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
2015年5月25日 周一
戛纳电影节闭幕翌日。上午，乌云密布的天气使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过去，我们通常会多逗留几天，如今不会了，评委们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在这12天里负责照顾他们的罗丽·卡泽纳夫告诉我：“杰克·吉伦哈尔和泽维尔·多兰很早就出发了。接着，吉尔莫·德尔·托罗与罗西·德·帕乐玛也于10点30分离开，科恩兄弟是11点走的，罗基亚·陶雷和西耶娜·米勒是在12点至1点30分之间离开的，苏菲·玛索则是在临近傍晚时离开的。”昨天，一股伤感的气息开始在戛纳电影节弥漫：艺术家们像候鸟般疾飞而过。
司机马克把我送到尼斯机场。这是我们本届电影节期间共事的最后一程。在十字大道的喧嚣中，他的车厢仿佛是一座宁静的避风港。法国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处的地勤人员对我报以灿烂的笑容，她谈论着电影节，对我超重的行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菲·玛索和她的女儿也在候机室里，我们闲聊了几分钟，并没有提起入围或得奖名单。我们到了秋天会再见面的。在机场的书店里，我没有买任何报纸，而是购买了第二本亨宁·曼凯尔的《忧虑的男人》[4]——在此刻，我不想阅读任何关于戛纳电影节的报道。下午5点，我登上飞机，这是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我的第23次也是最后一次航班。飞机穿过云层，大海迅速地被韦科尔地区[5]的山脉补位。我辨认出几座村庄：维拉尔-德-朗、梅奥德和奥堂，接着是穆瓦朗的悬崖峭壁和蒙托附近的森林——我很熟悉那里用石头和木头盖的房子。飞机在圣-埃克絮佩里机场降落，我回到了夹在罗讷河与索恩河之间的里昂半岛区，站在河岸边的艾利码头，看见河对岸的圣-乔治大教堂。我简直感觉自己刚刚被流放归来。我离家一个月了。我并不觉得疲累，只觉得幸福。我渴望见到玛丽和孩子，还有我的朋友们。2015年的戛纳电影节结束了，夏天将飞快地到来。
5月26日 周二
雨天有时会让红毯呈现布列塔尼暴风雨般的惨状，不过这个周日有惊无险。颁奖典礼及获奖名单的公布并不意味着电影节的结束。法国电视四台[6]的直播虽然结束了，但对于坐在卢米埃尔大厅里的2，200位观众来说，还有最后一部电影即将上映。接下来是由700位贵宾出席的晚宴，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喜欢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而对于戛纳市的居民来说，十字大道上随处可见的派对才算是真正的尾声。今年的闭幕电影是吕克·雅克特的《冰川与苍穹》。我们很喜欢这部电影，将其作为闭幕片，正是我们对即将在年底召开的气候峰会的政治表态。
最后的夜晚，持续到黎明，就像夏令营结束前彻夜不眠的狂欢。我与两位比利时电影人通宵达旦，他们是获奖名单上的常客，又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举办啤酒派对（达内兄弟激烈而庄重的电影很难让人联想到他们竟是派对动物）。
我待在七楼的露台上，因为人们坚持要我品尝红酒、火腿和鹅肝酱。我手里端着一杯2004年产的木桐罗斯柴尔德红酒[7]，久久无法平静下来。直到周一，我们才能真正放松。我注视着这座城市。从影节宫往下看，闪闪发光的十字大道就像一条宝石镶成的蛇，挤满了行人和密集的车辆，后者以时速5公里龟速行驶在电影世界最辉煌的1公里上。从马杰斯迪克酒店到马丁内斯酒店[8]，准确地说，长1，800米。晚餐过后，我们去了阿尔巴尼俱乐部，那是我们晚上举行告别派对的地方。其后，我们吹响解散的号声，但是没有人想去睡觉。酒店的大堂很冷清，很多派对因为省政府下达禁令而受限——现在，一切活动都只能在酒店房间、别墅等私人场所进行。过去三周里，和我们形影不离的团队成员纷纷作鸟兽散，忙于参加各自的应酬，在不同的酒店里度过他们的夜晚。文化部长芙乐尔·佩勒林专程从巴黎再回戛纳，庆祝雅克·欧迪亚获得金棕榈奖，但此刻连她也不见了踪影。
