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乐章 华丽家族，群星璀璨
蒋英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男人声名赫赫：父亲蒋百里，军事理论家，以兵学泰斗闻名于世；丈夫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蒋百里从未在战场上率领过一兵一卒，却孕育了中国上百将星，更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被称为“东方第一军事家”。
1.藏书世家出娇美
蒋英，号群士，1919年10月1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海宁。海宁的蒋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蒋英的曾祖父蒋光煦（1813～1860），是海宁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贮书十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称得上“书香门第”。在传统的家庭教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的承载下，海宁蒋家的后代在文化、军事、艺术等领域都颇有成就。
海宁地处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南端。海宁之名，寓“海涛宁谧”之意。海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皮革之都、文化之邦、旅游之地”的美称，以潮文化、名人文化、藏书文化、灯文化最具地方特色。被誉为天下奇观的“海宁潮”因其潮高、多变、凶猛、惊险而饮誉海内外，白居易、李白、苏东坡等为之留下了千余首咏潮诗词，乾隆皇帝曾四次到盐官观潮，孙中山、毛泽东等伟人也曾来海宁观潮。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是杜牧浪漫的诗句。杜牧对于扬州多桥的描述同样是适合于海宁的。站在海宁硖石紫微桥上眺望，脑中定会冒出卞之琳先生的那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藏书文化是海宁的一个重要特色。自宋以来，海宁已成为人文渊薮之地，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许多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喷薄而出，灿若星辰，点缀着无垠长空。《影响中国的海宁人》一书所录的约五十名名人中，其中包括国学大师王国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文史古籍校勘家张宗祥，诗人徐志摩、穆旦，小说家金庸，实业家查济民，书画艺术家钱君匋，漫画家米谷，等等，他们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海宁涌现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并非偶然，这得益于海宁的藏书文化，最典型的特征是众多的藏书楼，其人文精气直接熏陶了一批批的文化人。可以说，古代和近代的海宁人长久以来浸润于悠悠的书香，文化底蕴深深地根植于浩繁的书卷里，这才有了名人辈出的局面。这些名人的根须是深深扎在藏书楼的书卷里的，清乾嘉以来日益兴盛的藏书文化精气，直接润泽了其后的莘莘学子，使他们在特殊的年代里相继爆发，最终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海宁的私家藏书活动始于宋代。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到清代时达于鼎盛。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有藏书家38家，在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据范凤书先生《中国私家藏书史》所载，清代全国万卷以上的藏书家543人，而海宁一地即有11人，海宁历代藏书家达80人之多。海宁的藏书楼和藏书文化可以称得上蔚然大观。海宁的藏书家虽有官僚、富商，大多还是诸生、贡生、监生等学者型士人，这是因为他们家庭条件较为优厚，藏书为用、为著述，这是海宁藏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代硖石的藏书家以陈鳣的向山阁著称于世，继起的则有蒋光煦的别下斋和其从弟蒋光焴的衍芬草堂。王国维曾评价这一时期海宁的藏书文化：“（海宁）固文献之邦也。康雍之际，他山先生（查慎行）得树楼与马寒中（马思赞）道古楼，并以藏书著闻东南。至乾嘉间，吴氏拜经楼，陈氏向山阁之藏，乃与吴越诸大藏书家相埒。而蒋氏生沐之东湖草堂，寅昉之宝彝堂为之后劲。”
刊于咸丰年间的《东湖丛记》，为蒋光煦的读书笔记，其中记录了他平生寓目的诸多珍本秘籍和金石碑帖，凡141则。蒋光煦自谓“随得随抄，初无义例，丛零掎拾，自备遗忘”，因其抄录了这些罕见典籍中的大量遗文、题跋，由此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版本学和金石学资料。
此书传世有两种本子：一是咸丰六年（1856）蒋光煦别下斋自刻本；一是光绪九年（1883）江阴缪荃孙辑刻《云自在龛丛书》本。
蒋光煦少孤好学，凡音律、博弈、杂艺、诗文莫不涉猎，继而专意收藏金石书画，十余岁即开始藏书，得其从叔蒋楷大半藏书外，又加意搜求，数十年先后积古籍达5万余卷。延聘学者张叔未、费晓楼、翁小海、管芷湘等为其鉴别和整理藏书。建藏书楼为别下斋、双峰石室、颐志居、北苑夏山楼，其思不群斋专藏明刊本、抄本及其他善本。最多收藏达10余万卷，名刻善本居半。钱泰吉、俞樾、邵懿辰、钱熙祚等学者至其家，见其所藏多影宋抄本、刻本，极为推重。
蒋光煦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编校精当，为艺林所重。还刻有《瓯香馆集》《群玉堂英光堂残帖》；著有《东湖丛记》《斠补隅录》《花树草堂诗稿》《别下斋书画录》等。
他刊刻的《别下斋丛书》，收书28种90卷，为前代及同代人著作，多词学专著。先辑为《宜年堂丛刊》，后经重编成此书。另刊有《涉梓旧闻》丛书，收书25种100卷，是《别下斋丛书》的续编，主要收金石考订和金石之作，校勘较精。刻《群玉堂英光堂残帖》，为研究书法提供了资料。藏书印有“放庵居士文房之记”“别下斋藏书印”等。惜所藏图书和刊刻图书的版片于太平军起义时，悉被毁于兵火。著《别下斋书画录》，管廷芬为之作序，并叙述其藏书源流甚详。
蒋光煦从小就励志好学，年长后豪饮好客，精通音律、博弈及诸般杂艺，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蒋家原本就是书香世家，其堂伯祖桐庵筑有藏书楼深柳草堂，堂伯父梦华筑有藏书楼来青阁，藏书不少，虽昔人有言：“积金未必能守，积书未必能读。”蒋光煦自幼便好购藏，勤于搜访，但凡遇到名迹或善本，不惜千金以求，家中图书满室。
蒋光煦所藏既富，所见又广，在长期购书中，善与苕贾打交道。苕贾即书贾，因为当地江河水网密布，旧家积书也流落颇多，所以贩书为业成为谋生一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活动于江南一带的书贾客船的主人称作“苕贾”。蒋光煦搜集古书之法，就是将自己所藏之复本及刻印稍逊之书与湖州等地书商交易，而当时书商的种种作弊手段，客观上提高了他的版本鉴别能力和识见。
别下斋藏书楼毁于近代太平军入浙时。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入硖石，蒋光煦居所被毁，所刻《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书版、生平所藏珍籍及金石书画等未随身携带走的亦同时成为劫灰。避难在桐木港的蒋光煦听到消息，痛心呕血，不久即离开了人世。
衍芬草堂与旧日的别下斋毗邻，主人蒋光焴（1825～1895），字寅昉，号吟舫，一号敬斋，是蒋光煦的从弟。贡生，候选大理寺评事，著有《敬斋杂著》《敬斋杂诗小识》等。
海宁蒋氏原是海盐吴叙桥蒋家村人，于乾隆中叶迁居硖石聚族而居。其祖蒋云凤迁硖石后有子四人，蒋光煦是二房之后，蒋光焴是四房之后。蒋氏藏书始自蒋光焴的祖父蒋开基、嗣父蒋星纬、父蒋星华，至蒋光焴更广为收购，每遇善本，不惜重金收藏，或辗转传抄得之，在硖石蒋氏宗祠后另有藏书处三楹，贮藏明清两代古籍。蒋光焴与其从兄蒋光煦并著称于浙江，后人称为“二蒋”。他的衍芬草堂约始建于乾隆末叶，门首有联：“九侯望族，万卷藏书。”草堂所藏蒋光焴自其祖迄其曾孙，聚书保藏二百余年。
衍芬草堂现位于硖石镇河东街八十六号，除了最前面的两座厅堂，即宝彝堂和五砚斋，在20世纪50年代因海宁市搞排涝工程拆除外，至今大体保存完好，目前尚存衍芬草堂、颐志居、北苑夏山楼、思不群斋、双峰石室等五座厅堂。
