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代：文备众体的时代
第一节 文体嬗变与观照宋代文体的三个视角
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三千年遗留下来的文章典籍浩如烟海。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学史、文章史亦即一部文体流变史。各种文体的萌芽、初步成型、发展成熟、完备定型，乃至变化演进、此消彼长，深刻反映了社会、时代、语言、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就古代文学史而论，现代以来重点关注的文体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类别，但这四种文体并非在文学史上同时出现、齐头并进的，它们草创、发展、成熟、变异、消歇的时代和历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文体的地位、价值、影响和相互关系在文学史上也各不相同。
当代学者已日益意识到，以四分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局限性，关键是距离历史语境较远，难以反映古代文体的复杂多元格局，大量具有文学色彩的公牍应用文也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故本章概述宋代文体，以文学文体为本位，以历史语境为参照，同时兼顾公牍应用文。
先秦作为古代文体的萌生期，主要文体形态表现为诗、骚、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汉代的主要文体是赋和散文，诗歌出现了新变的迹象。魏晋南北朝可以看作古代文体学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文体和文体理论都获得了跨越式的蓬勃发展。诗歌方面的永明体昭示着近体格律诗不久就会瓜熟蒂落；骈体文成熟并给赋带来了一定的骈化色彩；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应用性文体，如表、章、奏、议、对等公牍文，碑、诔、哀、吊等哀悼性文体，书信、铭、箴等其它文体，都流行广泛、有较大发展；小说一体也草创伊始而规模初具。
唐、宋两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文体获得大发展的时代。古代各种文学文体和应用文章都大体完备、走向繁荣。唐代诗歌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散文文体在中唐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革新，唐传奇的出现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尚待充分发展的词体又给宋代文学留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公牍应用文方面，唐宋时期为一高峰，成就亦高。
宋代文学大致是顺着中唐以来的发展路径而继续前行、蔚成大观的，融会贯通成为总的时代特征。梁启超说：“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
宋代是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近古的开端，也是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著名的“唐宋变革说”，他认为：
在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古与近世的差别。从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近世时期可以说自宋代开始。
美国学者刘子健也表达过类似观点：
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
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一种全局性、根本性的变化，必然要在文化、文学乃至文体方面有所反映。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说：“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在综合基础上求新求变正是宋代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如果考虑到文体发展的格局及其均衡和发达程度，宋代文体比唐代更为丰富、深化、复杂，我们不妨把宋代定位成一个文备众体的时代，文学文体、公牍应用文等各种文体都在蓬勃发展，各自走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文体流变之路。下面我们准备对宋代的主要文体发展概况做一番巡礼。
今之宋代文学史把诗、词、文、小说、戏曲诸种文体排列在一起论述研究，表面上这些文体是平行平等的；但是如果以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为视角，则其存在形态、状况又是千差万别的。由此言之，按部就班地把宋代诸种文体一一罗列，似乎意义不大；下文拟先思考中国古代的文体嬗变，之后再概述宋代文体。
美国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理论，他认为，科学范式是一整套的观念体系，包含与之相应的准则、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而范式转换指，新的认知、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出现，导致了某一领域科学研究根本性观念的转变。因此，范式转换被认为是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如果以之思考中国古代文体，无疑是新的视角，新的维度。文体有范式，同时亦存在范式转换的问题。文体的范式转移，能否说是文体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核心呢？笔者认为完全套用，自不合适，但这一理论无疑深具启发意义，部分契合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库恩的范式转换论，似更强调新陈代谢、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而中国文体的演变，即便新文体创立了，旧文体也未必消亡，一般较少存在新文体取代旧文体的情况，通常是借旧求新、新旧杂陈。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体嬗变，总的趋势是新陈代谢、与时俱进。文体嬗变的基本方式或可概括为三种：其一，文体内部的继承和革新。每种文体都有渊源流变的复杂过程，譬如诗歌，从古体到近体，从四言、五言再到七言，屡次突破自身传统形式，诗体得以不断演进，旧与新之间的因革损益关系明晰。其二，文体间的相互渗透和融通。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文体间发生关系往往会深刻影响到文体的形态。宋代的文赋和四六，就是因为赋、骈文分别与散文发生了艺术上的交叉和渗透，从而产生变异，呈现出某种新变色彩。故文赋和宋四六分别是一种散文化了的赋和骈文。其三，外来文化、文体形式的冲击和移植。这是指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体通过某种传播媒介，与本国固有文体发生关系并有机融合，而形成新的文体。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从西周到宋实际是一部诗史，而南宋开始，线路开始转向，此后就是小说和戏剧的时代。而这，是与印度文化的介入和影响密不可分的。他写道：
我们至少可以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那是你的福分。
佛教文化的输入不但促进了“宫体诗”“永明体”的出现，还增添了变文、偈颂等新品种，更是与后来的小说、戏剧关系匪浅，深刻影响改变了中国古代固有的文体形式。
每个时代既有新文体应运而生，也有旧文体寿终正寝，还有些文体穷则思变，在汲取新鲜血液后获得新生。一般而言，后起的文体必然会向比它历史悠久、地位显赫的强势文体寻求依傍。但是，强势文体也有盛极而衰的一天。文体的新旧、强弱、大小只是相对而言，诸种文体处在一种复杂交织、多元并存的格局之中。
为了能立体地、多层面地研究宋代文体，姑且从文体的生成和嬗变方式的角度，把宋代文体约略分为承袭前代而续有发展的文体、文体间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异的文体和新创孳乳文体三种形式。宋代文备众体、品种繁多，面面俱到，势必不能；下文关注的文体包括诗、词、散文、文赋、宋四六、宋杂剧、南曲戏文、笔记、诗话、时文、日记等。乍一看这种编排方式，可能感觉不伦不类，但笔者确有自己的想法。显而易见，上述文体并不在一个平等层面，它们的体制、功能也颇不相同。诗、词、散文、文赋、宋四六略属于一个层面，这是宋代的主要文学文体。其中散文和四六里，还包含相当数量的公牍应用文。至于宋杂剧、南曲戏文、笔记、诗话等，有的尚未成熟，有的可以归并到散文族群中去，还有的文体形态呈现为散文、骈文、诗词的综合体。考虑到这几种文体在宋代有较大的新颖性和独创性，能够独立成体，代表新的文体样式，故而特别拈出加以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三节的宋代文体概述，乍一看去，似与文学史的描述类似，实则其立足点在文体，而非文学史的作家作品模式。每种文体的叙述虽无统一的格式，但其中主要关注诸文体的概念、源流、变化、分类、功能，文体间关系，文体与创作，等等。选择这些文体的原因，上文已有交代，就在于它们或是宋代的主要文体，或在宋代成功实现了变革，或属于宋代的新创文体。祁寿华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研究视角可以独览文学世界的群峰叠岭，垄断对样式的本体、认知和技巧诸方面的解释。”这一点请读者鉴之。
第二节 承袭前代而续有发展的文体
一 宋诗
诗体约略分成近体、古体两大类。唐以前的诗都叫古体，平仄、对仗、用韵和诗句的字数尚无严格统一的规定。唐代以后，“诗的形式逐渐趋于划一，对于平仄、对仗和诗篇的字数，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这种依照严格的规律来写出的诗，是唐以前所未有的，所以后世叫做近体诗。近体诗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一)律诗；(二)排律；(三)绝句”。近体诗形成后，古体没有消亡，仍有不少诗人模仿古人写那种较少束缚的古体诗。唐以后的诗体一直是古体和近体并存的格局。
宋诗是古代诗史上堪与唐诗先后媲美、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一面旗帜。二十世纪末，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组织编纂的《全宋诗》出版发行，煌煌七十二巨册，辑录两宋八千九百余家诗人的二十余万首诗歌，无论诗人抑或诗作的数量，都数倍于《全唐诗》。在宋代先后繁荣的各大文体中，诗始终是文学的正统和主流。不夸张地说，诗已成为宋代文人文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及宋代诗体的体制和审美特征，一般都会把宋诗和唐诗进行比较，在比较中似更能抉出宋诗异帜独张的鲜明特色。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实际已经看到唐、宋两代诗的根本差异。尚意兴主情韵，尚理则主议论；主情韵者以含蓄为贵，主议论者旨在思理透辟。至于严羽所概括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一般被认为是对宋诗创作特色的较准确总结。作为宋诗研究一大家，钱锺书在其名作《谈艺录》中亦对唐、宋诗体的体格性分和风貌特质有深刻的体认：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唐、宋诗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宋诗并非凭空而生，主要还是承袭了杜甫、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变本加厉、自成一体的。
宋人方凤《仇仁父诗序》云：“宋朝之诗，以文为诗，故气浑雄，事精实。”宋诗“主意”，故诗体上的写作手法和形式技巧较唐诗更为精细。比如宋诗讲究锻炼字词，律对精切，追求奇字险韵，句法上则生新深远，章法方面看重布置命意，还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俗为雅等技法上的讲求。
关于宋诗总的风格，前人已有较多研究。虽然宋代诗人有着千差万别的个体风格，但把宋代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审视，还是可以发见整个时代的诗歌风格具有某种共同的质素。周裕锴在《宋代诗学通论》中曾把宋人一致推崇、共同欣赏的诗歌风格归纳为三种：雄健和雅健、古淡和平淡、老成和老格。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宋人对理想诗体风格的一种认同。
关于宋代诗体的递嬗流变，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有一段较精辟的勾勒：
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后生晚进不知颠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浅日下。然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刑未泯。
北宋前期的诗坛先后流行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基本上是沿袭中晚唐诗的余风，律诗写作较多，少有创造。宋诗的自成一代面目始于北宋中期。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学习韩愈，致力于改革诗风，重铺叙、发议论，多写古体，使宋诗初步呈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北宋中后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诗坛大家接踵而起，是为宋代诗体最为繁荣的阶段。王安石“深得老杜句法”，开宋人学杜风气；苏轼集精思、法度、妙悟于一身，“以文为诗”而“大放厥词”(清人赵翼语)，成为宋诗的最杰出代表；黄庭坚则更加讲求诗歌的法度技巧，喜拗律、奇句、硬语，在用典、押韵方面深下功夫，把宋诗推向更为成熟的境地。后人将标榜学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人的宋诗流派称为“江西诗派”，这是宋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流派。北宋无论古体、律诗都有新的变化发展。南渡之际，诗坛宗法江西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变异色彩。至南宋中期，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摆脱江西、自立门户，是南宋诗坛成就最高的诗人。理学诗派相对独立于诗坛之外，他们秉持重道轻文的理念，只能算作宋调的旁枝。南宋后期，诗坛代表为“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趋势是回归晚唐宋初，五律为其擅长诗体。宋亡前后，遗民诗人感慨国家兴衰，激昂悲壮，使宋诗在日落前放射出最后一缕余晖。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宋代诗体流变经历了一个承袭——复古——独创——凝定——中兴——再度承袭的发展历程。显而易见，最能代表宋代诗体品格特质的是北宋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和南宋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这是宋诗发展中的两个高峰。
