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当前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现状
何谓文体？这是本书研讨的逻辑起点。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研究界，是最具学术敏感的文艺理论学科的学者率先关注文体学。童庆炳早在二十余年前，就主编了一套“文体学丛书”，其中童著《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将文体分为三个层次：体裁、语体、风格，并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这种解说，在当时无疑是深具启发意义的。但是不必讳言，其观点主要借鉴了西方文体学的理论，并考虑了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状况而“杂糅合成”，故而表现为一种中西合璧的理论思考。文艺学对文体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带动了古典文学界。之后不久，古典文学学者也开始深思何谓中国古代文体，其中以吴承学的研讨最为深入系统。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吴承学、沙红兵在2005年第3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此文将“文”与“体”分而治之，指出中国古代的“文”是一个层次共生系统，由文教礼制、文德、典籍、文辞等构成；而“体”的内容则更为丰厚，包括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等六方面。可谓条分缕析，归纳总结出了中国古代文体内涵与外延的丰富和模糊。
西方的中国古典研究学者也清楚认识到了中国文体的特点，美国的宇文所安谈到，中国文论中的“体”，既指标准形式(normative form)，也指文类(genre)，还兼有风格(style)之意，然则“‘体’究竟指文类、亚文类，还是风格，可以根据语境和由‘体’构成的复合词来判断，但‘体’字单独出现，则无法辨别它的具体所指”。这种解说是符合中国古代文体实际的。
关于中西文体的差异，不妨引一段胡兰成的论述：
中国的文体是独有的，为世界上他国所无。古代希腊人写的历史就只是记录，另有史诗才是文学的。他们不能有像《尧典》《虞书》《黄帝本纪》和《左传》那样的文体。柏拉图集中所收的哲学，若非演说体，即是问答体，没有像《易·系辞》和《庄子》的文体。至于希腊的文学，则除了史诗便是戏剧，但没有像《离骚》与宋玉的赋那样抒情的文体。在西洋，抒情诗早有，但抒情文则迟到一直后来才有抒情的散文体，但也还是贫缺。中国抒情文体的发展，自楚辞汉赋至苏东坡的《赤壁赋》，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文体与内容如此丰富阔大，乃是因为能写情写到了天性与事理之际，文章的升高到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际。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文体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它的“贯通”特质极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泯灭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中西虽有相近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差别显然更大。同是抒情，中国文体与西方文体的表现迥异。以西鉴中，以西补中，则可；以西套中，以西律中，则不可。中国的文体研究，理应彰显本国的特色。这一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随着研讨的多方面展开，商酌的深入细化，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古代文体学学科的构思和建设。吴承学等《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从两方面思考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一方面，通过对基本内涵与对象的探讨，勘划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大致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通过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西方文体学等学科之间的互动，确立古代文体学在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中的适当位置，同时保持诸学科之间的相对开放性”。该文认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古代文体学史研究、古代文体史研究、语体与语言形式、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等六大方面。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建立古代文体学学科尚无一致意见，但古代文体学研究早已从昔日的冷门逐渐转变为富有深厚潜力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依笔者看来，如要执简驭繁，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主要就是三大块：首先是文体研究。这包括具体文体、文体系统、文体间关系、文体发展流变的研究。其次，文体理论的研究。诸如作家的文体意识、文论家的文体批评和古代文体理论史的梳理等。再次，有关古代文体文献史料的搜辑整理。针对不同情况可以采取点校、资料汇编、集释等多种形式，这是文体研究的基础工程。概而言之，文献史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石，而文体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是文体学的两翼。无论文体学学科怎样建设，文体学本身都不失为一门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的学问。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体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呈蓬勃发展的良好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古代文体学的高水平论文和专著，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正在向纵深推进。就专著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推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出增订版)；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出增订版)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三卷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2年版)，上述诸书堪称新时期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标志性论著。