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象征主义创作的端倪、翻译浪漫派小说、同时加入共青团与国民党、被逮捕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旋即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由恽代英负责的上海学联是“五卅”运动的公开领导机构之一，[5]上海大学在这一革命行动中充当了领头羊的作用，因此在秋后算账时也就成了重灾区，被勒令停办检查。望舒在“上大”的学习生涯就此中断。
那年望舒才20岁，他还想继续读书，尤其想出国留学。当时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办有震旦学院（1928年改称震旦大学），学校设有法文特别班。学生在那儿学一年法文，有条件的就可以赴法留学；一时出不了洋的，可以在一年后升入本科班学习。望舒到底是哪一年考入震旦学院法文特别班的呢？
1984年，施蛰存在回忆文章中说：“1924年秋到1925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又说：“1925年秋……望舒……升入震旦大学法科一年级。”[6]罗大冈也认为是1924年，不过，他的语气不是那么肯定，他说：“我和他都是在上海震旦大学‘特别班’开始学习法语的，我们是前后同学。我是1927年暑假后考上‘特别班’的，戴望舒大约1924年考入‘特别班’。”[7]
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由施蛰存和应国靖合编的《戴望舒选集》，里面附了一张由应国靖执笔的《戴望舒年表》，说望舒不是1924年而是1925年进的特别班，1926年才升入法文科一年级的。那本选集是施、应合编的，所以他俩那段时间频频接触，施肯定看过那个年表，也就是说对于自己早几年前回忆中的失误的修正，施是认可的。其实，早在1987年1月出的《戴望舒评传》中，王文彬、郑择魁就说：“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上海大学被帝国主义查封……戴望舒只得转到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8]陈丙莹在他1993年出的《戴望舒评传》中也明确说：“1925年秋戴望舒转至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1926年夏……戴则升入震旦法科一年级。”[9]
法文特别班每年只招收二三十人，由一位叫樊国栋的法国神甫全权负责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这位神甫的教学法很特别，而教学风格又极为严厉。他每天上午上两堂课，第一堂课复习前一天的课文，第二堂课教新的。他要求学生当堂背诵前一天的课文，把背不出来的学生驱逐出教室。学生在草地上死劲地背，如果自以为背会了，可以进教室再背；如果再背不出来，还得出去，直到背出来为止。今天背不出来的，明天还得背，而且是新、旧一起背。学生除了每天对课文死记硬背，每周还要默写一篇历史类或哲学类的长文。自习期间，如果学生在教室里不认真学习，他就会敲打窗户警告；休息期间，如果学生还在教室里用功，则会被他赶到室外去休息。这种教学法跟中国古代私塾老师的差不多。作为给儿童发蒙，再加上塾师铁板的面孔和冷硬的戒尺，未免过于苛刻了；但对于青年来说，它是有效的，它能使学生又快又牢地掌握所学内容。望舒只学了一年，就能熟练地阅读并写作法文，应归功于这种教学法，当然更归功于他的语言学习的天赋。
本来，拿着震旦特别班的结业证书，望舒就可以去巴黎大学旁听，但1926年夏季，当他拿到结业证书时，他父亲却一时凑不出供他留学的费用。
樊神甫的语言教学法成功了，但文学却得靠望舒自己；因为樊神甫在文学上是个保守分子，对法国当代的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持排斥态度。他在课堂上教的还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如雨果、拉马丁、缪塞等已经被学院认可的经典化了的作品。不过，望舒当时已经有了自己喜好的方向和选择的能力，正如施蛰存所说的：“一切文学作品越是被禁止的，青年人就越要千方百计地找来看。望舒在神甫的课堂上读拉马丁、缪塞，在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但是，魏尔伦和波特莱尔对他也没有多久的吸引力，他最后还是选中了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10]可以想见，当时望舒追逐世界最先进文学的迫切心情。从客观上来说，后期象征派未必是最好的，而从主观上来说，也未必是最适合于他的；但那是最“时尚的”，故而成了望舒的最爱，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直到现在）许多中国青年作家的努力方向。
年轻人出于好奇和好变的心理，在喜好和学习方面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或虎头蛇尾。青年望舒在写作上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变革心理和追新倾向，可以说是个文学时尚主义者。他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赶过了法国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约一百年间的文学风尚嬗变史。其实，他也未必像猴子捡苞谷似的，捡了前面的，就丢了后面的；在他研读耶麦时，并没有忘记波德莱尔，甚至没有真的抛开浪漫派。