刘壎《隐居通议》卷八云：“入宋则古文、古诗皆足以方驾汉、唐，惟律诗视唐益寡焉。”充分肯定宋代古文和古体诗的成就当然没有问题，但宋代近体诗也不是停滞不前的，应该说宋代的古体和近体都有发展变化，而乐府诗趋于消歇。古体诗进一步发展了唐代杜甫、韩愈“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更显平易疏宕；近体诗中的律诗讲求法度技巧，日益规范，进入一个更加深化精细的阶段。宋人作起古体来，还往往有意识地借鉴近体的平仄、对仗技巧。宋代的五七言绝句自不能和唐诗媲美，而六言绝句则异军突起，《唐人万首绝句》中的六言绝句不到四十首，而《全宋诗》收录的六绝在二千首以上，其中刘克庄一人就有近四百首之多。
诗体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诗歌的流派风格研究。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从不同角度对诗体作了审视，比如以时代分，宋代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作者论，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等，宋诗委实体派纷纭、名目繁多。在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体派一般指西昆体、欧阳修等新变派、荆公体、东坡体、江西诗派、诚斋体、四灵体、江湖诗派、理学诗派、遗民诗派等，此起彼伏的诗歌派别有着各自的审美追求和迥异的艺术风格。
二 宋代散文
散文的概念内涵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和多层面性等特点。一般而论，其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宋代散文包括散体古文、骈体四六、语录体(如《二程遗书》《朱子语类》等)，甚至辞赋也可以包含在内；狭义的仅指散体单行的古文。本文取狭义的散文概念。说是狭义，实则涵盖亦广，因为在狭义散文的名目下，又可分出若干题材体裁的“亚文体”来，如赠序之文、书序之文、题跋之文、记体之文、说体之文、书牍之文等等，散文的文体族群法席盛大。
较之诗歌、骈文、赋而言，散文在体式特征上是最为自由开放的。在句式上，散文以散行单句为主；在语言上，散文不讲究平仄韵律；在表现手法上，散文更为重视叙事和说理；在文体风格上，散文一般崇尚质朴无华。这只是通常情况，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规定。当需要时，散文也不排斥文句的整饬排偶，完全可以采用韵散相间的形式，追求一种丽词雅韵的风格。自由开放的文体特征赋予散文极强的包容性和巨大的表现空间。
在中国散文史上，宋代散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堪称古代散文发展的巅峰时期。先看几则古人的评价。欧阳修说宋代散文“追三代之隆”；王十朋说“远出乎贞观、元和之上”；陆游说“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振耀无穷”；王若虚说“散文至宋始是真文字”；宋濂说“自秦汉以下，文莫盛于宋”，可见自宋代以来一致推崇备至。宋代散文的作家作品数量惊人，据《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等2006年版)，宋代文章约略有十七万篇，作者近万人，约一亿字，该书因此也是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不仅体量宏大，宋代散文还流派纷呈，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特征。从作家角度看，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为唐宋八大家，八家之中宋人独占六家；这些作家的名字往往就代表了古代散文，宋文的卓越辉煌可见一斑。
关于宋代散体文的流变，较为复杂，此处略作概说。中唐韩、柳之后，散体古文退潮，骈文再度占据文坛主流地位。宋人《南窗纪谈》云：“方古文未行时，虽小柬亦用四六，世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亦务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宋初文坛到了连写张便条都用骈文的程度，而古文专务奇险，也需要端正方向，可见问题委实不少。其实在北宋初年，柳开、王禹偁等已倡言复兴韩、柳道统、文统，但是他们的创作实绩乏善可陈。宋代散体古文局面的打开，要到北宋诗文革新的全面展开。北宋中叶，文坛盟主欧阳修等倡导文体文风的改革，纠正险怪文风、积极奖掖后进，使宋文初步呈现出平易畅达的新风貌。其后的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继续发展这种明道致用、言之有物的散体文，最终确立了宋代散文的主流地位和基本风貌特征。南宋散文虽未出现如欧、苏般的巨匠，但亦有新的发展变化。像南宋前期围绕着战与和的时代主题而产生的一批论辩散文，不但逻辑性较强，而且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南宋中期的散文发展相对多元，概而言之，既有陈亮、叶适、辛弃疾等人的事功派，又有朱熹、吕祖谦、真德秀等为代表的理学派。事功派讲究气势，以古文鼓吹抗战，颇富鼓动性；理学派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讲究章法，可以看作唐宋古文的嫡嗣与正宗。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还出现了一系列散文评点选本，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等，这些评点选本从文体体制的角度指示写作古文的门径，推动了当时散文的创作和普及。南宋末年，社稷倾覆，又有一批慷慨悲凉的爱国散文大放异彩，代表人物如文天祥、陆秀夫、郑思肖等。
宋代散文文体样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宋文取得卓越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人在韩、柳所开创的散文新体如赠序之文、书序之文、题跋之文、记体之文、说体之文、尺牍之文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使宋代散文的各种体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记体之文，“纪事之文也”，南宋叶适云：“‘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可见记体之文在宋代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而新变之处就在以叙述为主的记中加重议论的成分，形成一种融纪事与议论为一炉的记体之文。在文体的语言运用方面，记体之文虽以散体古文为主，但亦兼取骈语。以题材用途划分宋代记体之文，可分为亭台堂阁记、山水游记、书画记、学记、藏书记等几种。又如题跋之文，明代吴讷云：“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可见“跋”体的名副其实还在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堪称宋代题跋的三大家。唐代题跋往往不出学问著述之门，但宋题跋的题材却进而扩大到富含文化意味的诸多领域，像书法、绘画、金石等方面，考订鉴赏，议论风生，体式变幻，任情抒写，犹如学问性情俱见的小品。题跋汇为专书，亦始于宋，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再如序体之文，样式多样，有赠序、书序、燕集序、字序、杂序等。唐代韩、柳的赠序兴盛一时，宋代则书序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宋代书序虽然篇篇不离说理，但并没有抹杀其文学抒情性，像欧阳修《归田录序》、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陆游《吕居仁集序》等，都是富于文采，抒情性、可读性极强的。再如尺牍之文，笼罩在宋文浅易的大背景下，亦主要趋向明白晓畅，譬如欧阳修、苏轼等的“小简”，通俗自然，颇为时人所称道。后人还专门把欧、苏等的尺牍编为一辑，便于欣赏研习。杜仁杰《欧苏手简序》云：“至于尺牍，艺之最末者也。古人虽三十字折简，亦必起草，岂无旨哉？今观新刊《欧苏手简》数百篇，反复读之，所谓但见性情，不见文字，盖无心于奇，而不能不为之奇也。”宋人尺牍对后来的明代小品文亦有一定沾溉。
此外，宋代的散体公牍和应用文，体制愈严，成就亦高。笔者认为，宋人公牍中，奏议特别出色，雄文大篇极多，剀切陈言，非名公巨手不办。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叶适《上孝宗皇帝札子》等，皆关乎国计利病，痛陈时政，忧深思远，文章亦浑浩流转，神理俱足，既得告君之体，又显谋国之忠，更是公牍中的雄健之文，足以流传千古。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奏议中出现了多篇“万言书”，如上文指出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与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皆洋洋万言，既是古代奏议中的杰作，亦是文学艺术性与实用性良好结合的典范。
关于宋代公牍和应用文的体式、规范，兹谈谈司马光的《司马氏书仪》。此书是宋代关于家庭礼仪的著作，影响颇大。但其书之卷一，却是有关表奏、申状、牒等公文和私书、家书等应用文的格式汇编。其中私书和家书部分，设计独特，实用性很强。如私书实即官场实用书信，分出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与平交平状、上书、启事、上尊官时候启状、上稍尊时候启状、与稍卑时候启状、上尊官手启、别简、上稍尊手启、与平交手简、与稍卑手简、谒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平交手剌、名纸等，基本是以写信者为坐标，按照尊官(上行)、平交(平行)、稍卑(下行)等层次分类的。家书部分，分出上祖父母父母、上内外尊属、上内外长属、与妻书、与内外卑属、与幼属书、与子孙书、与外甥女婿书、妇人与夫书、与仆隶委曲等，家庭中的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颇得按图索骥之便。许同莘说：“温公此书，详于冠婚丧祭，乃士大夫居家法式。官私文书应用至广，为士大夫者，苟非平日习之有素，则临事张皇无所措手。故温公备载其节文，与冠婚丧祭并重。”可见此书的实用价值。从文体考察此书，更重要的一层，在于知悉上述宋代文体的体式、规范，这是研究宋代文体体式的难得材料。
宋代散文名家各自具有一幅笔墨，风格多样。但就整个宋代散体文的时代风格而言，还是有内在的共同倾向。正如王水照所概括：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和文章家学习的主要楷模。
从文章体制方面看，平易风格的形成恐怕与文章结构和语言体式的运用有密切关系。宋文的谋篇布局讲求纡徐舒缓，娓娓道来，内含精光而锋芒不露；语言贵在明白如话，专门用“寻常底字”、“平常轻虚字”，在此基础上，遂形成妙丽古雅、平易婉转的宋文基本风格。
三 宋词
宋代是词体文学的鼎盛时期。唐圭璋辑集的《全宋词》收录作品二万余首，作者达一千三百余人，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无体不备。词在晚唐五代还被视为小道，至宋代已逐渐与五七言诗分庭抗礼，在词史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首先，在词体的建设上，无论小令、中调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宋人创调之功尤显。宋词所用词调八百余种，除沿袭唐五代的一百多个旧调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宋人的创造。在词的声律、过片、字声、句读等方面，宋词也确立了严格的规范。其次，涌现了一大批艺术成就极高、影响极大的著名词人。欧阳修、晏殊、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等，都是词史上自成一家的领军人物。再次，宋词在题材风貌和艺术韵味上，开辟出广阔的新天地。晚唐五代词是花间樽前的柔婉艳情天下；宋词除了谈情说爱外，更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使词的美学品位大大提升。经过以苏轼为首的众多词人的努力，宋词的表现功能亦有进一步开拓，成为与诗歌近似的无往而不利的抒情工具。宋词的审美风貌和艺术韵味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婉约与豪放、细密与疏宕、清新与秾丽，都各有体现。
词体之“体”字，既可指词的篇章体制、艺术结构，也可指词的风格流派。古人说“词体”，往往是就词的风格流派而言。明人张
《诗余图谱·凡例》云：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这是词分婉约、豪放的嚆矢。清人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将宋词分为四派：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绝，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艺术分析虽精到，但仅仅四派实难将两宋词人全部牢笼在内。
宋代三百余年，词体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着眼于词体演变中篇章体制、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诸要素的变化，将宋词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南唐词风在北宋之滋长”。北宋初期的词作家承南唐之余绪，沿袭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的抒情范式，致意于提高令词的格调意境。“其内容多悲欢离合之情，其技术则‘寓以诗人句法’，其风格则‘沉著重厚’，而其应用，则在士大夫间，藉为‘析醒解愠’之姿，而授诸贵家歌儿之口，此北宋初期词风之所以特盛于文人学士也”。小令至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已臻极致。
第二阶段，“教坊新曲促进慢词之发展”。北宋中期，词坛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柳永正是新变的先锋。“柳氏既极意于慢词，而自成一系统，其功用则在使歌词复与民众接近，而变旧声为新声，使词体恢张，有驰骋才情之余地。其长篇巨幅，开阖变化，顿挫淋漓，开后来法门不少。迨秦观起，而以清丽和婉出之，风格益遒上，而慢词复归于淳雅，为士大夫所乐闻”。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他大力创作慢词，一改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小令平分秋色。他还致力于词调的创制与丰富，使宋词的形式体制初步完备。在词的审美内涵和情感特质方面，柳词表现出雅俗共赏的市民情调。艺术表现上，柳永以赋法入词，铺叙展衍，运用日常口语和俚语，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柳永的创辟真正给宋词打开了新局面，其后的秦观沾溉膏馥不用说了，就连苏轼、周邦彦的开宗立派亦导源于此。
