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力量重聚
美国人路德·那爱德拍摄的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成立的场景
拍摄时间：1911年11月27日
照片来源：海波 王玉龙
1911年之后的中国，革命过程伴随社会动乱、爱国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集聚和竞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这是从旧政权控制脱出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时期。这是一个不平衡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这种逐渐成熟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动派是从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摆。……面对一支具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做出回答，爱国精神继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早期有可能合作。……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共产党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外国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活动，毕竟提供了20世纪中国政治赖以展开的部分背景。……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地位和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外国人在华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是过去80年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这些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列强政府用炮舰和海军陆战队，迫使中国给予其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朝向归还中国“丧失权利”的方向进行谈判，但日本却正在使用武力来维护和巩固其在满洲的经济地位。……一些有识之士对1928年的政治意识充满希望。但是，即使在具备最有利条件下，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必定是缓慢的，更何况这种最有利的条件并不存在！
1910年8月，《平民时报》发表列强掠夺中国铁路权的漫画。图中的龙象征中国铁路， 举龙者分别为英、美、法、俄、日等国
图片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后同）
书信摘录：
启尔德（O.L.Kilborn）的书信（1911年）：
广大民众对革命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或者至少对他们自己看到的那显而易见的一面感到高兴。“从外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似乎是那些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在过去几年间以此为目标，并且为此谋划之人心中最最重要的思想，除此以外，还有通过代表大会和议会而运行的“自治政府”的美好前景。而人民大众则带着无比惊讶的心情在一旁观看这王朝更迭所蕴含的惊人变化。毫无疑问，如果这个变化是永久性的，那就意味着几十年来中国改革者所梦寐以求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得以实现，历史悠久的习俗之枷锁将被打破，万象都将得到更新。再无一成不变，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到处都在谈论新思想、新方法、新政策。
历史背景：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原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原清新军统制官朱庆澜任副都督，军政府设立于清朝贡院。成都街上满树白旗，中署“汉”字，四周围以十八圆圈。
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导致大汉四川军政府改组。军政部长尹昌衡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1911年12月22日，尹昌衡诛杀企图复辟的原清四川总督赵尔丰。
尹昌衡（左）、罗纶（右）分别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正、副都督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书信摘录：
穆礼儒（W.J.Mortimore）的书信（1926年）：
成都这里的各条街道都显得很安静，而警方似乎已经处于警备状态：在我们的每个住所周围都经常有一名警官在巡逻；……当然，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报纸版面都被万县炮击事件占满了，还有部分人提出要抵制英国，……我们都知道，中国各方在反对被他们认为的外国侵略时，是如何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我强烈建议至少将妇女和儿童疏散出省，以免一旦发生严重的紧急状况，无法将他们解救出来。
历史背景：
1926年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万流”号轮船在四川云阳境内故意浪沉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部解饷舢板两艘和民船一只，淹死军民58人后扬长而去。杨森遂下令将英轮“万通”“万县”扣留。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酿成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发生之前，川江上的木船经常发生被英军舰浪沉的事件。
据粗略统计，仅1926年6月至8月，英“滇光”轮、“万流”轮、“嘉禾”轮先后浪沉中国木船7只，淹死民众70余人。
“八二九”事件中，肇事后逃逸的英轮“万流”号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书信摘录：
