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恩师与恩友

1．黑暗期的中学教员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但毕业即失业。时局动荡不安，个人的生存变得出奇之难。幸得友人介绍，他终于在育英中学找到了一份教员的工作。那时，有些中学教师的待遇比较好，月薪甚至有20多元。但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吴文俊却很清苦。他一天常常要上20多节课，而薪水却十分微薄。吴文俊性格腼腆内向，不善言辞，要他当老师，实在是有点勉强。记得第一次站上讲台时，吴文俊望着底下黑的一片人头，只觉得脑子嗡嗡直响，想要讲什么，反而十分已忘了七八分。

但是为了保住饭碗，吴文俊还是忍住千万种的不愿意，兢兢业业地工作。虽然不辞劳苦地授课，学生们的反应却并不很热烈，而且他的课时相对而言很不足。这样，他就必须兼任教务员，处理许多烦琐的事务性工作。吴文俊仍然一丝不苟地做着。但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持久，不久之后，他又失业了。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日本军队就占领了租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这时吴文俊再次失业。

直到1942年夏天，吴文俊才再次就业，进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兼教务员。培真中学是一所小学加初中的学校，校长叶克平。在培真中学，吴文俊依然工作认真，也钻研教学。比如他曾反复思考，用多种方法讲授“负负得正”之类的内容。虽然教学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及精力，但吴文俊依然没有放弃数学研究工作。工作间隙，他总是抽空读数学书，并以解平面几何题自娱。借职务之便，他还走遍了能进的图书馆，借阅大量的数学著作，去粗存精，仔细阅读，将书中的定理自行补证，书中的习题悉数演练。但这也给他惹了一些麻烦。

一次，吴文俊在办公室看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众所周知，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都是法西斯的轴心国，看德文书，在旁人看来就代表一种倾向了。于是办公室的同事一度对他侧目相向。幸而又发生了一件事，才使同事们改变了对吴文俊的这种态度。学校的一位化学老师想证明一道几何题，但想了一天一夜也不得要领，于是拿去请教吴文俊。吴文俊看了题目，略一思索，三五下便解出来了。同事们这才明白吴文俊是真正在钻研数学，都对他刮目相看，十分佩服。

中国的黑暗期同样也是吴文俊人生旅程中的黑暗期。家里的经济负担由父亲挑起来了，虽然生活清苦，但一家人的生活也过得去。对吴文俊来说，真正的痛苦来自理想的幻灭。

那个时候也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因为家庭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我父亲把它担当起来的，所以我自己还没怎么觉得的。生活艰苦，这是不成问题的。对我来说最主要就是研究数学的愿望完全淡掉了，变得不可行了。一方面，白天没有时间，晚上也不可能。因为我父亲一大早要出去工作，所以晚上很早就睡觉了。另一方面，我这个住的地方就是在楼梯头上头的一小块地方。在这么一小块空间里，要看书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思想上面的，精神上面的不安定，觉得数学这条路淡薄了，要搞数学根本不可能。

在大学的后两年，吴文俊虽然找到了数学研究的方向，但现实生活却似乎与理想渐行渐远了，吴文俊精神的痛苦难以言喻。

记得中国数学界元老江泽涵先生曾说过一句沉痛的话：学数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当两年教员，那就什么都捡不回来了。对一般人来讲，确实是这样，数学研究一旦停滞断掉之后，是很难再接上的。但是吴文俊不可思议地打破了江泽涵先生的预言。从1940—1945年，他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断断续续地当了5年教员。之后，他却成功地回归到数学之路上。而一切，正得力于他的毅力和决心，得力于他在勤奋学习中打下的坚固数学基础。吴文俊的数学底子是从中学时代就打下了的，特别是在大学三四年级。中间虽然断了5年，对吴文俊而言，那只是蛰伏而非放弃，一旦条件具备，很快就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