中国文化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藏书家都希望世守其藏。然而，书楼有兴废，藏书有盛衰，私家藏书已经成为典籍中记载的历史，书楼已经成为书籍中用以怀旧的名词。李清照有言：“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这也仿佛成了古今藏书家无法逃避的宿命。海宁曾如珠玉般璀璨的私家藏书楼，现独存衍芬草堂。但不灭的却是人们对知识的敬仰和对文化的崇尚。这些藏书楼虽历经百余年仍难免消失，让人看到了这种“不朽”是脆弱的，然而它也是坚韧的。因为，的确有不朽的东西流传了下来。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蒋英的父亲、“一代兵圣”蒋百里（1882～1938）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蒋百里就出生于书香熏染的蒋家，他祖父就是著名的藏书家、别下斋主人蒋光煦。蒋家至蒋百里时家道已中落，但蒋母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因此蒋百里从小就接受母亲严格的教育，饱读古文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底子。他的一生，虽在军界，但并非一介武夫，而是和所有饱学之士一样才华横溢。蒋百里先生的个性魅力、人格光辉，无不与青少年时期的文化熏陶有着深厚的渊源。若是在一块文化贫瘠的土壤里，我们无法得知是否能够孕育出蒋百里一样的名家。
而蒋光煦曾孙蒋复璁（1898～1992），即蒋百里的侄子，1923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时梁启超自欧洲购回大批图书，便与其叔父蒋百里创办松坡图书馆，蒋复璁出任编辑。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蒋百里出使意大利、德国。次年初回国，即投入护送善本图书西迁工作。
1965年，蒋复璁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并连任八届院长，曾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后为台湾“中央图书馆”终身名誉馆长。曾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得到过韩国成均馆大学和美国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以及罗马教廷“圣额我略高级爵士”称号。1983年退休时，台湾当局授予其二级景星勋章，又获得台湾“教育部”金质奖章及“行政院”文化奖章。退休后任台湾“总统府”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蒋复璁先生学识渊博，尤精图书、博物。个人专著计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参与编著有《珍帚斋文集》。主编有《徐志摩全集》和《蒋百里先生全集》。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台湾文博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全球文博界誉为“中华瑰宝的守护神”。
2.父亲，兵学泰斗蒋百里
在蒋英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男人声名赫赫：父亲蒋百里，军事理论家，以兵学泰斗闻名于世；丈夫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蒋百里从未在战场上率领过一兵一卒，却孕育了中国上百将星，更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被称为“东方第一军事家”。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于光绪八年九月初二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其一生风云激荡，堪称传奇。
蒋光煦晚年得子，这个孩子就是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字泽久，号壶隐。因蒋学烺生来左臂残缺，蒋光煦不喜欢他，家人们又因他为畸形儿多有歧视，待养到十余岁就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蒋光烺做了几年小和尚，却不喜欢念南无，也不喜欢念子曰，另外找出一条读医书的门路来。到了二十余岁，他就悬壶济世，还俗行医，不久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
留学德国时期的蒋百里
蒋百里的母亲杨镇和不仅是一个知书识字的女人，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是蒋百里的启蒙老师。蒋百里咿咿学语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教儿子唐诗和四书；等他年纪渐长，又给他讲《封神榜》《西游记》。
1894年，泽久先生病卒于海盐，蒋百里时年十二岁，母子俩回到硖石居住，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蒋学烺未得到家族遗产，母子俩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脩（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圆至8圆大洋，已开笔的8圆至12圆大洋）。”从此蒋百里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他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蒋百里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浓，“杨夫人有一次生了场大病，蒋百里学习古人割股疗亲的事，竟然自己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熬汤给母亲吃，他母亲闻到味道后，又看到儿子的创口，母子俩抱头痛哭”。
张学继在研究蒋百里的过程中，对1923年杨夫人去世后蒋百里的痛不欲生之情也印象深刻：“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当天就南下奔丧，蒋百里的得意门生唐生智与其他同学立即派龚浩为代表去海宁吊唁，用竹箩筐挑了银圆作为丧葬费用从湖南送到硖石。蒋百里含泪作书请梁启超撰写墓志铭，并在老宅附近建怀萱堂以为纪念。”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十五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十六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他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及《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十八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三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三千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八万字，行销国内。鲁迅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时万人争诵。鲁迅当时同是留日热血青年，曾向此刊物投稿。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传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文章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嘉良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轫，并非自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创刊，而是自1903年由蒋百里主编的《浙江潮》在日本东京创刊。
《浙江潮》发刊词
蒋百里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秋夜月午，有声激楚，若怨若怒，以触于吾耳者。此何为者也？其醒我梦也欤？临高以望，其气象雄，其声势大，有若万马奔腾，以触于我目者。此何为者也？其壮我气也欤，夫子胥之事，文明之士所勿道。虽然，其历史可念也。呜呼！亡国其痛矣，不知其亡，勿痛也，知之而任其亡，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听，而以身殉之，而卒勿听，而国卒以亡。呜呼！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古事往矣，可勿言矣，而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后人可勿念哉！
