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试牛刀，金光闪闪显威名
初露锋芒，洛阳权贵被棒杀
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年轻有为的曹操被地方推举成了孝廉，身份有了很大的提升。他最开始被任命为郎，“郎”是帝王侍从官的意思，后来又因家族关系，由尚书右丞、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司马防（字建公，司马懿父亲）推荐，当上了洛阳北部尉，由此，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
其实，洛阳北部尉的官职并不高，是县令的副手，主要负责军事，查禁盗贼，维护四方社会治安的工作。曹操当时担任这个职位，就要负责洛阳地区的治安工作。但是洛阳当时是京城，各地达官显贵都聚集在这里，还有一些进京求生存的小人物也聚集在此，可谓鱼龙混杂，治安很差。而又恰好是天子脚下，权贵也不少，所以经常有一些权贵子弟在京城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很多职位比较低的官吏不敢招惹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整个洛阳城都乌烟瘴气。
二十岁的曹操刚当上这个北部尉，可以说是年轻气盛，正想大展拳脚，为百姓除害，彰显自己的才能，树立自己的名声，再加上家里的背景也不差，便决定大干一场。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刚上任的第一天，就命令工匠把年久失修的都尉衙门重新修葺粉饰了一番，然后又做了五色棒，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组成，就挂在衙门左右。然后又贴出一张告示，申明禁止夜行。如有违抗，不管是谁，一律用五色棒打死。
禁令一出，街头巷尾可就传开了，有人说，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新官上任，做给别人看的。至于那些作恶多端的权贵子弟，根本没把这一禁令放在眼里。夜里，他们依然明目张胆在街上胡作非为。曹操手下的衙役个个都胆小得很，不敢去得罪权贵，遇到这些子弟也就当自己倒霉，反正也见怪不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连几天，治安也不见好转。
这些权贵当中，有一个宦官叫蹇硕，很受皇帝宠信，统领禁军，权倾朝野。他的叔父经常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京城里谁也不敢得罪他。他根本没把曹操放在眼里，故意违禁夜行。
有一天夜里，曹操决定亲自夜巡看看情况，他带着几名巡官和衙役绕过白马寺，来到了权贵最为集中的街上，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匆匆走过大街，后边还跟着两个家丁。老头走到一家民房前停住了，家丁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上前敲门，屋里没动静，家丁便大喊：“老爷驾到，还不赶快出来迎接，开门开门！”里面仍然没有反应，只见家丁猛地一脚，把大门踹开了。老头和家丁一拥而进，之后屋里传来妇女的哭喊声。
这一切正好被曹操看了个正着，他愤愤地下令说：“把这个人给我抓回来！”
一位衙役小声禀告道：“大人，这位老爷我们可惹不起啊！”
曹操一问，才知道这老头就是宦官蹇硕的叔父。
正愁找不到一个杀鸡儆猴的机会呢！为了杀杀权贵们的威风，他心想：“我这禁令已经出了，他不放在眼里，如果今天放过这种人，以后还怎么令出必行？”
他下定决心，说：“带走！”
第二天一早，北部尉衙门前可热闹了。当人们知道这罪恶多端的老头被抓起来时，都想看看这位二十岁的北部尉怎么处置这位权贵。结果，曹操指着门口旁的五色棒说道：“你看清楚了吗，这是什么？”
这老头虽然被抓，但他料定区区芝麻小官不敢把他怎么样，见他又如此年轻气盛，便不由得冷笑一声说：“小孩儿玩的玩意儿。”
曹操巡视四周，毫不客气地说：“给我打！”几根五色棒将老头劈头盖脸一顿打，要了老头的命！
曹操此举，大快人心，这个消息也迅速传开了。一个小小的北部尉竟然杀了皇帝身边红人的叔父，真是令人不禁佩服他的勇气！
公权有道，入仕为官秉正义
曹操年纪轻轻当上了洛阳北部尉，工作兢兢业业，尽忠职守，可以说是一位好官，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棒杀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狠狠打击了皇亲国戚、豪强的嚣张气焰。这件事给了贵族一棒重击，压制了他们的气焰，而且还说不出一点儿问题。可是，这件事为他树敌不少，为了打击他，便密谋找机会将他赶出了京城，去做了顿丘令。不过，他虽离开了，这件事却在大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声望。而他雷厉风行、不畏权贵的行为，一直没有改变。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他在出任顿丘令期间，更是秉公职守，执法必严，说一不二。后来，他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为了勉励儿子曹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过去任顿丘令时，才二十三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当时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曹操出任顿丘令的时间并不久，很快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以参与时政的议论。