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不过在抵达蒂兰之前，我发现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毫无预警，幸福翩然而至。我突然就来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途经克拉斯的小村庄之后，我们开始启程前往蒂兰。倏忽间，壮美景象跃然眼前，堪比提香笔下最昂贵的画卷。
——司汤达
6月1日 周一
里昂-佩拉什火车站，早晨7点21分的高铁。驶向巴黎的回程。两小时后，我就可以把行李放进巴黎的公寓中了——我既住在里昂，也住在巴黎。在巴黎，我住在里昂路上。巴黎的布列塔尼人住在蒙帕纳斯附近，南部人则聚居在巴士底狱、民族广场和巴黎里昂站这片区域。“里昂路，这让我觉得安心！”贝特朗·塔维涅这位地道的里昂人曾经如此说道。2000年的秋天，当我接到戛纳电影节的任命时，他是里昂卢米埃尔中心的主席。那时，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凯瑟琳·塔斯卡都建议我保留在里昂卢米埃中心的职务。
我又恢复了工作节奏。接下来的几周，我都将保持这样的状态：总的来说，周一和周二待在巴黎，然后回里昂，周四往返于里昂和巴黎。三天在巴黎，两天在里昂。从9月到来年5月之间，无论我是待在巴黎还是出差旅行，玛丽对我的安排都没有任何异议。但从6月开始，她只允许我在外逗留一晚。不过遇上以下情况，她还是会网开一面的，比如：工作加班，参加点映活动，与途经里昂的导演吃饭，或者去贝西体育馆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
巴黎七区的艾米丽街，戛纳电影节总部所在地。所有人都在此重聚，氛围像极了开学返校，大家都满怀完成了作业的满足感。中午，我跑去了文化部，芙乐尔·佩勒林为戛纳电影节获奖者、光彩照人的阿涅斯·瓦尔达准备了一场鸡尾酒会。接受戛纳终身荣誉奖时，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让瓦尔达呈现出了与她一贯以来“特立独行的女性”标签相去甚远的模样。事实上，这个标签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刻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漫长、艰辛的世事之中，以坚韧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在场，并承受着艰难斗争带来的伤痕。每一次在公众面前现身时，阿涅斯都作出一副“不会上任何当”的样子。她给我打过多少次电话让我揭露那些在她看来是媒体闹剧的事情啊？不过，对于生活，对于周遭的人和朋友，她总是释放着特有的温柔。
突然，弗朗索瓦·奥朗德出现了。我们本该预料到这一“惊喜来访”，但我没有上心。皮埃尔也因为重感冒而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赴宴的决定。好吧，又该让美国人震惊了，我对自己说道，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法国总统竟与本国文化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总统先生放松地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是众人赋予了我生活的能量和乐趣，可政治家们究竟是怎么做到每天都有如此鲜活的气色），然后在台上说了几句话：“我们从不要求电影只是简单地呈现幸福美好的景象。尽管有些电影呈现了让人无法愉悦的现实，但那也是好的。”有人曾跟我说，他很惊讶地读到如下话语：对面临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政府当局来说，“关注社会题材的法国电影”就像鞋子里的鹅卵石（这是今年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议的话题，在现代影迷那儿，社会题材的法国电影简直展示了人们拒绝政治介入的姿态），应该自行式微，而不是被庆贺其功劳：为法国带来了一座金棕榈奖。“还有诸多故事，不断战斗与抗争的男人和女人，这些都应该成为电影表现的一部分”，无论失业与否，都应该是这样。
6月2日 周二
今天早上，一辆紧挨着自行车道行驶的出租车差点儿把我挤到塞纳河里去了。但我得说，能重回巴黎还是挺好的。不管在哪儿，我每天都骑车。我是一名自行车手——在工作日和礼拜日是，在荣军院是，在加利比耶山口也是。为了从我居住的巴黎里昂站街区赶到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我要在塞纳河左岸骑行7.5公里。回程也一样。在巴黎的所有行程，无论电影放映、午餐会或会议活动，我都骑车。也就是说，日常平均每天20公里骑程，一年大约200天，共4，000公里骑程。巴黎“自由自行车”公共租赁系统的出现终于让人们不再把骑自行车的人看成古怪愚蠢的乡巴佬了。这件事情最早是在里昂推广起来的。在里昂，人们把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叫作“出租自行车”，这名字会呈现出另一种气质——人们绝不会在把酒言欢的夜晚把自行车扔到罗讷河里。“你要骑‘自由自行车’吗？”别人经常这样问我。“不，我骑我自己的自行车。”在巴黎，我有一辆洛克；在里昂，有一辆捷安特；在蒂兰，有一辆斯科特——碳质框架，法国产的车轮，意大利产的刹车，英国产的车把手，日本产的换速叉，搭配美国产的骑车服。