第三阶段，“曲子律之解放与词体之日尊”。继柳永之后，文坛领袖苏轼又对词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北宋词风，至东坡为第三转变，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之观念，与音律之束缚，使内容突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惟其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之人格与性情抱负，乃与当时流行歌曲，或应乐工官妓之要求，以为笑乐之资者，大异其旨趣”。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传统的诗尊词卑观念，认为诗词一体。他努力拓展词的抒情功能，使词和诗一样可以充分展现人的多种性情感慨。“以诗为词”是苏轼变革词风的法宝。音乐和词的关系过于密切，也会对词的发展造成束缚。苏轼更注重词作为抒情诗体的意义，虽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又不为其所限。苏词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减弱了词对音乐的依附，其意义就在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人耳目”。
第四阶段，“大晟府之建立与典型词派之构成”。与苏轼同时稍后，以周邦彦为中心，又形成了一个讲求词艺音律的大晟词人群体。周邦彦追求词体的艺术规范性，在章法、句法、炼字和音律方面精心构撰，使词的法度体制演进到一个新阶段。“总之，慢词发展至清真，既无柳永‘词语尘下’之病，又无苏轼‘多不协律’之讥，为文人学士所乐闻，亦为伶工歌妓所喜习，故流传之广且久。……至其遗韵流风，允为百代词人法式，信为北宋词坛之光荣结局矣”！周邦彦对词体的写作技法进行了总结和创造，其词博大精工，在词的填词法度和衣被后世上堪比诗中杜甫。
第五阶段，“南宋国势之衰微与豪放词派之发展”。两宋之交是以李清照、朱敦儒、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论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南渡词人经历国破家亡的屈辱遭际，不仅凄然有黍离之感，更激起了词坛的慷慨悲壮风气。“东坡词风之由南而北，复由稼轩挟以归南，转相流播，益以地域土风、民情国势之推移摩荡，复与南渡初期向、张诸家之风气相翕合，以造成悲凉感愤、盘礴磊砢之稼轩词派，此又词坛风气之一大转关也”。辛弃疾的出现，把苏轼开创的豪放一派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而推衍到辛弃疾的“以文为词”，词体在与其它文体的交流碰撞中再次获得自身演进的新鲜血液。和辛弃疾同时稍后的词风相近的一班词人被称为“辛派词人”。辛派一直影响到宋亡的遗民词人群体。
第六阶段，“文士制曲与典雅词派之昌盛”。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复归雅词，作风完全不同。姜夔及其追随者吴文英、张炎等讲究词法，审音守律，追求醇雅的审美情趣。“家妓娴习声歌，即席赋词，便尔发之朱唇皓齿。其制词订律，又悉出诸文人，故所作非沉博绝丽，即清空拔峭。此又南宋词风转变之一大关纽也”。“南宋姜、张一派词，风格之典雅，与其锻炼之精深、音律之闲婉，盖非偶然矣”。如果说辛派是以感时抚事的慷慨悲歌见长，那么宋末的姜派词人则以绵丽细密的艺术功力取胜。
词虽然也是一种广义的诗体，但和狭义的格律诗有着很大的差异。倚声填词决定了词和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词是结合音乐，以配合文字声调组织的一种新文体。向来的词体研究，都以近体诗为参照物，探讨词的声调格律、形式构成与近体诗的不同。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氏主要是从词与诗的表情特征和意境风格的区别来谈词体的。词在体制上的特征，可约略概括为：其一，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曲调，叫作词牌，这是填词所依据的乐谱、乐调，如《浪淘沙》《菩萨蛮》《西江月》《念奴娇》等。其二，根据乐调的变化，在篇幅上分出小令、中调、长调(慢词)。按照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的说法，五十八字以内的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的称中调，九十一字以上的是长调。其三，在句式上，词与近体诗的整齐句式有所不同，而以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式为其特点。从一字到十余字的长短句式都有，最常见的一般是四、五、六、七句式。其四，词在声韵格律上有严格的规范，所谓“调有定格，字有定声”，用韵的位置、平仄的安排颇为严格。故而王力给词下的定义是“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
第三节 文体间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异的文体
一 宋代文赋
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体制较为特殊，介于韵文、散文之间；在文体流变过程中，它始终受到诗和散文的渗透与影响，与其它文体有着不即不离的错综复杂关系。曹聚仁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可谓妙喻。
宋以前的赋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战国至汉初的骚体赋、两汉的散体大赋、六朝的骈体赋和唐代的律体赋。宋赋承袭了上述诸种体制，仍以骈赋为大宗，间有佳作；但宋代辞赋的拿手好戏却不是继承，而是开辟赋境，产生出一种赋风丕变的新体制——文赋。宋赋以散体文赋的创作为翘楚。
明代徐师曾论赋之演变云：
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
文赋的形成实与唐、宋两代古文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律赋形制较板滞，可以驰骋的艺术空间相当局限；在散文勃兴的大背景下，古文家写赋而借鉴散文手法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文赋发轫于中晚唐，如柳宗元、杜牧等人赋作已是先声；初成于宋初，至北宋中晚期欧、苏等大家的手中始成熟定型。文赋的文体体制有自身的特色。它在继承前代赋体主客问答、铺陈等形式特征的同时，整体气息上更趋于散文的格调。虽然多议论说理，如前人称“宋元赋好著议论”，但尚不至于“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而是能在铺叙、描写中寄托某种理趣，把事、景、情、理较好地融为一炉。文赋吸收古文的章法气势，句法骈散交错，整齐而富于变化，押韵方面并不拘泥，语言则由前代的重藻饰转向平易清畅。
一般而言，文赋的结构仍由“履端于倡序”，“极声貌以穷文”，“归余于总乱”三部分构成。“履端于倡序”指“述客主以首引”，用主客的问答，引出正文的铺陈。此部分多用散文叙述来承担。如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皆是如此。“极声貌以穷文”是赋的主体部分，通常先让客人对需要描写的事物作陈述，然后再由主人作充分的铺陈发挥。此部分大抵以韵语为主体。欧阳修《秋声赋》为了写出秋的衰飒肃杀，就分出“为状”“为声”“于时”“在乐”几层。“归余于总乱”即“曲终奏雅”之意，也用散文句式写成。苏轼《赤壁赋》的收尾“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潇洒灵动，耐人回味。
赋游走于诗和散文之间，有的时代受诗歌影响深些，有的时代则更偏重散文。律赋显然与诗的关系亲近；而文赋句式灵活、议论风发，更贴近散文。宋代的许多著名文赋作品，正如散文中的精品，具有自然流畅的艺术魅力。
宋代文赋的题材以咏物赋为最大宗，此外，山水游览类纪行赋、楼台亭阁类赋亦复不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题材之外，宋人更倾心于在赋中注入人文情趣，描写一些文士棋琴书画的雅事。论作家，以田锡、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最著名，其中宋初的田锡存赋24篇，有较高成就。文赋的名篇如赵湘《姑苏台赋》、田锡《诸葛卧龙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黄庭坚《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苏辙《黄楼赋》、张耒《卯饮赋》、陆游《焚香赋》等，都是散体气格赋的代表作。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故而对宋赋的评价一直偏低。典型的批评如元祝尧曰：
后山谓欧公以文体为四六。但四六，对属之文也，可以文体为之；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
对于宋代创新特色浓厚的文赋，评价如此之低。南宋朱熹亦有贬词：
宋朝文眀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与眉山苏公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杰然自为一代之文；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
恐怕不能这样看问题。“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宋以前赋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赋体经历过几次大的体制变迁，如果不能有所新变，仍然延续以往的老路，宋代辞赋就走进了死胡同。正如汉代、六朝、唐代的辞赋新变一样，宋代的以散文气格作赋，是为了开掘赋的艺术空间，为已经发展较充分的固有文体寻找新的“陌生化”发展路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文赋虽不是宋赋的主流，但宋代辞赋的最大贡献与创造恰恰在于形成文赋，这已成定论。
二 宋四六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骈俪之文，宋人谓之四六。”“四六”之名，起于李商隐；但后来一般就用四六专称宋代骈文。以偶句、复笔为特征的骈文是与以奇句、单笔为主的散文相对而言的。骈文的文章体制特征一般包括：四字、六字句为主，讲究对偶用典，辞采藻饰。骈文文体滥觞于先秦，魏晋奠基，六朝繁盛一时，而变革于唐宋。陈寅恪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可知宋四六在古代骈文史上举足轻重。
纵观中国文章史，骈文与散文实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错综纠葛关系。金秬香云：
吾国自上古以迄三代，为骈散无分之时代也；自周末以迄西汉，为骈散角出之时代也；自东汉以迄曹魏，为偏重骈文之时代也；起两晋，历六朝，迄中唐，则为骈文极盛之时代；自唐末至赵宋，散文兴而四六起，骈文之余波犹流衍而未有已也；元明骈散并衰，而骈势尚未蹶；清代骈散并行，而骈势为特强。此论文体者，多以骈为正宗也。
由此可知，骈与散的关系历时之久长、纠缠之繁复、影响之深远。论及宋四六，仍然不能不提到唐、宋两代古文变革。后人研究中唐古文革新，有把骈文和散文对立起来的倾向。韩愈、柳宗元的如椽大笔，一度使散体古文面貌一新，但他们实未反对骈文，相反，却是融汇骈散的高手。韩、柳之后，古文很快退潮，骈文依然占据着相当的“势力范围”。尤其当时的政府公文、科举考试、交际书启等诸多方面都还主要采用骈体文。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八云：“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闲笺书祝疏，无所不用。”谢伋《四六谈麈》亦云：“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知？”显而易见，有意将骈、散矛盾对立起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北宋的诗文革新展开后，摒弃偏激态度，不把骈散搞得泾渭分明，而是采取了化解矛盾的原则，一方面以散体古文来渗透影响骈文，改良骈文；另一方面散文也适当融入骈偶的技巧手法。这样就逐渐使散体文成为文坛主流，真正占据影响了整个文坛；而处在困境的骈文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路径，可谓相得益彰。
元人刘壎云：
宋初承唐习，文多俪偶，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
看来骈文在宋代确实不可小觑，即便是散文名家，也不得不侵染此道，朝夕从事，这是骈文的广泛应用性所决定的。
古代文论家一再强调宋四六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然则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它？正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所论：
四六在宋代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以至于获得了宋四六这样一个专名。这主要是它受了当时已经盛行的散文的影响。许多本来就以散文见长的作家们，在写四六时，注入了古文的气势，加添了古文的长句，也常常使用唐陆贽所擅长的白描直叙来代替征故数典，显得语言流畅清新，使其作品出现了与他们的前辈颇不相同的风格。所以宋四六中，也往往有很吸引人的篇章和精采夺目的片段。四六在两宋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完全应当的。
读完这段文风朴实的表述，我们明白骈文确实在宋代发生了新变，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而这，是与以散入骈密不可分的。
宋四六的文体体制特征除了讲究对偶、藻饰、用典等外，还表现出一些新的艺术技巧和因素。首先，在骈偶之中注入散文的气势。“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其次，发论说理，质实疏快，所谓“必求议论之工，证据之确，所以去古渐远。然矩矱森然，差可循习”。再次，句法上喜用长联、长句。宋谢伋《四六谈麈》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在骈偶文中用长句是受散文影响的鲜明印证。复次，多用虚字行气。这又是把古文的疏宕章法用于四六，使文章语句虚实相间。最后，宋四六在文体风格上趋于平易流畅，颇洗浮华之习。
宋代四六文体的嬗变可略分为北宋、南宋而观之。先看北宋。陈振孙云：
四六偶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北宋骈文的发展过程历历如见。宋初骈文流行一时，杨亿等人虽有一定艺术成就，惟尚承袭晚唐格局，规矩更趋细密，却未见新变之功。北宋中叶开始，欧、王、苏等先后倡导古文，但他们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故意搞骈、散对峙，而是“以文体为属对”，于是骈体一变其格，逐渐形成一种散体化的新型四六。其时成就最高者仍推欧阳修、苏轼等。宋荆溪吴氏《林下偶谈》卷二云：“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那么欧阳修的四六好在哪里？有何创新变化之功？清人孙梅云：
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而枵腹空笥者，亦复以优孟之似，藉口学步，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寝远，不可不辨。