其实，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也没有实权。第二年，也就是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了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本来这事跟曹操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因为曹操平时刚直不阿，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借着这个事，这些大臣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令皇帝免了他的官职。
曹操被免官之后，心情非常不好，从而不愿意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两年以后，光和三年（公元180 年）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说起议郎这个官职，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却刚正不阿，忠于职守，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一些建议，使自己的治国之道得以实现，让政治更加清明。他想起了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觉得这其中有问题，便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他经过详细调查了解之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给予平反，以求得公正，这也有利于改善政治。
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向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写道：“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而真正贤臣的晋升之路被阻塞了。”从这寥寥数语就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把矛头指向了害人的官僚，而且还翻历史的案子，针砭时弊地对灵帝进行旁敲侧击。灵帝见曹操翻了旧案子，还旁敲侧击地提醒自己，心中自然是有一丝不满，但是，他作为皇帝，又不好直接回绝曹操。于是，他表面上对曹操这种恪忠职守的态度非常赞赏，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行动。这让曹操更加认清了吏治的腐败。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正月，灵帝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太尉许有彧、司空张济二人趁机大肆收受贿赂，对那些民愤极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一律不予查处，反而是整顿了一批有政绩却没有门路的官吏，这让百姓看在眼里，惹得民怨沸腾。那些被冤枉的官吏，纷纷向朝廷申诉。也有一些善良的官员上书灵帝说明事实，结果可想而知，灵帝不仅没有听信他们的实情，反而听信了宦官的诬陷，被灵帝罢了官，押入大牢，最后冤死狱中。
曹操自然也知道这些实情，对许有彧、张济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但是苦于没有机会行动，只好隐忍不发。但是，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地方发生大瘟疫，到了四月的时候，全国又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又发生了大火。因此，一时之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
灵帝听闻了不少天人感应的说法，对“灾异”的情况很是重视，下诏征询政事的得失。曹操借机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打击那些清明小吏而刻意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引起了民愤，造成了这样的灾祸。
灵帝本来就因为灾祸连连，之前有所察觉，这次由曹操一提，就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有彧、张济的失职行为，随后，没过多长时间，许有彧就被罢官。这次曹操抓住时机，一举成功。通过这件事，也让他深深地懂得了，为官之道要懂得抓住时机，他的某些做法也逐渐成熟起来。
曹操反对权臣为非作歹的做法，表明他与硬直派官僚的立场相似，虽然同样出身于宦官之家，但却走上了反宦官的政治道路，使得当时很多人都对他颇为赞赏。
而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很多豪强变得越来越猖狂。此时的曹操知道读书学来的办法始终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是将要崩塌的大城堡，他只有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靠着自己的力量拯救天下。