丁克生（F.Dickinson）的书信（1927年）：
今天我们和“伟大的”刘将军出去吃了晚饭。他问起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情况。我告诉他，他发到上海的电报会发挥惊人的作用，一定能帮助我们滞留在那里的人们顺利返回。他说:“虽然去年春天我不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当他们回成都来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在沿途给予他们关照。” ……如果你们都回到校园，其他所有的传教士都回到他们的驻地，我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断言：很快每个家庭都会相信，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那些不幸、不适及不自在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消除。……一个由布伦特领事牵头，包括一些商人组成的、位于上海的委员会去参观了长江流域的各个港口，进行了一番实地“刺探”，想证实是否可以开始经营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商人们都急不可待地想把生意重新做起来；最后布伦特表达了他的意见，即部分商人可以在重庆重新开展他们的业务。
历史背景：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而炮击南京，死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制造了“三二四”惨案。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镇压反英示威群众，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
《晨报》关于“三三一”惨案的报道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书信摘录：
孟感恩（E.W.Morgan）的书信（1930年）：
在汉口，我们用了八名英国士兵做护卫。因为河流中段的一部分区域，几乎从监利到沙市都被红军所控制，他们不会随意对路过的轮船开火。
第二天驶离汉口后，我们观察了一整天，发现途经的几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红旗在飘扬。中午时分我们碰上了一队沿河行进的红军，不过我们并未遇到麻烦。
……在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红色政权是由一些非常有能力的学生在主持工作，他们的纪律非常严明，他们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信仰，并认为这是唯一能拯救自己国家的方法。有一名德国人从宜昌开始与我们同路，他要去重庆为城市建造一座大型发电厂。他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们在南京政府中担任顾问……他从他们那里得出的印象是南京政府的前景不容乐观。
历史背景：
1930年春，中共四川省委先后派省委秘书长邹三元、牛大鸣等到梁山（今重庆梁平）、开江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做暴动准备。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等人会后又拟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为贯彻上述“左”的主张，第三路游击队奉命成立并向武汉进发。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湖北宜昌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1323
书信摘录：
钟善学（G.S.Bell）的书信（1930年）：
在战争那几年间，很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慢了下来。在最近几年的动荡中，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并在1927年达到高潮，当时我们刚刚顺利地重新开始，力量增加了，有了足够的房子和设备。没有人询问过国家的动荡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挫折之严重性，即便撤离的结果导致这些问题已经被推到了眼前，也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但是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传教历史中，这样的倒退和挫折并不鲜见。……在我们自己的传教历史中，1895年、 1900年、1911年并未被认为是失败的年份，相反，这几年被认为是付出更密集、更广泛努力的开端。是以悲观和失败的态度来接受1927年的事件，还是以希望和乐观的精神来认识这一事件，并将此看成传教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呢？
历史背景：
1929年4月6日，蒋介石电告刘文辉并转告邓锡侯、田颂尧、刘湘：闻近复有同盟联合对付其他军之举，望兄等速遵中央前令，共同肃清杨逆（指杨森），不使吴逆（指吴佩孚）再起，以期川省统一……
川军三大将领邓锡侯（左）、杨森（中）、刘文辉（右）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书信摘录：
罗成锦（H.D.Robertson）的书信（1931年）：
周末获悉9月18日、19日事件，在当地立即产生极大影响。……华西协合大学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会主席及成员发起召开全体学生团体特别大会。……学生们开始在左臂佩戴袖章出行，袖章上书写“反日救国”字样。……我校大多数男生于周六身着制服，由军官先行讲解一小时，随后进行一小时的军演。女生亦不甘示弱，在陕西街教堂发起为期四天的募捐活动，为红十字会募集了上千美元资金，以备战时需要。……整整一月以来激动情绪在学生当中蔓延。
历史背景：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到四川，激起四川各界强烈的反日义愤。
9月23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呼吁各方泯释猜嫌，共御强寇，并表示愿督川军挥戈前驱，共赴国难。
9月24日，重庆王家沱日租界30年租期届满，重庆市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收回日租界。
