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的夜晚
我回到家，夜已深了。疲惫的身体和犹豫的心情就像我在家中隐隐约约地看到的任意的两样东西。四周的安静已深深地陷进了夜的深处，星星从天边反射下来的光也显得精疲力竭。太累了，这个世界也像我一样，已累得一点抵触的情绪也没有了。所有的信号只证明了一种现象，昨天的事情一定会在昨天发生，就像今天的事情，一定会在今天发生一样。他为什么要虎视眈眈地死死地盯着我，我到底做什么了，难道表示一点轻微的反抗也有罪吗？他把那样东西递给我，那神情，就像已经把这东西阉割了一样。还好，他为我留了最后一点面子，他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做。我知道这意味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真的就有资格这样做吗？
我和衣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身体反而很滑稽地显得越来越累了。这样的感觉是很奇怪的，仿佛躯体里有浓稠不匀的液体在流动，时而畅通，时而阻塞。虽不是特别难受，但还是很不舒服。也许我真的想错了，回家后，就应该将开水瓶里的水全倒出来，洗一个热水脸热水脚，再脱去衣服美美地睡一觉。只是别忘了上闹钟，明早儿赶早点起，把那鬼东西写出来。这也许比和衣躺一会儿就去写要好一些。
不过，现在已没有法子了，躺也躺了，那么就起来写吧。怎么写不是问题，因为整体有人操纵，我这儿只是一个环节，我只要别遗漏和冷却了就行。但问题是，和那个充满激情的人相比，我认为在我这一环节，是应该冷却一下的，它不会耽误什么，更不会留下漏洞。万万没想到，就这么点小小的个人意识，为我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我是一个领略能力很强的人，我知道，这一直是他们特别喜欢我的地方。但我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做一个领略能力很强的人吧。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大学毕业的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不行呀，一个黄毛小子，你有有想法的资格吗？地球再转几圈，也转不到你的想法上。但现在不同了，地球已转了几个几年了。怎么样轮也要轮到我的想法上了。可今天，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刚说了几句话呀，他便逼迫着我吞下了自己话语的骨头。
痛苦本身是不痛苦的，只是感觉它痛苦，它才会痛苦。这道理我知道，我和他们混了那么久，假如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能混下去吗？但今晚似乎有点不同了，我从卧室往书房走的时候，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腿发软，好像腿部的骨头被什么东西剔除了。但走动的感觉还是有的，只是觉得走动的速度有点异常，似乎周围的事物都停了下来，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我整个下半夜都在走着，但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书桌旁。”很久很久以后我和她说起这件怪事。“你肯定在做梦，”她说，“那天你太累了，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没有，我没有做梦，我清楚地记得我起来了，从卧室往书房走的时候，我痛苦极了，好像就要窒息的感觉，”我更加肯定地说，“我走了很久很久，痛苦却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只觉得卧室到书房的路，被某种酷似距离的东西欺骗了一样。”
后来我还是坐到了书桌旁。透过窗户，看到东方渐渐发白，黎明穿透云层，露出它奇怪的脸。一张这样的脸，就像被什么东西出卖了。我将桌上的东西挪开，再将他给我的那东西放在上面，说白了，这东西只是一叠纸，一叠只有我们使用的特制的纸。纸的顶部有几行提示性的文字，提示性的文字的右边有一行打括号的文字：“所有提示性的文字只能作暗示使用。”下面全是空格格，类似于稿纸一样的空格格，只是略比稿纸的格格要大一些，格格与格格之间挨得更紧一些。我的工作就是在格格里做文章，准确地说，是为用眼睛虎视眈眈盯着我的那个人的上面的人做文章。文章没什么难度，除了偶尔碰到一篇带揭露性的除外。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有一个量化标准：文章出来后，读到它的人中，要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相信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还不难吗？不难，因为虎视眈眈盯着我的那个人的最上面的那个人认为，群众都是乌合之众，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愚蠢的，人们相信谎言胜过于相信真理。当然，这只是在我们之中流传着的他的观点。我有幸听过一次他的报告。人们为他送去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几乎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激动。也许这就是我愿意为他们工作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我在格格上写出了第一行文字。我自己都感到大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想到我会这样开头，虽然没离谱出格，但明显地透露了一种情绪。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样的情绪开篇就露出来是极端不明智的。其实我完全可以把它夹在中间或快结尾时的某一自然段和另一自然段相接的地方。那样至少可以让他在看的时候，不会马上产生怀疑从而对每个词都加强警惕。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笑的，特别是文字，往往不是作者想表达什么，而是读它的人想在里面看到什么。何况像我要写的这鬼东西，说得好听是带着镣铐跳舞，说得不好听你他妈的就是个傻B枪手。