其二、成立了两个文体学研究中心，召开了一系列以文体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北京大学于2002年成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并召开学术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同年亦举办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学术会议。2003年，中山大学成立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并创办了国内首家以文体学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网站(网址：http：//wtx.sysu.edu.cn)，还连续主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古代文体研究学术讨论会，组编出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其三，涌现出以吴承学教授为代表的文体学研究领军人物。吴承学本人不但以高品质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他还具有高瞻远瞩的谋划布局，从倡导文体学学科、整理文献史料，到建立研究中心、承担国家重大课题，再到召开全国性会议、组编文体学研究丛书，更指导了一批以文体学为主题的高水平研究生学位论文，等等。这些足以说明吴承学在文体学方面的建设和举措是全方位的。吴承学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后记中感慨地说：“二十多年前，当我进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时，它还是一个相当边缘的冷僻地带，而现在已经成为一片学术热土。”显而易见，文体学由昔日的冷门转变成为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其中吴承学教授功不可没。
笔者在十年前，曾反思文体学研究情况，认为文体学研究发展虽快，却也有不成熟的地方。首先，研究意识和理念存在偏差，对古代文体缺乏一种“了解的同情”。文学文体研究一直以来多把注意力集中到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门类上，以今人的文体观为标准去衡量推想古代的文体状况，“以今律古”的偏差直接影响了古代文体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往后的研究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古代文体的“原生状态”。其次，研究布局不够平衡，缺乏整体规划。就文体批评研究而论，多年以来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和明代，其中又以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为主，其它时代的文体批评多付阙如，似乎文体批评就是文学批评史中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而古代文体研究文献的蒐集董理也亟待展开，除了《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常见常用论著外，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有价值的文体史料，如宋代的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总集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明代贺复徵编选的《文章辨体汇选》，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包含的研究资料异常丰富，尚待我们善加发掘利用。再次，文体研究和文体批评研究各行其是，仿佛两股道上跑的车，割裂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犹如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需要相辅而行一样，文体和文体批评也不宜分而视之，它们是整个文体学研究的两翼，最佳途径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桃李春风，相得益彰。
上述诸端是笔者对当时古代文体学研究现状的一些粗浅思考。现在十年过去了，回首审视，无论是文体学研究的布局和规划，还是古代文体的个案研讨，抑或蒐集整理文体史料，诸方面都有较快的发展和进步。以文体学文献史料的整理为例，我们欣喜地注意到，王水照主编的煌煌十卷本《历代文话》2007年已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古代文体文献的整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曾枣庄在古稀之年，以一人之力，完成多卷本“古代文体资料集成”(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附卷，共五册)，毅力可嘉。吴承学主持之《中国古代文体史料集释》和《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也在进行之中，非常值得期待。应该说，文体学已成为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最具创新活力、成果最丰硕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初笔者把博士论文选题范围确定为古代文体学以后，接下来就考虑论文的研究旨趣、写作体例和基本框架结构。经过反复思考，笔者准备撰写一部断代文体学的研究论著。在笔者写作博士论文前后，已有两部断代文体理论研究专著面世，分别是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两部著作的研究朝代一致，研究路径都表现为对一个朝代文体理论的深入思辨探究。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古代文体理论研究最充分的朝代，能不能把目光转移到其它缺乏关注的朝代？能不能把某一朝代的文体研究和文体批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论述？能不能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解决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问题？能不能从更宽广的文化视阈观照古代文体的流变？周勋初《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说：“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从未中断，在这迂回曲折的历史长河中，赵宋一代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文体自然包含在整个大文化的范畴之内。文体——文学——文化，无疑是值得探究的课题。基于上述思索，笔者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宋代文体学研究”，试图对开垦余地极大而又极富研究价值的两宋时期的文体学进行一番考索探赜，希望这种断代文体学研究尝试能给新世纪以来蓬勃展开的古代文体学研究提供一点启示，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二 宋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中国古代文体存在“大文体”或“泛文体”的倾向，文体的结构层次多，体制机制灵活，包孕丰厚。具体而言，其“大”与“泛”表现在：文体是语言系统、结构形态、表述形式、风格面貌诸要素的有机统一，它既指体裁，也指不同体制、体式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