我尽兴地与一批又一批人应酬完，东方已泛起鱼白肚。我和对这个夜晚恋恋不舍的洛朗·葛拉[9]及永远不睡觉的英国人蒂姆·罗斯聚在一起。天亮时，我们坐在卡尔顿酒店的露天座椅上，看着太阳从世界上最美的电影港湾升起。除了一位女服务员之外，餐厅里空荡荡的，她很乐意陪伴在我们身边——显然，她也不愿电影节结束。每年，戛纳电影节都在忐忑中开场，在伤感中收尾。某种熊熊燃烧的东西迅速熄灭，像一根蜡烛的颤抖的烛光。在那些时刻，我们会对自己说，这个电影节是不可超越的。这种情绪只有等到下一届电影节来临的时候才会消退——那将是第69届戛纳电影节拉开帷幕的日子，2016年5月11日。
这是一个与往常无异的漫长早晨。还未脱去吸烟装，我们就已经决定互相道别。豪华酒店的圆形大厅里，那些早起的人急匆匆地拥入令人眩晕的车流中。沙滩上，巨型拖拉机把沙子一次又一次地推回原地，起重机吊起巨大的金属屋架，那些互相嚷嚷着费解口令的伙计麻利地将它们拆卸一空。
我穿过卡尔顿酒店的大堂，看到人们正忙着拭去庆典的痕迹。上到五楼，经过两条走廊，我又回到了从2001年起就始终入住的房间。这也是过去吉尔·雅各布担任戛纳电影节总监时的下榻之处。我感觉需要打开窗户。一股柔和而又清新的风从海上吹过来。电影节期间，我们不太能看到这片海。海滨浴场的那些茅棚又恢复了它们原本的功能。戛纳迎回了她的居民，十字大道恢复了她的双重身份，孩子们也回来了。几个星期之后，海滩上又将会挤满黑压压的人群。
三个小时的睡眠之后，我用上午仅余的时间来收拾行李，并等待那些尚未传来的消息。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始终处于永不下线、有求必应的状态。当狂欢结束，那些短信、邮件和电话却戛然而止。几年前，我跟英国女演员蕾切尔·薇姿谈及此事，她很受触动。为了让我觉得不那么孤单，周一，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从明天起，每个人都将对彼此熟视无睹。戛纳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眼神疲惫的人，他们拉着带滑轮的笨重行李箱跳上的士，或急匆匆地赶去火车站。生活猛地回归了正常。我几乎要跑到十字大道上对人们喊道：“嘿，你们认出我了吗？是我！”就像在一部由保罗·热加编剧、由夏布洛尔导演的电影中，一个角色说：“我受够了你们因为我本人而喜欢我，我想要你们因为我的钱而喜欢我。”在那些美好的戛纳光环回归之前，我将不得不凭个人魅力来讨人欢心。在那之前，时间将继续流逝。这也让我得以完成这部日记。
5月27日 周三
我是蒂耶里·福茂，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兼里昂卢米埃尔中心[10]负责人。1960年，也就是《筋疲力尽》上映的那一年，我出生在杜兰-福尔。我从未远离位于伊泽尔省的这座小城。我在韦尼雪的曼盖特区生活了三十年，现居里昂。在这座我不断往返的城市，在卢米埃尔中心，一个我永远不可能离开的地方，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我无法斩断与那些生我养我的地方的关联，同时，对自己所到之处心生依恋，这常常让我生活得不易。戛纳电影节，就是我的生活。
“你会把那些无人不知但又一无所知的事情记录下来吗？”很久以前，萨宾·阿泽玛曾这样问我。会，也不会，偶尔吧。我所履行的职责介于抛头露面和缄默不语之间，在张扬和审慎的两端摇摆不定。我所处的位置代表着巨大的特权：戛纳的十字大道和里昂的“第一电影路”。一个是最盛大的电影节，一个是“活动电影机”的诞生地。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自己说：“为此而自吹自擂是无用的。”
在这部日记出版之际，我的观点依然不变。我想谈论一份职业、一个时代及一门瞬息万变的电影艺术。我想讲述一个被广为庆祝、同时也被埋没的戛纳电影节。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经试图不让自己忘记卢米埃尔中心诞生初期那些鲜活的时刻。与吉姆·哈里森、安德尔·德·托斯或艾伦·金斯伯格的友谊激发了我写日记的冲动，于是有了维姆·文德斯、约瑟夫·曼凯维奇、伊利亚·卡赞到访“第一电影路”时的情景再现。我曾在一本日志中记录下了那些活动的日期和相关的电影。我是那本处于草稿状态的日志的唯一读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曼凯维奇和卡赞已经远去，吉姆还会时不时地回到里昂。但是时光荏苒，我既没能坚持记下去，也没能遵守约定。