欧阳修以散文笔法作四六，叙事明晰，用典少而行文朗畅，于是宋四六面貌为之一新。三苏父子皆欧阳修倡导的新体四六的积极实践者，他们“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就中又以苏轼成就最高。苏轼四六文的主要题材是表启、青词、祝文、乐语和代拟的内外制诰等。王安石、曾巩等的四六皆以内外制诰见长，其风格恰如他们的散文，介甫严简峭拔，南丰朴实浑厚。北宋后期，经由古文家改造后的四六新体渐趋定型，影响遍及文坛。
南宋的四六兴盛一时，名家辈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云：“渡江以来，汪(藻)、孙(觌)、洪(迈)、周(必大)，四六皆工。”此谓南宋前期四大家，其中汪藻的名文《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被陈寅恪誉为“宋四六体中之冠”。其外，杨万里、陆游等亦是名手。南宋前期的总体风格是浩博宏肆，仍然表现为一种散文化的骈文。当时还出现了总结指导四六写作的专书，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南宋后期四六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复归传统的趋向，代表人物推李刘、真德秀等，虽然流丽工稳，但体格已趋卑下，与北宋气息不同，更为接近六朝、唐代正统骈文的藻饰偶俪。
历史地看，宋四六和文赋命运一样，评论家对其评价偏低。来裕恂云：
至宋而四六始立专体。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论其大要，藏曲折于排荡之中者，眉山也；标精理于简严之内者，金陵也。其它则不出二者范围。惟此等文体，合韵文骈文而成者，最为杂乱，故文家不尚斯品。
其实，宋四六和文赋的性质一样，都是宋代会通融合而形成的新文体，是在一定程度上散文化了的骈文和赋。惟其新变，故能卓立。不然，骈文和赋在宋代就真的乏善可陈了。
第四节 新创孳乳文体举要
一 话本小说
宋代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关阶段。文言和话本两类小说并存发展，一雅一俗交相辉映。宋代文言小说之下又可划分为传奇、志怪、轶事三种样式，其中志怪、轶事兴于六朝，而传奇盛于唐代。不难发现，宋代文言小说主要是在承袭六朝、唐代两个系统的基础上续有发展的；较之宋代的通俗白话小说——话本，文言小说的生机活力和创造性显得逊色许多，以至于历代对其评价不高，有的文学史甚至略去不论。明人胡应麟云：
小说(指文言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多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
宋代文言小说失去了唐人那种五彩斑斓的笔调，简率平实而多杂议论，而这些变迁又关系到作者身份的变化。
文言小说表演的平庸并不令人沮丧，因为我们欣喜地看到话本已经站在小说舞台的入口处准备粉墨登场、担纲主演了。宋代通俗白话小说蔚为大观，话本占据了小说史的重要位置，按鲁迅的话讲，这是“平民底小说”，“这类作品，不仅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了话本小说的创造性和新鲜面孔，我们将其定义为宋代的“新创文体”加以评述，似较贴切。
话本小说是在宋代丰富繁荣的民间伎艺的背景氛围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在当时繁华都市的瓦舍勾栏中，有一种“说话”艺术十分兴盛。“说话”实即讲故事，略等同于后世的说书。“说话”的内容相当广泛，发展到后来，就有了专业分工，南宋时形成“四家”之说。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由于这段话在旧刻本中有空格，还有夹注，而后来的断句也颇不相同，于是说话四家究竟确指哪几家，学术界众说纷纭，向无定论。姑且采用鲁迅、孙楷第的意见，指小说、说经、讲史、合生，而其中又以小说和讲史最受欢迎。
对于“话本”，最简要的解释就是说话人的底本。它最初是记录说话的内容，供艺人师徒传授之用的，这种说话艺人的底本较粗糙，只是略陈梗概。后来，由于书场说话的日益兴盛，就出现了整理加工话本的书会才人。宋代印刷出版业发达，还有的文人为了牟利，编纂了一些通俗故事读本，亦称话本。优秀的话本文学性、艺术性兼备，有了阅读和审美价值，自然就是话本小说了。
话本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有着独具一格的文体体制和程式。由于宋代话本表现为一种口头文学伎艺向书面文学形式转化的产物，所以说话伎艺的表演程式和叙事方式就奠定了文本作品的篇章体制和艺术构造框架，使话本小说的文体形态打上了鲜明的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烙印。
首先，话本小说在结构上一般由入话或头回、正话、结尾三部分组成。入话往往先以诗词“起兴”，顺着诗词略加评释，以便引入正话。头回全称“得胜头回”“德胜头回”或“笑耍头回”，它就不是引诗词了，而是叙述一个与正文类似或相反的小故事。显然，入话和头回的性质一样，都相当于一个引子，乃是说话艺人“定场”、等候引导听客的一种特意安排。只是两者采取的形式不同而已，大约头回的时间长些，入话较短，其在话本小说中的运用视具体情形而定。正话是说话艺人要讲的主要故事，也是话本的主体部分。为了吸引听客，有良好的艺术效果，正话在构思方面力求新奇警人，情节设计也峰回路转、出人意料，人物形象则鲜明突出，还会大量运用细节描写。结尾点明主题、总结全篇，往往以诗词作结，有的还有“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的套话。
其次，话本小说在语言上是韵散兼用的。前文已经提到，话本的开篇和结尾往往以诗词起结。此外，在正话部分，也穿插了大量的诗词歌赋，韵文的安排是为了描摹情态、发表评论或印证事实，经常以“有诗为证”“如何得见”“正是”等套话领起。故事的讲述主要还是用口语化的散文叙写。说话人在市民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纯、锤炼，使通俗白话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极富艺术感染力。可以想像，艺人在说话中韵散合糅，时而说故事，时而唱诵诗词，现场的气氛与效果一定颇佳，能够牢牢地吸引听客的兴致。
再次，有的话本已具备后世章回小说分回目的雏形。内容丰富、情节复杂的话本，势必难以一次讲完，于是就得分数次毕事，每次在紧要关头突然打住、设置悬念，以吸引听客再来光顾。这就是后来长篇小说分回分章的原始形式。譬如讲史、说经的长篇话本如《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已具备章回小说回目的雏形。明清时期那种整齐而富于文采的回目正由此发展而来。
上面就话本的文体体制总结出几点特征，当然，具体到“小说”“讲史”“说经”，各有更细致的体制要求，自然略存小异，但大致差别不大。话本小说的这些体制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像入话和头回、诗词在首尾和文中的穿插运用、细分回目等等，都规范了古代小说的文体模式，最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无一例外地承袭和发展了这种体制和套路。
宋代话本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小说话本上。现存宋代小说话本篇目难以厘清，根据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确定了16种较可靠的篇目：
《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七种：《红蜘蛛》《鸳鸯灯》《卓文君》《三现身》《陶铁僧》《拦路虎》《赵正激恼京师》；《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称宋人词话者六种：《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玩江楼记》；冯梦龙称为“宋人小说”者三种：《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定山三怪》。
小说话本的题材广泛，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列出八大类107种说话名目：
灵怪：杨元子、汀州记、李达道、红蜘蛛、芭蕉扇等；
烟粉：推车鬼、燕子楼、错还魂、柳参军等；
传奇：莺莺传、王魁负心、章台柳、李亚仙；
公案：石头孙立、姜女寻夫、三现身、圣手二郎等；
朴刀：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青面兽等；
捍棒：花和尚、武行者、飞虎记、五郎为僧等；
神仙：种叟神记、月井文、黄粱梦、四仙斗圣等；
妖术：西山聂隐娘、严师道、贝州王则、红线盗印等。
除此，尚有“发迹变泰”“士马金戈之事”等故事，可见题材的丰富多彩。在众多题材中，又以爱情和公案两类最普遍、最有水平。爱情题材如《碾玉观音》、公案故事如《错斩崔宁》都是颇具代表的作品，它们在艺术上具有相当高的成就，构思新奇、情节曲折、语言通俗市井化，初步奠定了古代白话通俗小说的基础。
宋代的讲史话本，渊源于唐代民间说唱。讲史的科目众多，所谓讲史就是“讲论古今”，题材多取自史书笔记，讲兴废争战之事。讲史和其它几种说话伎艺有所区别，它一般只是口头讲述而不加弹唱；由于历史故事往往较长，所以又会分出回目，多日讲说。现存宋代讲史话本较少，计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三种。
至于宋代说经话本，现存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说经的原意是演说佛书。从北宋开始，说经从寺院走向民间世俗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讲述三藏法师西天取经故事，分十七章，已具章回形式的雏形，叙事对话简略，类似说话人的讲说提纲。不过，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说经话本的概貌。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文言小说虽然不如话本发展蓬勃，有新鲜活力，但是文言小说作为已经成熟的文体，与话本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话本在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汲取了文言小说的养料。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就是小说总集，其中保存文言传奇、志怪小说甚多。故周勋初《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说：“后世从事通俗文学的文人和艺人，都很重视《太平广记》。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曾说当时说话人必须‘幼习《太平广记》’，宋元的话本、杂剧、诸宫调等经常采用此书中的故事，传统的戏曲小说也常从中发掘题材。”可见其中的文言小说材料不但对宋代话本有显著影响，甚至还绵延到了杂剧、诸宫调等新兴文艺品种上，可谓影响深远。这也是已经走“下坡路”的文体滋养后起文体，向新兴文体传递养料的生动例证。
宋代小说的格局以话本为主、文言为辅，是白话小说异军突起的时代，雅、俗两种小说文体在一起交错融汇并进一步走向通俗化，这与当时整个中国文学演进的大趋向是相符合的。更能体现宋代文学、文体开拓创新的，也是话本小说、南曲戏文等俗文学、俗文体。
二 宋杂剧和南曲戏文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王国维的定义是“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据此，成熟的戏曲应具备歌舞、表演、剧本三项要素。撇开歌舞表演不论，单就案头剧本而言，戏曲也是一种文体，不同的戏曲形态对剧本有不同的体制要求。戏曲作为文学文体中的一大宗，其特质是一种能充分体现民族艺术特色的“混合文体”。
中国戏曲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演化历程。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唐代参军戏，再到宋代诸种文艺样式的综合作用，遂形成宋杂剧和南曲戏文。然而，中国戏曲的成熟究竟应断在何代，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的主张宋代，有的主张元代，甚至还有的主张唐代。限于篇幅，这里不作繁琐征引。我们关注的是宋代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如果认为戏曲在宋代尚未瓜熟蒂落，则宋代流行的两种艺术形式——宋杂剧和南曲戏文就不能算作成熟的戏曲形态；倘若承认宋代戏曲已经发展成熟，则宋杂剧和南曲戏文就应看作成形完备的戏曲形态。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圆满解决。依笔者私见，宋杂剧恐怕不能算是成熟的戏曲形态，而南曲戏文与成熟戏曲形态较为接近。不过无论如何，宋代戏曲在戏曲史上的地位至为重要，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里程碑。
还是回到文体本位上来。就文体论，研究宋代戏曲似乎会陷入到一种尴尬境地。鉴于宋杂剧和南曲戏文属于一代独有的戏曲形态，我们把两者归属为宋代的新创文体，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对其进行一番文体考辨的时候，又意外地发现宋杂剧剧本今已无存，而南曲戏文只有《张协状元》一种保存完整。这样看来，想从文体上研究宋代戏曲，已近乎无的放矢。退而求其次，只能在宋代文献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略作分析。
先谈宋杂剧。王国维说：
宋时所谓杂剧，其初殆专指滑稽戏言之。……至《武林旧事》所载之官本杂剧段数，则多以故事为主，与滑稽戏截然不同，而亦谓之杂剧，盖其初本为滑稽戏之名，所扩而为戏剧之总名也。
据此，宋杂剧实应包括两种涵义，指滑稽杂剧和官本杂剧。
滑稽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其要素有三：表演故事、务在滑稽、达到讽谏的目的。滑稽杂剧的角色以副净、副末为主，《梦粱录》卷二十“伎乐”记载了它的演出形式体制：
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先吹曲破断送，谓之“把色”。
官本杂剧是南宋宫廷、官府演出或官方批准演出的剧目，它较多地以歌舞表演为艺术手段，有说有唱。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录有《官本杂剧段数》280本。
上述都是依据宋人笔记的记载，没有剧本保留下来，更谈不上是戏曲文学了。
