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从袁先生编文学史琐忆
黄 霖
1996年11月，突然收到从未请教过的袁先生的信，邀我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作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当然欣然从命。
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单位的招待所内开了第一次编委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在当时的编委中，有比先生年长近十岁者，如聂石樵先生，也有如我与莫砺锋先生、李炳海先生这样比先生小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作为主编，对人都十分尊重，和颜悦色，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有板有眼，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开起会来，对每个人的意见都认真听取，从未见他有一点懈怠或倦色。最后大家在门口拍了一张合影，九个编委加上教育部的领导与编辑人员，一共20人，忙乱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先生立在何处。照片印出来一看，先生作为主编，站在后排左边第4个位置，其谦恭、随和之态跃然纸上，顿使我脑子里跳出《诗经》中的一句诗与袁先生联系了起来：“温其如玉”。
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联想到“玉”，还由于玉不仅观之能感其温润，而且即之则知其坚致。先生每次开会都是有主见，有决断，且想到方方面面，思虑缜密。编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基本原则、构架体例、全书分期、章节安排、人员组织，到书写规范、时间进度，乃至稿酬分配等等，都胸有成竹。他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为了更好地完善他的构想，统一不同的意见。当时编史，他提出“守正出新”四字，就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恕我孤陋寡闻，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法，觉得很新，也隐隐感觉到了他的柔中之刚。在当今思想比较活跃的年代里，如何既“出新”而又“守正”，就特别富有针对性，更何况编写的是教科书，岂能自说自话？记得在一次编委会上，我提出过一个问题，即我们编史，要不要有一条线贯串始终？先生的回答是：不设任何线，文学史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使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起来。因为这个问题长期纠结在我心底。历史上不少人编史，是为他的一种时髦的理论服务的，叫做以论带史，比如胡适编《白话文学史》，就用语言的白话化贯串始终，后来一些人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乃至用儒法斗争的“红线”来编史，看起来也满有道理，一时间也能风生水起，但事后想想，不禁使人疑窦丛生。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史，究竟能否用一条线串起来？当然，假如在题目上标明：这是写“白话”的文学史或其他主题的文学史，也未尝不可，也的确能从某一角度来说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假如要着眼于写一部包罗中国整体问题的文学史，如果用一条线串起来，取其一而舍其万，怎么能不削足适履、不刊尽繁华？怎么能不强词夺理、不牵强附会？看来，还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能更符合客观实际。就在“守正出新”的指导思想下，大家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书出来时，先生又强调不谋划任何宣传活动，但社会上对这套教材还是给予高度重视的，在当前教材多元竞争的状态下，全国多数高校都是用它作为教材的。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初版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一些“硬伤”。不久，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发表文章，对这部书的“研修书目”提出了质疑。上海某报还据此似在头版发了一条新闻，扩大了影响。不但如此，紧接着又派记者去采访袁先生，看看先生如何表态。令一些人颇感意外的是，袁先生并没有一触即跳，或者将记者拒之于门外，而是非常诚恳地欢迎批评，认为杜泽逊教授提出的意见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多意见都是中肯的，表示以后修订时给予重视，充分地显示了一个学者的雅量，一时间成为学界的美谈。
由于杜逊泽教授提的那些问题，大致与我没有直接关系，对我说来只是敲了一次警钟而已。稍后，就这部文学史，《文学遗产》与高教出版社联合召集了京津地区的一些专家开了一次研讨会。会后在《文学遗产》上选发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吴云先生的文章就与我大有关系了。不但与我有关系，而且也牵扯到了袁先生。