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此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
1905年，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有一项最重要的仪式——把天皇的御赐宝刀赠与当届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学生。
这一年担任毕业发布官的是天皇的亲戚伏见宫亲王。他打开名册，宣读出第一个名字，念完后自己都震惊了：蒋百里。第一名竟然是个中国人！要知道，第九期步兵科共有日本学生三百余名、中国学生四名、泰国和其他各国留学生数名。日本学生不仅人数多，而且人才济济，历史也将证明这期学生里有若干未来日本的陆军精英：荒木贞夫（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真崎甚三郎（日本派至台湾的总督、陆军大将）、小矶国昭（陆军大将、总理大臣）、本庄繁（陆军大将）……有这么多出色的日本学生在，天皇御刀竟要被一个中国学生带回中国，不少日本人当场就深感屈辱。蒋百里最终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了中国，中国人获此殊荣，仅此一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百里和他的好友——中国留学生蔡锷、张孝准——学业都很优秀，一度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从此之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
蒋百里是真正的海归精英，回国后投身军界。当时盛京将军赵尔巽破格用人，委任他为“督练公所总参议”。督练公所是一省督练新军的最高枢纽，督办由将军或督抚兼任，其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不到三十岁的蒋百里能够一跃而居高位，就算在当时也堪称异数。
但蒋百里刚到盛京（今沈阳）参与组建新军，就发现这里新旧军之间的关系水火不容，旧军的气焰咄咄逼人。行伍出身的将领张勋、绿林就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等，都是露骨反对建立新军的，而主持新军事务的蒋百里也被此二人迁怒。
“蒋百里那次到奉天只待了三个月。当时，他的老师陈仲恕听到一些风声，害怕对蒋百里不利，便劝他及早离开这个是非场。”王建学说。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的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蒋百里直接找到赵尔巽，要求到德国陆军实习，以求深造，遂成。他出色的才华很快崭露头角，兴登堡元帅和德国的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都非常赞赏他，兴登堡元帅赞誉蒋百里是“东方人杰”，伯卢麦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赴德三年实习期满，蒋百里先回了北京，受邀住在光明殿胡同良弼的家中。良弼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以知兵而为清末旗人翘楚。但政治上，他是个典型的保守派，后来因为坚决反对清帝退位，被革命党人暗杀。良弼看中蒋百里，再三请他担任禁卫军标统（相当于团长）。蒋百里却说：“在日本，我当过排长级尉官，在德国升任见习连长，如果按级升迁，也应该是管带（营长）。我担任军职也是求学的过程，应当一级一级地往上升，以免经验脱节。”于是，蒋百里被任命为禁卫军管带。
1911年初，赵尔巽在转任两湖、四川总督后，调回奉天任东三省总督。他上任后向朝廷奏请，调蒋百里回督练公所任总参议，不过这次调任，却在程序上出现了问题：蒋百里那时的官衔只是管带，属于中下级军官，而总参议则是上中级军官，差了好几级，官场上说不过去。赵尔巽特意想了个变通的法子：在奏折上避去管带官衔，而改称“留德学生蒋方震”，“以二品顶戴任用”。
蒋百里在禁军管带任上，很受官兵拥戴。他辞卸当日，全营官兵围在他住所门前不让走，还是良弼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偷接下来。当天，蒋百里就离开北京，二入奉天。
1912年冬，袁世凯亲点蒋百里以陆军少将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上任后，蒋百里锐意改革，建立新军，却遭到北洋旧派军人的阻挠。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研究会会长任牧辛回忆，当年蒋百里到校第一天给全校师生集体训话：“今后一切事情，方震率先躬行。如果我做好了榜样，你们不跟着来，当以严厉制裁。如果方震不尽职责，办不好学校，当以自戕以明责任。”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前途大好的蒋百里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他不相信“国家终于贫弱，我们的军队终不如人”，胸怀壮志要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建设成最完整的军校，让学生成为最优秀的军官。他呕心沥血整顿学校，培育出大量人才，其中许多未来的将星，如唐生智、陈铭枢、孙震、万耀煌等人，终生以做蒋百里弟子为荣。然而他的才华和努力却让段祺瑞为首的旧派军人极为仇视，他们设置种种障碍，千方百计阻止蒋百里，甚至不给学校拨款。军阀们显然不想花这个钱——军官学校是给谁培养军人？往后这又是谁的国家，谁主未来？军阀们还在思考。蒋百里亲自进京交涉未果反倒受了一肚子气，要辞职又不被批准，骄傲如他，深感愧对全校师生，决意自尽以谢罪。万幸的是，就在那性命攸关的瞬间，站在他身边的勤务兵眼疾手快，冲上去撞了一下他握枪的手，才让子弹险险擦过心脏。万幸的是，蒋百里竟奇迹生还，并在养病期间与日本女护士佐藤屋登产生恋情，结为百年之好。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1912年开办到1923年停办，共历八任校长。蒋百里是第二任，他于1912年12月15日上任，那年他只有三十岁。他只做了半年校长，却是最出名的一位，他的光芒几乎盖住了其他所有校长，以至于前后各期保定军校学生都称蒋百里为老师，一提起来都说，蒋百里是我们的校长。据传蒋百里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时，给学生上课，先讲一对一进攻、一对二防御，下一个课题先不讲，在黑板上写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将领们无言以对。半晌，蒋百里从容地说：“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
1913年，蒋百里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他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十一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参加北伐。袁世凯惊惧而死后，他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4年，蒋百里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蒋百里开始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道路一转，竟有点儿偃武修文之意。1918年至1919年，他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蒋百里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其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同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得到过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与其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五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并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这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中国人撰写的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该书问世后，在十四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1923年，蒋百里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的十五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同胞的抗日斗志。