与文体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语体，应对文体、语体两个概念略作辨析。语体源于西方语言学。现代研究把语体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如套用到古代，口头语体如古代的语录体，而书面语体如古代的法律语体、政论奏疏语体、文学语体等。显而易见，语体强调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去研究，关注的是“体”中的常用词汇、句式结构、修辞手段等一系列问题。文体与语体，虽有联系，但区别更大。它们的内涵、外延、研究对象、学科归属都有所不同。
古代文体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关联极其密切。文体是文学作品最直观的形式，每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乃至嬗变、衰亡的历史，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思潮，也反映了文学创作观念、价值标准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又称“体”“体裁”“大要”“大体”“势”或“体制”等，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相当丰富，分别指向文体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结构形式和风貌特质等理论层面上的诸多问题。古代很多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文体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负盛名的《文心雕龙》实即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与文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古人的辨体、尊体和破体的文体观念，雅文学与俗文学，诗学里的唐宋诗之争和“以文为诗”，词学里的“以诗为词”和词“别是一家”等等。深入研究古代文体学，对理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及其关联，能起到纲举目张的显著效果。
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中，文体种类之繁多，变化之驳杂，理论之深细繁复，为世界文学所罕见，这为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体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历来的文学研究通常按体裁进行，具体到宋代文学，诗歌、散文、赋、词、骈文、话本、南曲戏文等各体文学咸备，文体问题在宋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尤其突出、特殊和重要。传统的宋代文学研究，从文献董理，到流派作家、文学思潮、艺术分析等等，成果颇为丰硕。传统研究虽分体为之，然而并不以文体为研究的本位与核心。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分成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其中的文体篇，恰由王先生自己执笔，提纲挈领，深具启发意义。但总体来说，宋代的文体学研究还相当薄弱。关于宋人的文体意识，各种文体的形态与流变，文体的分类和文体批评的特征，文体与文化，尤其是宋代文体系统和文体关系、宋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破体相参现象及其意义等，虽有学者从若干方面予以关注，却较少做深入系统的观照考察。由此言之，宋代文体学研究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空间。
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唐至北宋一段，承前启后，为我国古代社会一大转折。有学者概括宋代文化的特点为“自由的思想和怀疑创新的开拓精神”。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宋代文化繁荣和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文坛的锦团花簇与文学理论的深入推进。宋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带有总结性的时代，又是一个新的开端。诗、文等传统文学主流，在宋代得到一次集大成式的检阅和总结；而元、明、清文学所呈现出的诸多现象，亦在宋代初露端倪，现诸变相。与此紧密相关，宋代的文体及其批评也同样呈现出新的形态和特征。宋人颇自豪于本朝文章的鼎盛繁荣：
王称《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序》云：“盖文章至唐而盛，至国朝而尤盛也。”
杨万里《杉溪集后序》云：“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盖自奎宿宣精，列圣制作，于是焕乎之文，日月光华，云汉昭回，天经地纬，衣被万物，河岳炳灵，鸿硕挺出。”
倪朴《筠州投雷教授书》云：“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
金代王若虚云：“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
莫不对宋代文章推崇备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章”“宋文”是综合性的“大文体”概念，里面包含多种文体，看王若虚的论断最为明晰。宋代文体的新变发展与文体理论的深细辨究如影随形，相得益彰。客观地说，宋代文体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转捩点，它上承六朝、隋、唐，下开明、清，以宋代为文体研究的坐标中心，可以把握我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形态、发展脉络和地位价值。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全面推进，文体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对各种文体形态及文体理论开始予以较多关注。本书研究的是宋代文学中前人有所启而未遑发，尚属薄弱而又亟待深入的一个系统课题。从文体角度研究宋代文学，有助于充分认识宋代文坛所展现的多种文体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排斥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人的文体观念、把握宋代诸文体发展流变的轨迹、确定诸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探讨文体交融互渗对文学史演进所具有的深层意义；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文体与文学的关系、文体与文化的互动，探索古代文体、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 研究旨趣和写作体例