9月25日，“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在成都召开……
1932年3月初川军赴沪抗日，10日“成都新闻采访协会”开会决定组织 随抗日川军的随军记者团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书信摘录：
钟善学（G.S.Bell）的书信（1936年）：
昨天晚上当新闻报道了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的消息后，城里一片兴奋。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事情像这件事一样表现出如此的不约而同，如此的全心全意。这表明人民是真正支持中国政府的，也表明人民真正的愿望是国家统一。……无论如何，人们都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欢欣鼓舞，因为只有这样，这片土地才能保持统一，即使是象征性的。
历史背景：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17路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8日，刘湘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四项主张：号召拥护中央，团结一致，释放领袖，共抗外辱……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20世纪30年代的成都市区新南门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来源：《成都我的家》
书信摘录：
海布德（E.Hibbard）的书信（1937年）：
南京的沦陷似乎并没有对人们的精神状态造成太大的影响，他们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地保持着坚守到底的信念。……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中断对日贸易：这是向日本人表明态度最快捷的方式。但看起来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无视日本正竭尽全力侵吞整个中国的企图。
南京金陵大学
（1.中文讲堂；2.学生宿舍；3.史密斯纪念教室；4.小教堂；5.库珀纪念基督教青年会）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546
南京中山陵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2000.017P/1416
书信摘录：
维尔斯（H.J.Veals）的书信（1950年）：
解放军正式进城的那天就如同是个盛大的节日一般，如此阳光明媚、壮观的大晴天在我们四川的冬季里是相当罕见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们这里冬天的天气大部分都阴暗而沉闷。……新的国旗几乎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整个城市里，每家每户、每一个小商店的门前都给插上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么迅速的，但他们确实做到了。新国旗是红色的，在靠近旗子与旗杆连接的部分有五颗黄色的星星，其中一颗星星很大，其他四颗都很小，排列成一个半圆的形状围绕着大的星星，很简单但很醒目。在每家的门前还挂上了一个红纸灯笼，许多街道上都挂起了大量的小纸旗。
194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会见各国外交官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亲爱的肖尔先生：
我们处于革命之中！严厉的老总督赵尔丰曾经忠诚于朝廷，残酷地镇压了省内的保路起义，可昨天傍晚，他默默地交出了官印，下台了。明天，在历史悠久的皇城之上，四川将向公众宣布独立。中华民国的白色旗将展开，预计大批的市民将到场参加这一庆典。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与此重大变革相关的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就起义而言，过去两个半月的混乱行为与眼前这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代总督如今已经任命了，明日就将为七千万四川公民同胞的福祉正式履职。下面是为明日就职盛典所准备的条例，该条例今天已经被印出，广为散发，无线电也播出了：
1.今在皇城里成立四川军政府。
2.本月七号（11月27日）中午十二点展升白色旗，并参加庆典。
3.依照规定，所有市民将剪掉头发，左臂戴上一条两英寸宽的白布条（5.08厘米的白袖章——译注）（注：剪掉了辫子，与臣服于满族人的象征性标志决裂）。
4.所有办事机构、衙门、居民大杂院、商铺以及宅院将悬挂大汉（中国人）的国旗。
5.届时，所有学校、办事机构以及各个街道组织将委派一至二人参加新的军政府就职典礼。其他人将在自己的学校、办公处、机构以及行会的礼堂举行庆祝会议。
6.所有参加新的军政府就职典礼的人须穿制服：穿军装、戴军帽。没有制服的人须戴尖帽，身着中式带扣对襟衣服，脚穿礼靴。
十一月二十七日晨
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安静，可能今日的商业会安安静静地进行。昨天下午，所有的部队都表示效忠于新的军政府，但也有个别军团例外。
我匆忙间写下的一张便条已随今日的邮件送走了。现在我解释一下那张便条，便条上有如下内容：
1.亚洲浸礼会的奥本肖先生的一封邮件。此邮件四天前从成都发出，描述了他和他太太在此城经历的历时两个月的革命者围城事件。
2.四川省新政府代表拟定的九条协议书的译文。据说在11月25日，前赵姓总督已经接受了此协议书。
3.前赵姓总督拟定的十一条协议书的译文。据说新政府已经接受此协议书。
4.今天报纸上的配图新闻祝贺四川军政府成立，并发布文告。此报是此城的日报。
5.日期为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当地下属委员会的备忘录。
今天中午，很大一群人参加了就职典礼，地点在众所周知的“皇城”。今天在“皇城”，人民代表正式承认了大四川的首任主席或总督。
参加这一典礼的外国人受到接待，并得到亲切的招待，招待内容有茶、点心和水果。展旗仪式倒很简单，并且极其短暂。从与会代表中选出来的发言者做了简短的发言，向被选出的主席提问，他提议建立的这个政府有何特征。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中国联合省份的代议制政府。与会代表和访问者鼓掌，表示赞同，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主席和副主席一同接见了与会的外国访问者，主席讲了话，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新政府的目标以及他们想要用和平与开明的方式管理事务的意向。然后这两位高官与周围的人亲切地握手，他们两人都穿着整洁合身的军服，剑挂在身边，晃来晃去的。