如果蒋百里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也许会多一个文人、学者、政论家，少一个杰出的军事学家。很显然，蒋百里并不愿意偃武修文，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他身中流淌。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他主张联合国民政府，吴不纳，后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蒋百里支持的原湘军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等起兵“倒蒋”失败后，他从1930年1月起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达两年。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曾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后，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1931年12月蒋百里获释。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
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战。
1935年，他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奉命以特使身份到欧洲考察军事，并秘密游说德国、意大利支持中国。1936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提出建设空军的建议。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很少有人知道，蒋百里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后，蒋百里曾在上海设宴邀请陶菊隐先生，讲了不少他在这起事件中的经历。
当年陶菊隐还曾以“西安归客谈”的名字在上海《新闻报》本埠新闻版就此发表了稿件。事件的全过程，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一书中有过详细介绍。
1936年12月1日，赴欧美各国考察“战时总动员法”的蒋百里回抵上海，他还没休整过来，8日便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召他赴西安面谈。12月11日，刚到西安落脚的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电话，约他立即到华清池晤谈。蒋百里如约前往，张学良也在座旁听。当天晚上，张学良与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公宴蒋百里和数位南京军政人员，饭毕，陈诚找蒋百里聊了一会儿，随后陕西省府主席邵力子也来了，谈到凌晨才告别而去。
12月12日，蒋百里醒得很早，他刚打开电灯准备起草欧美之行的书面报告，突然听见外面有稀稀疏疏的枪声，很快枪声自远而近，他只见隔窗有个人影蠕蠕而动，接着枪声一响，影子就倒下来了。
天色大亮时，一位营长军衔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带着两名持枪兵士，一人一边把蒋百里夹出房门，走进客厅。挤在客厅里的有倦眼惺忪的军政大员，有刚被缴械的卫士，也有个别跟随丈夫前来、穿着睡衣拖鞋打着寒战的大员夫人。大家怀着惴惴不安的神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却没人敢谈这一天的事情。
次日上午10点，张学良来了，把蒋百里领到另一个房间，跟他咨询当时的局势：“今天得到消息，何应钦准备和我们大干一场，你看黄埔系军官会不会跟他采取一致行动，假如南京派飞机来西安轰炸……”
“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
蒋百里此言一出，张学良的脸色缓和过来。过了几天，他又来找了蒋百里几次，希望他能去劝一劝“委员长”……在蒋百里的建议下，张学良同意派自己“最看不顺眼”的蒋鼎文去南京，还让其带去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派你最不喜欢的人去，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表明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蒋百里对张学良说。
就这样，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亲笔手令飞往南京，京沪各报争相发表了这个手令。
当时，军政界上层人士知道这其中内幕的，一致认为蒋百里“做了一篇好文章”。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防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犀利地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事实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理论，也可能有蒋百里的烙印。日后白崇禧等人的相关言论、理论均有蒋百里的影子。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
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国民党高级军官讲学，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坚持“全民抗战”“持久战”，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同年9月，蒋介石命蒋百里以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和德国宣传，争取援助。百里虽不抱希望，但“知其不可而为之”。据蒋英晚年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见了蒋百里。蒋百里有一个很好的讲话，说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日本说是打共产党，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民的，我们希望意大利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到德国去。德国与意大利不一样，日本听说中国有代表来德国，早就派人做了工作，所以蒋百里到德国没见到希特勒、戈林。
1938年9月，蒋百里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介石兼任）。同年11月4日，在迁校途中，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享年五十六岁。虽然将军身死不在沙场，但是他身后的荣耀却异乎寻常。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流宿彦纷纷送上挽联、挽诗。而几年之后，他更是被国民政府以国哀之礼风光大葬。纵观民国历史，能够得此殊荣者，唯蒋百里一人。
章士钊《挽百里》诗云：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黄炎培挽百里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蒋百里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但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论，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在章士钊的挽诗里，甚至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或许黄任之的挽联相对客观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蒋百里不一定是“军神”，但一定算是奇人。