我从书桌边站起来，慢慢地将身子挪到窗前。我矛盾极了。看着天上的星星那圣徒般的模样，内心卑微的感觉便会像磷光一样闪动。大学期间，我是全校有名的理想主义者。那时候的大学生吃香，毕业的那一年，有几家用人单位找上门来，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最后选择到这里工作，就是为了心中那“伟大”的理想。我当时认为，假如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这个世界，就一定要想办法真实地记录这个世界。刚进来的时候，我一直都被自己心中的光芒照亮着。但没过多久，我便发现，我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比孙悟空的一个跟头还远。我很快便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人，就想按自己的愿望行事是不现实的。不过，我忍气吞声到如今，我刚刚露出一点想法，你犯得着一定要把它掐死在摇篮里吗？何况，是在我早已默认了我并不认同的游戏规则，并且真心相信为了大局利益必须牺牲局部利益而为此认真执行了以后。
我伫立窗前，眼睛仍然看着星星，看着它永恒不变的形象，再想想今天的自己已变成了什么样子。一种悲哀不可避免地袭来，它打到我内心的墙壁上，弹回来越过某障碍我才感到了疼痛。
我回到桌边，再去看刚才写下的那行文字，它的效果已经被我心灵的变化冲淡了。它减轻了，或者说已没有刚才那么强烈。我微微拐了个弯，继续写下去，有些想法和文字自愿地跳到了我的笔下，它们成为了我突围的先头部队。必须解放自己的思想，你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活着。我脑子里突然跳出来这句话，让我感到一丝难堪的尴尬里又有了些许的惬意。
人是矛盾的，因为世界是矛盾的。刚刚还拥有的畅快，瞬间就被我的一个念头破坏了。“你就不能取消它吗？”后来好像有人问过我。不行，真的不行。因为它是我们习惯推理的一部分，必须受到限制的一部分。别说是我，就是比我老板更牛的人，他也要受到这样的限制。这也许就是人类最可悲的地方。我们习惯的姿态，往往处在痛苦的状态上。
记不得到底是第几次在书桌旁站起来了，在我站起来和坐下来之间，我是否又走到卧室的床上和衣躺下来过，已记不起了。在这个神秘的夜晚，我确实听到过几声鸟叫。开始我还怀疑自己的耳朵，因为我知道，这儿的鸟在夜晚是不叫唤的。但今天晚上，它们真的叫唤了，难道鸟也像人一样，也有违反自然规律的时候。“不可能”。很久很久以后她对我说，“你还是在做梦”。“我没有做梦。”我急了，“除非梦在做我。”
梦当然不会做我，不然，梦的神秘性也太贱了。连神秘都贱了，我们的世俗生活还不知要贱到哪里去呢？所以她认为：正因为我的理想主义者的倾向，才不愿承认那天整个夜晚的事情都是在梦中发生的。而这所谓的不愿意承认，其实是人的另一种欲望。
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只为了证明一个问题：一切事物都会恢复它的原状。读完这本书的几年时间里，我对作家的观点深信不疑。直到那个神秘的夜晚出现，再到后来那阐述上的回忆又加深了……那个夜晚的神秘，我对事物的形态学上的意义便发生根本的改变了。其实事物根本就没有它的原状，它只是貌似有它的原状。就像人类貌似有自己的信仰一样。这多少有点像那位可怜的哲学家干过的事儿，他为了证明“时间是循环的”。于是他就用时间是循环的去证明它。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他无可奈何。因为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说穿了，“时间是循环的”根本就没有证据，同时也是不需要证据的。
就像那个神秘的夜晚，假如能够更心平气和地深入进去的话。我们就不会为它感到吃惊了。首先，对于世间万物来说，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一个与亿万年的所有夜晚大同小异的夜晚。而对于我来说，它也只是表现出了双重的意义。就像我在某个时候，表现出的双重人格一样。
“不能这样说，”她说，“至少在那个夜晚你写出了一篇好文章。”“我只是捉刀，”我说，“也许说是更深入地理解了某种需求更恰切一些。”“但因此你的生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说，“因为这篇文章，我们相识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假如没有那个神秘的夜晚，假如你没有在那个神秘的夜晚写下那篇神秘的文章，”她说，“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这样。”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但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假如没有她的话，在我的生命中，肯定会有另一个她出现。她们两个她谁会更好，我说不清楚。因为一个已出现的事物和一个未出现的事物是没有可比性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从未对她说过。我一直认为：有一些事儿让女人蒙在鼓里，那是她的幸福。