自我2001年开始为戛纳电影节工作起（当年的评审团主席是丽芙·乌曼，开幕电影是《红磨坊》，金棕榈奖颁给了南尼·莫莱蒂的《儿子的房间》），我就开始做零星的记录，不成体系，也没头没脑。几年前，我向制片人朱丽叶·法伏赫提起过它们。后来她又对格拉塞出版社的老板奥利维耶·诺拉提起，从那以后，后者就在持续等待我释放出版的信号。所以，我准备开始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印记。而奥利维耶对我发给他的一切文字都来者不拒。如果您正在读它，那就说明我完成了。
5月28日 周四
塞缪尔·弗赫是我们团队中在戛纳电影节工作时间最长的成员，他要和住在戛纳市的让-皮埃尔·维达尔一起检查庆典后的影节宫是否一切如常。他还负责“赫瓦号”，那是为嘉宾准备的游船，供他们游览莱兰群岛，品尝由圣-奥诺拉岛修道院修士酿造的高级红酒。当我的助手克里斯蒂安·热那和媒体部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艾穆分别在土伦和尼斯与家人团圆时，电影市场总监杰拉姆·巴亚赫将去南部待几天。电影节团队像夏季进山放牧的羊群，缓缓散开，大家自在地回到巴黎，而我则回到里昂。
在怡人的阳光下，我驱车行驶在里昂半岛区狭窄的路上，然后沿着罗讷河长长的河堤前行。不远处，是我年轻时读大学的地方。我重新回到“第一电影路”，与我在卢米埃尔中心的同事们相聚，他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准备为卢米埃尔电影节[11]大干一场。没有什么比“回归工作”这种方式能更好地消除残存的疲惫感。今年，我们已经决定向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致敬，放映二十年前上映的《玩具总动员》。朱利安·杜维威尔，这位直到现在仍被法国正统影评界囚禁在口碑炼狱中的重要导演也在我们“解救”的名单上；“致敬”单元中的另外一位影人是拉莉萨·舍皮琴科，苏联电影界一闪而过的流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包括正式宣布马丁·斯科塞斯成为继佩德罗·阿莫多瓦之后又一位获得“卢米埃尔大奖”的导演。
戛纳，最后的夜晚。那些被获奖名单遗忘的电影人不会现身了。其他的无关人士也离开了十字大道，觉得自己并未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位导演得知自己在奖项上毫无斩获时，他会陷入何等悲伤的境地。不过，如果他们在场，就会被视作此项竞赛的英雄，正是他们奉献的电影成就了高质量的主竞赛单元。假使换成另外一个评审团，结局或许会大相径庭。
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会出席闭幕典礼，都会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举动。但是在电影界，从天堂到地狱，只有区区一条路——约翰·褒曼曾说过，在最终获得奥斯卡提名的五位候选人中，只有赢的那个才适得其所，其余四名陪跑者在电视转播过程中受尽屈辱，而第六名开外的那些人则始终不被瞩目。
即使知道自己将空手而归，帕布罗·查比罗和罗伯特·罗德里格兹也都曾大方地出席了颁奖礼，我们对此记忆犹新。但在2008年，因为其媒体专员的误传，阿里·福尔曼全程参加了典礼，并坚信自己会获奖。鉴于金棕榈奖是最后才颁发的大奖，所以随着典礼渐进尾声，他越发确定自己会获得最高奖项。当然，他最后的失望是巨大的。
相反的例子是在2009年，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在《无耻混蛋》中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他获得最佳男演员是板上钉钉的事。为了让所有焦点都集中在克里斯托弗身上，塔伦蒂诺自愿放弃参加颁奖典礼。他并未离开戛纳，而且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卡尔顿酒店大堂的屏幕前坦然观看了颁奖礼。他毫不掩饰对克里斯托弗获奖的喜悦之情。我们都知道，雀跃的塔伦蒂诺意味着怎样的胸怀。
