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学习与生活剪影
记得我们在九龙坡第一年，大多是每学期修20学分，那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日程，每天上完课就已近黄昏，我们就利用这时间复习课本。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图则、投影几何等等，大多是用英文教科书。国文课女教授是钱用和老师，她曾是蒋介石、宋美龄的秘书。第一学期读屈原的《离骚》，第二学期读庄子的《秋水篇》，因为是工科学生，老师比较宽容，古文虽然念起来相当艰苦，但是调调口味。先生解读亦颇新颖有趣，一年下来，只有一位同学不合格，因为曾经在上课时睡着了。
工程图则和投影几何都是下午的绘图课，老师教导也颇新颖，用很多剪纸模型显示主题的方法。学校第一、二年没有供电，到三年级时，才因为九龙坡有几个材料仓库使用，由杨家坪拉了五六十千瓦的电源到九龙坡，每个宿舍晚上才有50~100瓦的电。这样终于结束了用了2年的桐油灯，以及每晚点油灯或蜡烛做功课时的口罩。桐油灯的黑烟很多，同学们做完功课，次日早晨，个个都像矿工的脸一样黑。
殷大均教授
在交大诸多教授中，我最记得的是物理系的殷大钧先生，教物理力学。考试的时候，头一次小考的题目是开卷的，考生可以看书本里面怎么讲，但是真正懂那个题目的，一般是70个人中只有两三个左右。其他人即使开卷，也都是零分。为什么呢？他出的题目是一颗子弹，要把它弹射到太空去，永远不回来，问用什么样的动力。有些同学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在书里找，结果就猜；有些同学看了科学杂志，知道哪个答案是对的，但找起书本来却怎么都找不到。第二次小考也是同样的情况，力学方面的题目，也很难，说一副扑克牌，54张，竖在桌上，用手去推扑克牌，推到什么程度，它才会垮下来。而到了大考的时候，殷大钧老师说，之前的小考，无论成绩好坏都不算数，要重新考一遍，结果大家都考得不错。电话传送课程是陈湖先生教的，他是1929年交大电机系毕业的，后来曾参与创办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实在的老师。
殷大钧出的物理题算是够难的了，但与微积分比起来还不是最难的。当时学生中盛传一句话，说是如果让希特勒来交大念一年微积分，他可能就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交大的数学题能让他产生挫败感，杀掉他身上不可一世的锋芒与傲气。我们的两个微积分老师，一个叫张鸿，另外一个叫唐济楫，都是很优秀的教授。他们讲的东西，你如果当天听了就做题目，应该没问题，但要是过两天再做，就稀里糊涂了；加上老师讲课有时候使用上海话，我们广东人就更加听不懂了。我记得当时交大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管什么系都要学测量，而我们的测量课，总免不了要走一条路，就是用老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字命名的“蔚芝路”。这个用上海话讲出来，很像“位置路”，我们广东人听不懂，搞了差不多半个学期，才明白过来。
我的同学江绳祖更糟，他是连国语都听得不大懂的，所以上课时很多地方不明白。幸亏我们当时很多教材都是英文的，而他的英语很好，所以总是去猜老师的考试题目，考试题目一般都是教科书里面比较难一点的。我们经常聚齐一帮人，坐在茶馆里面做功课，把猜测的考题全部都做一遍，从微积分做到微分方程，一级比一级难度大，完了之后再回过头来应付考试，就不成问题了。
还有几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如果发现学生不专心听讲，课堂秩序乱糟糟，他就故意讲一些最关键的知识点、关系点，稍微提一下就用黑板擦擦掉了。结果小考的时候，这方面的题目就考出来了。我们坐在前排的学生倒还好，老师擦掉的时候已经看清楚了，而坐在后面的学生往往不留心注意，考试就惨了。
2006年4月，郑国宾接受母校采访(左起：郑国宾、王宗光、盛懿)
除了对授课老师印象深刻外，我还记得我们的宿舍，每一幢有10间房，每一间房2个窗户，窗户两旁各有一张两层的木架，上下床每位有3至4块薄板，近窗床位8个是第一排，第二排也是8个床位，第三排两张两层木架，4个床位在入门左右各一，每间房可容20人，每一幢宿舍可容纳200名学生。
此外，我还参与了学生会的工作，主要是学生自主管理与监督食堂。当时，学校每个月发一笔钱，钱不多，让学生用于自己管理伙食，学生会每天派3个人轮流当班。一个人负责采买，就是跟着厨师去买米菜，厨师是外面雇的，要保证他们不乱花钱、拿回扣；一个人负责监厨，保证所有的材料买回来以后要合理利用，不能被偷掉；还有一个人就管账，记录收支情况。在三人小组的管理与监督下，学生食堂办得很不错。
当时食堂买的米是从四川成都通过水运进来的。有一次，运输船去成都装的是粪肥，装米回重庆时碰上下雨，结果变成了粪水米。但是没办法，当时钱不够，不能另外再买了。最后只能是洗了又洗，拿来烧饭，虽然已经洗干净了，但还是有一点臭味，只好将就吃了。说起在食堂吃饭，这里面有点“学问”的。当时食堂里没有椅子，只有一张四方桌，8个人围起来，站着吃。读一年级的时候，不懂其中的巧妙，二年级就明白了怎样做才能多吃一点。就是头一次打饭要打半碗，吃完了，还能装第二碗。如果你头一碗饭就装满吃完，那么就没第二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