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是南宋以后在我国南方盛行的新兴戏曲样式。明人祝允明《猥谈》云：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南戏出于温州，并非偶然。温州自古富庶繁华，“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民风又喜华靡，尚歌舞，尤其宋室南渡后，人口激增，促进了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多种伎艺的交融为南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戏开创了我国戏曲发展的新纪元，可惜流传至今的宋代剧本却只有《张协状元》一种，这也是我国传统戏曲最早的存本。该剧大约是南宋中后期的作品，描写了一个状元负心的故事，这种题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具有典型意义。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戏曲本事或艺术分析，而是依据这惟一的宋代南戏文本，对南戏的体制特征作一些探讨研究。当然，早期的作品还比较粗糙，尚未定型，但基本的格式体制已经具备。首先，剧本的格局提升，规制宏大。它不再是宋杂剧那样粗陈梗概的“艺术小品”，而是剧情复杂、故事精彩的一台大戏了。据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张协状元》的场次分为五十三出，上场人物多达三十八个。剧本前标“题目”，用四句诗来概括剧情大意。第一出是开场，尚未进入正戏，类似宋杂剧里的“艳段”。第二出男、女主角先后登场，展开情节、敷衍故事。其次，剧本由唱辞、道白、科介三部分构成。唱辞基本是诗体，采用诗、词、民间歌谣等多种韵文形式，平仄用韵上遵循南方语音，和北曲不同。道白散文体，又有独白、对白、旁白等分别。剧中主要人物第一次出场时，照例先打引子，念定场诗，接下来是自报家门的一大段独白。科介为表示具体动作的专门用语，如“哭介”“闭门介”等，剧本标出优伶应作何动作，但真正到了舞台，还需优伶自己表演发挥。再次，唱的形式和曲律。元杂剧只有主角一人能唱，而更早的戏文则灵活许多。每个行当的角色都能演唱，还有合唱、对唱等形式，这对提高戏曲的观赏性和表现力是大有好处的。唱腔虽多出自里巷歌谣和村坊小曲等，但已采用诸宫调、唱赚等乐曲连缀形式加以联套编排。早期戏文的宫调曲牌尚不太严整，不过曲律上仍是合乎声律规则的。第四，行当安排分生、旦、净、末、丑、外、贴(简写作占)七种，由宋杂剧演变而来。这表明出场角色分工进一步明确，能按剧情设置人物。生、旦是剧中的男、女主角，生扮演书生、进士，源出宋杂剧中的末泥；旦一般是闺门小姐或青年女子，从宋杂剧中的装旦演化而来。南戏中的净专扮发乔逗乐的人物，男女兼演，类似宋杂剧中的副净。末专演次要的男性人物，一向有副末开场的说法。另外，末还经常和净、丑在一起插科打诨，类似宋杂剧中的副末。贴一般扮演次要青年女子，源出宋杂剧中的次贴。外和丑系南戏创造出的新行当。外指男女主角之外的配角，年龄可大可小，无一定限制。丑的性质和副净相似，以墨粉涂面，专扮带有调笑谐谑性的人物，善恶不拘。不难看出，中国戏曲的行当角色在南宋时的《张协状元》里已基本完备了。
《张协状元》的文献价值异常珍贵。它提供了研究宋代南戏文本和演出体制的惟一样本，堪称戏曲史上最早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学剧本。
如果说宋杂剧还是以多种伎艺演出故事的戏曲雏形的话，那南戏的艺术体制显然有了质的飞跃，已是一种较完整成熟的戏曲形式，它的出现意味着后来的戏曲艺术有着灿烂美好的发展前景。
三 宋代的笔记、诗话、时文和日记
文体分类有不同的标准和层面。比如散文，涵盖可谓广矣。完全可以在散文这一文体大族群之下再细分出若干小类。宋代的散文固然主要是承袭前代，但在文体样式上也有很大的开掘创新。下面拈出宋代散文中的笔记、诗话、时文、日记，作为散文族群下的次一级新创文体略加述略。
(一)笔记
笔记作为一种文体，起源甚早，以不拘一格的随笔漫记为特色。北宋宋祁的笔记首先被称为《宋景文公笔记》；虽然宋之前已有此类著述，但毕竟由宋人命名，我们不妨说宋人“始有意为笔记”，这样看来，把笔记作为宋人的创制，不无道理。谈及笔记，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六朝的笔记小说，实则应将两者区分开来。笔记小说属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以笔记形式记叙人物、志怪的故事；而笔记是自由灵活的随笔记录、杂记见闻。宋代笔记包罗万象，题材多样，举凡学术考辨、史料佚文、风俗掌故、谈艺论道，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文笔又简洁省净，往往精彩有味。
宋代史学气象博大，宋人修史亦成就卓著。欧阳修、司马光曾在编修史书时广泛采撷稗官野史，轶闻琐记，这对于宋人竞相写作笔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宋人笔记的存世数量应有数百种，依其内容大致分为琐闻丛谈和考订辩证两大类别。琐闻丛谈类笔记谈野史、录掌故、辑文献，侧重点各有不同。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云：
有的多记国家大事、政治得失，如(司马光)《涑水记闻》、(王明清)《挥麈录》等；有的多载典制、故实，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庞元英)《文昌杂录》等；有的多记诗话、文评，如(赵令畤)《侯鲭录》、(罗大经)《鹤林玉露》等；有的多载师友言行、个人议论，如(李廌)《师友谈记》、(苏轼)《东坡志林》等；有的专记一朝一国的事情，如(钱易)《南部新书》、(郑文宝)《南唐近事》等；有的专载都市生活、地方风俗，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等。
宋人才高学博，喜欢考据名物，辩证音训，考证型笔记更能见出宋人的学问功底。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考辨精审、内容广博，全书分成十七门，分类系事，学术价值颇高。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是讲经史、辨训诂的读书札记。其中《容斋随笔》“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可见推崇。考证名物、解说典故方面的代表作如程大昌《演繁露》和赵升《朝野类要》等。笔记名作或侧重史事杂谈、或以学术考辨见长，但可读性和审美价值亦不可忽视，那种兼备史料与文学价值的笔记更为一般读者所青睐。当然，从文学角度看，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精美完整的“小品美文”，如苏轼的《东坡志林》、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二)诗话
关于诗话之体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比较而言，郭绍虞的论断更为学界所接受。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说：
诗话之称，当始于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记事则泛述见闻，论辞则杂举隽语，不过没有说部之荒诞与笔记之冗杂而已。所以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是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这是宋人诗话与唐人论诗之著之分别。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确是古代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杂著，其后诗话作为一种形式灵活的诗歌批评方式渐趋兴盛起来。宋人许
《彦周诗话》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这是宋人有关诗话的最简明定义。诗话带有随笔性质，信手拈来，不拘形式，只要与诗有关，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正因为如此，宋代诗话资闲谈、录逸闻的居多，而有系统的理论批评绝少。
诗话兴于宋并非偶然，宋人虽然内敛、含蓄，但同时喜下思辨功夫，爱发议论。欧阳修之后，文人认同了这种谈艺方式，都采用它来论诗(有的诗话兼论文、词等其它文体)，诗话于是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了。宋诗话的数量相当可观，郭绍虞《宋诗话考》列出139种宋人诗话，其中流传至今者凡42种。钱仲联《宋代诗话鸟瞰》曾对宋代诗话的内容形式进行分类，归纳出两大类七小类：甲、诗话别集：一、记事为主的，如《六一诗话》《石林诗话》等；二、评论为主的，如《岁寒堂诗话》《白石道人诗说》《沧浪诗话》等；三考证性的，一般诗话都有数量不等的考证条目，多考订用事出处。乙、诗话总集：一、按内容分类的诗歌故事汇编，如《诗话总龟》；二、按作家时代先后排列的评论、故事等的汇编，如《苕溪渔隐丛话》；三、诗话和摘句的分类选编，如《诗人玉屑》；四、一个作家的评论专辑，如《草堂诗话》。
明人陆深《蓉塘诗话跋》云：“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但论诗而已。”诗话谈不上什么体制，一般随意为之，不拘格套。不过大体上看，其编排体制不外两种：分卷分则的札记漫录型和分门别类的系统纲目型。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总评宋诗话云：
宋人诗话，欧、陈虽名世，然率纪事，间及谐谑，时得数名言耳。刘贡父自是滑稽渠帅，其博洽可睹一斑。司马君实大儒，是事别论。王直方拾人唾涕，然苏、黄遗风余韵，赖此足征。叶梦得非知诗者，亿或中焉。吕本中自谓江西衣钵，所记甚寥寥。唐子西录不多，其中颇有致语，亦不可尽凭。葛常之二十卷独全，头巾亹亹，每患读之难竭。高似孙小儿强作解事，面目可憎。许彦周迂腐老生，朱少章湮没无考。洪觉范浮屠谈诗，而诞妄坌出，在彼法常堕无间狱中。陈子象掇拾遗碎，时广见闻。张表臣独评自作诗，大堪抵掌。自余竹坡、西清等，种种脞芜。惟杨大年谈苑，纪载差博核可采。
这段话虽批评居多，但要言不烦，对了解宋人诗话，颇有助益。
诗话既是一种文体，亦是一种独特的诗歌批评形式。它在宋代兴起后，不但对诗学理论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还启发和影响了对词、文、赋、曲等其它文体的理论批评，以致于后来又陆续出现了词话、文话、四六话、赋话、曲话等众多类似的文艺批评形式，应该充分肯定诗话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类似文体的得名，关键在其题材和内容，而非其它，这与前文所论的诗、词、文等文体是判然有别的。
受诗话之影响，宋代又兴起词话、四六话，皆属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形式。有宋一代，词体风光无限，而论词之作亦渐起。首称“词话”者，当为杨湜之《古今词话》。此书久佚，今有赵万里辑本。今称宋人词话者，书名多不标举“词话”。除去后人从整部书中辑录之一二卷词话，宋人论词之作，较重要者为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等。宋代又有所谓四六话，是为评述四六之专书，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等，此乃当时骈体文兴盛流行之表征，亦可见宋人对四六技法等的研讨兴趣。
(三)时文
从字面上讲，“时文”乃当时之文，如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之时文。此处所说的宋代“时文”，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一种文体。它的文体规格样式一直不确定，随着应试要求的变化而屡经变迁，既不适合归属到散文，也不便归属到骈文。就像它的名字，时文颇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
时文的得名，源于其功能。作为一种有特殊用途的文体，时文一向被视为明清八股文的滥觞。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具体论述了宋代时文的演变：“时文的文体，宋初使用骈文，仁宗嘉祐前流行险怪奇僻之体，从嘉祐开始推广古散文体。南宋前、中期，学者讲求文章的章法，句法等，评点之学兴起，散文写作技巧日趋严密，终于形成了一种近似明清时期八股文的新文体——十段文。”大约南宋中叶以后，时文体式趋向规范，段落格式如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等，实已具备后来八股文模式的概况。
元人倪士毅针对元代科举编了《作义要诀》一书，其中对宋代科举时文——经义论策的体制规范有详细解说：
其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
时文文体构成的规格模式倒是颇为严谨，有章可循；只是它的技术性远过于实际价值，这最为人所诟病。宋代士人为了应付科举，一般都要对时文下一番功夫；待擢第后，因为有了时文的底子，就可进一步研习四六，这不但对做官后写好内外制之类的应用文字颇有裨益，甚至对于写好散体古文，乃至辩证看待并处理骈散关系，都关系匪浅。元人刘将孙《题曾同父文后》云：
能时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时文者，有矣；未有能时文，为古文而有余憾者也。如韩、柳、欧、苏，皆以时文擅名，及其为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韩《颜子论》、苏《刑赏论》，古文何以加之？而苏之进论进？，终身笔力，莫汪洋奇变于此，识者可以悟矣。
由于时文是进身之途，宋人不得不受此牢笼，而且宋人对其评价亦大相径庭。从好的方面讲，时文是一种严格的文章训练，故苏轼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从负面而言，时文又是一种无补之学，故王安石云：“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由此可见，宋人对时文的态度复杂，立场不同，会有截然相背的评价。
由宋入元的刘壎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云：“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智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这种无可奈何的议论，已和明、清人憎恶八股文没有什么区别了。
(四)日记
日记一体，简言之，即每日记录生活经历之笔录，其要点在日日为之，不拘长短，内容则包罗万象。日记的得名，亦是着眼于其功能。明人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尚未列其体。至明末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始将日记单列为一种独立文体，贺氏云：
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始于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至萧伯玉诸录而玄心远韵，大似晋人。各录数段以备一体。
据此，则宋人始有意于日记，而欧阳修《于役志》、陆游《入蜀记》实为日记之滥觞。其实，关于日记文体的发端和定型，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但是覆按宋代文献，显然宋人对日记一体有清晰的认知和分析。宋人周煇《清波杂志》云：“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可见日记在宋人日常生活中颇为重要，每日琐事，常一一书之，以备查阅不忘。
日记定型于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宋人总结出了日记写作的惯常格式，即“日记式”。此前尚未见对日记体式有如此条分缕析之制订。宋人黄榦《勉斋集》有“日记式”云：
圣贤之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此录之所以作也。自旦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书以识之，文行相须，新故相寻，德进业广矣。
一记年月日。岁次。一行。
一记气节寒暑雨晹之变。天运。一行。
一记所寓之地。所寓。一行。
一记所习经子史集四书多少随力所及。读书起止。四行。
一记所出入及所为大事。出入动作。三行。
一记所闻善言所见善行。善言善行。三行。
一记所见宾友。宾友。三行。
黄榦乃朱熹门人，其所制订之“日记式”，偏重理学家的问学、内省和修养，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甚至连行数都规定，严谨可知。但他总结出的记日期、天气、所经之事、所见之人，以及学习进益之事，已非常细致精辟。古今日记之大略，皆在此牢笼之内矣。日记如能按此行之，非但言之有物，且能行之于世，而非流水账矣。
近年，顾宏义等整理《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宋人日记55种，分为出使行游类、参政类和其他日记，可参阅。
第二章 宋代文体系统与文体关系研究