蒋百里病逝后，抗战局势不断变化，但是蒋百里所预言的战况一一呈现，而中国的抗战之路也正沿着蒋百里的战略构想，逐次实施。蒋百里生前遗留的话也在振聋发聩：“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可惜的是，蒋百里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所坚信的这一幕。抗战胜利后，在生前好友陈仪等协助下，蒋百里墓迁至杭州，葬于西湖之滨的凤凰山万松岭公墓。
蒋百里在不到六十年的生命里做了如此多的事，在军事、政治、外交、文学、艺术、传媒诸领域都有很高成就，还留下了一段爱情传奇。
著名文史家曹聚仁说，蒋百里本人正像达·芬奇，有多方面的光芒，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他懂文，懂武；他是懂西洋的，也是懂中国的。他通晓拉丁文、日文、德文。他爱文学，他会写诗，多才艺，书法有晋唐气韵。他也会打枪、骑马……他属于文艺复兴的时代。
3.母亲，传奇女子蒋左梅
蒋英不仅有一位声名赫赫的父亲蒋百里，同样也有一位传奇的母亲——蒋左梅，一个有着中国名字的日本女人。
1913年6月18日早晨，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在军校开枪自戕，幸而没有丧生。因为这次自杀事件，蒋百里意外地拥有了民国最著名、最传奇的一段跨国情缘。
蒋百里自杀的消息震惊全国，在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请求下，日本公使派出驻在北平公使馆的优秀医护人员连夜坐火车赶来保定。1913年6月19日，日本军医平户、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佐藤屋登来到保定进行抢救手术。枪伤易治、心病难医。躺在病床上的蒋百里并没有为自己大难不死而庆幸，反倒一直面有郁色，心存死志。
医生平户和护士长佐藤屋登确认蒋身体已无大碍，但心理重创之下，仍有自杀念头，需精心护理和精神安慰。蒋百里与佐藤屋登自此得以单独相处。
蒋左梅近照
佐藤屋登1890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然后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五年。她长得亭亭玉立，娟美秀丽，且性情温柔，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给蒋百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日本医生平户建议蒋百里长期静养，尤其需要精神安慰。恰在此时袁世凯传话说：必须留一人照料蒋百里。日本医生遂决定将佐藤屋登留下负责照料蒋百里。佐藤很清楚，这位年轻的军人虽然已经脱离险情，但需要长期休养，而且精神慰藉比药物治疗更为重要。于是，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余，她也时常陪蒋百里聊天，说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报纸上的趣闻轶事。她除了照料蒋百里的日常生活外，还经常劝慰他不要轻生。她对蒋百里说道：要以国家为重，国家培养一个人才实属不易，死是轻松的，但只有活着才能报效国家。面对一直抑郁不振的蒋百里，她终于忍不住正色规劝：热血男儿，应有志气，天塌下来也要顶着，怎能轻生呢？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情不自禁之下，他对佐藤屋登袒露心声：“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谁来鼓励我呢？”蒋遂放弃自杀念头，同时在心里对佐藤产生了好感。
还有一次，佐藤小姐问他：“蒋校长，你的自戕是否受了日本剖腹殉职、引咎自杀的影响？其实为了办学经费问题，又何必为此轻生！”
百里听了，万分感慨地说：“我的心事，你们日本人怎能理解啊！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丧权辱国，无以自救。为了救国图存，我自幼刻苦读书，此后去日本学习军事，去德国军队服役，去西欧考察，立志振兴中华，寻求治军救国之道。试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又怎能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呢？我最伤心的是，回国以后，得不到施展军事抱负的机会。我开始是在奉天训练新兵，本想把从国外学来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却遭到东北的旧式军队以及绿林部队的抵制和妒恨。他们欲置我于死地，使我不得不逃离东北。在去关内的火车上，又遭到张作霖及其随从的追捕，险些遭到毒手。这次在保定军校，又遭到各方面的非难，这怎不令我痛心疾首！如此下去，我的报国之志何时方能实现？”
佐藤女士听到蒋百里这一段激昂慷慨的肺腑之言，十分感动，对他的爱国热忱和凛然正气倍加敬佩，也对他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寄予无限同情，禁不住流下泪来。她扭过脸去，悄悄地将脸颊上的泪珠擦掉，劝慰道：“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中国不是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吗？”
蒋百里见她谈吐不凡，颇有见识，非一般妇女所能比，爱慕之心油然而生。在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谈心，互为知己。
三周后，佐藤奉命回京，蒋百里感觉失去了精神支柱，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佐藤。伤初愈后，蒋百里辞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后赴京休养。袁世凯给他挂了一个参议（军事顾问）的虚衔，只需养病，收入相当于二十五个私塾先生，足见其对蒋百里的重视。蒋百里对袁世凯丝毫没客气，除了拿钱，蒋还通过袁的关系，辗转向佐藤示爱。
蒋百里到京后，住在一家日本医院中，佐藤也在此工作。蒋百里对佐藤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求。他先是通过其主治医生对佐藤表达爱意。1913年10月，蒋百里的日籍主治医生对佐藤说道：“蒋百里委托总统，总统委托日本公使，公使委托我向你说明，蒋百里希望你能嫁给他。”日籍医生劝她不要嫁给蒋百里，她则表示，她未想过此问题。之后，佐藤决定离开医院。蒋百里又写信给佐藤，请求其不要离开医院。
等到蒋百里痊愈，佐藤屋登已回到了日本。其后，蒋多次写信给佐藤，他表示：我是因为你的安慰为你而活下来的，若你再不理我，我便要去死，要到日本去，死在你们家！蒋百里痴情至此，佐藤也非常痛苦——其实她早已爱上这位年轻优秀的中国军人，但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结成异国情缘，佐藤屋登的父母不会同意。
佐藤屋登写信告诉蒋百里：“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男人本就有很多困难，而我得听从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已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此事无望，你就死了心吧！”
半个月后她接到蒋百里的回信：
“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面前。”随信他还附上一把匕首，信中说：“假使你不回来，那你可把那刀寄回来……”
佐藤拿出蒋百里写给她的信，她父亲看后终于同意她嫁给蒋百里。佐藤这个姓在日本也算是个大姓，毕竟当时中日差距巨大，并且门第思想在日本也是严重的。
蒋百里与蒋左梅的合影
按《蒋百里传》的说法，蒋百里的爱情萌发于佐藤的劝慰。佐藤讲的是很宏大的道理——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国家的；你是国家培养的，要报效国家，死了怎么报效国家呢……蒋百里深以为然，对这个护士刮目相看。后来，他就追求她，追求了很久很久，终于如愿。
劝慰的细节虽然无法证伪，两人的恋爱一波三折，但听起来实在不像谈情说爱，而像岳母刺字。大多数资料中，都有佐藤回国后，蒋百里情书攻势一说。一个名震中外的军人，追求女人则以文动情，这种全才，显然不应属于庸常的当下。倒是两人的女儿蒋英的回忆听起来更有烟火气，蒋英认为，父亲看中的是母亲的美貌和贤淑。