我必须时时跟进媒体报道。我会浏览互联网、杂志或者法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网站，还有克里斯蒂娜·艾穆及其团队为我收集整理的文章。我会读美国记者的文章，比如斯科特·方达（《综艺》杂志的记者）或者托德·麦卡锡（《好莱坞报道》的记者，曾长期供职于《综艺》杂志，担任首席影评人，与其比肩的还有非常优秀的影评人贾斯汀·张），还有爱说笑的安妮·汤普森，她曾写道：“今年，主竞赛单元最棒的两部电影是……非竞赛影片！”她说的正是《头脑特工队》和《疯狂的麦克斯》，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在英国记者里，《卫报》的彼得·布拉德肖或者《闲暇》杂志的高夫·安德鲁斯都很重要。在西班牙媒体、拉丁语系媒体（阿根廷和墨西哥）、日本媒体、韩国媒体、德国媒体和意大利媒体里也同样有出色的批评文章，而我总是以阅读法语文章作为收尾。
媒体发挥其力量，严厉地点评官方选片。即使不时地会有始料未及的赞誉和表扬让我欣喜，但2015年的戛纳电影节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小年。没什么好惊讶的：我和克里斯蒂安·热那都认为整体的选片挺好，也很强大，但我们的主竞赛单元略弱。我们在选片上犯了错误，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另外，2014年的大获成功让人预见了其对来年产生的反作用，而今年这些着实脆弱的电影还要应对大众对“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电影节”的期许与焦虑。
每年的戛纳电影节不仅是全球电影界数百名导演、制片人和发行商赖以存活的平台，也聚集了全球的媒体名流，他们需要对这一盛事进行快速、清晰而坚定的自我表达。那些高水准的记者之间在相互激烈地竞争着。所有这一切让电影节变得很重要，但有时未免太重要了，使那些参展影片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有人跟我谈论过《世界报》对选片名单作出的“不太客气”的总结。它的确……不太客气，事实上我真是找不到比它更咄咄逼人的文字了。雅克·曼德鲍姆和奥雷利亚诺·托内做了他们身为记者该做的工作，指责我们犯了几个错误。他们高调地（比如拎出主竞赛单元里薇拉莉·邓泽里的电影）发出了一记严厉无情的边线抽球（说“德斯普里钦竟可耻地缺席主竞赛单元”）。我还可以再补充几部被认为“大失所望”的电影，甚至连格斯·范·桑特也成为了无情葬礼的牺牲品。另外，人们还觉得他们心目中的“宠儿们”遭遇了不幸的命运：菲利普·加瑞尔和米古尔·戈麦斯只进入了“导演双周”单元，阿彼察邦、门多萨、河濑直美和波蓝波宇则屈就于“一种关注”单元（他们甚至忽略这样的安排是经过他们本人同意的）。
一到作总结的时候，每个人便马后炮式地对主竞赛单元来一次重新的编排——这种时候，根据已知的受欢迎程度，要作出一个理想化的排片表实在轻而易举。这不过是总结结果而得到的一场幻觉。往常，我们默认的选片方式可以说是狭隘的，这一年则开始拓展更开阔的空间。我们试着去开拓边界，人们却对这种开拓表现出了不信任。
全景廊街的斯特恩咖啡馆是麦温挑选的非常巴黎的好地方。两年前，当《警员》在主竞赛单元受到欢迎时，她曾请我吃饭表示感谢。这种少见的姿态让我相信，她是唯一会做这类事情的人。倒不是说其他人不通人情世故，而是她的确是这样优雅、坦诚的人。“我很清楚，颁给艾玛纽尔·贝克特的奖为《我的国王》抵挡了好些攻击。”她一脸沉思，带着些许迷失的模样对我说道。对年轻的电影人来说，初来戛纳电影节就令人信服是不容易的——哪怕在主竞赛单元首次亮相就一鸣惊人的并不在少数，麦温便是如此。她在2011年因为《警员》的成功放映而成名，也在十字大道上的争议声中收获了最佳导演奖。电影在普通观众中的巨大成功马上印证了以鲍勃·德·尼罗为首的当届评审团是一个正确选择。可以很容易地肯定的是，那些最初伺机绊倒她的人第一步便失误了，因为《我的国王》是一部野心勃勃的成功之作。但很明显，它会成为被粗暴批评的对象。这种批评看似发自人们对电影的思考，其实却是针对她的导演水平。她因此很受伤，也不想现身面对：“你懂的，一旦我惹恼了那些人，好吧，我就再也不会看到他们了。”不过她并未因此而沮丧，仍想尽可能地创作出最好的电影。她说：“你让我剪掉一部分是正确的，现在影片还是有点儿长。正式上映之前，我还有时间再改一下。”
6月3日 周三