说到做到，禁淫禁贪不手软
曹操虽然在政治上压制了一些豪强，属于封建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个，但说到底，他还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所有做法，实际上都是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正是由于这种阶级性质，决定了他对农民起义也势必要采取一些镇压的手段。
话说，曹操在镇压黄巾军之后，因功升迁，被任为济南相（治所在东平陵，今济南历城区东）。在当时，济南是侯王的封国，“相”就是朝廷派到王国去代表朝廷处理政事的官吏，相当于郡太守的地位。曹操的仕途也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逐渐显示出了霸王之气。他决心运用手中掌握的实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大干一番，筹划自己的政治人生。
济南国所管辖的县城有十来个，曹操上任以后，听说这些县令都是依附权贵宦官，上下勾结，贪赃枉法的贪官。而且，以前几任的国相虽然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却不敢干涉，更不敢有所处置，造成了贪官泛滥，黑白颠倒的局面。曹操调查清楚状况后，上书皇帝，一举罢免了大部分贪官，他的威名也在当地传开了，济南国大大小小的官吏闻风丧胆，一些曾经为非作歹的坏人，为了逃避惩治，纷纷逃到了外地。整个济南国因为曹操的到来，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封建社会，迷信最为盛行，在当时修祠庙祭祖的活动成为了一种风气。祠庙修得越多，这股风气便越厉害，而曹操所在的济南国，就受这股风气的影响，在曹操上任时，这类祠庙已经达到六百多处。
曹操认为，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章法建立祠庙，按照礼制的内容进行祭祀的活动，祭祖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当他了解了济南大部分祠庙都不是按照规定所建，而是属于滥设的祠庙，并不是按照礼制的规定来进行祭祀的。根据他的调查，这部分人多是从事奸邪鬼神的事，更过分的是，有些有钱的商人地主，大肆铺张，他们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甚至穿着官服，招摇过市，为了标榜自己的身价，还请来一些艺人唱唱跳跳，吹吹打打。
而且，有些心怀鬼胎的人，还把祠堂变成了迎神赛会、诈骗钱财的场所。每当遇到祭祀活动，这些人就大搞排场，致使老百姓苦不堪言。这些老百姓被迫到祠庙上香也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就这样，“淫祀”便越来越盛行，虽然历任国相都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但是却很少有人敢去禁绝。曹操得知这样的情况，便说一不二地将这些“淫祠”全部推倒，并且明令严禁官民再搞“淫祀”活动。禁令一出，再也没人敢提“奸邪鬼神”之事了。
体察民情，巧用妙计解水患
曹操为官多年来，始终刚正不阿，公权有道，就任济南国相之后，每天忙于政务，时常体察民情，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是老百姓心中的好官。
有一阵子，济南国连连阴雨不断，城中排水不便，很快就洪水泛滥，数日不退，让城中的百姓叫苦连连。曹操便问下属郭嘉具体情况如何。郭嘉已经查明了其中的原因，便请曹操来到了济南国王府后门，指着泺水河道说：“曹国相，要退城中积水，关键就在这里，请仔细看。”
曹操顺着郭嘉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泺水河两岸建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花园亭榭。这些花园亭榭，一半落在岸上，一半悬在水中；水中柱石、堤坝密密麻麻，支撑着楼台画阁。中间最大的一处，紧靠涌泉。
曹操问：“这是谁家的花园？”
郭嘉：“国相，这是济南王刘康家的后花园。”
原来，这后花园中的整个建筑几乎全在水中，城中的这段泺水，本身河床宽阔，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清澈见底，两岸绿柳成荫，鸟语花香，看起来就像个天然花园。刘康仗着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执意要把王府建在此处，拥有了这座水上花园。
城中的大户人家一看，刘康王爷的家中拥有如此风景秀美的花园，都效仿起来。水上花园越建越多，好端端的泺水河，就这样变成一道弯弯曲曲、水流不畅的小溪。
很多花园建筑阻碍了河水的流畅，一到夏天阴雨连绵，山上的流水都汇聚到这泺水河之中，城中自然积水不少，造成河水泛滥的灾祸。而那些济南王府和大户人家，都是高墙深基，山石砌成，自然不会害怕水灾的侵害，可就苦了这一城的百姓。
曹操第二天便径直去了刘康王府，开门见山地说：“王爷，您这后花园虽秀美，但因此阻碍了城中的排水，导致城中百姓民不聊生，请您把这后花园拆了吧！”
刘康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根本不屑曹操的这番话，几句生冷的话就想打发曹操走。结果，两人闹得十分不愉快。曹操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他回到府中，心中压不下这口气，而且，不为百姓解除这件事，心中总是个事。他思来想去，认为不能这么善罢甘休。既然不能硬来，他只好使用计谋，挑选了几个精通水性的手下，交代他们当晚去刘康王府的花园里，悄悄地动了手脚，而且必须在夜里完成。