蒋英晚年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护士后来就回去了。这个护士长得既漂亮又能干，父亲爱上了这个女子，可她回日本去了。父亲就给她写信，向她求婚，一封不够两封、三封、四封……写了很多美好的情书。他文章做得很好，想必他的情书写得也很好，最后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让她决定到中国来。父亲派他的士官同学去接她，把她护送到中国天津。他们就在天津结婚了。婚后，就到北京安家。”
1914年秋，在爱情的召唤下，佐藤屋登终于二次乘船来华，他们相逢后，立即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婚礼。这一对相互爱慕的异国情侣终于结为伉俪。从此她再也没有返回日本。这位终身以抗日为己任的名将，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成为民国才子佳人之佳话。
对于这位深明大义又善体人意的夫人，蒋百里当然也十分喜爱。平生最爱梅花的蒋百里，给妻子改了一个中国名字——蒋左梅，他就亲切地称她为“左梅”。这个中国名字一经传开，人们从此便叫她左梅夫人了。
蒋百里后来又在家乡海宁硖石东山西麓购地十亩，种梅二百株，名为“梅园”，园中还建造了几间平房，作为他和左梅将来归隐终老之所。他把梅园托给他少年时一起读书的堂兄冠千照料。不料抗日战争爆发，硖石沦陷，日军把梅园用作马厩，梅树也被砍去，梅园从此荡然无存。
尽管蒋百里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但是他们婚后的生活却是美满幸福的。佐藤屋登热爱和体贴丈夫，因丈夫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善良贤惠的左梅与日本断绝了一切联系。蒋百里并没有因为日本妻子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左梅夫人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喜爱中国淳朴敦厚的风俗民情，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生活。婚后她学讲汉语，不再说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地道的北京话交谈。她也不教五个女儿学日语，只教子女识汉字，她改穿中国服装，不穿日本服饰。女儿蒋英回忆说：“这个日本女子爱中国，爱我们这一家。她说中国话，穿的衣服都是中国衣服，你看不出来她是个外国人。”
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表示愤慨。她常说：“佐藤屋登这个日本女人已经死了，我是一个中国女子，叫蒋左梅。”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她和家人走上街头，与群众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蒋百里自奉清廉，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她自愿将自己的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典卖，买了一批绷带纱布和治外伤的药品，亲自送到前线，为中国抗日负伤的伤员治伤。
西安事变之后，蒋百里捐献出自己的轿车支援抗战，蒋左梅和中国女性一样不辞劳苦，她和女儿们也赶制衣服，参加救护中国伤员的工作，为中国伤兵治伤换药，支援抗战，抵抗日军，她说因为中国人民是正义的。
蒋百里有三位妻子，最爱左梅。1889年蒋百里还是个七岁的顽童时，就由父母包办定下了亲事。女方查品珍出自海宁袁花的名门查家。当时百里年幼无知，对婚事一点也不敢违抗。后来，在国外留学时，他曾向母亲杨太夫人表示，要与查品珍解除婚约，蒋母也觉得两人的文化程度相差悬殊，儿子又常年在外，恐怕不容易结成美满的婚姻，因此曾婉言向女方提出，不料却被女方拒绝。女方表示，誓与蒋百里结为百年之好，非蒋百里不嫁。据蒋百里的同窗好友张宗祥先生说，查品珍说如果要等三年她就等三年，如果要等十年她就等十年。1911年，蒋百里奉母亲严命，与查品珍成亲。婚后不久，因两人缺乏感情，他便匆匆离开家乡，北上任职去了。查夫人终生不育，侍奉老夫人一直到1939年去世。
查品珍也是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远房姑姑，关于她的史料基本没有，只有金庸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她。蒋百里这段由父母定下的亲事，就像鲁迅先生曾经的父母包办婚姻一样，给双方都造成了痛苦。
1923年春，左梅生下了第五个女儿，蒋百里母亲因为急于抱孙子，于是让蒋百里纳她的义女王若梅为妾，但是王若梅却始终没有生育。此后仍居海宁硖石。
蒋左梅因为没有生儿子，让老太太很不愉快，但是蒋百里对左梅对女儿却一直很好，甚至还因为母亲的态度而内疚。所以蒋英的儿子钱永刚就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杰出人物的超前思想。外公生了五个女儿，按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那还得了”。
蒋英晚年回忆起母亲时说：“她很苦恼：第一，蒋百里是军人，家里没有什么人可以陪她解闷，帮助她、理解她，她很寂寞。第二，她生了五个女儿，这对她来讲是压力，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生活还不是很好。‘九一八’前后，我们都是中学生，一回家去，看见妈妈，就对妈妈不好。我们对妈妈很冷淡，跟妈妈保持距离。后来大了，我们懂得了她的痛苦。但是我父亲始终对她很好。”
蒋英晚年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从1931年1月到1932年12月，在父亲被蒋介石逮捕关到南京三元巷的军狱的两年里，还算受优待——给了两间土房子，家人可以来看他。母亲天天早上带着孩子去看父亲，晚上回来。与他相隔两间房的是邓演达，邓演达的家属不能进去，他有什么秘密的信，就托母亲给他带。
蒋百里跟邓演达有的时候晚上也说几句话，但是不久邓演达就不见了。蒋百里在监狱里，主要是写书法，他天天写字，有的时候跟孩子们玩，教孩子们打桥牌、下棋，七八岁的小孩不是对手，都教不会，但蒋百里并不寂寞，还有孩子陪他。
1938年8月，蒋百里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一再谦辞不成，乃同意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是年，陆军大学西迁，蒋百里主持校务，一路西行，边走边写抗日文章。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衰弱，生活都由妻子蒋左梅照料。
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后，左梅夫人在中日两国之间做出了抉择，她奔赴抗日前线，为战地战士做护理。英雄美人绝美故事落幕时，那些庸常的性命如尘埃泛起，只有在偶尔有光掠过的一刹那，才有点刺眼。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蒋百里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蒋百里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左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他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武断地认定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蒋左梅用毒针杀害，只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左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蒋百里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发电报坚决否认，澄清事实。
蒋左梅追随丈夫终生，跟从他抗日，早就自行断绝了与日本娘家亲人的一切来往。这件事给左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左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用汉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左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蒋百里死后，她忍受着因是日本女子而遭人白眼的炎凉世态，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抗战胜利后，1947年，左梅夫人在丈夫生前好友陈仪等人的协助下，将丈夫蒋百里的墓从广西迁到杭州，在起棺时众人发现蒋百里的尸身竟然不腐。蒋百里好友竺可桢抚棺痛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左梅雇船护柩从广西到杭州，将丈夫重新葬于西湖之滨的凤凰山万松岭公墓。1949年，后因万松岭征作他用，征得左梅夫人同意，由蒋百里的学生主持，将遗体起出，火化后迁葬于万松岭附近的南山公墓。