文体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远超一般想象之外，加剧了研究的困难。这表现在文体由许多层次的结构、现象所组成：从文体本身的语言、风格到规则、体制；从文体的基因、构造，到文体的独立成形，再到类似文体的族群、共同体……这一切构成了整个文体的系统。系统内的各层次都存在复杂的现象和机制，层次与层次之间亦错综交织，具有穿透力和渗透性。文体系统处在永不止息的运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个朝代的文体系统、文体关系，就需要顾识大局、辨别主次、理清头绪。
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犹如“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古代文体的平行而不平等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这也为我们引出了文体系统和文体关系的话题。
宋代的文体主要是诗、词、散文、骈文、小说、戏曲几大类。这几种文体虽然在宋代并存，但发展的规模、演进的程度各有不同，所占主次地位也高低差别很大。有的文体在宋代勃兴，有的文体渐趋式微。新生的文体并非凭空产生，大多是汲取了旧有文体的部分特征；衰落文体也不是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把自身的某些体制特征传递给其它文体。文体的系统和因革流变关系十分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在宋代的几种主要文体中，谁是一代之文学的最佳代表者？有没有地位、影响在其它文体之上的“核心文体”或“纽带文体”？各种文体是关门各搞一套，井水不犯河水；还是相互渗透、相互融通、相互竞争？宋代的文体系统和文体关系，无疑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鲜话题，当能从一个侧面对宋代文学和文体学获得新的认识。
第一节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与文体的多元并存格局
一 纵向考察“一代之所胜”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体后不如前，余未敢言。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实际是一种文体代变说。文体处在不断的运动演化中，发展到巅峰也就意味着僵化的开始，一旦陈陈相因，必然逐渐被淘汰；与此同时，新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文体会应运而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里明确标举了每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指出历朝文学各有其所胜。“一代之文学”的实质是指每个时代最有原创性、最有生命活力的代表性文体。王氏之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点在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编写，乃至文化舆论和阅读导向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宋代文学而论，“一代之文学”显然指词，这已成定论。宋代文学原是个诗、文、词三足鼎立的时代，为何宋词后来被称为“一代之文学”？词作为宋代的代表性文体，与其它文体的关系如何？词在宋代文体系统中的地位又如何？这些都可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文体的多元并存角度作一些学术思考。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在王氏之后影响日大，但它实非一朝一日形成，而是金元以来世代累积而形成的一种文学发展史观。我们不妨作一些文献考索，以便清理此说的源流脉络。
1.元人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云：“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
2.元人虞集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
3.明人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
4.明人叶子奇《草木子·谈薮篇》云：“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宋朝文不如汉，字不如晋，诗不如唐，独理学之明，上接三代。”
5.明人息机子《古今杂剧选》自序云：“一代之兴，必有鸣乎其间者。汉以文，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以词曲，其鸣有大小，其发于灵窍一也。”
6.明人杨慎《升庵集》卷六十五标举：“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
7.明人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
8.明人王骥德为陈与郊《古杂剧》撰写序言云：“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
9.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之《史论五首》云：“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即以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掞诗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
10.明人陈继儒《太平清话》云：“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是独立一代。”
11.清人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之“结构第一”云：“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
12.清人尤侗《艮斋杂说》卷三云：“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此后又何加焉？予笑曰：‘只有明朝烂时文耳。’”
13.清人顾彩《清涛词序》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昌黎所谓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者，其是之谓乎！”
14.清人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上面迻录了十四条有代表性的文献材料，把它们略作梳理，有几点似可注意：
首先，评述的路径方式约有两种。一种从文学的角度谈“一代之盛”，如材料1、8、11、13、14条；另一种把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等放在一起，综合判断所谓“一代之绝艺”，如材料2、3、4、5、6、7、9、10、12条。
其次，结果的差异。看问题的方式不同，结果自然会有差异。把词作为一代之所胜的最多，有1、3、6、8、9、10、12、13、14条；道学第2条，理学第4、5条，宋学第7条；宋文第11条。第2、4、5、7条都是讲宋代的学术，可以合并。那么，从文学的角度谈一代之所胜的结果就只有宋词和宋文两种观点了，而且认同词的占了绝大多数。
第三，耐人寻味的是，赞同宋词为一代文学之所胜的，一般都是曲论家。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自是正统，词已差了一等，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更是难登大雅之堂。为了抬高元曲的地位，将其置于主流文学之列，于是就把唐诗、宋词、元曲作为一个序列并提，实则暗含给元曲争地位的意思，这不妨看作一种文学批评的策略。在某一朝代，也许某一文体受重当时，而蜚声后世的却极可能是另一种文体。“一代之文学”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境下并不一定是最显赫的。
前文已言，有宋一代诗、词、文皆盛，三者是鼎足而立的局面。但是，词为何能在众多文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之文学的最佳代表，而诗或文却没能获此殊荣？
事实上，“一代之所胜”的桂冠都是在文体发展的纵向比较中获得的。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散文、诗和词三种文体的发展历程。先看散文和诗。文在任何时代都是最重要的文体，因为它的实用性最强，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一个高峰，沉寂数百年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又树立了新的散文典范。宋文在偏于雄奇的唐文之后，建立了平易流畅的新传统，“唐宋八大家”里宋人占据六席。元、明、清三代散文主要以宋文为楷模，继承多而开拓少。客观定义宋文的历史地位，应该称宋文是散文史上最兴盛发达的时期之一；但如果把宋文说成是散文史上的最高峰，恐怕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诗的流变更为复杂。先秦的诗、骚是两大源头，汉魏时期有乐府诗，又有文人五言诗兴起。齐梁开始，在古体诗外，又有一种新体格律诗酝酿，至唐代声律风骨兼备，形成中国诗史上最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宋诗的可贵之处是在盛极难继的唐诗之外，开拓出另一种风格意味的诗歌范型，足以与唐诗相提并论。宋以后诗歌格局规模渐小，以承袭为主。客观评价，宋诗虽有创新开拓之功，但总笼罩在唐诗的巨大光环下，难以取得诗体文学的桂冠。
从词体的发展历程看，词发轫于中晚唐，兴于五代；至宋则盛极一时，达到巅峰状态；元、明之词已是“下山路”，乏善可陈；清词再度振起，是为词学中兴的时代。清词固然不错，但和宋词相较，创造性和开拓力终究差了一截，“已落第二义矣”(借用严羽论诗之语)。循此，则宋词确是整个词史上最有原创性、最有生命活力的时代文体。在这个前提下，把宋词和汉赋、唐诗、元曲等并列，作为“一代之文学”，才显得合乎情理。词体冲破了向来的“诗言志”“文载道”的藩篱，擅长表达文人内心最幽约细微的情愫，风情万种，这是诗、文都办不到的。
综上，将宋代的诗、词、文分别放到各自文体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观照，有助于看清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直到当代，仍有学者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且有新的视角，这真是有趣的现象。启功《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说：
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
启功是满族人，其立足点是清代韵文，而且是文艺的一代之“绝”，故而才有了独特的“子弟书”的提法。此文极大地提高了子弟书的关注度和地位，可见名家大师的某些观点，具有“定调子”的权威意义。这在学术观点的确立、为人接受和广为传播上，是有重要作用的。
二 宋代文体的多元并存格局
尊词为“一代之文学”，没有问题；但同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诗和文。实际上，横向比较宋代的诗、词、文，它们的地位和成就正难分轩轾。从观念上说，宋人在文体认知上有尊卑高低之分。文无疑是他们最看重的，诗次之，词则最不足道。从宋代诗、词、文作品的存世数量上比较(具体数字见第一章)，可知词远不及诗、文，这说明宋人对诗、文创作的热情和投入是大大超过了词的。从艺术成就上看，宋代诗、文、词都在各自领域内大有作为、大放异彩，更难以强分高下。
应该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提法有其局限性。它纵向定位一时代的代表性文体，侧重于文体的新变与更替，但这容易导致片面性，割裂了代表性文体与同时其它文体的关系，不利于理解诸种文体多元并存的复杂系统。
文学是一种多元化的活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只有一种文体，诸种文体多元并存才是文体发展的真实格局。文体与文体间的相互碰撞、渗透和吸收，不但有可能让旧有文体找到新的发展途径，还可能会产生一些模糊文体间界限的边缘文体。罗大经《鹤林玉露》云：
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底，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诗，只就诗中采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斗凑；作古文，只就《史》、《汉》、韩、柳中取其奇字硬语，模拟而为之；如此岂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
文体不能封闭自己，只关起门来自搞一套，终究会走进死胡同。对于宋代文学，词和诗、文等文体既竞争又合作。一方面要看到词是“一代之文学”；另一面，应关注词和其它文体的并立与交流互动。宋词的演进，既靠文体本身的革新嬗变，更离不开对其它文体的吸收借鉴。词在宋代，正如豆蔻年华的少女，有着极强的可塑性与美好的发展前景。在与其它文体的交流互动中，词体对众体之长兼收并蓄，屡次突破体制上的束缚，扩大恢张，新机重启，逐渐达于鼎盛。比如柳永为了增强慢词的铺叙功能，把“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入词；“以诗入词”则是苏轼变革词风、自成一家的利器；周邦彦“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辛弃疾的“以文入词”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散文、骈文、辞赋的手法都能信手拈来，用在词中而不露痕迹。由此可见，宋词的发展实得益于不同文体之间的交流互动。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当时朝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但它们在其时并不是排他性的独领风骚，而是与其它多种文体并立共存，交融互动，使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新鲜血液和借鉴滋养。
前人关于“一代之文学”的表述容有不同，“一代之绝艺”，“一代之兴”，“一代之言”，“一代之擅”，“一代之所胜”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某一文学体式在特定时代的代表性地位，而王国维的提法变成“一代之文学”后，竟成定论。不过，“一代之文学”给人的感觉总有些排他的意味。尤其对众体兼备的宋代文学来说，把最富有原创性的宋词视为“一代之所胜”，“一代之擅”，或许更显得富有余地；“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似乎有点唯我独尊的味道，掩盖了宋代文学峰峦迭起、丰富多彩的面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节的题目用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和文体的多元并存格局”，这确实与宋代文体多元并存、交流互动的实际格局更贴切。
第二节 以散文为中心的文体系统
一 以散文为中心的时代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名著《艺术哲学》中说：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
