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永固——回忆二十七年来结识袁行霈教授的经过
康达维（David Knechtges）
初次认识袁行霈教授是1988年的仲夏。内人张泰平和我受邀参加在长春举办的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当年，要在国外购买国内的航空机票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幸有北京大学的朋友为我们安排了从北京到长春的团队机票。当我们离开北大校园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了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袁教授，他也正要前往长春参加这次的《昭明文选》会议。巧合的是，当时我也正担任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的系主任。在机上，我们比邻而坐，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两人有许多相同的看法，言谈投机，欲罢不能。在美国汉学界，我早就听过袁教授的大名，但是当年，中、美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十分有限，购买国内的学术论著十分不易，我甚至不知道袁先生是国内研究陶渊明的专家。经过几分钟的交谈之后，我就认定袁教授对文学研究而言，是位深有内涵的学者、应该多多向他学习、请教。
当年参加该会议的著名学者有曹道衡教授、沈玉成教授、马积高教授、穆克宏教授、屈守元教授、孙钦善教授、还有来自日本的冈村繁教授、兴膳宏教授、清水凯夫教授，以及来自香港地区的何沛雄教授。我对袁教授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从〈昭明文选〉所选诗歌看萧统的文学思想》特感兴趣。从那时侯起，那篇论著就列为我的研究生必读书目之一，后来我在撰写其他论文时，也多次引用这篇论文的内容。
1997年，袁教授荣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同年11月，我邀请他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作一场演讲，小住寒舍。当时正值美国的感恩节之前，按照美国习俗，我烤了一只大火鸡，加上填料，配上一些应景的时蔬鲜果，另外也邀请了系里的一些同事和国外留学生，大家围聚一桌，好不热闹。当年的脆皮烤火鸡，袁教授至今似乎仍然津津乐道。
袁教授在寒舍大约住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我们开车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旅游，参观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珍本藏书。另外还拜访了甲骨文专家高岛谦一教授。当晚高岛教授在温哥华的中国城设宴招待袁教授，正宗美味的中国菜，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西雅图这段期间，袁教授正在审定《中国文学史》的稿本，有些问题，他征求我的看法，并接纳我的建议，使我觉得光荣万分。
下一次再见到袁教授的时候，当是1998年的秋季。袁教授邀请我参加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我演讲的主题是北京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百年来的关联。我有多位大学老师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或是任教过。在闭幕的晚宴上，袁教授要我代表北美的同仁说几句祝贺之辞，当年参加庆典的北美人士，不乏年高德劭的国际知名之士。袁教授指定由我代表发言，受宠若惊之余，我整整花了一个下午准备当晚不到十分钟的演讲。
2000年千禧年之后，我仍有许多机会与袁教授在不同的地方会面，其中最值得回忆是2004年的10月。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令人惊喜的是，袁教授正好在该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联系上后，我立刻邀请袁教授和夫人杨老师到中国餐馆用午膳，见面后的欢乐自在不言中。城市大学比邻一座庞大的购物中心，饭后我知道袁教授喜食冰淇淋，正在寻找之间，一家美国知名的冰淇淋店Ben and Jerrys呈现在眼前，买了三份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谈，乐不思蜀。这时袁教授又提起1997年在寒舍的感恩节大餐，畅谈往事，忘了下午开会的时间。这时大会派出以前指导过的博士生Joe Cutter教授前往寻找，找到我们之后，他却坐下与我们继续畅谈许久，忘记了本身肩负的使命——催促我赶紧回到大会，继续下午开会的行程。
2005年，在袁教授的安排下，我参加了北京论坛，并结识了当时参与撰写《中华文明史》的学者专家。当时《中华文明史》的编写工作即将完成，座谈会上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将整套文明史翻译成英文的可能性。我当初十分犹豫，首先，要找寻合格的翻译专家是何等的困难。另外我也曾顾虑到，要找一个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样一套英文巨著，又将是何等的不容易。
伦敦《中华文明史》英译本首发式，与袁先生合影（右一康达维）
《中华文明史》在2006年出版之后，袁教授跟我联系有关翻译的问题。在张泰平的协助之下，我们终于组成了一支翻译团队，在从事英文翻译的这段期间，我们经常和袁教授保持联系，凡是有关的问题或疑难，袁教授总是立刻回复或是解答。另外，在资金方面也获得了解决，北京大学以国际行情支付所有的翻译费用。翻译期间，翻译团队每年固定前往北大，向原作者请教翻译上所遭遇的疑难。会后，张泰平和我经常前往拜访袁教授和夫人，他们总是在邻近的全聚德设宴招待，谈话的内容从古籍书册的内容到饮食文化，无所不谈，每次尽欢而返。
翻译工作仍在进行的时候，最令人担忧的是，还没有确定的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中华文明史》的英文翻译。终于在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潘仕勋总裁（Stephen Bourne）听说了这套翻译，不但建议而且还鼓励他的总编辑接受出版《中华文明史》的英文翻译。记得2010年的秋季前往北京，袁教授如常设宴招待，受邀的贵宾还有潘总裁和北大的一些同事，欢笑言谈之间，袁教授宣布《中华文明史》的英译本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且将采用美式的英语作为翻译的标准，当晚喜事连连，令人难以忘怀。
当年若不是因为袁教授的邀请，我是不可能同意翻译文明史这份艰巨的工作，在翻译这段期间，更加深了我对袁教授的敬慕，而这时候，我也开始觉得我们变成更为亲近的好友了。翻译《中华文明史》有些时候并不顺畅，许多难懂、难解的词句，在没有任何注解的情况下，要找出相对的英文词语是十分困难的，还有些时候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使中、英表达方式迥异，这意味着针对英文读者的需要，英文版在措词遣句上须作适当的修改。多次与袁教授商讨后，对袁教授以委婉、巧妙的方式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越加敬佩，袁教授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宏观的学者，他以自己独特的学识和方式，在中、西文化的这道鸿沟上，架构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二十七年前结识了袁教授，曾经跟他交谈过无数次有关文学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我的职业生涯路途上，袁教授在中国文学方面，是最具有感性、最能洞察文学微言妙语的学者。在最近由荷兰Brill出版社出版的四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汉学资料汇编》（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Reference Guide）之中，我收录了两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词条，一篇是已故曹道衡教授的汉赋，另一篇是袁教授的陶渊明。我将陶渊明这个词条翻译成英文后连同其他的词条作为样稿，交给该出版社亚洲部门的总编辑Albert Hoffstaedt博士审核出版的可能性。Hoffstaedt博士也是一位资深的古典文学学者，深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并不知道这篇是由中国学者所写、由我翻译的作品。他看了样稿之后，特别赞赏陶渊明这篇，他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位真正爱好文学的学者”。我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海陶伟教授也是一位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他常说：任何人想学习或是讲授文学，这个人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位真正“文学的爱好者”。袁教授正是一位这样稀有、真正挚爱文学的学者。他教导了无数的学生和学者，启发他们如何去真正欣赏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
我珍惜与袁教授数十年来的友谊，我常常称他是我的知音。虽然我们两人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文化背景，但是我却认为他能真正地分享我对文学的爱好。更重要的是，我能跟他自由自在、尽兴畅谈中国文学或是其他的事情。袁教授是我真正的知音！
（作者单位：华盛顿大学东亚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