去年，昆汀回归戛纳，为努里·比格·锡兰颁发金棕榈奖，并庆贺《低俗小说》上映20周年。就在我写下这段话时，他在怀俄明州山区完成了《八恶人》的拍摄，出演该片的蒂姆·罗斯得以脱身，随同由墨西哥人米歇尔·弗兰克导演的影片来到戛纳——该片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我很喜欢这样想：每当戛纳电影节结束时，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正在为我们来年也许将会看到的电影辛勤工作着。虽然对于塔伦蒂诺来说，带着这部影片来到十字大道完全不现实，因为它将在12月上映。
5月29日 周五
持续两周的电影节会让人产生时差错觉，好在只要几天时间便足以让我复原。早上8点，我从酣睡中醒来。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的记者朋友、摄影怪杰伊芙·彭高颂和我的副手、戛纳电影节电影部总监克里斯蒂安·热那的生日。我们会争做第一个祝贺对方的人，然后高唱雷诺的歌：“该死的白头发……”我对此类事情从不上心，2015年更是如此。但今天，我55岁了。时间着实过得飞快，直到最近，这才被我当回事儿。当雷蒙德·卡佛说起“那令人惊骇的、飞逝的过往”时，我着实被触动了。如往年一样，贝特朗·塔维涅会给我发来祝贺短信，里昂卢米埃尔中心的团队则会给我制作惊喜蛋糕。我会再次与这些从未向我索求、从未责难过我的人欢聚。
法国百代公司（Pathé）的主席杰拉姆·赛杜告诉我：“你的电话留言箱已经满了，它拒绝接收更多的情谊。”大量的短信、感谢、道别和诉衷情的话朝我涌来，其中还有不少安慰的话：好些朋友会提及某些我选择无视的报道来声援我。我知道，有些报道对本届电影节作出了负面评价。
吕克·达内从布鲁塞尔给我写信：“刚刚看完《昂首挺胸》，戏中的演员们实在质朴得很美丽。”吕克经常给我发这类谈论电影或文学的信息，因为他大量地阅读，我也是；有时我们也会谈论足球，因为我看很多比赛，他也一样。他的判断经常出人意料，但这样才弥足珍贵。一个礼拜前，他还在戛纳和他的哥哥让-皮埃尔共同庆祝电影诞生120周年，在场的还有塔维亚尼兄弟和科恩兄弟。那一刻很是动人，洋溢着幸福喜悦。
很高兴吕克喜欢艾玛纽尔·贝克特的这部在戛纳得到了诸多好评的电影。不过，导演本人曾对于影片作为开幕电影这件事犹豫不决。“不，我更想谨慎低调地来，参加‘一种关注’单元，然后让电影在秋天上映。”她执意说道。我则尝试说服她去接受99%的电影人都会梦寐以求的主竞赛提议。我知道，凯瑟琳·德纳芙喜欢这个主意，她参演了艾玛纽尔的这部电影。很多法国电影开始急了：一部开幕的法国电影同时参与主竞赛，意味着其他法国电影在主竞赛单元中少了一个席位。在戛纳，选一部别具风格但不参与主竞赛的开幕电影才是更受欢迎的做法——您理解吗？我们的小套路嘛。另外的关键点和谈判策略则是，这部电影将在首映当天登陆院线，让影片、院线和观众可以充分享用戛纳电影节高效的媒体传播。
艾玛纽尔放下了“慎重参展”的想法，接受了截然相反的现实：她的电影将成为开幕电影，并在院线同步上映。电影在戛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院线反响热烈，媒体给出了良好的评价，即使没有众口一词的夸赞也很正常（当我到达戛纳的时候，我本打赌可以让全世界都满意，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那些喜欢这部作品的人用无法抵挡、极具感染力的热情证明了电影的成功，连那些认为本片不具备传统开幕电影的特征（星光熠熠、大众化、有媒体影响力）的人也满意而归。无论是在戛纳电影节还是在别的地方，这部电影的确僭越了几乎所有“规则”：它是社会的、政治的、作者化的，打着非本土观众陌生的“电影作者”的标签。我们欢庆了自己的胆识，尽管之前也没把这当回事：我们就是喜欢这部电影。如果《昂首挺胸》没有得到这样好的反响，艾玛纽尔就该斥责我了。不过她是个好姑娘，给我发了无数条短信，跟我说她很高兴。
5月30日 周六