新中国成立后，左梅夫人一直跟着女儿蒋英和钱学森在北京安度晚年，至1978年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左梅夫人的骨灰盒，于1984年由蒋英护送到杭州，与蒋百里一起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左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4.蒋家“五朵金花”
蒋百里的日本籍夫人蒋左梅，共为他生育了五个女儿，世称“五朵金花”，蒋英排行老三，其中，除了大女儿蒋昭因病早逝外，其余四女的身世都颇有传奇色彩。她们都曾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都会两种以上外语，受父亲蒋百里影响，都喜欢西洋古典音乐，看外语原版书，也都喜欢喝咖啡、葡萄酒。她们都很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
蒋和的女儿周瑾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描述外祖父蒋百里对他几个女儿成长的影响：“他对这家人影响非常大，我至今仍然不知，外公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气场，在家里就是如神一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
“外公博学多才，给她们讲了很多知识，也灌输了很多思想：女孩子要读书，要学外语，要开放。”周瑾听母亲蒋和说过一个小细节。1936年，蒋英与蒋和随蒋百里坐船经苏伊士运河去欧洲，一路上蒋百里给她们讲历史，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外公从来不要求女儿做什么，但她们都很有主意。你看我三姨（指蒋英）当时那么小，她一个人在欧洲居然能够熬过二战。”
蒋百里五个女儿，四个长大成人，各有各的人生精彩，各有各的人生传奇。
蒋英的大姐蒋昭（1916～1934），是蒋氏姐妹中的大姐，曾经学习演奏小提琴，但很不幸十八岁因患肺结核早逝。
蒋英的二姐蒋雍，1918年出生，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台儿庄战役时，她以护士的身份，跟父亲坐吉普车在战场上驰骋。后定居美国。蒋雍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员，丈夫是一名工程师。在中美建交后，曾经回国探亲。
蒋英的四妹蒋华（1920～2010），随父母从北京迁到上海，就读于一所教会女子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宁静无忧的生活就被战争打破。父亲去世后，母亲为逃避战火隐居四川山中。家道中落后，蒋华尝到了人世的沧桑。不久，蒋华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只身远渡重洋，赴美留学。1946年，蒋华获得哈佛大学营养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出任震旦大学教授和生物系主任。在回国的船上，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魏儒仆。魏儒仆是一位工程师，也出身名门。他的父亲魏辰组是同盟会创建者之一，孙中山第一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曾任驻比利时大使等职。四十多天的旅途，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回国不久，二人结了婚。1951年，蒋华随先生移居比利时，开始了她五十多年的旅比生涯。
蒋家“五朵金花”：蒋昭（中）、蒋雍（右一）、蒋英（左一）、蒋华（左二）、蒋和（右二）
在比利时，她立志推广中国饮食文化，在布鲁塞尔开了当地第一家正规中国餐馆，经营四十多年，成为当地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中餐馆。蒋华也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传统食品豆腐引进比利时的人，为此她专门从海宁找了一名祖传三代做豆腐的大师傅到比利时传授技艺。
也正是在比利时，蒋华收到了三姐蒋英从美国寄来的一封求援信。她马上把这封信寄给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均夫把信转给了陈叔通，这封信最后到了周恩来手里。钱学森和蒋英这才得以于1955年9月顺利回国。
深受父亲蒋百里的影响，蒋华也特别喜爱中国文化，注重文化的延续。1965年，她开办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中山学校。时逢父亲好友张大千路过比利时，在蒋华邀请下，欣然为学校题名。
目睹父亲为国忧心忡忡，日夜写作，蒋华深受其影响。她曾是比利时自由党的亚裔分部总召集人，为华人进入比利时主流社会牵线搭桥。她还发起了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蒋华还是一名坚定的反“台独”人士。
“四姨（指蒋华）的大儿子是比利时的一名高级外交官，精通七国语言，之前任比利时驻朝韩大使，他有三个孩子。四姨在2005年叶落归根，回国定居。”蒋和的女儿周瑾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她陪四姨去杭州给外祖父扫墓，还回了海宁，当时蒋家祖宅还在。
蒋百里一家合影
蒋华在台北各界人士纪念蒋百里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曾谈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采取中西合璧的方式。放假时，他让我们游泳骑马；他注重我们的功课，却不看重我们的分数。”“父亲常常告诉我们，到了外国一定要学外国人的长处，对自己的文化，也一定要保持优良的长处。他说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文明、守法、守规矩，我们不要太重外国的物质文明；中国人的长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文化。他曾经说过：中西的长处予以合并，我们的国家就强了。”“他规定我们姐妹，每人都得学习一种外国语，这样才能吸收他国的文化，我们的知识领域也才能扩大。”
蒋英的五妹蒋和，1923年出生，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曾就读西南联大，后来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学的是英语。1936年蒋百里再次出使德国，蒋英与蒋和跟着一起去了德国，蒋百里安排她们进入德国一所贵族女校。“‘文革’后，我母亲受邀去德国访友，在那也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和德国渊源深厚，这就是家族的历史，也是外公创造的。”
周瑾说。新中国成立后，蒋和定居北京，在冶金部当过翻译，也做过老师。“文革”期间，她因为身份受到严格审查。“文革”中受到冲击，留下病根，后从北方工业大学退休。如今，蒋和和丈夫住在北京，子孙环绕，安度晚年。
5.金庸、徐志摩：没有血缘的亲情
蒋英的堂表兄弟中，也不乏文化名家，如堂兄蒋复聪曾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表弟查良镛曾创办《明报》，后来更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扬名整个华人世界。2012年2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金庸与蒋英：没有血缘的表姐弟 惺惺相惜》的文章。蒋百里在家乡的原配夫人，名叫查品珍，这是一段包办婚姻。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而查氏夫人与徐志摩也有亲戚关系。据说查氏夫人目不识丁，也没有生育。不过她一直陪伴着蒋百里的母亲杨太夫人，直到去世。关于查氏夫人的记载很少，后人能知道她的存在主要还是因为金庸，而不是蒋百里。