文学史上的许多中小作家，在同时代大宗师的耀眼光环的映衬下显得暗淡无光；但要深入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某些与他相关的中小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丹纳研究的是一个时代代表作家与其周围中小作家之间的关系，而一个时代的文体系统和文体之间的关系，亦有类于此。一国之文学错综复杂，尤其中国，每个朝代皆非单一文体，而是多种文体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各种文体的协调发展犹如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多种生物栖息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物种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既自我调节，又形成所谓的“食物链”。推而比之，共同体内的文体之间亦具有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融通的复杂关系。
我们还可以把某朝代的文体系统比作一个大家族，每种文体是一个个的家族成员，成员间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一方面，它们都有独立的人格和各自的事业；另一方面，又荣辱与共，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利害关系。那么，在这个大家族里，一般得有个“主心骨”来组织引导文体间的关系。不过，“主心骨”的势力有大有小，情况不同。比如唐代，处在诗歌发展的高潮期，唐诗具备丰富多样的体裁与风格，它在同时代各种文体中是最具活力的，既有辐射、渗透其它文体的影响力，又有吸纳其它文体优长的受容性，完全可称为唐代的“核心文体”。宋代的情况有所不同，各体文学的发展较为均衡，已经没有像唐诗那样定于一尊的文体。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宋代文体系统是杂乱无章、不分主次的。退一步说，宋代即使没有所谓“核心文体”，也应该存在一个协调诸种文体关系的纽带。那么，这个联系纽带是谁？答案似乎不难查找。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之“宋代文学”章云：“至于文学方面，是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这是极有见地的。胡先生又认为“中国散文最发达的两个时代，一为战国时代，一即宋代”，而散文的发达“是和争辩密切联系的”。“综而言之，观察宋人文学，应以散文为中心”。
其实，在看到胡先生的精辟论述前，笔者也已推断联系宋代各文体的纽带是散文。这个结论并不难推敲。因为唐宋两代古文革新，使以奇句单行为特征的古文，成为文体主流和无施不可的应用工具。朱熹云：“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指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金代王若虚云：“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明代刘基云：“继唐者宋，而有周、程、张、欧、苏、曾之徒出焉，于是乎文追汉、唐，而高者上窥三代。”宋代散文不但凌跨前代，成就极高，有大宗师，而且对诗、词、辞赋、骈文等其它文体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了散文，在宋代找不出另一种有如此巨大辐射沾溉力的文体。胡小石的过人之处在于能从争辩的角度分析宋文兴盛的原因，堪称新颖独到。
此外，胡小石书中还以散文为中心列了一张表：
图中的说部指宋代笔记、诗话类；语录指理学诸公的讲学记录；诨词小说即今之所谓宋代话本小说。上述诸端实际都是散文的支流或变相。应该说明的是，胡先生这部讲稿的宋代部分，由其学生金启华根据胡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讲课零星笔记整理而成。时代既久，有些文学史的名词术语不同于今，亦不足为怪。
以图画来说明宋代散文和其它文体间的关系，更为直观可感。下面我们就这张图，分别考察宋代散文和诗、词、赋、四六、小说、戏曲的错综复杂关系。诗歌方面，从杜甫、韩愈开始，就尝试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借鉴到诗歌创作中去，宋代诗人为了冲破唐人藩篱，借重的也是“以文为诗”这一利器，凭藉以古文入诗，宋诗方能在唐诗之外另辟疆土。词接受散文的影响较诗为弱，还是和诗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既然诗和散文的碰撞结出了硕大无朋的果实，那么有雄心的词人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于是辛弃疾这样的“词中豪杰”“以文为词”，用经用史，为宋词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赋历经骚体、散体、律体几次变化，在宋代也有点难乎为继了，好在停滞不前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宋代赋家在“寻求外援”的时候，也从散文那里获得了艺术启示，文赋的出现解决了陈陈相因、缺乏新意的大难题，赋也“凤凰涅槃”了。宋代骈文获得了一个专名“宋四六”，可见骈文在宋必有不同于前代的新变之处，而出新的主要表现就是借鉴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宋四六成于欧、王、苏三人之手。金秬香云：“欧阳修行以排奡之气，王安石喜用经史之语，苏轼继之，遂以成俗，散六朝浑厚之气，与三唐蕴藉之风。摛词以刻露为工，隶事以切合为密，属对以精巧为能。宣和以后，多用全文长句为对，此又宋四六之自成一格也。”可知散文在宋四六形成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上述文体都应算作“雅文学”的代表，俗文学方面，宋代的小说和戏曲亦与散文密不可分。宋代小说分文言和话本两种，文言小说中的叙事、描写自然多用散体古文，话本小说采用的则是接近当时口语的散文，或称“语体文”。戏曲文本分唱辞与宾白，唱辞是诗，而宾白也和话本一样，是一种口语化的散文。散文和上述文体的关系，概而言之，就是散文与韵文、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散文始终都是焦点。
上文是说散文影响其它文体。反过来，散文也会接受其它文体的影响，但有时是不易察觉的，甚至是潜移默化的。比如部分散文吸收骈文的某些艺术特点，讲究平仄，追求抑扬顿挫的效果，这是很微妙的，也是比较隐蔽的。启功很敏锐地指出：“后世所称为‘散文’的，似应是句法不拘规格，声调也不管平仄的，其实并不尽然。散文句中也有各节抑扬的问题，篇中也有句式、句脚的排列问题。只是字面的对偶、句式的长短、句次的排列等都不那么机械严格罢了。”他举了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此文虽然通篇单行文气，没有对偶，但其声调抑扬，仍有迹可寻。试看：
世 皆
称孟尝君 能 得
士，(平节，仄节，抑调。)
士 以故归之。(仄节，平节，扬调。)
而 卒赖其力，(两仄调，抑调。)
以 脱于虎豹之秦。(三节平仄平，扬调。)
嗟乎，(平节。)
孟尝君 特
鸡鸣狗盗之雄耳，(三节平仄平，扬调。)
岂足以言得士？(三节仄平仄，抑调。)
不然，(平节)
擅齐之强，(两平节。)
得一士焉，(仄节，平节。)
宜 可以南面而 制秦，(两仄节，一平节。)
尚 何取
鸡鸣狗盗之 力哉。(四节仄平仄平。)
鸡鸣狗盗之出其门，(四节平仄平仄。自“然”至“门”全取扬调。)
此士之 所以不至也。(三仄节，全取抑调，语调肯定而有力。)
这真可谓是独得之秘，也揭示出宋代散文大家虽然对骈俪有戒心，却又“暗度陈仓”，为追求文章的抑扬呼应，对骈文有所借鉴的复杂情况。可知散文文体的松紧程度、调节空间是较大的，也是灵活的。文体间的影响，不可能是纯单向的，双向互动才是客观事实。然而，双向影响又并非均等，总有大小深浅的差异。
文体系统是如何运行、如何新陈代谢的呢？达弗在《现代样式理论》中概括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观点的一段话或许有参考价值：
文学的进化不是直线持续性的；样式是由功能和形式两者确定的，功能和形式都在不停地进化；新的形式的出现不是为了表达新的内容，而是因为旧的形式的可能性已经枯竭；文学样式如新古典主义所坚持的那样的确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其地位是在变动着的，因为在每一个文学时期，不同的流派和样式总是在相互竞争角逐着，过去处于次要、边缘地位的样式有可能获得主导地位。
文体系统永远处于运动状态，而且不是平面运动，而是空间运动。新与旧、高与低、主与次，五方杂处，碰撞震荡。在文体系统中，主流文体、较早的文体和边缘文体、后起的文体，关系微妙复杂。相对而言，主流文体、较早的文体影响边缘文体、后起文体是主要趋势，是常态；而边缘文体、后起文体虽能反作用于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却无法实现同等的影响力。有时，多个文体间还有复杂的叠加影响和共振影响。譬如，在宋以后，一般而言，是循着文→诗→词→曲的方向施加影响力的。文可影响诗、词，诗可影响词，词可影响曲；反之，词却不宜影响诗、文，曲更是如此。因此，“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皆可；反之，“以词为文”、“以曲为诗”等，则不宜。这可以从哲学上找到理论支撑。
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云：“宇宙可以说有一根本的原则，析言之，即：一、一切总为一大历程，在此大历程中之存在，有基本的，有衍生的。基本的可简名‘先’，衍生的可简名‘后’。后原于先，乃先之所生。二、后不但为先所生，而且其活动又受先所制约。”文体系统亦犹如一大历程，此中文体众多，虽共同震荡、相互影响，但这个“相互”绝非对等，往复的作用力实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这一规律，在研究文体间关系时，实应予以重视。
由此可见，散文在宋代占据影响了整个文坛，如水银泻地般无所不在。虽然散文和诸多文体都发生关联，形成一张复杂交织的网络系统，但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无疑是散与骈。骈散交融是中唐以来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宋。骈散融合的成功，令宋代散文本身获得极大的成功。散文自身力量强大，才谈得到影响其它文体。这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当然，各种文体都有相对独立性，而文体间的参融互动亦存在不同的界限，散文与其它文体交融的程度是深浅不一的。故一方面要肯定以散文为中心，另一方面也不宜夸大。文与诗词都有“用”，但文乃有用之用，而诗词乃无用之用。此亦概而言之。
二 散文：宋代文体系统中的“自由人”
结论明摆在那里，并不神秘；而引发结论的原因却颇费人思量。哪些因素导致宋代以散文为中心而四通八达？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即把想用语言表现出来的东西用文字写下来——是人间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文章作为人格的直接象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至少在以往的生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古人看来，作文一直比吟诵诗词更为重要。
刘师培综论宋代古文云：
宋代之初，有柳开者，文以昌黎为宗。厥后苏舜钦、穆伯长、尹师鲁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与欧阳修相唱和。而曾、王、三苏咸出欧阳之门，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欧而宗韩。古文之体，至此大成。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试推其故，约有三端：一以六朝以来，文体益卑，以声色词华相矜尚，欲矫其弊，不得不用韩文；一以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言，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一以宋代以降，学者习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韩、欧之文便于蹈虚也，遂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宗矣。
六朝以来的骈偶文体日益显出弊端，而古文勃兴正是矫革浮艳的一股反拨潮流；加之宋人崇尚理学，要求文以载道，自然只有古文才能担当载道的重任；任何文体想写好了都不容易，但偶俪文体显然比古文更需要才华学问，于是古文作为最有效的交流工具获得了绝大多数宋人的认同。综合上述各端，散体古文终于成为宋代文体系统里最受重视的一种。刘师培的分析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地作一些宏观、微观的思考。
导致散文站到宋代文体中央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唐、宋两代的古文革新。六朝至中唐文坛的主流语言系统属骈偶语言，骈偶文是核心文体，但过度讲究文章形式带来了很多弊病。陈寅恪分析说：
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
鉴于骈体天然不易载道，不适合阐发思想，就连描摹事理复杂者都不容易，于是博学擅理的文人学者对其存有一定戒心。话虽如此，但怎样处理骈散，成为考验宋人智慧的一道难题。
从中唐到北宋，骈散问题尤其重要，实是文体学中具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清人程杲云：“俗儒执韩子‘文起八代之衰’，遂谓四六不逮古远甚。不知国家制策表笺，有必不能废此体者。即如柳、欧、苏、王，文与韩埒。其集中四六，典丽雄伟，何尝不与古文并立？”自中唐韩、柳始，即谋求融合骈散之道。他们处理骈散之间的艺术关系，带有导夫先路的意味，但尚未能完全解决问题。姜宸英《唐贤三昧集》序言云：“古文自韩、柳始变而未尽，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晚唐、五代，散文消歇，骈文仍旧雄踞文坛。至北宋中叶兴起诗文革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大家再度推波助澜，承袭韩、柳，更加辩证地处理了骈与散的关系，终于让散文占据文坛中心，影响了整个文坛(包括雅与俗两方面)。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偏废骈体。文体方面，如论说、杂记、赠序、题跋、日记、书简、山水游记、注疏、语录等，一般常用散文。俗文学方面，话本、平话、戏曲中的宾白、各种俗曲中的叙事成分，亦皆使用散体文，散体文乃无处不在，无往而不利矣。
兹再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古代文体。唐钺在《中国文体的分析》一文里说：“论起文章的形式，当然以散文为最自由：只求文从字顺，此外差不多没有旁的拘束。”散文和诗、词、骈文等比较起来，确是束缚最少、最为自由的一种文体。唐钺把散文以外的都称作“非散文”，“非散文除守文法外，还要含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构成素。这种构成素有六件：一是整，二是俪，三是叶，四是韵，五是谐，六是度。”解释一下唐氏提出的六要素。整是说前后句所含的字数相等，俪是说奇偶两句的意义要相平行，叶是说奇偶两句中的字的平仄要以次相对，韵是说句脚的字要在同一韵中，谐是说全篇中一切字音的声调都有一定的规定，度是说每句及全篇的字数一定。循此六要素，唐氏列了一张文体构成表：