在与几位密切接触了整个运动的人交谈之后，我们确信不存在此省与其他省份分离的想法，但的确存在“中华民国”的想法。据说中国内地的十八个省份中有十七个省都在起义之中，并已经为共和政体发表声明[1]。现已提议尽快任命本省的代表前去湖北武昌（武昌在汉口对面）参加一个伟大集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为新的共和国组建首个议会。
辛亥革命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时的旗帜和军队
拍摄时间：1911年11月27日
照片档案号：1998.083P/23N
历史背景：
《通俗日报》关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的报道
1911年12月22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总督尹昌衡在成都贡院明远楼下召开公审大会，历数赵尔丰 的种种罪行，在民众的狂呼声中诛杀了赵尔丰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随着典礼程序向前推进，大群大群的人受到吸引，不断地在皇城里进进出出，但只有很少一些人受到青睐，被准许进入见证典礼。理发师的剪刀下已经掉下了很多根辫子，有些还是理发师用刀片割下的。据说明天还会剪得更多。
警察和士兵们都没有辫子，亮相时左臂上戴着一根白布条，这是归顺新政府的标志。街上都挂着中华民国的旗帜，这些白色的旗子有些是棉布做的，有些是丝绸做的，旗子中间写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漢”字，此字外面围有一大圈小墨圈，小墨圈一共是十八个。“漢”字的意思是最初的中华民族，以与满族相区别；满族曾经是统治民族，其朝代如今正在结束，或者已经成为过去。十八个黑色小圆圈代表中国内地的十八个省份。
广大民众对革命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或者至少对他们自己看到的那显而易见的一面感到高兴。“从外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似乎是那些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在过去几年间以此为目标，并且为此谋划之人心中最最重要的思想，除此以外，还有通过代表大会和议会而运行的“自治政府”的美好前景。而人民大众则带着无比惊讶的心情在一旁观看这王朝更迭所蕴含的惊人变化。毫无疑问，如果这个变化是永久性的，那就意味着几十年来中国改革者所梦寐以求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得以实现，历史悠久的习俗之枷锁将被打破，万象都将得到更新。再无一成不变，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到处都在谈论新思想、新方法、新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很多都会被引进并使用。
在此期间，目前尚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省级组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各省都要组建自己那一省的政府，每个省都必须选派自己的代表前去像武昌这样的中心，商议建立国家级组织之事宜，每个省都必须将自己的各种军事力量组织起来，以平定土匪行为和无法无天的帮派组织，抵御已过气的清帝国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仍在积极地与他们作对。
中国的革命运动有无限的好的可能性，也有严重的危险。
在12月2日左右，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些同事说再见了，他们要离开成都去重庆和沿海地区。客士伦（C.R.Carscallen）夫妇、石玉光（W.E.Sibley）夫妇将立即启程，回加拿大休假；韦斯特维夫妇可能也会回加拿大休假；龚心铭（D.S.Kern）夫妇、艾瑞西斯夫妇、克尔小姐、潶伍夫妇、林则（A.W.Lindsay）夫妇、麦金利夫妇要去上海。所有目前打算离开成都的人就是这些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或跨过海峡到日本的某个方便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直到形势好转，保证他们能够再次溯扬子江而上，回成都。
随信附上理事会之本地小组委员会会议细节的复制件，成都的各部门是由他们授权的。
我们当地下属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与理事会的另一主管石玉光（W.E.Sibley）先生，在给传教团同事提供建议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现随函附上与此相关的决议。但是你要注意，我们认为，允许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自己判断接受或反对我们的建议是明智之举。迄今为止，上面提到名字的人是自己决定要离开成都的。到目前为止，剩下的人是决定留下的。关于这件事，任何人想要给出任何建议实在是超级困难，因为没人可能预知未来。刚好在当下，出成都、到重庆，也许还有到上海的道路是通畅的。我们重庆的传教团强烈建议我们离开成都。我们这里的总理事会建议所有的妇女儿童都离开。此时此刻，成都仍处于宁静之中，许多人强烈希望整个省内都会平安无事。另一方面，理事会非常担忧，怕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会遇到比现在更大的麻烦。他们不喜欢我们有这么多妇女和儿童留在成都，尤其在现今道路都通畅可走的情况下。
如果我有办法，我会让所有的学语言的学生沿江而下，因为他们可以在那边学习，不管怎样，这也是他们现在能做的唯一工作。更进一步说，我们的妇女们和一些男士已经开始表现出持续紧张压力的后果，因为在过去的两个半月中，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
我必须到此停笔，将此函发到今日的邮件之中。明天我会再写。
已经一个月没有接到你的信了。
谨致最亲切的问候！
您诚挚的
启尔德（O.L.Kilborn）
1911年11月26日—27日
启尔德全家
拍摄时间：1903年
照片来源：《成都我的家》
历史背景：
1926年9月5日，被英军舰炮弹击毁的万县真原堂