19世纪末，在我老家的那片家族土地上，人们建造了一座农场。1995年，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我将这片离我住处不远的农场“秘密”收为了私有。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家便在这里招待我。如今，我依然在这里的丘陵和小山谷中漫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炎热的日子即将到来，空气里充溢着夏天的味道。面朝“酷寒之地”[12]的边界山坡，查特和韦科尔山脉俯视着整个伊泽尔平原。一切准备就绪，老托马斯捆上干草，赋予了山野如影如画的美感。
骑行了一个早上，我重新折回韦科尔山，与克劳德·朗兹曼交谈。克劳德在1999年进入了我的人生，那时他在里昂宣传纪录片《浩劫之后1：访客》。他是一名大作家，因创作《浩劫》而家喻户晓；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他曾经有过辉煌的记者生涯。他也常常会在电话答录机上用迷人的声音留下让人愉悦的留言。为了去休假，他会对我说：“我要拥抱你。”五年前，他邀请我到一家餐馆用餐，跟我谈他当时写的书，并说他想把书命名为《巴塔哥尼亚的野兔》。他跟我讲述了创作起源，并说：“你将收到我的书。你会打开它，阅读它，保准会喜欢它。当你合上书的时候，会对自己说：‘这个人啊！’”这绝对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不会再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了。克劳德像一头愤怒的公牛，随时会冲撞攻击。不过，我确实很喜欢他的书。
我问起他小儿子的近况，这孩子受着一种罕见癌症的折磨。“这病在法国没什么人得，病患之间互相都认识。不过菲利克斯在顽强战斗，他的朋友们坚守在他的床头。他很快就要出院了。”我和戛纳电影节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向他发出邀请，让他观看匈牙利年轻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处女作《索尔之子》。他很高兴，也很喜欢这部电影。电影讲述了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特遣队成员索尔发现自己儿子的尸体后，想尽办法埋葬他的故事。由于克劳德·朗兹曼对大屠杀历史的电影化有着自己绝不妥协的伦理准则体系，人们总以为他会排斥任何以此为主题的剧情片，甚至怀疑他认为唯有自己的《浩劫》才能代表电影正确处理集中营问题的方式。一些跟风者未经深思熟虑就人云亦云。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在《无耻混蛋》放映时愤怒离场的观众，他们宣称，无论如何，只有朗兹曼才是对的，我们不可以滥用摄影机拍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人误以为希特勒真是死于一场由电影院胶片起火而引发的爆炸（补充一句，这个主意来自塔伦蒂诺，一个钟情赛璐珞胶片的“迷影”天才）。这绝对是不够了解朗兹曼才会给他冠上这样的想法。事实上，他可喜欢塔伦蒂诺的电影了。
《索尔之子》提出了一个有关“如何对大屠杀历史进行再创作”的敏感问题。当电影中成功塑造的虚构人物让观众们目瞪口呆地面对历史时，这个问题就愈发凸显。也许，我们可以认同朗兹曼的是（比如我），在“呈现不可呈现之物”时需要备加小心，并且无论如何，电影都不应将这一有关人性的历史时刻束之高阁。克劳德刚来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的电影《浩劫》拍摄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正在死亡的边缘。”他对奈迈施电影中的噪声兴趣盎然。直接见证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是否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历史存档而不努力制作新的影像？年轻的一代，还有电影本身，难道为了规避迷失的风险就没有资格去对故事进行创作性尝试了吗？