我又要提到2015年的“国际电影节”了，有些事情必须记下来。举办时间是5月13日至24日（曾经，电影节是提早一个星期开始的，入选影片会在初春公布，如此，“后戛纳时期”会更长一些，对之后上映的电影也会更有利）。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文森特·卡索、西西·迪·法兰丝、爱德华·贝耶、梅拉尼·罗兰、贝热尼丝·贝乔或奥黛丽·塔图的继任者）是朗贝尔·威尔森，以英法双语主持。
评审团主席是乔尔·科恩和伊桑·科恩。这是第一次的双主席制，消息是在2015年1月19日公布的。一个月后，海报揭晓：英格丽·褒曼的一张极其罕见的照片——由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的大卫·赛摩尔拍摄。
4月13日，公布开幕电影：《昂首挺胸》，导演艾玛纽尔·贝克特，主演有凯瑟琳·德纳芙、伯努瓦·马吉梅、莎拉·弗里斯蒂及一位暂不为人所知却非常出色且迷人的年轻人，罗德·帕拉多特。按照惯例，我们本该在冬季过半时就公布开幕电影，但直到3月末4月初之前，没有任何电影为此作好了准备。在那之前我们只看过《疯狂的麦克斯》，华纳兄弟和我们都不希望用它来开幕——那样的话，就会成为又一部开幕的美国电影，而多样性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4月16日，在巴黎的UGC[13]诺曼底电影院召开了官方评选入围影片的发布会。入围名单受到了欢迎。不过，哪怕不受欢迎（有时会发生）也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人们尚未观看电影。但是，广而告之很重要，人们对我们注重引入新面孔的意图表示欢迎。一些少数派精英针对德斯普里钦缺席主竞赛单元而进行抨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他们来说，阿诺·德斯普里钦是一位偶像（然而当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吉米·皮卡尔》放入主竞赛单元时，有的人却厌恶地捏着鼻子才说了几句好话）。总体来说，氛围上佳。法国（5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和意大利（3部电影入围主竞赛）都是有力的竞争者。好莱坞处于弱势，这也体现了当时的现实状况。
皮埃尔·莱斯屈尔首次在公众面前履行了电影节主席一职。在他有关私人赞助商的回忆里还有一段难忘的插曲，关于这个，我之后再说。
开幕典礼在5月13日星期三晚上7点15分举行，在十字大道尽头的棕榈沙滩上举办了官方晚宴。海上吹来凉似二月的风。19部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照往常，一般至少20部，有时候是22部，有好几年是24部），18部电影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同上，一般会有22或者23部电影入围），还有一些非竞赛影片或者特别放映场（尤其是纪录片类）、“致敬”单元、戛纳的经典修复版放映场及闭幕式的吕克·雅盖的电影。
再加上我们的电影市场（在戛纳，人们主要是来工作的）和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和“导演双周”）。总共来说，官方选片有58部电影，展映350场，市场放映1，000场，注册参与者40，000名，记者4，500名，在媒体号召力上堪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后者是四年举办一次），也是全球最盛大的四大活动之一——其余三大盛事分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和环法自行车赛（其他三者都是体育运动类活动，只有戛纳是唯一的艺术类活动）。戛纳市政府称，在电影节举办的12天中，一共有100，000人奔赴戛纳。
6月4日 周四
天亮时到达里昂，周遭像是换了一番模样。参加“特殊教育服务”的会议。“特殊教育服务”是专门为居住在里昂以北的利莫内地区的孩子们设立的教育机构，这是一场与可爱教员们的愉悦往来。在滔滔不绝的大人们面前，话题的主人公小维克托有些尴尬，溢美之词让他的窘迫加重。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在自嘲还是在自我享受？他来自他所属的一代，坚信“我就是我，将始终是我”。当我和他的母亲一起对他说“你真是一名青少年”时，他回答道：“是少年！”
里昂，让我忙碌的第二舞台。每当戛纳电影节开幕，我就没有时间停歇喘气了。卢米埃尔中心需要我花费很多精力，这些精力来自与团队每日相处而带来的愉悦和义务——这支团队在争论时却毫无耐性可言。我的工作将包括关于准备新一届的卢米埃尔电影节，接下来就要公布它的片单了。虽然电影节已经举办到第7届，但没有任何事情是轻而易举的。
6月5日 周五