1926年9月5日，万县惨案中死伤的民众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亲爱的文焕章（J.Endicott）博士：
你肯定能通过报纸之类的途径，获悉大量有关杨森将军和英国炮艇在万县紧张对峙的消息。在我们探讨四川省局势发展趋势的会议上，引用了总领事阿弗莱克的电报内容；除通过这一途径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万县县城被炮轰事件的可靠信息。看样子，目前的局势肯定是不容乐观的。
前天，我们在常务会议上就来自领事馆的信息和当前的局势进行了详尽的商议，但至少目前，我们对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这一问题还没能得出一个结论。成都这里的各条街道都显得很安静，而警方似乎已经处于警备状态：在我们的每个住所周围都经常有一名警官在巡逻；还有一天，当局估计有一队学生及劳工将会出来游行，就派了一名警官来通知我们的看门人，说如果发现学生企图制造麻烦，就赶紧关上大门，跑去最近的警察局报告。当然，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报纸版面都被万县炮击事件占满了，还有部分人提出要抵制英国，但迄今为止，这种提议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很有可能过段时间就会被淡忘。其他将军因为杨森与北洋军阀勾结，在这方面是不太支持他的，他们甚至可能有点乐见他被牵涉到这样一个事件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各方在反对被他们认为的外国侵略时，是如何紧密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都在揣测相关各方进一步会如何行动。我们估计，在长江上，汉口和宜昌之间的通信已经断了，因为岳阳是被南方军阀控制着的。事实上，有一个谣传说汉口已经被攻陷了，不过我们还没有确认消息的真伪。很有可能贝恩·沃克斯他们一拨人会在长江下游遭到扣留，我们听说他们是上个月18日抵达上海的。他们也有可能只是在万县遇到点麻烦，或者在宜昌滞留：因为我们得知，在宜昌和重庆之间已经没有轮船运行了。
贝恩他们被耽误的首要原因是，联合教会的财务部不接受他在香农先生给他的传教士协会汇票上的签名。他们需要从我这里得到授权，而给我发电报需要十天，我的回电差不多也要这么久才能送达。我想建议香农先生，请他将这些传教士协会汇票与官方授权签署一起发出，就像他去年给我的那样，在上海的某家银行买一张只需要身份识别的汇票就行。我将随信附上最近的常务会议纪要，但稍后再发送其注释。
1926年9月9日收到之领事馆通知书抄件：
“我从9月6日重庆发来的电报中得知，9月5日晚在万县发生了英国炮艇炮击县城事件。根据我的要求，之前停泊在成都、处于随时可以疏散状态的民用船只，将前往叙府（宜宾）运载难民。
虽然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有进一步规模更大的反英风潮出现，但在我看来，一旦相关新闻更加广为人知以后，煽动者们不太可能放弃这种可以进一步激起敌意和示威活动的机会[2]。
鉴于目前的形势，以及考虑到整个四川省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总体上缺乏对军队的掌控的现实，我强烈建议至少将妇女和儿童疏散出省，以免一旦发生严重的紧急状况，无法将他们解救出来。
对于任何按照这个建议，认为应当采取行动的人，我都将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安全地离开。
我目前没有得到究竟是何种情况导致万县炮击事件的官方消息，但似乎可以肯定，它是由于英国船只对当地军队开火、抢劫而造成的后果。
1926年9月8日，成都，英国皇家领事馆
签名：总领事 J.H.阿弗莱克”
亲爱的朋友们:
由于总领事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昨天中午召集了我们教会的代表们，告之我们他对事件现状的看法。他还应我们的请求，在上面的通知书中具体阐述了他所说的要点。当然，这是针对在本领事区内的英国和美国传教士下达的，不过据推测，重庆的领事也会就他自己的观点，将相关信息传达给他领事区内的人员。
从收到的各种各样的信件来看，导致万县炮击事件的原因，正在中国的报纸上以惊人的数量被传播，如此似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事件起因于杨森将军一直试图坚持要求外国轮船运送他的士兵，而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万流”号在最后一次去涪陵的航行时，却贸然地没有运送士兵。当其返航至万县附近时，有士兵持枪登上船，试图恐吓船长和船上人员，以强行征用这艘船，但他们被左轮手枪给击退了。之后，随着轮船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一艘装载着准备登船的士兵的舢板被掀翻、沉没了。“万流”号被迫离开万县来到重庆，于9月3日停泊下来，不敢再继续航行。与此同时，另外两艘太古公司的轮船，“万县”号和“万通”号分别从上下游抵达万县，它们与英国炮艇“金龟子”号一起遭到了严重的枪击； 数百个杨将军的士兵端着机关枪，无惧“金龟子”号强行登上了“万县”号和“万通”号，将船上人员囚禁在船舱中。于是，英国的海军上将在电报中，给对方下达了最后通牒：即在多少时间内，如果两艘船上的人员没被释放，就会炮轰县城。英国的另一艘炮艇“野鸭”号，8月2日搭载着伊斯茨领事离开重庆，在重庆下游触礁了。美国海军的“莫诺卡西”号前去救援了它。“野鸭”号修复以后，于3日抵达万县。
你诚挚的穆礼儒（W.J.Mortimore）
四川成都
1926年9月9日—10日
文焕章一家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76.001P/1768N
亲爱的文焕章（J.Endicott）博士：
当你收到此信时，会发现这是我于涪陵写就的，从温哥华起航的那天算起，抵达此地正好是整六周时间。这是由于我们甫至上海便得知，涪陵地方政府给我们的一纸通知早已在彼处等待我们收悉。其内容为要求我们等待至理事会召开会议时，方能得到地方长官的允许来到本地。
此次旅程从头至尾都堪称轻松愉快。新的“日本皇后”号带着我们与不同的船只擦肩而过，并借此让我们一路都享受了不同乐队的欢迎； 她的二等舱也并未令我们的尊严受损：我们的铺位舒适，舱中提供的食物和服务都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唯一不足的是休息室和甲板空间显然有些局促。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大海都风平浪静，简直表现得娴静若淑女一般。灿烂的阳光和温暖的天气令我们自离开温哥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便换上了夏季的服饰。在火奴鲁鲁（檀香山）我们花了一大笔钱去城市和附近的乡村观光。在横滨，我们趁空跑了趟东京，和一些我们的传教士同事会了面，并目睹了大量的工作成果。在神户，我妻子和我设法挤出时间短暂地拜访了新的学院院址。我们与哈罗德·伍兹维斯夫妇一起喝了茶，还见到了贝茨夫妇和克拉格夫妇。上海一如既往的迷人，是我见过最丰富多彩的城市。在那里，有大量来自华西的购物订单等待着我们去处理，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购物需求，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忙了个不亦乐乎。
