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

微雨书细

近代中国，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的：军事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和文化甚至思想和精神等几乎每一个领域，以至我们描绘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时，不能忽视外国人的存在。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在中国境内有许多外国人——有数万人居住在大城市中，其中大部分是在外国人参与管理的条约港口，数百人一直受历届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布道教堂。此外，还有外国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以及外国海军舰船游弋在中国内河。……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来自西方，即使是通过日本传来的也是一样。……1912年谈判革命议和的两个中国青年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是讲的英语；……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还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模式和促进力量。

当把外国人移植到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中时，却是一幅“半殖民地”的生活图景。

香港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2000.017P/1755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在不平等条约下的中国，外国人居于特殊的地位，享有种种特权。……1842—1844年订立的条约中，通过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正式协定，以及列强对特权的坚持，由此开始，全部“外国建立的机构”基本上都不受中国政治机构的管辖。……在“条约港口”，中国的国家主权被外国破坏了：外国侨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管理下，得以在此居住，并拥有财产和从事工商活动（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地旅行，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得在内地居住）。……在16个条约口岸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侨民居住设立的特定区域，其地方的行政权由外国人管理，其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住在内地的传教人士，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制度的权利和特权。……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侨民，在中国境内自由办理学校；对学校的选址、课程、教员资格等方面，同样也都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租界里的大部分外国侨民的生活方式，都被那些雇黄包车（一英里五分钱）、付现款乘舢板、主日教堂的捐献等漫画了。普遍用来付款的票据或钞票，象征列强的商务、外交、军事和宗教代表们，……十几个教会团体在上海设立机构进行活动，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传教活动中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有13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华中英国圣公会主教座堂）、新天安堂（英国早期风格，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教堂、位于黄埔路的德国福音教堂。

但不能否认，在这些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也不乏一些看似友善的外国人，他们生活在中国，也在观察着中国，能讲一些汉语，有中国朋友。

出版于1921年的《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影印本，用于帮助新来的传教士学习中 文，特别是四川方言。

图片来源：《成都我的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后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其中有的人对正在变动的中国，作为真实而有见地的观察家，致力于学习中国语言、艺术、文学等，结交中国朋友。……1910年以前，新教传教士的语言学校，只有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两所，安庆一所的开办时间可以追溯到1887年。在每一个布道站，语言训练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民国初年，各教派联合开办了一些高质量的跨教派联合语言学校，采用现代化的“语言教学法”，并使用分级教学课本。中华内地布道会采用鲍康宁牧师编的基础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1912年，金陵大学开办传教士训练部，每年约有来自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150名学员入校学习。1921年，燕京大学录取了147名学生。此外，尚有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传教士训练学校，上海的东吴大学英语方言学校，广州协和华语学校。与外交官很像，很少有传教士能用汉文达到能说能写的程度，但传教士中也有不少人大致能说当地的方言。

富有进取心的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就是这样一群外国人，他们不同于狂热维护本国利益的外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也不同于拼命追求物质利益的外国商人，他们自以为公正善良，主张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文化，并建立新制度。尽管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始终存在。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数非常少的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传教士生活在密集建筑的布道团院落内，结果导致其在心理、生理上严重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相对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更得益于条约口岸的开放。特别是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内地并迅速发展。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与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条约生效期间更喜欢开放口岸的安全和比较舒适的生活。其原因有几点。内地还没有新教徒团体和设备需要予以照顾。新教教士在数量上还很少，据报道1858年是81人；仍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在通商口岸进行交涉要更加有效。最后，他们与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这个早期阶段，家室之累是他们卜居口岸以外地方无法克服的障碍。……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在华传教的基督教徒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础。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传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旧两派传教士像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成都四圣祠北街

拍摄时间：不详

照片档案号：1998.083P/20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到1919年，共有6639名新教传教士分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新教宣讲福音的活动，从所驻地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大部分的布道站离城市有数里之遥。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至130个；另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36个不以教派划分的基督教组织。而随着中国某些条件的变化，新教传教士也在调整策略，更多地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新教与中国的改革力量之间似乎又形成了临时联系，新教事业得以繁荣。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在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后不久的几年，中国的基督教盛行新教。……在清代的最后10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教会学校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在民国的前10年，情况也是如此，并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示范行动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多半是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这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农业科学、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兴领域的开创者。……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从劝个人信仰关心的重点，转向扩大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的目标上。这意味着新教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在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以后的20年中，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在原来寻求武装干涉以求保护其特殊地位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中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汇合在一起。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缠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救济灾荒，公共卫生（消灭肺结核，灭蝇运动），建造公共运动场馆和娱乐设施，禁烟运动，农业的科学研究，这都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积极参加的事情。……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一段时间迅速发展之后，1925年的学生总数已达3500名。……1919年，有240个新教驻地中心共开办了326所医院，共有16737张病床、464名外国医生和206名外国护士。

1890—1905年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四川属于长江流域省份，在川的新教传教团体自然在这个时期快速成长，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卫理公会（监理会）。加拿大传教士于1892年进入四川，到1919年已发展成为中国18个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之一，在传教士人数上位列第9。加拿大卫理公会布道站的地理分布只集中在四川，这与其他新教传教团体分布在多个省份有明显区别，因而传教士的分布更为集中，平均每个布道站有18人以上，远远高于6~7人的全国平均数，比一些沿海省份的布道站人数还多，这大大改善了内地省份因为所驻传教士人数较少，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英方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这些所驻传教士较少的地方，多是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省份。传教士驻地的8个中心，是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1919年18个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普通”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实际的分布情况却大不相同。……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除了布道，还广泛从事教育和医疗事业。而人数分散的小布道站的主要工作，则只是传布福音。中华内地布道会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工作，4%从事医疗工作。而公理会只有28%从事传教工作，64%从事教育工作，8%从事医疗工作。……新教的学院经过改组，最终合并组成13所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30年代渐臻于完善。……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由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主持，在人事和组织上都具有两国的风格。

伴随新教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加拿大传教士与多数新教传教士一样，在影响中国人的同时，也在感受来自中国人的复杂反应，这种影响和反应在不断地变化。但可以肯定，变化的方向具有强烈的改革倾向，因为他们都处在充满改革思想和活动的近代中国，以至加拿大传教士书信的字里行间自然描绘出一种与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活动具有紧密联系的历史图景，即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