所以不惮繁琐地引录唐氏的说法，是因为“文体构成素”的剖析很清晰地展示出文体间同质和异质的东西，有助于看清文体与文体的区别和联系。唐钺说：“中国文体经了这样分析之法后，或者对于旧文体可以有更清晰的领会；而对于新文体的创制，也许可以供给某度量的暗示。”这在文体学研究上是成一家之言的。不难看出，构成素越多的文体，要遵循的规则越多，其自由的空间越有限。因为构成素的关系，有些文体无法和其它文体发生关系。散文和其它文体比较起来，是束缚最少、最为自由平和的一种文体。它就像球赛规则中的“自由人”，既能和其它任何文体发生关系，又在众多文体中扮演了一个协调人的角色。因此，要在众多文体中找出一个“润滑剂”，非散文莫属。宋代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平易自然，这就像流水一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它最有活力，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沾溉影响了其它文体。宋代的其它文体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不适合当“中间人”。
三 族群·文体系统·文化权力
下面引入“族群”的概念，剖析宋代的文体系统和散文的中心地位。在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有一个热门关键词——族群，这是“港台学者翻译英文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时创造的新的中文词汇”。按照西方人类学的经典文献《族群与边界》(挪威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著)一文，族群的概念在人类学中，一般被理解为：
用以指明一群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它具有同一阶(order)的不同种类。
笔者无力也无意于人类学上的族群研究，只是想将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这或许会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在宋代的文体系统中，是否存在若干族群呢？答案是肯定的，诗歌、散文、骈文是宋代文体系统中较突出的几大族群，其中散文无疑是最大的族群，因为它疆域最广、成员最多、势力最大。散文族群的成员包括书、启、表、论、策、序、传、记、碑、说、祭文、题跋等等，当然，其中的某些文体也可以用骈文写作。换句话说，某些族群成员是“跨族群”的，这好比今天有些人具有双重国籍。
如果按照上文人类学的概念比附，一个文体族群能够成立并存在，需要具备几方面的条件。以宋代的散文族群为例，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占据要津”，首先是因为这一族群生生不息，历史延续性和繁衍能力极佳；其次，散文族群中的成员共享基本的体式——即散体单行的结构形式，交流起来没有壁垒；再次，散文族群像一个共同体，成员间有充分的交流和互动的空间；最后，散文族群内部的各自独立性和相互间认同感较强。综合来看，不妨说散文是宋代文体系统中生态环境、发展态势最好的族群。其它族群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如散文族群发展均衡、和谐稳定。
笔者认为，族群概念对于理解散文在宋代文体系统中的核心位置，是有帮助的。首先，散文族群的疆界非常广阔，而且可以说边界都是一马平川之地，友好而不设防，故而最容易与其它族群发生关联和互动。与此相反，某些文体族群是“排外的”，也许并不是刻意排外，而是因为有的族群“个性”太突出、体式太独特，四周的边界或是险峻的高山，或是汪洋大海，或是不毛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其它族群想跟它接近、交流，都不容易。其次，散文族群所采用的散体单行的结构形式，是最基础的文体书写样式，最容易与其它族群沟通交流。这就好比今天世界上有几百种语言，但英文无疑是传播最广、交流最方便的工具。散文族群在文体系统中就像英文一样，得到其它族群的广泛认同，走遍世界无障碍。再次，散文族群又是一个强势族群，它在文体共同体中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最有权威，它的崛起和发展模式自然吸引了其它族群，成为竞相学习的典范。当然，有时散文族群亦犹如文体共同体中的“超级大国”，它对外扩张，充当文体系统的“世界警察”，有干预、霸道、强权的时候。总之，上述类比既形象又微妙，需要用心体悟。
如果从古代文体的尊卑、地位、价值等角度考虑，散文显然是可以贯道、地位高、实用价值大的文体，故而也容易对其它文体产生影响。相反，地位较卑、使用较少、实用价值小的文体，就难以对其它文体产生影响。这是一般性的规律，具体到每个朝代情况又有所不同。再回到宋代。笔者突发奇想，姑且把宋代文体系统比作宇宙中的“太阳系”运转，按照一般的解释，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的引力约束天体的集合体。距离太阳从近到远的八颗行星的顺序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此外，还有至少173颗已知的卫星、5颗已经辨认出来的矮行星和数以亿计的太阳系小天体。如果把宋代文体比作太阳系的系统，那么散文就处于中心，其位置“妙不可言”，对周围的文体发出“辐射”，产生“引力”，离其越远，所受影响则越小。但其它文体也会与散文有交互作用，发生“共振”。这种譬喻，可能不一定恰当，但能启发我们的思考。
我们还可以想到宋代一些特有的原因。比如科举考试也是促使宋人更重视散文的原因之一。南宋周必大《论发解考校之弊》云：“本朝取人虽曰数路，然大要以进士为先。”唐、宋两代科举考试诸科中，最受社会和举子重视的都是进士科。此科与文学关系也极为密切。唐代主要考诗赋，所以人人都为诗赋；宋代科举考试几经变迁，宋初沿袭唐五代旧例，试以诗赋；王安石当政的熙宁时期罢诗赋而专考经义；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并试；绍圣时再罢诗赋；南宋初年又把诗赋、经义两科分立。不难看出，宋代科举的策论经义显然比诗赋重要。唐人编选了好些诗格、诗句图，以指导写诗；而宋代层出不穷的是文章选本，还有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诙谐说法。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云：“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科举考试是“指挥棒”，这话可谓道破了它对文体盛衰的影响。
从更深层次挖掘，宋文显赫的缘由还和宋人的好学深思及宋代的人文环境、人文精神有关。宋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自由的思想和怀疑创新的开拓精神，思想自由则好思辨、好发议论。“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何止是论时事，经济仕宦、讲学论道、说文谈艺，皆成一代文章的重要内容。宋人自诩：“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宋史·范仲淹传》评说范“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代忠耿之士所在多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有胆识、有魄力。好议论还与宋代理学休戚相关。杨明照说：“宋人好议论，促进了崇尚义理、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理学的形成；而理学的形成或又反转来助长了宋人好议论。”显然，思辨、发议论的最佳文字载体就是散文。于是两宋散文的议论功能就受重一时，并横扫文坛，而文学有了普遍散文化的倾向。郭预衡说：“不仅为文议论，诗也议论，词也议论，赋也议论。作品中议论之多，超过了战国以来的任何朝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的思辨文化性格带给文学和文体的深刻影响。
如果再上升到古今之变的高度考虑，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唐——北宋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陈寅恪论述中国古代的文化学术演进历程，以中唐为转关、赵宋一代为鼎盛。唐以前的文化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贵族手中，宋代开始则“文化权力”发生由上至下的缓缓变化，有了一定的“近代指向”，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和市民也有享受文化的权力。这对文体的深层影响也是必然的。中国古代的文体分韵、散两大类型。韵文和散文的消长是影响古代文学、文体变化的关键因素。钱锺书说：“盖韵文之制，局囿于字数，拘牵于声律，卢延让《苦吟》所谓：‘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散文则无此等禁限，‘散’即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或《丁香》绝句中‘散诞’之‘散’，犹西方古称文为‘解放语’，以别于诗之为‘束缚语’。”口头与书面、韵语与散语之难易程度各有不同，一般人自是趋向容易，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者，每喜弄韵语，所谓戴着镣铐跳舞。但这其中的甘苦，只有写作诗词等韵语者自知。所谓“非同狱囚之银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幐，物多箧小，安纳孔艰”。即以诗、词、文而论，“词之视诗，语法程度更降，声律愈严，则文律不得不愈宽，此又屈伸倚伏之理”。以韵语言之，宋词存世量大大少于宋诗，某种程度上岂非因词较诗的声律愈严？普通人欲畅所欲言的表达，还是会亲近散语。
在宋以前，文坛的主流文体是韵文，这也可说是一种贵族或少数人的文章形式。经过唐、宋两代古文革新，散文获得了新生命，成为整个社会都趋向的一种文体，故宋代是真正能使散文扬眉吐气的时代。
其实，即便宋以后，散文依然是中心，小说、戏曲的文体基础依然是散文。胡兰成说：
中国之所以能有赋体，是文章写到了韵文与非韵文之际。又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则是写到了小说与散文之际。如元曲、昆曲与平剧则是写到了戏剧与散文之际。
散文始终是中国诸文体的基础，离开了散文，许多文体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本章以宋代文体生存状况为研究中心。从纵向的文学发展史来看，宋代的“一代之文学”无疑是词，但词在当时文体中并不占有明显优势，非挺然独秀者。相反，“文体共同体”中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词与其它文体相互影响、融合，以共存共荣。从横向来审视宋代诸种文体，散文超群出众，无疑是众多文体间的纽带轴心，宋代文学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要之，宋代文体间相互渗透、相互融通、相互竞争，纵横交错与多元并存是宋代文体系统的真实写照。
宋代文体系统，既有较模糊的总体事理，又有单一文体的规则要求。李泽厚认为，宋代理学“要点则在‘理一分殊’之说。……(理学)所强调、所重视的是‘一理散为万殊，万殊又合为一理’；即统一的‘天理’体现在各各具体不同的伦常‘分殊’中，各个具体不同的封建伦常的‘分殊’又共同地体现了这个‘理’。”宋代文体的演变发展，亦有总有分，很大程度上印证、契合了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的学说。文体系统处于永不停歇的运动状态，诸文体新旧杂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总的运行趋势是新陈代谢，但各文体又有自身的小规律，而其间的震荡、平衡、嬗替、倾覆，实难言说。
行文至此，已无多少余话。但只一点，尚须略作辨析。应该指出，“一代之所胜”和一代的核心文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前者主要立足于文体的纵向发展，同时考虑时代因素；后者则是横向的，在同时代的共存文体中找出一个核心，两者的内涵与外延并不一样。吴承学说：“特定文体在特定的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却是不争的文学史实。在同一个时代中，也不是所有的文体都是均衡发展、地位相当的，总有主导性的文体。”同一时代，登峰造极的文体和主导性的文体，可能是同一种，如唐代的诗歌；也有可能不是同一种，如宋代。本章选择纵与横两个角度研究宋代文体系统和文体关系，就是希望凭借不同的参照物，勘定宋词的登峰造极和宋文的主导性地位，以此来观照宋代文体系统和文体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第三章 文体个案研究与“历史还原”
文体不是苍白僵冷的标签，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历史语境，文体则不复存在矣。本章有意选择了露布、乐语、青词、上梁文等数种宋代较有特色的应用文体，进行个案研讨，以关注宋代文体的“原生态”，梳理其流变的历史轨迹。上述几种文体，虽然都是实用性文体，功能各有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具有文学色彩和审美意味。吴承学指出：“那些运用场合与对象越神圣与尊贵的文体，也越讲究语言形式典雅之美，尽管它是实用文体。”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这些相对“冷僻”的文体，不是为了所谓“填补学术空白”，也不仅是“纸上谈兵”，而是欲从文体研究本身出发，以文化学视角，考察文体怎样承载古代文化，文体之中又如何折射出古代的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宗教民俗等点滴细节。故本章的文体研究秉持的是一种“文化文体学”的研究路径，希望从中总结出一些古代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一节 露布文体流变及其文学价值
鉴于已有研究未能厘清露布文体的流变，且有错讹；本节对露布文体进行了较系统精确的考述研究，以考镜源流，订正讹误，并重点探究了露布的文学、美学价值。露布一词出现在汉代，但尚不是指文体。魏晋时，露布与檄文一度混用。南北朝时，露布独立成体，此后专指奏胜捷报。隋唐以来，“宣露布”成为古代军礼之一种。从唐到宋，为露布一大转折，其应用特性逐渐减弱，现存宋人露布全为词科应试之文或练笔，宋以后露布以拟作为主。露布的应用和流变，与国家军事方略、古代礼制、科举考试等关系密切。露布以骈文撰写，文学价值较高，具有整饬对称的建筑美、典雅藻饰的瑰丽美、铿锵蕴籍的音乐美；其中的战争描述，比史书中的战争更绘影绘形、奋发雄壮，有鲜活的历史现场感。露布的美学风格，以刚健、气盛、词壮为上。露布堪称古代战争文学中的奇葩。本节以露布的唐宋流变为研究中心。
一 露布何时独立成体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类型，露布专用于战争后的奏凯报捷，其应用的体制和功能都是特定的。露布的研究价值多元，概而言之，在文学、文体学、新闻学、历史学、军事学、古代礼制、科举考试等多方面都有研讨的价值和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已有多篇论文研讨露布，笔者遍览后，认为这些论文的切入点、视角各不相同，已有的研究可谓各有发明；但遗憾的是，纵观研究成果，仍未能厘清露布文体的流变，至于露布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文学、美学价值的研究，亦付阙如。研究中，更有陈陈相因、错引材料、以讹传讹的疏漏之处。有鉴于此，需要对露布文体进行系统精确地探究，以考镜源流，订正错讹，并补上露布文学性研究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