9月29日我曾从上海给你发了封电报，电文如下 :
“全员将于9月30日去宜昌，均安勿念。”
现在怀疑你是否在适当的时间收到。我们很幸运地搭上了一艘到宜昌的轮船，这为我们节省了在汉口转运行李的费用，避免了很多麻烦。这是一艘英资太古洋行的船，他们已经把她改造成了一艘中级轮船，这使得我们以二等舱票价购得了头等舱位，每张去宜昌的船票节省了26元。去汉口的航程一路平安，河水宁静无波。我们在南京和九江上了岸，当地人似乎都很友好。在汉口，我们用了八名英国士兵做护卫。因为河流中段的一部分区域，几乎从监利到沙市都被红军控制，他们不会随意对路过的轮船开火。
第二天驶离汉口后，我们观察了一整天，发现途经的几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红旗在飘扬[3]。中午时分我们碰上了一队沿河行进的红军，不过我们并未遇到麻烦。但是我们不能下船。
我们并没有面临什么大的危险，因为轮船船体被钢板很好地保护着。从那以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尽管上游曾经是整条河流最安宁的部分，如今却被严重扰乱了。从宜昌起我们便没有再用士兵做守护了。
我们在宜昌耽误了五天，但由于我们的船票是直达重庆的通票，所以获得了三天的免费食宿；转运行李的成本也得以缩减：由于轮船公司把他们的拖船和驳船跟我们安置在一起，因此除了苦力的工钱，便只象征性地收取了我们很少一点点费用。他们在行李重量限额的问题上也很慷慨：去往重庆的整个航程都给了我们每张票40立方英尺的行李空间。即便我们的行李有超过限额的部分，他们也并未加收费用。从宜昌继续航行时我们换乘了“万通”号，即老的“爱丽丝朵拉”号，其为这一航段最宽敞的船只。两艘轮船上的官员们也都是非常友好和善的。在与他们中的一位聊天时收获了一条有趣的小信息：该公司在东方的80艘各类轮船上的酒供应近年来减少了约75%。对此事的解释是，年轻一些的船员来自中产阶层，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因此无疑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准。这也表明，现在公司雇佣的海军军官减少了，他们被归类为商人阶层，被认为具有生意人的本性。对此他说，这也完全适用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人。这些少量的杂闻是我感觉你可能会有兴趣了解的。再说回到我们的旅程，这异乎寻常的美好旅行令我们在抵达目的地时保持了完美的健康状态，并能以最好的精神状态迎接一个良好的开端，尤其对于今后那些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们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在就评价此处的环境状况尚为时过早，但我们沿途搜集到了少量的信息。汉口中国内地会的沃伦先生告诉我们，在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红色政权是由一些非常有能力的学生在主持工作，他们的纪律非常严明，他们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信仰，并认为这是唯一能拯救自己国家的方法。有一名德国人从宜昌开始与我们同路，他要去重庆为城市建造一座大型发电厂。他告诉我们，他有些朋友在南京的政府中担任顾问，他们认为现政府的前途黯淡：由于张学良对南京的姿态只是表面文章，他明年春天为和平开出的价格应该会是北部的所有省份，而阎锡山将会加入他的势力；如果张的开价未被接受，则蒋介石在春季前不会有时间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做准备；此外，冯玉祥的部下建议冯出国。他从他的朋友们那里得出的印象是南京政府的前景不容乐观[4]。我之所以传递这些信息是感觉它们具有一定的价值。无论如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不能在中国安享闲适，而应当致力于构建我们传教工作的相应策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我们必须投入充分的关切与能量来帮助此处的新建教会，使其得以振作和更加稳固。
在涪陵这里看到的景象以及工作的成效令我非常高兴、深受鼓舞。我相信这里的中国领导人在各部门的工作中都各有高招——当然我指的是主要领导人。我相信他们对圣灵降临节有所了解。这是我在祷告和礼拜仪式中与他们坐在一起，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得到的印象。看到他们在经历过大动荡之后能够行动起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这会大大地增强人们的信念。
我打算于不久之后去一趟忠县。龙从云（R.S.Longley）先生和维尔斯（H.J.Veals）先生会与我一同前往，马天骏（R.B.McAmmond）先生可能也会去。我不确定我妻子是否会同去。这将使我有机会与彼处的领导人和成员会面。我们可能还会拜访一些分站。我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去长江两岸，最近有报道称在这些区域的乡村中旅行不安全。有人说于牧师前不久刚刚被抢劫并被捆绑起来过，而那个地方离忠县只有三十华里远。无论如何，当我们到达这个城市后，我们的行动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你一定会为满毓仁（C.A.Bridgman）先生感到高兴的：他丝毫没有因为经历了强盗们的骚扰而受到不良影响，中国的牧师丁先生也同样如此。后者已变得相当勇敢。就在几天前，丁家夫妇新添了人丁——我想应该是第六口人。他回答我们的祝贺时，虽然嘴上说着“又多了个额外的负担罢了”，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传达出截然不同的含义。分站的其他成员都很好，并都很高兴地期待着能在一周或十天后迎接罗斯博士和他的新娘的到来。我妻子和我本人都很好，并很高兴能重返一线。
当这封信寄至你手中时，恰好是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偕妻子在此向你及夫人送上圣诞祝福，并衷心祝愿这第一次的圣诞团聚能非常快乐。
请向阿纳普（J.H.Arnup）先生和阿姆斯特朗转达我们的热切问候。
你诚挚的
孟感恩（E.W.Morgan）
四川涪陵
1930年11月1日
长江三峡
拍摄时间：1936年11月