再说济南王府的刘康王爷，前一天被曹操顶撞，心里很是不舒服，便来到自家的水上花园散心，不料，刚刚在亭中坐下，身后的逍遥亭竟然齐刷刷地倒塌下来，连同两个妃子一起落入了水中。
刘康王爷惊魂未定地回到寝宫，只见宫娥彩女一个个交头接耳，神色仓皇，好像知道了什么大事一般，刘康眉头紧皱，急忙喝道：“你们在谈什么事，快告诉我！”一个宫女哆哆嗦嗦地从衣袖中拿出一幅巴掌大小，上面写满字的白绫。刘康接过一看，却是四句偈语：
“河兮流水，园兮招灾。风过兮我至，子孙兮水埋。”
几句话似懂非懂，恰好戳中了刘康的内心，他也在琢磨，为什么花园中的亭子会倒塌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在水上筑建花园，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所以才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吗？他突然心中一惊，胸中感到一阵烦闷，一口鲜血涌上来，便昏了过去，一连几天都卧床不起。
曹操得知刘康王爷昏倒过去，心中暗喜，但是表面上还装出一副非常关心的样子，以探病为由来到王府。坐在刘康王爷的床前，问起生病的缘由，说着说着自然就提到了水上花园的事。刘康王爷虚弱地说：“真是后悔当初未听信国相的话，遭了这一劫，差点要了我的命！”曹操赶紧顺势说：“此不祥之物还是早拆为好。一是为了王爷的玉体安康，一是为了解除黎民百姓之苦。”
刘康点了点头，请求曹操亲自去办理。王府的花园一拆，其他大户人家也跟着都拆了。不久之后，城中的积水都完全排泄出去了。
曹操这招“借尸还魂计”用得是恰到好处，假用神灵来刺激王爷，先是派人砍了几根支撑亭子的木头，又请郭嘉编了几句偈语，大半夜里在街上到处张贴，闹得满城皆知，可谓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严抓治安，有序有制打盗贼
说到维护社会治安，曹操可是一丝不敢轻视，他以除掉盗贼为首要工作，严抓治安。
汉时齐鲁大地社会不稳定，盗贼层出不穷，百姓非常痛恨。曹操出任济南国相之后，看到前任国相遗留的案子中，光是盗窃案这一项，就有多达数十起没有破案。曹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便要把这件事当作大事来办。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心腹属下，穿着便服到处走访，通过详细地调查，在当地的几拨盗贼团伙的头目已经基本被曹操所掌握了。
让曹操没想到的是，这帮犯罪头目，不仅不是恶霸或者街头混混，反而是住在深宅大院里的富贵之人，平时还小恩小惠地救济穷人，而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盗贼的头目，还以为他们是忠厚良人，还把他们评为“乡村楷模”。
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曹操在掌握了大部分证据之后，并没有马上打草惊蛇，而是过了几天，派府衙带着请柬，把这几位头目请到了府内，饮酒闲聊。正当大家推杯换盏间，曹操突然板起脸，指着他们说出了这些人所犯的罪行。这些头目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不料，曹操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你们且不必惊慌，只要能重新改过，协助本府把你们的手下捉拿归案，便可以赎罪，本府既往不咎。怎么样？”
众头目面面相觑，见自己的罪证已被掌握，只好答应了下来，以免陷入牢狱之苦，便跪下说道：“请国相指教，我等愿弃暗投明，只是今日被邀到这里，势必会引起手下的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了消息，逃跑了怎么办？”
曹操胸有成竹地说：“这事好办，本府教给你们一个办法，保管一个也漏不掉！”
众头目急忙起身，凑到曹操的嘴边，曹操叮嘱了一番，众头目急忙点头叫好，心中不由得对曹操很是佩服。
曹操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相府明文，上面写着：曹国相已知你们的善德素行，特召为郡吏。头目手下的盗贼听闻了这个消息，特意来登门祝贺，而众头目均大摆宴席，以好酒相待。盗贼们一看，官府内已经有了耳目，以后作案就更加容易了，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喝得酩酊大醉。谁知，刚一出门，就被差役捉拿归案，无一漏网。
众盗贼被全部拿下，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被带到相府后，曹操亲自升堂审问。盗贼还妄想狡辩，却没料到曹操大怒，说道：“你们相互看看背后，都有记号，还想抵赖吗？”原来这些人都被自己的首领印上了记号，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俯首认罪。
自打这件事之后，曹操威名远扬，一时之间，贪赃枉法的劣迹，盗窃之贼的行踪全然不见了。整个济南国境内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谈不上夜不闭户，但大家算是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任谁也不会相信，曹操在未来会是一位奸诈诡谲、疑心重重的奸臣。
低调行事，天助谋士入皇室
