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数省 多遭磨难
1941年9月，我进交大时，学校已搬到法租界。一二年级借吕班路震旦大学四楼上课。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学校不得不宣布停课。停课后，期末考试也取消了。12月31日，我和另一位化学系的同学吴中英毅然决定离开上海，当时吴中英的父亲在重庆，而我父亲从南洋过来的接济因为交通问题断绝了，我和他不能正常通信了，所以只能离开上海，前往内地求学。可以说，我和吴中英是交大沪校学生中最早一批动身内迁的。我们两个人从上海动身的时候，学校曾经发给一个肄业证明书，证明我们是交大一年级肄业生。
当时我们是从十六铺码头坐船离开的，先到宁波。去宁波是父亲南洋的华侨朋友介绍去的，他是宁波人，做生意的，到了以后，我们两人就住在他家里。宁波当时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到处都有封锁线的，要通过这些封锁线，必须要等机会。我们住了大概十多天，等朋友找到机会，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和吴中英就在宁波郊外的一个小湖边上船，中间曾扮作长袍商人，经过余姚，通过收买与日本人有联系的当地人，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就上岸了。上岸了以后，用了半天过了四明山，当晚6点到了嵊县。第二天，经一个东阳的朋友介绍，准备去东阳暂住，那时已经快要过年了，不能再继续走了，就在东阳乡下的一个市镇住下来，住了一个多月，思考怎样继续向前走。
后来，听说浙江大学在浙南龙泉县郊外建了分校，就决定到那边去借读。先从东阳出发，经过永康、丽水、云和县，再向南面走，就到龙泉县。在这一路中，我和吴中英得到了“交大内迁学生援助会”的大力帮助。当时，内迁重庆的交大校友成立了这个援助会，专门沿途协助从上海迁到内地读书的交大学生。因为交大校友当时基本管理了中国的铁路、公路、电信三个部门的事业。最典型的校友就是上海的东南电信特派员赵曾珏学长，抗战胜利后做了上海公用局局长。
这个“交大内迁学生援助会”当时在内地沿线设了几个接待站，从东南方向开始，第一站是浙江的云和县，在丽水旁边一点，赵曾珏学长就在那里。我和吴中英曾经去找过他，见了面，他叫下面的人拿了700多块钱给我们。过了云和后，到了龙泉县。当时浙大的总校在贵州遵义，龙泉分校只有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则在遵义。到了龙泉后，赶上上课时间，我就在那边借读一段时间。当时李政道的哥哥李崇道，也在浙大分校待过，我们做了几个月的同学。李政道当时则在浙大分校附中的高三年级就读。
1942年4月，我得了白喉症。早上起来就发烧，下午已经到了40度。校医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活不过晚上12点，就把我抬到了龙泉县郊外一个卫生局。卫生局旁边有一个太平间，放死人的地方，就把我抬到太平间里去，说反正这个人不到12点就没救了。同时，他们又没有完全放弃，到处去找治白喉的血清，最后在县内“监务局医疗部”借到一针血清，注射后，当天晚上就退烧了。现在想想，算是命大运好。后来，我问卫生局那边的人，为什么要把我放到太平间，他们都笑着说根本没有人想到你能活，而且这个病是不能够传染给别人的。
到了5月份，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金华，逼近丽水。我们只好从龙泉再向内地分散转移。当时我跟吴中英本来商量好，一起到贵州或者重庆去，一起读交大化学系。但等到动身的时候，吴中英接到他父亲从重庆的来信，说是要来龙泉这边，所以他临时告诉我不走了，我就一个人出发了。当时，从浙江龙泉县到福建松溪县之间，有一个鼠疫区，是日本人培植鼠疫细菌丢到这个地方的，而我们走路必须经过这片鼠疫区。于是，大家都把袜子绑起来，跑步通过鼠疫区，大概有3千米，到了福建北部山区小县——松溪县。松溪县位于闽浙交界处，因在武夷山麓东南侧，雨水充沛，溪流常常暴涨，水虽然不深，但船不能行走，只能砍竹子，做竹筏，坐在上面划漂，几个小时就到建瓯了。
曹诗俊在接受母校采访
到了建瓯，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学校里，不久遇到日本人的轰炸，于是大家赶紧从学校里跑出来，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向郊外树林内避难。后来，有行李的同学每人凑一点东西，分给丢失行李的同学，继续匆匆赶路。过了建瓯，到了南平，南平那时还没有铁路与火车，只能通过公路到永安县。永安是个大站，当时赵曾珏也把援助会的接待站从云和转到永安，因为云和太靠近战争前线了。于是，我到永安后，又去找他帮忙。赵曾珏对我说，他那边有趟车次，准备运载一批电信材料经过东南到内地去，让我等几天，搭这趟便车去内地。另外，他还给了我一部分钱。
这样，在1942年6月份左右，我就坐在材料车上面，一晃一晃地从永安动身，经过长汀、瑞金、宜都，就到了赣州了。那时候，青年蒋经国正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推行“三禁五有”(“三禁”是禁烟、禁赌、禁娼；“五有”是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生活运动，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势力，社会秩序安定，政绩口碑很好。我们的车子在赣州停了一晚，接着继续朝广东方向往南走，经过五岭、南雄，到达韶关。韶关因为有铁路可通到衡阳，所以我就换乘铁路，那时凭着交大校友的一封信，就可以直接到铁路局拿免费车票。于是，从韶关到衡阳坐的是免费火车。衡阳那边的黔桂铁路工程局局长叫侯家源，是唐山交大毕业的校友。1938年，唐山交大因校舍被日寇占领，迁到湖南湘潭，侯家源为复校工作出力甚多，曾将湘黔铁路局房屋拨予学校使用，并力促茅以升出任代院长。
当时去往内地的一路上，我没和浙大龙泉分校的同学走在一起，都是一个人赶路。到了衡阳后继续坐火车到桂林。桂林那边刚好有南洋的华侨与印尼的同学，他们在桂林良丰的广西大学，所以我又在大学里住了几天。广西境内最后一站叫金城江，从金城江开始就没有铁路了，只能坐“黄鱼车”。什么叫黄鱼车呢？就是那种私人运货的车子。这种车有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烧汽油的，那时根本没有汽油，是烧木炭。烧木炭时，车旁边有个木炭炉，木炭在里边燃烧发烟，产生热气，变成热力，去推动这个车子。但是力量很有限，一旦车子要上高坡时，大家都要下车帮着推，等到山顶的时候，我们重新上车。这样一来，出现了麻烦。很多黄鱼车主，往往不等你重新跳上车，就开车走了，把行李全部带走，这种坏事时有发生。当然，也有好心的车主会等你，就看你运气好不好，碰到的车主有没有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