照片档案号：2000.017P/ 897
历史背景：
1931年9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到四川，激起四川各界的反日义愤。
9月23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呼吁各方泯释猜嫌，共御强寇，共赴国难。
1932年2月4日，成都各界民众为声援沪“一·二八”抗战，成立“国民救国会议四川各界民众促进会”；重庆成立了“中国义勇军四川赴难队”“四川停止内战同盟”等组织。各团体纷纷集会游行，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勿签亡国条约，誓死拥护抗日者。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巷战
照片来源：叶敦序
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亲爱的文焕章（J.Endicott）博士：
未经本人在场，大学地方委员会便通过决议，指定由我撰写十月寄回国内差会之信函。本人深感惶恐，唯恐对传教会工作不及其余成员熟悉，心余力拙，有辱使命。本人以为委员会非常关注满洲事件，因此我当汇报该事件对本地之影响，故本信将主要涉及上述内容。
周末获悉9月18日、19日事件，在当地立即产生极大影响。所有与本地党部有联系的组织立即开始在公园组织游行示威及大型集会活动，以表达各阶层民众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华西协合大学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会主席及成员发起召开全体学生团体特别大会。他们强调现有资料显示，日本显然正在仿1914年之德国，开启其征服世界之旅，而实现野心的第一步，便是征服中国。学生们开始在左臂佩戴袖章出行，袖章上书写“反日救国”字样。其后我们听说所有中、高年级学校都将组织军演，还将组建学生军官团体。目前军演已在进行，我校大多数男生于周六身着制服，由军官先行讲解一小时，随后进行一小时的军演。女生亦不甘示弱，在陕西街教堂发起为期四天的募捐活动，为红十字会募集了上千美元资金，以备战时需要。也就是说学生已经停课，整整一月以来激动情绪在学生当中蔓延。昨日获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几地学生决意罢课，并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总司令请愿，要求其领导学生抗击日本。根据目前的情况，很难预测学校下一步局势。
学生一开始便对国联并未寄予希望，日本深知国联决议缺乏强制力，一向对国联置之不理。学生也有普遍共识，深知敌强我弱，无法战胜日本，但更是由此燃起保家卫国、上阵杀敌、战死疆场的雄心壮志。近期又有人认为，既无其他国家能援助，中国只得求诸苏联。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呼吁实现，可能意味着承认苏维埃政权。一旦如此，一旦苏联再次涉足中国，当前局势应会雪上加霜。就目前的信息而言，我认为情形非常危险。
情况已然发生，我将不做评价，您应比我更了然于心。此时此地只余抗日的情绪，尽管你我非常清楚此时将两支外国力量区别对待略显狭隘。学生无视长江流域民众之苦难，无视这一全国性灾难（译者注：此处应指1931年的长江特大洪灾）。另一方面不难察觉学生对于国家当前状况倍感绝望以及对于如何应对倍感无助。12月初Chen Chin-yi博士的造访或许能对启发学生思维有所裨益。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诚挚的，罗成锦（H.D.Robertson）
华西协合大学
1931年11月23日
中国的城墙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9.001P/1354
成都鸟瞰图（东门）
拍摄时间：1934年
照片档案号：1999.001P/2866
亲爱的文焕章（J.Endicott）博士：
昨天晚上当新闻报道了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的消息后，城里一片兴奋。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事情像这件事一样表现出如此的不约而同，如此的全心全意。这表明人民是真正支持中国政府的，也表明人民真正的愿望是国家统一。对张学良及其追随者的争论很多，也很激烈。关于传言所说已付赎金一事，以及对事变善后的其他细节我们一无所知。很难去设想政府能以何种体面的方式来谈判而又不降低自己的声望。无论如何，人们都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欢欣鼓舞，因为只有这样，这片土地才能保持统一，即使是象征性的。
我们饶有兴趣地关注政府会不会对事变策划者采取行动。毫无疑问，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有默契，抑或采取了主动的行动。上周每天晚上都能够收听到西安的英文和汉语广播，其信号与来自莫斯科电台的红色宣传信号一样强。英语播音员是一位女性，从声音来判断她应该是个美国人。播音严厉地批评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圣诞节前夜，英语广播的最后15分钟是向基督徒说话，说他们“明天将为第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庆生”。随后，更多的是暗示如果耶稣今天会回来，他会到哪个阶级的人当中去。当然他不会到上海市的警察局去，也不会到银行家那里去，等等。
西安事变完全打乱了南京方面针对共产党军队的行动。特别是在甘肃，在那里，中央军曾采取了主动的战役，而由于西安事变，他们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绝了。成都这边有一些人有惴惴不安的情绪，唯恐这意味着共产党军队会从甘肃返回四川。至于这种恐惧有多大的真实性，我说不清楚。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目前也很难知道，这要等我们得到确切消息后才能了解到过去两周里西安实际发生的事情。
我正写着信，一辆载有救火设备的新卡车驶过大学路（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设备）。卡车上拉着一条十平方英尺的横幅，上面画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卡车的侧面和尾部插有小旗子，上面写着庆祝蒋介石被释放的标语。这些卡车上装有汽车喇叭和火警铃，它们排成一列。这让我感觉这似乎是中国又一个真正的新日子。
