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伯与他的唱词
徐老伯，其名不详，瑞安人，年近古稀，身材修长，背直体健，慈眉善目，喜着中山装，“表兜”（瓯语，中山装靠胸部左侧的小口袋）里常常插一支英雄牌钢笔（当时的时尚）。他是我家附近国营制伞厂的一名制伞工人，是厂里资深的老师傅，徒子徒孙遍布各车间。
在厂里，他是“安乐王”（瓯语，指无须操劳之人）一枚。每天上午，他象征性到车间转上那么一圈，就可“悉听尊便”。但如此山好、水好、风光好的他，却整天为他退休后的接班人（工作顶替）问题揪心不已。
徐老伯有五个儿子，个个都想接他的班，端上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光荣地成为一名正式的制伞工人。但工作只有一份，他无论选“狃个”（瓯语，那个）儿子为接班人，都不只是“打个哭，㧕个笑
”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打四个哭，㧕一个笑”的问题。为了这份“铁饭碗”，儿子们“钉头对铁”（瓯语，硬对硬，双方互不相让）了好几年，家早已沦为打“口水战”的战场。有时，儿子们甚至还轮番地跑到厂里，向领导诉苦，跟自己理论，徐老伯是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为了避开儿子们“车轮战”样的纠缠，徐老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干脆每天下午上“松台山”听“瞙瞊人”（瓯语，瞎子）唱“唱词”去。到了曲终人散，他也不立马回家，而是直奔厂食堂对付晚餐，然后，大约在晚上七点来钟时，就在我家门前的空坦上“设摊”，将下午听来的“唱词”原原本本地唱给街坊邻居听。什么《高芝与吴三春》《玉蜻蜓》《珍珠塔》《征西》《征东》《薛刚反唐》等故事，我都是这个时候从徐老伯这里得到的启蒙，也由此迷上了徐老伯的“唱词”，并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于是，那年夏天听徐老伯唱“唱词”便成为大家的大事。每天晚饭后，我们这些“蟹饭细儿”（瓯语，小孩子）便将家里能搬的长凳、矮凳、藤椅统统搬到空坛上，或围成圈，或排成行，然后一边玩着“开小火车”或“走梅花桩”这些游戏，一边等徐老伯的到来。
当我家的大时钟咣咣咣地敲了七下时（大时钟每小时报点，七点敲七次，八点敲八次……），徐老伯总像专业的说书先生似的准时到场。人群兴奋地为之骚动，大家热情地招呼着，徐老伯坐定后，“唱词”就开始了。
“唱词”是“温州鼓词”的俗称，以温州方言——瑞安话演唱，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曲调带有浓郁的南方民歌特点。
徐老伯很有唱“唱词”的天赋，表演的“唱词”很有特色，他不是科班出身，却是无师自通。他唱“唱词”时，常常一人分演好几个角色，什么小姐、相公、员外、夫人、丫鬟、书童、老妈子、老奴才等，他都能信手拈来，演唱得惟妙惟肖。他背台词的功夫更是了得，别人是“过目不忘”，他是“过耳不忘”。虽然他识字不多，记忆力却惊人的好，只要听过一遍，便能将内容照样复述。他唱“唱词”时没有一字重复，一句废话，也不带口头禅，几乎是一气呵成，加上他一口字正腔圆的瑞安话，十分的地道。
更特别的是，他唱“唱词”时没有“扁鼓”“三粒板”“牛筋琴”等乐器的伴奏，完全靠“清唱”，所有的“过门”音乐都是他自己一人搞定。他通常直接把乐谱非常合拍地给唱了出来，也不知从何处学得的乐理，然后进入正文对白。当剧情进入高潮，如唱到女角——小姐，和男角——相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楼台相会而抱头大哭时，徐老伯便会完全地融入角色里。他忽而男声忽而女声地来回变换着唱腔，边哭边唱，边唱边说，听得在座的我们，也不由地跟着他的节奏“泪奔”抽噎。
而徐老伯呢，唱了一出又一出，一个晚上四个小时一晃而过，可大家却越听越精神，个个都“眼睛光起瓦光个樑恁”呢。当我家的时钟敲响十一下时，徐老伯总会歉意地对大家说：“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然后便起身拱手离去，剩下恨不得马上想知道结局的我们，万般无奈，只得怀着遗憾，将希望寄托于明天。
就这样，我在徐老伯这里得到了戏曲——“唱词”的启蒙，为我后来喜爱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其他戏曲打下了基础。
照此说来，推本溯源，我是否该特别感谢徐老伯的儿子们呢？由于他们的论争，才使我有机会听到徐老伯那精彩绝伦的“唱词”？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于东瓯南浦
- 打个哭，扌卯个笑：瓯语，意思是弄哭这个，哄笑那个。
- 眼睛光起瓦光个樑恁：瓯语，瓦光，指屋顶上开的供采光用的小窗。意思是眼睛像瓦光樑一样的明亮，此比喻大家听“唱词”入了迷，没有一点儿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