我接受《法国电影》杂志的采访出来了。在这个采访印刷发行之前，法新社的记者已经读过，并以简化却不准确的方式作了一个总结：“蒂耶里·福茂控诉社交网络。”在对文章进行二次发挥的所有网站上，没有一家网站对完整的采访作过哪怕一点点的认真分析。我知道这个标题的源头出自哪儿：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我曾表达过对自拍泛滥化的反感与厌恶，特别是针对那些走在红毯阶梯上满怀虚荣的人。除了我们这些每晚都要站在红毯阶梯顶端的人，没有人会觉察到这一点，但这种愚蠢的行为确实让红毯在每晚都变成了可笑的、自恋者的舞台。不幸的是，如果呼唤寥落的矜持，呼吁回到被塞尔日·达内称作“电视机屠宰场”（那是1983年的事，若是在今天，他又会说什么呢？）的时代之前，人们就会立马把你放入反动者的阵营。在网上，《解放报》表达了他们的讥讽，有标题作证：《莱斯屈尔和福茂的自编自导》[14]。
6月6日 周六
美好的晨曦宣告平静的一天到来时，我将行驶在伊泽尔省的河岸上，从今以后要从格勒诺布尔搬到圣-热瓦——我曾在雅克·莫里斯的书上读到，那儿也是莫里斯·加瑞尔出生的村庄。因此，莫里斯·加瑞尔曾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我经过这个地方时便不由地想到他，想到他在法国电影中神秘、不可或缺的存在。他骁勇地登上一个个彼此迥异的导演的领土，从苏台到他的儿子菲利普的电影里，他都出现过。今晨，河水喧哗、躁动——春雨滴嗒，和山间的激流混合在一起。那山间的流水注入了山脚如常的激荡湍急中。两周之后，将迎来我承诺和朋友们一起完成的阿尔代什省130公里骑行。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让自己和他们对战，他们从冬末开始就在骑车了。只是在平地上骑行，戴着耳罩和朋友们聊天，就已经累坏我了。
这周，我们埋葬了热内·博尔达。这位死于突发心脏病的“戛纳人”，享年86岁。他曾在接待团队工作，性情温厚谦逊，必要时威严十足，一向都坚持在场。每晚，他都会站在红毯阶梯最顶端，负责控制走红毯的节奏和走上红毯阶梯的人流的密度。在那些炎热的夜晚，当队列加速前行时，他的存在总是让我们感到安心。
晚上，我的麻烦事在网上发酵。法国《首映》官网的新闻标题是：《蒂耶里·福茂：世界上最具媒体影响力的电影节的老板，再也不懂媒体了》。他们没有拼错我的名字真的很棒。
6月7日 周日
我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急匆匆地去图书馆，再次观看老电影的DVD，听着电视上的那些连篇蠢话（塞尔维·皮亚拉曾告诉我，莫里斯喜欢看电视。这多少消除了我心里的罪恶感）。而且，我找回了睡眠。我想在独处的同时能和所有人说话。我在渴求诉说和希望保持沉默的状态之间交替转换。我回忆起戛纳电影节结束后和伊丽莎白·甘、斯科特·方达及塞尔日·卡甘斯基进行的长谈，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很珍贵的记者朋友。电影节结束后，人们总是希望通过谈论来重温它，尤其是我。这是散发着某种平静温暖的怀旧心绪。或者，有没有可能是恰好相反的情况：我们如释重负，因为一切都很好地度过了，没有发生安全问题，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故——我们的担忧总是与活动是否能顺利进行相关，而无关乎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脾气、情绪。
我对着这些被您现在捧读的文字扪心自问。以前，我常常想写一本《选片日记》，但每次刚动笔，便很快放弃。我该有多骄傲才需要通过讲述个人生活来自夸呢？也许一本日记对“以后”会有些价值，我说的是对未来的人，某个女人、孩子、朋友或是陌生人——他们将知晓某个人一段人生中的所有境遇，如果他们真有兴趣的话。就拿电影领域来说，许多人的日记都是一份礼物。我愿意出高价拥有一本亨利·朗格卢瓦的日记，上面记载着他在1936年和让·米特里及乔治·弗朗叙一起创办法国电影资料馆的事。还有菲利普·艾兰杰在战后的1946年让·扎伊逝世后重建电影节的日记。我很愿意多了解以前的戛纳电影节，吉尔·雅各布曾在日常谈话里跟我说起的那时的戛纳电影节。当他想起罗伯特·法瑞·勒布雷和莫里斯·贝西时，就会说起他记得的故事——那是20世纪60年代，他还在当记者。
经历了电影节所带来的兴奋之后，我们的头脑丝毫没有歇息。戛纳，戛纳，戛纳……电影节已经连续几个月占据了我们的全部心思，要突然摆脱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悔意向我袭来：由于其他单元的开幕电影都是法国电影，我便选了河濑直美而非阿诺·德斯普里钦的电影作为“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电影。这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这让阿诺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并不想给外国人留下我们只偏爱本国电影的印象，攻击却来自法国人内部。阿诺的8部长片里有6部进入过官方选片，几乎是被媒体称为“戛纳嫡系”中的榜首人物了。那一刻让我觉得是时候暂停一下了。然而，那是一个错误，简直应该被罚红牌。