我随信附上理事会执委会会议上的一些细节，只有一件事我要评论一下。乐山老房子的房契[5]已经遗失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多方寻找但都无功而返。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知道的是那些房契自1911年的革命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它们。是有人在撤离时将它们带走了，还是存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我们无从知晓。甚至在现政府命令审查并重新登记所有房契之前，海布德（E.Hibbard）和我就在讨论乐山房契的事。我们想应该在孔昭潜（A.P.Quentin）先生离开之前拿到新的房契。我认为这一步走得很明智，因为他有能力搞到新房契，这于他不存在困难这一说。可是如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去做这件事，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这也是一笔未能预见到的费用，在华西拨款之外，我们希望总部能够拨给这笔费用，也许可以从上海产业基金的投资收益中支取。
我已经汇报过中学财务状况。杨先生正在召集他的部门和差会干事于下周开会，我希望届时将全部问题都通报给你。
向你本人及你的夫人致以最良善的祝愿！
你诚挚的，
钟善学（G.S.Bell）
四川成都
1936年12月26日
成都地图（1.四圣祠北街；2.女子医院；4.方正街；7.暑袜街）
绘制时间：不详
地图来源：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
亲爱的阿纳普（J.H.Arnup）博士：
这只是一份简报。
目前我们这里的状况称得上相当不错，南京的沦陷[6]似乎并没有对人们的精神状态造成太大的影响，他们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地保持着坚守到底的信念。菲律宾班乃岛的失守仿佛并未对美国人造成太大的冲击。而日本人觉得既然事后道歉就行，何不继续采取类似的行动？反正也不会有任何国家站出来真正反对他们！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中断对日贸易[7]：这是向日本人表明态度最快捷的方式。但看起来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无视日本正竭尽全力侵吞整个中国的企图。可是就在本周，日方□[8]的电台已经公然宣称它的目标是将英国势力驱出中国[9]。反观我们这些英国人、美国人等却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10]，任由中国陷入绝境之中而袖手旁观，我深恐这种冷漠终将令我们付出代价。
昨天早上我们收到了宋道明（G.W.Sparling）从香港发来的电报，是16日发出的，历时三天送达。我们发现□的名字未列入其中，这是否意味着她不会来了？
在10月5日和12日的信件之后，我们再未收到你办公室的任何信件了，我担心你的职员没能与□保持联系。□发生了什么，仅仅是贴上一张5分的邮票就随它去了。眼下想用平邮方式寄送信件是无济于事的，唯一可行的信件邮寄方式是轮船邮件[11]，或至少途经香港进入中国的航空邮寄。我们已经几周没有收到上海发来的平信了，直到今天才收到几封寄送日期为10月5日的。
你通报海沃德夫人母亲去世的消息的电报以及通报第七期1600元赈济基金的电报都收到了。非常感谢这笔拨款！有了这笔钱，我们就有望在新年后，在去年秋收的粮食吃光前开展大规模的赈济活动了。
妇女传教会收到的信件是通过轮船邮件邮寄的，而出纳给我们的信件是通过途经香港的航空邮寄送达的。请你看看能否使用相同方式给我们邮寄信件。
从南京迁来这里的大学在途中遇到了麻烦。其中一所大学的大量行李运达南京的长江岸边时，苦力们索要了惊人的高价才将行李运上驳船；但是同学们只取到了第一艘驳船上的行李，第二艘驳船上的行李出现了问题。虽然有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场，但是同学们仍然只能慢慢地在挤满难民的轮船上寻找空位，逐个得以成行。
莱德已搭乘航班离开此处前往汉口，我估计他会于12月13日（周一）前往香港。看起来他之前在此处应该感觉不错，而且很是忙碌。我那时原本打算和他谈谈我们教区财政方面的困难，却完全没能找到一点时间。我认为他的来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而言，都极富价值。我们一直没有河南那边的消息，战线似乎已经延伸到他们那里去了。莱德说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那里，但至少希望能去朝鲜和日本。
前几天我收到了财务副主管巴克先生的来信，询问我们为何不向他提取赈济救助基金。你可否代我们转告他：我们已经按照程序从综合基金中提取了我们需要的款项。我们会在财务报表中将其分列出来。
他还建议我们尝试向长老会提供财政支持，我推测他指的是加拿大长老会。但我还从未听说过他们在中国境内与我们邻近的地方设有教区，而且看样子他们也没有来向我们求助的意思。如果他们有意和我们接触，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向他们提供资助。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维持正常开销方面还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有一些中国人来找我们，希望将他们的资金投到海外安全的地方去，我们就卖了一些多伦多汇票给他们[12]。重庆方面现在简直是对各家外国商行予取予求——因为商人们愿意变卖一切资产，只要有股可卖、有钱可汇走。我们持有的资产有些肯定在贬值，但好在我们有足够多的资产在手中，应该可以再维持几个月。不过一旦汉口被日本攻占，我们就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中，下一步将会阻碍从香港经由昆明的汇款。
如果一个人想学习农业方面的专业，不知道在咱们加拿大有没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我们自己的男孩中有一个非常优秀，已经在这边的大学教课几年了；对于一个完全没到海外学习过的人来说，他已经学到他在此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所以想寻找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我们很希望他离开这里回到加拿大去，但是又担心他学不到更先进的东西；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似乎过于理论化了，从我们搜集到的信息来看，康奈尔大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如果在加拿大既能得到资金支持，又能得到培养的话，我们当然愿意他回到加拿大。他在这边已经对我们的传教士进行了很好的“洗脑”，让他们具有了“乡村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