曹操的一系列安民之举，虽然赢来了百姓的喝彩和威名，却得罪了从中谋取利益的宦官和地方豪强。曹操心知这些人早晚还是会找机会报复他，他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这些人，又考虑到多次触犯权贵，再这样下去，自己的全家恐怕也要受连累。为了避免这些人的打击报复，惹来不必要的灾祸，他辞去了济南国相的职务，申请回到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其实是想要赋闲。朝廷再次任命他为议郎，而曹操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却经常以生病为由不去上朝。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被剥削和压榨的底层农民终于爆发了。首领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进行了十多年的准备工作，信徒多达几十万人。他们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举行起义。
乱世造就英雄，迅速发展的时势为曹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双方带兵在荥阳和河内一带胶着，战争艰苦，无暇顾及劳苦人民的反抗斗争。就这样，青州、冀州一带出现了百万之众的青州黄巾军和河北黑山军，借着关东州郡与董卓胶着之际顺势而起。
前面说到，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政治腐败，宦官专制，社会危机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可以说，这是一个异常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乱世更能显示出能人的天赋异禀，而曹操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脱颖而出的。而在这一局势下，脱颖而出的英雄豪杰层出不穷，以黄巾军和黑山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也成了当时的一股新势力，影响着整个局势的变动。
东汉末年的政权，实际上是西汉地主政权的延续和发展，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享有特权的，地主豪强势力一步一步发展，土地兼并加剧。而在地主阶级，豪强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农民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外戚和宦官的势力更是不可小觑，这两个集团为了争夺控制中央的权力，互相排挤、残杀，使得朝廷处处是险境。前面也提到了，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一旦得势，就会狠命地剥削和压榨人民，使人民遭受更为深重的灾难。
黑山军与黄巾军都属于农民起义军，黄巾军是一支以今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区为根据地的起义军，黑山即在今河南浚县西北的太行山脉中。最开始统领黑山的领导人叫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之后，褚燕继任，改名张燕。这个人勇猛彪悍，捷速过人，人称“飞燕”。张燕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超凡的领导能力，起义军在他的带领下，很快就成为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到了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朝廷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虽然朝廷对曹操付以重任，但是曹操心里很清楚，如果现在出任东郡太守，很有可能被权贵打击报复。于是，为了避开权贵的打击，也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时机，他决定用以退为进的方式，避开这样的安排。他上书以自己身体不佳为由，辞掉了这次任命，回到了故乡谯县。
朝中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曹操的这一反常做法，明明是三十出头的青年，风华正茂，仕途也算顺利，应该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辞官不做了，实在是不可理解。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次的决定是曹操深思熟虑过的。
在曹操的家乡谯县，有一个谯陵寺，是曹操远离政治风云的那段日子所居住的。他想过一阵平静的生活，回到家乡之后，就在这里居住下来，盖了一座幽雅的书屋，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健身，文武并进，积蓄力量，等候时机东山再起。