《疯狂的麦克斯》和皮克斯的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也都够资格参与主竞赛。那样的话，它们会获得同样的欢迎吗？奇怪的是，虽然《疯狂的麦克斯》未被列入主竞赛单元，它却让影评人和观众们体验了纯粹完整的观影享受。换言之，它在戛纳的放映堪称完美，同时引爆了票房；而且，在电影节首周四放映这样一道大餐等同第二部开幕电影。当动画电影被选入主竞赛单元时，观察者们会一边维护它的纯粹性，一边强烈质疑选片员的幼稚。就像其他类型片一样，人们嘴上说着喜欢，却不喜欢看见它们参与主竞赛。我更愿意高兴地看到华纳、皮克斯和迪士尼公司携大部队来戛纳，但他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全球性平台推出电影。像约翰·拉塞特那类人，在戛纳就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还有杰弗瑞·卡森伯格，那个和梦工厂一起开路的人。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再听到往年的陈词滥调：“（美国的）制片公司是不会来戛纳的。”
6月8日 周一
马埃尔·阿诺，这位卢米埃尔中心的“哨兵”发来信息：“我们必须加快进度了！”一到春天，家族酒庄的公园就开始充满魅力——街区的上班族们都来这儿，在草地上享受午餐，餐布和餐具都是精心准备好的；旁边学校里的中学生们霸占了长椅和任何可以坐的地方。我们就像穿梭在法国电影《同心协力》和《毕业生》之间。年轻人把公园附近都变成了他们的根据地，不过在这儿可找不到任何涂鸦标记或人为破坏的痕迹。
肯·洛奇发来消息：“亲爱的蒂耶里（此处为法语），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好好休息。我想告诉你我到底有多赞同你发的推特。花时间思考，三思而后评论，这些都是曾经的批评者习惯做到的。但在推特上可不是。还有，你让人们停止愚蠢的自拍这事儿真是干得漂亮。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显老了？好吧，我就是老了。但我们还有足球。我们正在和一支很好的团队合作组建自己的小俱乐部（与巴斯有关）。革命将从足球领域开始！祝好，蒂耶里，我希望你在里昂一切都好。回见。”
6月9日 周二
不论是罗伯特·法瑞·勒布雷、莫里斯·贝希还是吉尔·雅各布，我之前的电影节艺术总监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都牢记这样一条准则：“一次出色的选片，得幸于电影本身；一次糟糕的选片，则是选片人失责。”我也遵从这一准则。关于2015年的选片，我读了正反两极的所有评价。没关系。所有从事公众事业的人都要学着在工作中吞下巨量的愚蠢案例。焦躁也无济于事，更何况戛纳电影节是人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梦想之地，大家都会想象各种阴谋论或抱怨一些本没有必要去四处宣扬的事情。所以我选择：沉默是金。
与莱拉·贝克娣共进晚餐。她将在夏天去瑞典拍摄法国电视四台制作的电视剧。我们在“瓦尔多·里瓦先生的马克思咖啡厅”相聚，这是巴黎七区最棒的餐厅——能与之比肩的还有杜米纳酒吧和布雷斯风味酒馆（还有别的几家。身在巴黎，我们真是幸运儿）。虽然现在并不是品尝帕蒙蒂耶烤土豆泥的最佳季节，但是厨师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其他不错的食物——厨师本人还是一位自行车骑手。另外，瓦尔多向来宾行吻手礼的方式一向令人愉悦。
自从莱拉在“一种关注”单元当了一次“扰人”的评委后，我就常常见她。那一年，蒂姆·罗斯是评审团主席（成员分别有女导演托尼·马夏尔、蓬皮杜中心的西尔维·普拉斯和阿根廷记者鲁奇阿诺·蒙提亚古多）。莱拉是正值风华的年轻女人，从头到脚的巴黎范儿。她说一口绝妙的法语，夹杂着让人猝不及防的切口词[15]，这种表达会让人在几秒钟内来不及作出恰当的反应。她有教养，充满好奇心，表现得既有趣夸张又保守矜持，特别是当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忧郁的时候。她很欣赏她的女同行，那些女演员有着其自诩，不对，是其“自称”所不具备的各种优秀品质。莱拉的陪伴对我来说很宝贵，面对她，就像是一场面对当代法国年轻人之旅。这个国家及其电影在守护着这些年轻人的前提下，尚不清楚自己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我交给她一本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她翻着书，摘选这样或那样的章节，立马就理解了这门语言和这个女人的重要地位：
心不会和心锁在一起，
如果你想——尽可离去。
太多的幸福早已
为路上自由来去的人准备就绪。[16]