文体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源远流长、牵涉广泛的大学问，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现代文体学却主要源于西方。西方文体学与语言学关系最紧密，还与文艺学、心理学、美学等很多学科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西方纷繁复杂的文体论述中，如果把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文体，那么“广义的文体一般是指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中运用不同的语言习惯和语言体式”，而“狭义的文体是文学文体，主要指不同作家笔下的不同的语言体式所形成的文体风格”。近代以来，中国的文体研究较少致力于本国文体理论的系统化与学科建设，而主要呈现为一种输入西方理论、借鉴域外方法的单向流动局面。不必讳言，这种以吸纳输入为主的格局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对于积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而言，在学术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尤需慎重，应始终对古人怀有一种“了解的同情”，万不可简单机械地以西律中、以今推古。由此言之，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体学有着极大的差异。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文体，但亦不偏废公牍和应用性文体。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严格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古代的文学并不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而是当时整个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古人秉持的是一种泛文学或曰杂文学的观念意识，开放性的文学概念致使文学不断“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不过文学终究还是具有一定的标准，不妨把敷文藻饰和审美意蕴算作古代文学区别非文学的认定质素。由于古代文学内容的广博，古代文学文体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大大超出了今天“文学四分法”的涵盖范围。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说：
文体学的纯文学和审美的效用把它限制在一件或一组文学作品之中，对这些文学作品将从其审美的功能与意义方面加以描述。只有当这些审美兴趣成为中心议题时，文体学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它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
研究古代文学，应该具备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文学史观；而研究古代文体，也最好采用宽口径的大文体观。以审美价值为标准界定审视古代的文体，就能把古代的大部分文体纳入研究视野，让研究更符合古代文体的原生状态，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由此言之，我们所说的古代文体学实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以文体为关注核心、以审美为认定标准的综合立体研究。
当然，本书不是要把文体学与文学史的研究等同起来，事实上也无法等同。吴承学说：“文体史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其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艺术成就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由于其文体形态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史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作品，却未必在文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论颇为中肯。也有的作品，兼具文体形态之独创和艺术之匠心，故而在文体史与文学史上，皆有地位，典型例证如宋代苏轼的《赤壁赋》等。本书力争调和文体史与文学史之研究，兼顾并向文体侧重。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宋代的文体形态和文体理论；宋代文体系统与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通、妙处相资的关系；关注宋代文体的“原生状态”，进行文体个案研讨；论述宋代文体批评的基本特征；研究宋代文体分类的基本情况；探讨文体相参、破体为文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及相关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把宋代文体学置于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历史中加以观照，就文体的古今之变、雅俗之辨和文化意味等论题进行翔实而全面的评述。其中又以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本色与破体为研究重点，而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是古人的“辨体”意识。
本书既有关于宋代文体学的宏观思考，也不乏对宋代具体文体的微观探究，同时注意把宋代文体学研究中的点、线、面有机结合起来。
本书所要论述的重要观点大致有：
一、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拐点时代。宋代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公牍和应用文方面，已有的和新创的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一个高峰。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作为古代文体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宋代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深入探究，提升了文体研究的理论水平，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且对明清两代的文体批评有重要影响。
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其时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但它们在当时并不是挺立独秀，而是与其它文体交融互动、共存共荣。就宋代而论，宋词是一代之所胜，但绝非一代之专擅，宋文、宋诗等其它文体同样极有光彩。宋词与其它文体是相通相资、相得相成的复杂关系，词的大放异彩离不开“文体共同体”的众星拱月、一力扶持。