但是，他不问政治，不代表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实他时刻关注着政事的变化。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局势动荡的需要，他还是被征召出山了。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冬，韩遂杀边章等人，率领军兵十余万，进军陇西围攻官军。太守李相如反了朝廷，与韩遂联合，共同杀了凉州刺史耿鄙。耿鄙帐下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率兵反叛，起兵响应韩遂。一时之间，反叛之声四起，朝廷震惊且恐慌，天下一阵混乱，而在这危急时刻，朝廷到处网罗人才，曹操便是在这危急关头被召为校尉，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成为带兵的武官。
这次的任命算是如了曹操的意，他原本的理想就是成为将军，当上列侯，这下机会来了。典军校尉的任命对曹操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他很快地结束了那段隐居的生活，怀着激动的心情上京了。
这样一来，曹操的手中就有了兵权，成为了一些人羡慕和拉拢的对象。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五月，术士襄楷对冀州刺史王芬说：“天象的变化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是到了灭族的时候了。”王芬信以为真，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勾结了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人，还笼络了一些地方豪强，以黄巾余部黑山义军攻掠郡县需要起兵镇压为借口，给灵帝上书，请求灵帝北巡河间。他想借着灵帝北巡的机会发动政变，趁机废除灵帝，诛杀宦官，另立合肥侯为帝。当时，曹操手握兵权，自然也成了他们笼络的目标，他们来约见曹操，并把计划告诉了曹操。希望曹操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可是，曹操听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认为这个计划必然会失败，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对来者说道：“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囊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此番话大意为：废立皇帝之事，是天下最不祥的事。古人确实有成功的例子，权衡成败，计较轻重而后行事的只有伊尹和霍光。伊尹当时心怀至诚的忠心，又有宰相的权势，位列百官之上，所以计划才得以成功，废掉了皇帝。而霍光，先后受到了先帝托国的重任，又凭借皇室宗亲的地位，有太后秉政，群臣同心，而且当时昌邑王没即位太久，没有太多的亲信，这才让他方便计策的施行。而你们各位，只看见了古人成功的容易，却没想清楚当前的困难。希望各位想想，你们结众连党，与七王之乱有什么区别？合肥侯的地位，比起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怎么样？你们做的是非常之事，按照这样的意愿来成就大事，不是很危险吗？
这段分析冷静沉着，言之凿凿，头脑清醒，深谋远虑，从古今的形势和废除灵帝立合肥侯的主客观条件上进行分析，均认为此计划势必失败。其实，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可以看出，曹操并不反对废掉灵帝，只是觉得时机不够成熟而已。果不其然，不久之后，王芬等人的阴谋败露，王芬畏罪，弃官逃亡，在逃亡途中自杀。
在黄巾起义之后，灵帝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便日益留心军事。在当时起义军四起，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决定组建西园新军，用以稳固拱卫首都。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在西园成立统帅部，这就是所谓的“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是灵帝最宠信的人物，被任命为上军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听他指挥，是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帅。虎贲中郎将袁绍因为是 “四世三公”的后人，加上他家又曾和宦官袁赦攀过本家，被任命为中军校尉，也就是副统帅。此外，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前面说到了，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曾棒杀蹇硕的叔父，而这次曹操能够打进新军并任要职，使得蹇硕被迫与这位十四年前的仇人共事，当然，除了曹操本人的胆识过人，有勇有谋，树立了良好的名声之外，他祖父和父亲所带来的影响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此刻，曹操成为了东汉皇室的核心武装将领，对于他来说，这在仕途上又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得逞。曾经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使他的志向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有了匡扶天下的雄心，这也预示着曹操绝不甘心就止步于此，为他未来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