好吧，莱拉的丈夫塔哈·拉林在用餐快结束时带着微笑出现了。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自带阳光的风采，可与雅克·欧迪亚在《预言者》中赋予他的阴郁角色对照欣赏。我们聊到了他们常回的阿尔及利亚，具体地点就在瓦赫兰的旁边。当我向他们说起我曾和朋友们一路南行、曾在阿尔泽海湾洗海水浴时，他们发出了惊叹声。到了要结账的时候（而不是再点些东西的时候），塔哈消失了，偷溜去买单了。既无法让他改变主意，又无法拒绝他的心意。
6月10日 周三
让·格鲁奥去世了，他是《巴黎属于我们》《祖与占》和《我的美国舅舅》的编剧。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也曾在电视荧幕上出现，虽然只是偶尔出现）是在薇拉莉·邓泽里的《玛格丽特与朱利安》里。这个剧本最初是为特吕弗创作的，特吕弗本人也参与了创作。本来这是一部让我们喜爱的电影，但放入主竞赛单元却让它变弱了。
在卡尔丹大厅里，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为2016年的欧洲杯召开了记者会，我作为里昂大使出席。另一名大使候选人温迪·雷纳德并未到场——她曾在加拿大参加了世界杯女子足球赛。那次，我们的球员们都表现得很出色。温迪是位“大人物”，这个修饰语既符合字面意思（她长得高大），也符合引申义：她是里昂奥林匹克女子足球队和法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队长。我们俩都接受了向欧洲组委会介绍里昂的任务，这届组委会主席是雅克·朗贝尔和米歇尔·普拉蒂尼，我很高兴再遇见米歇尔，还有巴斯力·波力和蒂耶里·雷。米歇尔全情投入，都是为了让20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在巴黎举办。米歇尔风趣，不墨守成规。当有记者尝试诱导他回答有关国际足联主席和或将继任的赛普·布拉特的敏感问题时，他耍起了太极，说：“我跟您一样，我还专门在手机上设置了谷歌提醒，好让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嗯，他知道的可比谷歌多。
下午5点，返回里昂，去参加文森特·裴雷摄影展的开幕酒会。我很高兴地再次在高铁上享受清静。在一节几乎没人的车厢里，我着手处理拖延回复的手机短信、社交账号留言、电子邮件和信件。近黄昏时，穿越等待着丰收的法国，壮观的兽群四散在勃艮第地区的山谷里。卢米埃尔中心的画廊接受了这个曾出演过法国电影的瑞士前帅小伙[17]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他曾在一部商业电影中与南特的赛罗家族切磋过戏剧经验，但那部商业电影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一年前，我们曾共进晚餐，然后同时得知了赛罗的死讯。那时，文森特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6月11日 周四
法新社电影版的记者想要写我“与社交网络的关系”。毫无疑问，就为了《法国电影》杂志采访中的几句话，他们认为有料可挖——那几句话还被重点画了出来。不，并没有什么料。不用成为大哲学家也可以立论证明社交网络有时会成为一场不恰当乃至被误导的操作，甚至严重到了让我们自问“这到底有何用处”的地步。除了晒出人们自认为最帅、最美、尽显诱人魅力的脸孔（通常得到的反馈却恰恰相反），也再一次证明了沃霍尔的预言：现代社会中的名望是转瞬即逝的。至于其他的情况，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生活的本质因为使用社交网络而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轻易地认为，事实恰恰与之相反。说虽这么说，但如果没有了推特和互联网，现代人的幽默感可能就会被埋没，而我还欠社交网络几个傻笑，就像在上次的总统竞选中出现的这条推特：“伊娃·格林和伊娃·若利[18]不能互换姓氏这事儿，真是好遗憾。”
6月12日 周五
远观戛纳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近观亦然。这是一台迷人的机器。吉尔·雅各布曾在迎接我加入时说：“等着看吧，你会为之欢喜的。”这的确让我欢喜，也不知疲倦，就像我的前任雅各布一样。“管理这样的事情应该会让人疯掉吧？”人们常这样对我说。首先，我并不是独自一人，戛纳电影节常设一名电影节主席（从今往后将由皮埃尔·莱斯屈尔担任），有一支25人的固定班底，还有1，500人的战队，时刻开启“进攻十字大道模式”。这个组织日臻完善，由行动灵活、十项全能的人员组成。“是，是，但这还是会让人疯掉吧，嗯？”确实，还是会疯。好吧，我总是想，管理巴黎戴高乐机场肯定也是一件让人会疯掉的事情。
下午，我赶到巴约纳参加第1届“文化体育节”。可以说，它是三年前由卢米埃尔中心举办的“体育、文学和电影节”的“兄弟活动”。壮观的开幕式被城市上空的瓢泼大雨扰乱。我展示了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与体育相关的电影，卢米埃尔中心则提供了德帕东[19]拍摄的关于奥林匹克竞赛的摄影作品。雷蒙德和克劳汀·努加雷都在场，他们正在此区拍摄一部关于“法国”的电影，片名叫作《居民》。这名字真让人兴味索然。