三、经过细致考辨，推断联系宋代各文体的纽带是散文。虽然宋代的各种文体发展较为均衡，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体是平行的，不分主次的；通过对宋代诗、词、散文、赋、骈文、话本等主要文体的流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稽考梳理，可以得知诗、词、赋、骈文、话本等都或多或少接受了来自散文的影响，散文能对其它文体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诗、词、赋、骈文等，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散文影响，超越限制，触类旁通，增强了文体持续发展的动力，推动了既有文体的丕变和新兴文体的成熟，从而使宋代文学、文体出现多次重大开拓。
四、某一朝代的文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各种文体在系统中共存与协调发展，犹如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其中的各物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自我调节和退化淘汰等复杂机制，而一个时代的文体系统正有类于此。因此，从单一视角研究文体，显然是片面的、狭隘的，必须立足于文体——族群——系统，以多元角度观察考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宋代文体系统的鲜明特色是良好的平衡性、包容性、贯通性，各种文体处于系统之中，相依存，通有无；任何文体如果坚壁清野，不与其它文体往来，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五、各种文体相互参融、妙处相资是文学、文体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异体相生，文体间的破体参融有利于发掘各种文体的表现潜能，丰富艺术手法和技巧，对创造别开生面的文学面貌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宋代，如果没有诗向文的借鉴，就不会成就宋诗以思理筋骨见胜的特质；没有赋与散文的相通合流，就没有文赋的出现；没有诗和文对词的渗透影响，就没有词在格调境界上的提升；没有诗、文、词等几种文体的综合融摄，就没有戏曲和话本小说的重大开拓。
六、怎样处理骈散关系是中唐至北宋文体学的一大关键。文笔之辨、骈散之争，由来已久。对于骈体，是采取排斥敌对，还是与散体相互参融，干系甚大。中唐韩、柳已经开启了骈与散的融汇之路。钱穆说：“韩、柳之倡复古文，其实则与真古文复异。……二公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地。故二公的贡献，实可谓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薮，此即后来之所谓唐宋古文是也。”此处真古文，应指先秦两汉之古文，而唐宋古文是参融骈散、诗赋之新古文。韩、柳其实是调和骈散的肇端者，而宋人才是真正完成此文章大事业之终结者。宋人处理骈散关系，驾驭文体，入而能出，通达灵活，最是成功，故而宋代散文、骈文各得其所，同时又推动了一批文体的变化出新。
七、文体演变的背后具有耐人追寻的文化意味，文体的发展和演进往往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宋代文体学的创辟新变根源于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背景，研究文体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大视野。宋人对“祖宗之法”的看重，宋代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雅文体与俗文体的并存格局，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特别是宋代文化融会贯通的大格局，都影响到宋代文体的面貌和发展，显示出文化对文体的浸润是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文体是文化的载体，具体文体的流变，亦能反映出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宗教民俗等的点滴细节。
当代作家王蒙说：
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学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
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王蒙，其文体写作无疑是成功的。他的这番话，是建立在大半生文学创作(亦即文体书写)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思考，深刻洞察了文学与文体之间的紧密关联。没有文体，何来文学？不谈文体，文学将面临重大缺失。即便是公牍应用文，也得依靠文学性来传世。就让我们通过宋代文体这扇门，打开五彩斑斓的宋代文学胜境，进行一番探赜寻幽的文体探索和文化遨游。
-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 参看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 [美]宇文所安著，王柏华等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62—663页。
-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 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页。
-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
- 缪钺《宋代文化浅议》认为：“宋代文化的特点是自由的思想与怀疑创新的开拓精神。”载《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 陈寅恪《论再生缘》，载《寒柳堂集》，第72页。
- 载《宋集珍本丛刊》第93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09页。
- 〔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50页。
- 〔宋〕倪朴《倪石陵书》，载《宋集珍本丛刊》第59册，第543页。
-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
- 参看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二章“西方文体论的历史回顾”，第63—65页。
-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页。
-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3页。
-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237页。
-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页。
- 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 王蒙《文体学丛书》序言，载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