大人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如下: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读者可以听到无边无际的森林撒下一大片、一大片的落叶,这象征着昔日的光荣已成过去;但又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长江波涛滚滚而来,这象征着未来的前浪和后浪的汹涌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休无止,也象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将传之千秋万代。

历史系的何炳棣(也是哈佛教授)从七千年前的地下化石中发现物证,驳斥西方所谓中华文化源自非洲的谬论;何兆武师从陈寅恪和钱穆等大师,但却指出钱先生的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练。他发挥民主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对于陈先生,他总觉得“从其中所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来,……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何兆武指出钱先生缺乏逻辑,陈先生“史从论出”这就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哲学系的殷福生在联大时思想右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到台湾后却急剧转变,成为反对蒋介石的自由主义战士,并且培养出了李敖这样自由主义的学生。还有向金岳霖学习数理逻辑的王浩,后来得了数学里程碑奖(相当于诺贝尔数学奖),由此可以看出联大文学院的学生是如何超越前人,超越自己,争取世界一流的。

联大理工学院的精英更是文理兼通的人才,成就之大,远远超过了文法学院的同学。如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王希季等。杨振宁不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而且对文化很有研究。他在美国读到我写的联大回忆录,要我寄他一本,我就请他为回忆录的英文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我读后再一次体会到诗人的生活和科学家的是多么不同。许多年前,艾略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来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有一天,在所长奥本海默举行的宴会上,奥本海默对他说:‘在物理方面,我们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在诗歌方面,你们设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许渊冲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三。’不知道他的意见和奥本海默有无相同之处?”杨振宁用科学家的语言,来说明用艺术的语言解释科学,有所不当,可见他不但科学水平高,艺术水平也高。1997年他来北京,我们久别重逢,谈到这个问题。但一见面,他先问我翻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没有?我听成严几道了,不知道是哪一首,他就背给我听:“自别后,忆相逢”。这首词在久别重逢时念,正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小时候背的诗词还没忘记,可见他的记忆力多么强,文学作品多么熟悉。我一听他背诗,立刻说是译了,并且翻开我的译本给他看。他一读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又提出问题说:他记得是“桃花扇底风”。我就问他:你不是说过中文精练(concise),英文精确(precise)吗?你还说过英文适用于写法律,中文适用于写诗,因为诗的含义丰富,不能尽言,如果写得太精确,反而没有诗味了。那么,“扇底”和“扇影”哪个含义更丰富呢?“扇底”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扇子底下;“桃花扇”也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画着桃花的扇子。全句的意思就是歌女唱得太久,连扇子都扇不动,扇子底下都没有风了。桃花扇影则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画着桃花的扇子,一个是月亮把桃花的影子投在扇子上。哪种解释好呢?这要联系上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来看。杨柳是楼名还是实物?如果认为桃花是画,那杨柳应该是楼名;如果桃花是实物,那杨柳就是楼周围的树木。哪种解释好呢?我觉得画和楼名远不如实物有诗意,因为画是景语,实物却是情语。王国维说过:诗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景语只是写景写实,情语却要传情达意,景语如果不能传情,有时甚至不能达意。如把杨柳理解为楼名,那并不能理解到楼在杨柳的中心,也不能够理解到歌舞开始的时候,月亮还正照在楼心,歌舞通宵达旦,月亮也从楼心转到杨柳梢头;更不能够理解诗人欣赏歌舞之乐,通宵不眠了。再进一步,还可以理解为月亮也爱看歌舞,低头在杨柳梢上徘徊,不忍离去,那诗人热爱歌舞之情,又深一层了。由此可见,杨柳和桃花,如果理解为楼名和扇名,那只是景语,不但没有传情,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达意;只有理解为实物,那才是情语,不但可以显出诗词之美,还可以看出诗人爱美之情。一切景语都是情语,正是中国诗词的优势,也是艺术比科学更占优势之处。我在回忆录中说的:科学研究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是景语,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艺术或诗词一加一大于二,就是说艺术研究的是情语,可有言外之意,说一可以指二,举一可以反三。如说杨柳桃花,可指名称,可指实物,可指诗人爱美之情,甚至可以爱屋及乌,移情风月,连“扇影风”和“楼心月”都可以有爱美之心,歌舞达旦之情,那就不但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等于三四五了。这和物理学有无相通之处呢?奥本海默说诗人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那指的是景语。他说科学家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那可以指中国诗词中的情语。情语不但是科学家,就是文学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即使理解,也未必是诗人原来的情意。因为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也可以说:情可语,非景语。领会之妙,在于一心了。西方有一句名言:The heart has the reason which the mind knows not.(心中之理并非头脑所知之理。)这等于说:艺术之理并非科学之理。和中国的景语情语,也有相同之处。发现相同之处也是一种成就。

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一粒沙中见世界。本书就想沙里淘金,从平凡的现实中找出不平凡的成就来。梁启超讲杜甫《石壕吏》时说:诗写得越真就越美,说明真即是美的道理。真或现实是平凡的,美却并不平凡。真加真如能等于美,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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