6月13日 周六
2015年戛纳电影节总结。评审团成员：主席是美国的科恩兄弟，其他成员有罗基亚·陶雷（马里）、苏菲·玛索（法国）、西耶娜·米勒（英国）、罗西·德·帕乐马（西班牙）、泽维尔·多兰（加拿大）、杰克·吉伦哈尔（美国）和吉尔莫·德尔·托罗（墨西哥）。
评委们互相欣赏，然后亲自发出了非常深情的沟通邮件——骄傲地讲，我也是收件人之一。不过我基本上没有干涉过评审团。无论是为了高质量的讨论还是为了让他们在一起时感到愉悦，评审团内部的凝聚力都是最根本的。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我没有那样做。我们共同度过了15天，每天早上互相拥抱，某些晚上会再次遇见，然后，一切消散，离去。评委们对于自己的喜恶都守口如瓶，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审慎，我们多次在讨论中对机密性作出提醒。但当评审团会议室的大门关上的时候，这种审慎就不复存在了。有几晚，当他们走上红毯阶梯时，我都试图通过他们的眼睛来揣测他们的想法，猜想他们的感受，忖度他们偏爱哪些电影。结果是，零。亚历山大·佩恩（我曾和他进行过持续数年的电影讨论）在2012年来电影节担任了评审：我们在一起时从未说过这么少的话。我只是看见他和艾玛纽尔·迪弗在那儿发牢骚，一起吐槽一部他们不喜欢的电影。这激怒了我，便丝毫不想知道更多了。
2015年戛纳电影节获奖名单：
金棕榈奖：《流浪的迪潘》，雅克·欧迪亚导演
评审团大奖：《索尔之子》，拉斯洛·奈迈斯导演
最佳导演奖：侯孝贤，《聂隐娘》
评审团奖：《龙虾》，欧格斯·兰斯莫斯导演
最佳男演员奖：文森特·林顿，《市场法律》，斯蒂芬·布塞导演
最佳女演员奖：艾玛纽尔·贝克特，《我的国王》，麦温导演）；鲁妮·玛拉，《卡罗尔》，托德·海因斯导演
最佳编剧奖：《慢性》，米歇尔·弗兰克导演
而我们（电影节组委会）将金棕榈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阿涅斯·瓦尔达。
评审团曾说，他们评出的获奖名单为强大的法国电影赋予了荣光。他们只是做了想做的事情。在颁奖典礼之后的记者会上，伊桑·科恩（他在审议电影时总是保持站姿，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作出了另一种解释：“我们9名评委作出了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是另外的9个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他的兄长，也是一位智者（我曾听人说他们打破了记者们对榜单的预测），他接着回答道：“你们知道吗？我们可不是媒体记者。”
6月14日 周日
在巴黎参加《卢米埃尔！被创造的电影》最后一天的展览，这个在大皇宫举行的展览从3月开始展出，由我和雅克·杰尔贝担任组织者。我心里涌动着小小的悸动，因为这几个月与雅克、朱丽叶·哈永、娜塔莉·克里涅尔、哈鲁斯·贝子健、玛祖丽·乐宽特还有让-保罗·克鲁兹尓共同度过的美好旅程终将难忘。看到卢米埃尔中心的团队通过承担一个这样的项目取得长足的进步，还得到了大皇宫和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支持，我感到很骄傲。看着卢米埃尔兄弟的名字出现在巴黎这座绝美之城建筑外墙上，再想到一个世纪以前，两兄弟也是在这里参加了1990年世界博览会，便更感欢欣。办这个展览是有财务风险的，最后需要清偿债款。但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这是一份《爱的劳工》，一场奉献，一个承诺。我们将在全球继续寻找其他的主办城市，继续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然后准备与卢米埃尔兄弟有关的下一阶段庆祝活动：制作一部由114部修复电影组成的纪录片，我和马埃尔·阿诺准备执导。
杰克·吉伦哈尔来了巴黎，他想和我共进晚餐，但我错过了。真遗憾，要是能在电影节期间跟他进行更多的交谈就好了。他表现得专注又有趣，和吉尔莫·德尔·托罗两个人像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在开幕之夜的首次会议上，我们向他们解释了评审规则、着装要求及颁发奖项的流程。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在那儿准备参加颁奖了，一个好的评委也能颁好奖（在别的电影节上，曾出现过评委为了抗议“平庸”的选片而拒绝颁发奖项的情况——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从大皇宫的屋顶跳下去自杀）。嗯，然后我们过了一遍主竞赛单元的片单，吉尔莫和杰克看到贾斯汀·库泽尔和玛丽昂·歌迪亚主演的《麦克白》时停住了：“我们要颁发最佳编剧奖了，得奖的是，”他们在目瞪口呆的乔尔·科恩面前欢呼道，“莎士比亚！”
6月15日 周一