也许只有当人们将神秘真正当科学来看待的时候，那个夜晚才有可能基本得到合理的解释。但现在不行，毋庸置疑，我们现在仍无法为它提供条件。假若牵强附会，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期待的愿望。那样事情会变得更糟。一些原有的线索就会丧失，它有可能通过这一端而到了那一端逃走。有人说，人们往往会使自己变得像自己的敌人。我想，那也许是人们太想了解自己的缘故。
其实我们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我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去重新了解那个神秘的夜晚已不可能了。说白了，它已被我自己不断地抢劫过。开始是用回忆，后来就是回忆的回忆。它不断地变形，不断地用我记忆的假象来改变它事实的真相。卡莱尔说：“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个人的历史也是如此，那些过去了的已经永远地过去，而该到来的终将到来。不过，按照卡莱尔的说法，那个神秘的夜晚有了重新描写的可能。
现在我终于可以将《一个神秘的夜晚》当成我自传体小说的标题了。我记得我很随意地开了一个头：“我回到家，夜已深了。”假如让我重新来描写这句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可能会将“夜已深了”改成“夜在我内心深处已深了”。我觉得这也许更准确，更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因为当时我正在读《一千零一夜》，我正读到这本书中间稍靠后面的那一夜。而在那一夜的前后两个白天，在我能想象的密谋活动里，开始有人生我的非造我的谣了，但不是那个虎视眈眈地死死盯着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就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一直以为，这是毛泽东哲学最核心的部分。按照这个逻辑，后来就有了“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的说法。当然也就有了我将敌人的敌人当成自己朋友的态度。但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让我这一坚定的态度变得暧昧了。他让我想到了它，它让我走进了迷宫。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说：“这座迷宫的条条小路还汇合在一起，比如，您到了这个家；但是，在可能过去的某个时候，您是我的敌人；而在另一时候，则是我的朋友。”假定博尔赫斯的说法也是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对我去理解虎视眈眈的人也许有所帮助。话要从那个神秘的夜晚之前说起。当时我和他之间理应存在着猜测和抉择两种状态。只因他偶尔做了我的上级，又必然同在一个官大一级如同父母的环境中。所以他常常用冷嘲热讽的高傲来放大我神态的矜持。那个时候如果我说他是我的敌人，我想我那从不树敌而公正的父亲也不会反对我的说法。但自从那个神秘的夜晚出现之后（我一直以为，今天以及未来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夜晚的延续），情形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些事情终于露出了它的秘密，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终于变得清晰起来。那些不断地被我的怀疑来证明的东西，已开始在疲倦上显出了厌倦。只是当有些位置和位置换了位置以后，我才看到有些东西向前挪动了，而另一些东西慢慢地退到了后面，至于那个在现实生活中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在酷似梦的神秘的夜晚上，是不是变成了我的朋友，这似乎还有待今后的事实来证明。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虽说那个夜晚的变化是从白天他递给我那样东西开始的。但自从我和衣躺了一会儿之后，那样东西（包括递给我那样东西的那个人）已经不重要了。它虽然仍在发出某种信号，但大多已被它自己的和夜晚的神秘的命运篡改。在那一刻起，它看上去更像道具，陷入了自己的深渊。当时我和衣坐起来，就看到它和我并不想看到的事物纠缠在一起。我记得我站起来朝书房走去。在我心中，书房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点，一个必须抵达的地点。但不知为什么，我整个下半夜都在走着，但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书桌旁。不过，后来还是坐到书桌旁了。也许是太疲惫了，某些过程被我难以确定地省略了。或者说有太多的别的信息和记忆耗尽了那个夜晚我从卧室走到书房的记忆。而恰恰是这个极不显眼的过程成为那个神秘的夜晚最关健的最难解之谜。因为后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个谜有关。只是它后来自己将自己失落了。就像那个神秘的夜晚一样，也无可奈何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至于它为什么会在我心中以如此形式继续存在，那是因为种种原因和目的，我将它保护起来的结果。
我们的一生被我们的生活铸成，在我们一生的生活中，一定会出现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多个神秘和神奇的时刻。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财富，也有可能不是我们的财富。但它一定是我们的秘密。也许正因为有了它，才会让人类如此平淡的生活有了点异样的味道……
这个夜晚再次让我想到了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