“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朗兹曼回答道。奈迈施的想法为他的电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情境，失去了它，这个故事将变得不再可信：摄影机始终集中在索尔这个人身上，观众是通过索尔来窥见集中营的。这种在混乱中展开的场面调度，迫使观众去体验片中人物所感知到的一切：嘈杂声、无尽的威胁、臭气、羞辱、日复一日的命悬一线以及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犯下滔天罪行的组织。作为历史见证者，朗兹曼以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历史幸存者的生活，其后继者奈迈施，则以剧情片的方式呈现了死者：对不同形式的信念让两人彼此靠近，而非远离。
在阿格拉餐厅举行的官方午宴上，拉斯洛浑身颤抖地见到了朗兹曼。我观察到他们交谈了很久，谈话是这样收尾的：“我会去看您的电影。”“我有些害怕您的评价。”“我会严厉无情的。”
克劳德看了《索尔之子》后，向我表扬了它。“放映结束后，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一部很美的电影，充满了力量，相当成熟。它所表现的主题，我再熟悉不过了。它真的很成功，你可以这样转告他。”在朗兹曼说这些话之前，电影正好在官方放映后遭到了一群人“朗兹曼式”的戏谑、反对与谴责。当得知朗兹曼本人喜欢这部电影时，这群谄媚者的言论就开始反转了。
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文森特·林顿打来了电话：“蒂耶里，我又打给你了，但我必须打给你。我有点儿从梦境里出不来了，你知道。颁给我的这个最佳男演员，不是给我一个人的。你明白，这不是我的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每一个人！大街上的人会拦下我，然后就像疯了一样；我走进餐厅的时候，人们竟然为我鼓掌！还有一天，有辆巴士停下来，然后司机打开门，从方向盘那儿对我大声道贺，简直太友善了。你发觉了没？还有入口那儿，你看见入口那儿了吗？我真的没疯吗？和卡瓦利埃拍《佩特》的时候，我们的确经历了奇妙的时刻。但对现在这些，我没什么好说的。”对这位难以长久保持沉默的行业杰出大咖来说，这就是他真实的说话方式。
5月31日 周日
法国《电视纵览》杂志的记者奥雷利恩·弗朗茨和《法国电影》杂志的记者洛朗·戈迪龙想要采访我。奥雷利恩深谙如何以诚恳的方式开启棘手的话题，但讲真话会让我处于微妙的境地。《法国电影》则主要针对专业人士，更适合我的胃口。
这是皮埃尔·莱斯屈尔作为主席第一次亮相戛纳，他知道电影节各方都对此密切关注，不成功便成仁。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为了质疑电影节屈服于私人赞助商，《世界报》竟然刊登了他本人的照片。接受《十字报》记者让-克劳德·拉斯平贾斯的采访时，皮埃尔提到了自己当时的震惊，同时，他的坚定让人欣喜。此前，一旦发现电影节受到质疑，吉尔·雅各布总会为了电影节的利益做一些必须的工作，而我总是那个被推到最前线的孤独者。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让人尊敬的新主席，同时也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前记者，去满足大家的围观。我曾提醒过皮埃尔，多年以来，部分媒体会对参加戛纳电影节有些神经质。事实也是如此，但成功参加过几届电影节后，他们就开始找麻烦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的官方选片缺少电影大师的压轴，也没有其他重磅作品为电影节保驾护航，这就为他们找到了挑刺的借口。在整体成功之余（除了我们，没人知道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然而，嗯，不会发生更好），总会时不时地出现飞行员口中的“晴空乱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