我从里昂路上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我的公寓。十几张DVD铺开散在地板上，这是上次选片的遗留物。我得把它们都收拾到办公室去，然后寄还给那些制片人。不然，就用剪刀销毁它们。一张张装在塑料套里的DVD，来源不明，有手写的标题，英文、法语，有时是阿拉伯语或者中文，随时都可能开启旅行。当然，不仅如此：我们会看上百部电影长片，老实说，不是每一部都让人愉悦。但它们都会被试看，无所谓国家、风格或名声口碑的差别。这是选片最大的民主所在：无论什么电影，哪怕是无名之辈导演的，哪怕来自蕞尔小国，哪怕拍摄器材简陋到用电脑、智能手机或速8摄像机，都会被选片委员会审看。2002年，一个日本朋友给我寄了一盒老式磁带式录像带，那是他的一个朋友导演的电影。我们照样看了，而且很高兴。片名叫《祝福》，安妮·芳婷和她的评审团给它颁发了“一种关注”单元的第一个奖项。这就是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八年后，他凭借《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代表泰国第一次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了金棕榈奖。
美好的回忆继续向我涌来，这回是关于日本的是枝裕和与河濑直美。韦恩斯坦公司发布了消息，确定了塔伦蒂诺的影片将在年末于美国上映，也就是说，戛纳被他们遗忘了；《侏罗纪公园》破坏了一切。约阿希姆·提尔凭借《奥斯陆，八月未央》参加了“一种关注”单元后，今年带着《猛于炮火》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他给我写道：“我被欢迎、被陪伴、被保护着度过了电影节的首映之夜。您让我体验到了成为世界之王的感受。这一切，对于我们那脆弱的电影来说弥足珍贵，这是独一无二的。请务必记得，在奥斯陆，还有您的朋友。”
6月16日 周二
另一条是来自皮埃尔·里斯安的留言，这是一个藏在电影世界幕后的男人：“你好，老朋友（他总是以‘你好，老朋友’作为开头）。这些天我先让你清静清静，但当你愿意的时候，我得跟你聊聊戛纳。你知道我的，我会跟你说选片的真相，即使是那些人们不想让你承认的事情。我还有一些咱们的美国朋友的消息，想必你已经听说了。”太神秘了，每个字都是，像总结陈词。“你知道，你可以信任我。”他到底在说什么？像是一个和里斯安一模一样的人在玩着什么电话诡计，试图用故事鼓动我给他回话。
卢米埃尔电影节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我高兴地重新扎进了最初的热情中：电影史，街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卢米埃尔中心的团队，贝特朗·塔维涅；还有我亲爱的伯纳德·夏尔德尔[20]，曾是第一任总监，并将我带上了马；以及雷蒙德·希拉特，一个月后他就要庆祝93岁的生日了；马埃尔·阿诺负责组织制定项目计划，莱斯利·皮修负责沟通工作，塞西尔·布尔加负责财务，朱丽叶·哈永负责经典电影市场，劳伦斯·徐洛负责嘉宾，我的助手玛格丽耶·斯比克曼负责日常事务。这些里昂女人既骁勇又多才，和那些里昂奥林匹克女子足球队的女人一样。
贝特朗在筹备一部关于法国电影的大型纪录片，同时也在准备一个探索相同主题的特殊项目，类似“那些从旅途中带回的事物”。亲爱的卢锡安·洛格特给我发来了一些关于杜维威尔的消息——我们将给他看一些修复电影，它们源自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我们也将修复黑泽明在东宝时期的电影，狂野边缘发行公司（Wild Side）的年轻团队保证电影将在10月前完成修复。
6月17日 周三
菲利普·加涅尔说：“对于这届戛纳，我已经拥有了美好的回忆。总是在少数派这一边！”菲利普对傲慢成功的厌恶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倾向失败者这件事让我挺乐呵。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提供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任何负面花边新闻。
但《世界报》的记者们没有放弃他们的游戏。一到4月中旬，当得知某些导演缺席了主竞赛单元，我们就已经通过一些文章感知到了他们糟糕的幽默。他们连一部电影都还没看呢！但对于这群信奉着“后新浪潮”时期的“《电影手册》派”而言，签名效应便已足够。这理论形成于1962年，认为如果缺乏事实地判断作品的优越差异，那么与友谊相联的主观喜好也构成了评判电影的重要因素。
两周后，他们并不曾收回对我们不利的总结。“导演双周”获得到了应得的称赞（不是通过前文提到的导演们，更多的是通过两三部我们会留存的好电影，比如《法蒂玛》或者《野马》），还有“影评人周”单元，作为回报也收获了它应得的评价。官方选片没有得到任何宽容，称赞就更少了，反而“一种关注”单元被认为是近年来最成功的一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