1982年3月10日，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译诗集》写序，一开头就说：“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11] 施蛰存的有些回忆和结论都不够严密、谨慎、可靠。这个说法也有问题。我们固然可以说“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12]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两个过程理解为完全同步，即望舒在写诗过程中一直在译诗，写、译也确实关系紧密，相互影响，也不能因此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绝对化。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对望舒诗歌创作的整体把握和评价，有将他的创作误认为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以为中国传统诗歌和本土现实经验对他并不构成生成性因素，或者认为这两个因素不起什么作用，或者认为它们只起到非常次要的作用。实际上，望舒在他那个时代是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而且他善于处理的是亲身遭遇的现实，包括现时的心理体验和反应。正是因为有这“三结合”，才使望舒的创作显得艰难而量小，如果是拙劣的仿制，则一天就可以制造出一批来。也正是由于这“三结合”，才使望舒的诗作虽少而精，并使他就凭那些少而精的作品，奠定了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显赫地位。
从史实而言，前面我们说过望舒开始创作新诗的时间说早的话，可能在中学时代之末；说晚的话，是在“上大”期间，不会下延到震旦时期。也就是说，他开始写诗还是要早于译诗。关于他的写诗，由于他的诗作基本都结集出版了，所以我会在有关各部诗集的专节里加以评介；我将对他的翻译方面的情况跟他的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谈，中间会穿插译作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情况。我不想证明他的创作是译作的一一对应的产物。
现在我们看到的望舒最早的译诗是他在震旦读书期间完成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篇目是雨果的《良心》；知情的施蛰存说：“那恐怕是他留存的一首最早的译作。”[13]“恐怕”一词的意思是，望舒可能还有其他更早或同时的译诗，只不过亡佚了。《良心》在雨果诗歌中不算是一首非常出色的、重要的作品，但它取材于《圣经》，所以樊神甫可能专门给学生们讲过。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望舒在学生时代的试笔，而不是他自己的喜好和选择，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看重这首诗和这回的翻译，所以直到1948年，他才在《文讯月刊》第8卷第21期上把它发表出来。
望舒在震旦的两年里，创作和翻译都不多。其中有些发表于他和施蛰存、杜衡一起自费创办的小型刊物《璎珞》。这本刊名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小刊物初创于1926年3月17日，到4月17日就停刊了，一共才出了4期。刊物上所有的稿件都是他们自己的著译。
望舒在《璎珞》上发表的诗作主要是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可知》《夜莺》（第1期，用笔名“信芳”）等，还有他翻译的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另有评论长文《读〈仙河集〉》。
这两首译作都是魏尔伦的，魏尔伦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作品以音乐性见长，音调中饱含情调，主要表现内心深处微妙、缥缈而转瞬即逝的感受，一度曾被奉为“法国诗歌之王”。魏尔伦的作品在法语中确实具有令人迷醉的音色和神韵，但那是表音文字擅长的领域，用象形表意的汉语翻译出来，效果会大打折扣。至今为止，魏尔伦诗歌的汉译还没有真正成功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可能成功。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魏尔伦，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而且用的是文言文。如《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望舒后来的诗歌翻译是典型的诗人译诗，首先他译的都是他所喜欢的、合乎他自己口味的诗人的作品，随着不同时期他的美学口味的变化，他的翻译对象也会有所不同。如魏尔伦是他早年最青睐的诗人，后来他转向果尔蒙，再后来是洛尔加等。翻译家的翻译在很多时候是别人约的，哪怕是自己选的，也未必跟心灵相互契合；望舒一生也应约译过一些足以安身而不可立命的东西；但他的诗歌翻译则完全是他自我的一种折射。这就引起了作为诗人的望舒的诗歌翻译的一个问题。