吴先生的文章着重谈了分期的问题，而分期问题又主要集中在使用“近古”、“近代”、“近代化”等“概念使用上”，他认为这里“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假如真如吴先生所云，这就不是小的枝节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明代乃至全局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雅量”了，而是必须要把问题搞清楚。假如我们是错了，就必须改；假如没有错，就必须坚持。我仔细拜读了吴先生的文章之后，才明白他在匆忙之中，没有注意到袁先生与我所使用的一些“概念”与提法的细微之处，才觉得“矛盾”了。于是我即写了篇文章《关于明中叶文学“走向近代化变革”的问题》给《文学遗产》，作了一些解释。吴先生认为，袁先生在《总绪论》中既说明代嘉靖以后的文学“划时代的变化”、“文学新时代”，又说整个中国文学到五四以后才有了“质的变化”，这两种提法是矛盾的。用吴先生的话来说：“既然没有‘质的变化’，又何来的‘划时代的变化’？何来的‘文学新时代’？”其实，他没有看清楚袁先生在讲“划时代的变化”、“文学新时代”时，是十分明确地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内的，认为明代进入“近古”期后相对于前代文学是“划时代的变化”，是进入了“文学新时代”；而袁先生所说的五四文学的“质的变化”，是放在包括古代与现代的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范围内讲的。吴先生把在两个范围内或两个层面上的提法扯在一起来衡量了，这就难怪他觉得矛盾了。
关于我在明代部分的《绪论》中说嘉靖以后的近古文学“走向近代化变革”是否与“近代”的概念相混淆的问题，其实我在编写时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编这部文学史时，开始的分工只是按朝代分。后来袁先生提出要分成“三古（上古、中古、近古）七段”。那次会议我因病没有参加，由郑利华先生代我出席的。郑先生回来对我说，近古与中古的分界定在嘉靖年间。由于这一刀切在我负责的明代的中间，开始觉得这会给我写明代的《绪论》带来麻烦，但考虑这还是有道理的，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认为五四的源头就从晚明开始了，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但是，嘉靖以后的年代作为“近古”的开始，用怎样的提法才好呢？我想来想去，后来就用了“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这样几个字来表述明代中后期文学的突变。所谓“有力地”，就既隐含着这个变化的过程已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又以“有力”显示界限，呼应了将明代中叶作为“近古”开端的观点；所谓“向着”，就既表明了嘉靖以后还没有跨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门，只是“向着”而已，又表明了这时的文学毕竟是在朝着近代的方向迈进，是属于整个“近古”的新范畴。在我的想法中，这个“向着”非常重要，它既使“近古”的两个阶段联系了起来，又将这两个阶段的界限划得十分清楚：前一阶段是“向着”近代迈进；后一阶段才是进入了“近代”。可惜的是，吴先生对我煞费苦心所下的“向着”两字没有注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常把“向着”两字忽略，将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向着近代化变革”，径与“近代化变革”或“近代”等同起来。这样，删去了两个字，将两个概念一混，就全盘皆错了。反之，若把这两个概念分清楚，那么，吴先生所觉得“难以克服的矛盾”，都能得到“圆满”或较为“圆满”的回答了。
我下笔写这篇文章时，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觉得自己当初那样编写是经过考虑的，要改的话，牵涉的面较广，且实在也不知如何改法，但当将这篇文章写好要寄出时，又犹豫起来了，因为这里还关涉到袁先生。我这样做，是否会将他牵扯进去？是否会有损他的令名？甚至是否会有人会认为这是由袁先生指使我写的呢？因此，我又在文章的结尾处加了一段话：“最后，必须要作说明的是，袁本《中国文学史》是集体著作，我的这些想法完全是个人的意见，在撰写过程中没有同任何一个参编者交换过意见，若有误解或不妥之处，当由我一人负责。”
文章发出后，没有听到什么反响，袁先生也没有说什么话。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十几年，今天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翻阅了近日问世的第三版的《总绪言》，发现袁先生在这里仍然是一字未改，还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内“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还是说“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还是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不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而“有了质的变化”。这正反映了袁先生治学中的缜密与坚栗的一面。他正像玉一样，在温润其外的同时，还有它的细密的纹理与坚硬的质地。在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礼记》中的一句话：“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栗，就是坚硬的意思。用“温润而泽”与“缜密以栗”来总括我印象中的袁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应该是十分贴切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