即他在翻译不同诗人的作品时，会因压不住自己的才情而时时留下自己的创作风格的印记。望舒之译魏尔伦，跟他早年的诗风如出一辙。所以我一向不同意望舒是西方现代诗歌亦步亦趋的追随者的说法，他在翻译西方诗人并受他们的影响时，尚且在内化并同化他们，更不用说在他自己的创作中是如何任意取用、拿捏了；当然这其中他借了传统诗歌的力量。卞之琳曾说，魏尔伦之所以对望舒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位外国人诗作的亲切和含蓄的特点，恰合中国旧诗词的主要传统”。[14] 郑择魁、王文彬也有类似的说法：“起初，他通过魏尔伦对象征派诗艺的吸收倒转过来融化于中国旧诗风之中，侧重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这种情况反映在他的译品中最为显著。”[15]望舒对他者的吸收从来不是单向的受，而是双向的“受”“授”；通过翻译，他使翻译对象受了他的影响而淡化了一些特征；作为诗人的翻译家，望舒的主观力是很大的，他不会轻易为任何一种外来的因素所左右。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没有收入《读〈仙河集〉》一文。其实这篇翻译评论在望舒早年的写作中是用力较多也比较重要的。《仙河集》是李思纯翻译的一部法语诗集，副标题是“法兰西诗选译小集”，内收廿四家诗人的七十首诗，其中有十首选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李曾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科，1925年归国任学术重镇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与“东大”西洋文学系教授吴宓过从甚密，所以李的翻译1925年11月发表于吴宓主持的《学衡》第47期。李在当时的法语界也算是一权威人物。但望舒拿李的翻译跟原文对读，发现错误连篇，他以相当不错的中法文修养加上年轻人的胆量，对李的翻译做了细致而可信的探讨，也有切实而严格的批评。一个小人物对一个大人物的批评文章自然发表不出来。一气之下，望舒跟朋友们自费办起了《璎珞》，以传出自己的声音。也许，最值得称道的是，望舒这种不迷信权威和敢于叫板的心性。《读〈仙河集〉》虽然是小人物在小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但它的影响却不小。据说李思纯看到此文后，几乎再也没有发表过译诗。[16]
望舒在《璎珞》上还发表了他翻译的《少女之誓》。望舒最初译的诗是浪漫主义巨擘雨果的《良心》，最初译的小说就是浪漫主义小说名家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誓》。
望舒是何时翻译《少女之誓》的呢？《少女之誓》由开明书店出版于1928年9月，在《译者题记》的最后，望舒说：“这本译文在我书堆中已搁置了整整的三年了。”就算这题记是他于这年9月赶写的（以1920年代的出版速度，不可能那么快），三年之前，也应该是1925年9月，甚至更早些，如1924年的某个时候。但无论是1924年还是1925年都不可能。望舒是在1925年夏进震旦大学开始学习法语的，在此之前，他怎么可能译法语文学作品呢？哪怕是1925年9月也不太可能。因为即使望舒确实是语言天才，而樊神甫也确实是良师，他又怎么能在学了三五个月后，就翻译文学作品，况且是夏多布里昂那样的颇为复杂难弄的作品呢？——那可不是只有几百字的微型作品！
郑择魁、王文彬在他们出版于1987年的《戴望舒评传》中说望舒“隐居在松江施蛰存的家中……翻译了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誓》”。[17] 1995年，王文彬在其独立完成的《戴望舒与穆丽娟》一书中，说得更加具体：“同年（指1927年）秋冬之交……望舒他们……开始文学工场的工作。在最初几个月，望舒翻译了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誓》。”[18] 这么说来，望舒是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译出《少女之誓》的。望舒在1927年4月12日，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回到杭州待了几个月，和杜衡一起到松江施蛰存家中。陈丙莹也有类似的说法：“‘四·一二’之后……戴望舒……与杜衡就迁居到松江……短短的时间里，望舒译出了法国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誓》。”[19] 这似乎成了定论，即望舒翻译《少女之誓》的时间是在1927、1928年之交，地点是在松江施家。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说望舒自己记忆有误。望舒是学外语的，晚年又写过关于古典作品的考证文章；这两方面的事情都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可是为什么那时他那么年轻（才23岁），事情才过去一年左右，他就记不清楚了呢？笔者揣摩，其中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是，他在松江乡下，尽管有文学，有好友，还有美女（当时望舒正在追求施蛰存的漂亮妹妹），但他还是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太闷，不说度日如年，也是度日如月。他已经大学都毕业了，怎么能老在朋友家“寄居”呢？要么出去工作，要么继续上学，他得有所决断，有所行动。正是出于这种纷乱、急切的心态，他把一年感受为三年了。
这第二个原因是，“三年”乃虚指，自从《诗经》以来，“三秋”“三年”都可以是虚指，只表示时间（心理感受中的时间）长而已矣。望舒写诗不求发表，不求马上发表，但他希望译作能尽快发表，而等待，尤其是对于身处逆境、性子急躁的青年望舒来说，哪怕一时一刻，都是漫长的；而对于追求永恒价值的诗人望舒来说，他可能并不关心钟表刻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时间，甚至不关心自己对时间的记忆；与永恒的诗艺相比，一天跟一个世纪有多大差别呢？所以望舒在时间表述只说了个大概。
望舒虽然没有将自己的创作跟革命结合起来；但革命影响了他的思维和人生。首先是他的诗歌本身在美学上具有革命意义，其次是他把没有放入文字的革命激情放在了行动之中。
《璎珞》短命夭折之后，没过多久，经“上大”一老同学介绍，望舒、杜衡、施蛰存这上海文坛的“三驾马车”加入了共青团，望舒还担任了团支部的负责人。他们的政治诉求一发而不可收。入团之后又入了党，但是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当时上海国民党有两派，一右一左。左派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望舒他们入的就是左派，是所谓的“跨党分子”。在三人入党之事上，望舒显得最积极，这事是他张罗的。当时上海处于军阀孙传芳的残暴统治之下，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匪徒”，都在“应予逮捕”之列。[20]
望舒他们选择在当时入党是很危险的。
“文坛三剑客”[21]同住一个宿舍，一同参加秘密活动。他们与党部的联系，靠的是一个地下交通员。此人行踪诡秘，来去无痕。他会突然之间出现在他们的寝室门口，留下一个通知、一份简报或一叠传单，然后迅速消失。望舒他们都不知他姓甚名谁。他们三人一般选择晚上八九点钟出去散发传单；“一个人走在前，留神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摺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22]
由于望舒他们频繁的革命活动，终于被逮捕了。1926年阴历年底的一天，望舒和杜衡去一个团小组所在地，发现屋子里没有人，只有满地乱糟糟的纸张。他们心中暗叫大事不好，正准备开溜，被守候在后门口的便衣抓了个正着。他们被戴上手铐，押送到了巡捕房，并被连夜提审。一个法国警官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望舒说不是。警官又问他们为何到那所房子里去。望舒急中生智，用上了他善于编故事的才华，说去年有一同乡住在那一带，好久没见了，想去看看，也许是走错了路。
警官半信半疑，命令他俩把衣服脱掉，搜身一遍，没发现任何疑物，又把他俩吊在一个架子上，进行拷问。他俩坚决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此时，已经是深夜，两人被送入一个黑咕隆咚的大房间，里面闹哄哄的，有好多人睡在长凳上；他俩也各自找了一条长凳，睡下。这是望舒平生第一次被“监禁”。
第二天早上，望舒写了张纸条，给看管他们的牢头，告诉他将纸条送到震旦同学陈某家，便可得五个大洋的赏钱。那禁子被重赏所驱使，很快就把纸条送到了陈家；陈的父亲是当时法租界中法会审公堂的法官，号称陈大老爷。陈大老爷立即给巡捕房打电话，说望舒和杜衡是他公子的同学好友，绝对不是共产党。他愿意以本人名义担保。于是两人得到开释。巡捕房还给他俩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两人一开始担心一吃面条又要被严刑逼供，所以不敢动筷子。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横下心来，吃了再说。早餐后，两人回到睡凳上，呆坐到下午，有人来让他们在一份文件上签名、按手印，然后用小车把他俩送到了陈家。
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刚刚在上海控制局面，蒋介石就掀起反共大潮，宣布取缔所有与共产党有关的组织，到处抓人。帝国主义列强公然声称支持蒋介石的“革命行动”，所以连震旦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里，都贴满了反共标语，形势十分严峻、恐怖。望舒他们“觉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于是做出散伙的计划，卖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23]施蛰存回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在上海那样的乱世中的乱世，望舒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学业。在“上大”和震旦这几年里，他与纯粹的学生不一样。他不仅学到了语言技能、文学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思潮，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积极改造社会等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他主要的政治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