金庸的大姑查品珍，从小许配给了浙江海宁硖石的蒋家。1911年，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与她成婚时，她已经二十九岁了。查品珍一直居住在硖石老家，侍奉婆婆，蒋百里病逝后的下一个冬天，她悄然离世，时仅五十九岁。金庸对从未谋面的姑夫蒋百里钦敬有加。后来，金庸的一位堂姐嫁给了蒋百里的侄儿，亲上攀亲。尽管，蒋百里对封建包办的婚姻不满意，但金庸对他仍以姑父相称。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曾为撰写蒋百里传记到香港采访金庸，金庸提到：“查夫人是蒋百里留学前奉父母之命订下的婚事，迎娶也是迫不得已的。就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一样，都是父亲攀交情、母亲讨媳妇，而不是丈夫娶妻子，所以这是不足于为蒋百里病的。”
金庸很可能与这位姑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他多次提到姑父的名字，引以为傲，如在1975年出版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此外，金庸在1974年见蒋经国时，对蒋经国说：“我的姑父蒋百里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军事委员会顾问兼陆军大学校长。作为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您的父亲很崇敬他，唤他‘蒋校长’。在抗战时期，他曾成功周旋于墨索里尼、希特勒、戈林之间，竟为中国从德国、意大利购得急需的军火，有功于抗日战场。”1995年11月，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对话时，也提到蒋百里。池田大作对他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轻松夺魁，在日本毕业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剑拿回中国，他的同学荒木贞夫等后来都是打太平洋战争的日军将领。第二次，中日血战，蒋百里为蒋介石制定抗日战争战略，日本军队正如蒋百里将军所言，自东向西，推进到湖南，其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
年幼时，由于战乱，蒋、查两家天各一方，金庸与表姐蒋英很少见面。蒋英比金庸年长五岁，尽管两人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但仍然以表姐弟相称。后来，金庸考入上海《大公报》当记者，他和表姐见面的机会多了。
1947年5月，上海兰心大剧院。上穿碎瓣梅花衬衫、下着百褶黑裙的蒋英款款走上台来，面向观众缓缓鞠躬，然后拉开甜美、圆润的嗓音，演唱了几首德国独唱歌曲，接着，唱了两首法国《受难曲》，最后，她改用高八度的长音声调，连唱了三首弥撒曲。唱毕，台下静悄悄的，她缓缓弯腰、鞠躬，霎时，掌声像雷鸣，久久不断。这是蒋英归国后的首场独唱音乐会。台下，她的表弟金庸在鼓掌捧场。这是金庸第一次听蒋英演唱，表姐美妙的歌声让他如痴如醉。第二天，音乐会的新闻和照片刊登在上海、北京的各大报纸上，金庸写道：“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就是这篇报道，让远在美国的钱学森获知了蒋英的音信，立即赶回国求婚。婚后，夫妇二人共赴美国波士顿。1950年，钱学森一家正准备离开美国，美国政府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他们长达五年之久。这也让金庸与表姐的再一次见面延隔了多年。
1955年9月17日，三十六岁的蒋英随丈夫钱学森，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终于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返回中国。10月5日邮轮经过香港，然后抵达广州。金庸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报纸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表姐蒋英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这年，金庸为《大公报》专栏《三剑楼随笔》撰文，回忆了一段往事。1946年的秋天，金庸在杭州做记者。蒋英从上海来到杭州，应邀为国民军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的毕业礼献唱，她便邀请金庸参加晚会。金庸于是去了苋桥。当时，学校里有许多高级军官是蒋百里的学生，所以金庸听到大家叫她“师妹”。那晚，蒋英唱了很多歌，有《卡门》《曼依·莱斯科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金庸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之极。
金庸称表姐蒋英与钱学森的情缘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1956年10月31日，金庸在《钱学森夫妇的文章》一文中写道：“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英的专长。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据蒋英的儿子钱永刚透露，钱学森和蒋英工作之余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尤其喜欢武侠，他们是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20世纪70年代，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钱学森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的武侠小说，他不仅在北京的家里经常看金庸的小说，外出公干时也带着金庸的小说。钱永刚说，蒋英非常喜欢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她将小说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抽暇捧读。她还对钱永真讲过她的读后感，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二人的爱情之所以受读者喜爱，是因为他俩一个木讷，一个机敏；一个其貌不扬憨厚本分，一个容颜美丽但古灵精怪；一个淳朴少知，一个机变博学；一个豪迈大度，一个活泼俏皮……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就产生了互补：黄蓉的巧慧是郭靖质朴的补充，而郭靖的拙朴有时候又能克制黄蓉的机巧。黄蓉太过聪明，鬼主意太多，有时候还想使点坏，但郭靖是非常纯朴的，他有一个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所以这两个人才肝胆相照，生死相依。而在蒋英的一对儿女心中，“这不仅是妈妈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是她和父亲爱情生活的写照”。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金庸后，蒋英曾让人传话给表弟：“可经常来北京，最好每年见一次面。”据金庸的弟弟查良浩说，“此后哥哥常去看望蒋英表姐和学森姐夫，三年中总有两三次。学森哥哥喜读金庸小说，他几次赠送小说给他”。
1996年5月，金庸夫妇到杭州，由妹妹查良璇、妹夫曹时中陪同来到南山，在姑父蒋百里夫妇墓前献花祭奠。
2009年6月，香港凤凰卫视赴京拍摄《中国记忆》节目采访蒋英时，蒋英带信问候金庸，金庸还特意邮递自己新出版的作品集给表姐留念。
蒋英去世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八十八岁的金庸感到非常惋惜和伤感——他心目中那个黄蓉一样俏丽活泼的美人儿，随着时光远去了。
蒋英还有一位没有血缘的表亲——徐志摩。徐志摩的姑姑嫁给了蒋百里的堂兄，所以徐志摩称呼蒋百里的妻子婶母（姻亲关系），蒋英和徐志摩同辈，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叙亲则为表兄妹。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早年间，他们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交情莫逆。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头一个跳出来的不是他的学生、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他竟然扛着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
蒋英也曾向记者介绍过：“父亲跟徐志摩是同乡，徐志摩也是海宁人，徐志摩的父亲跟我父亲的父亲是好朋友。徐志摩敬重蒋百里，蒋百里入狱，他不服，打个铺盖卷，也到监狱去陪蒋百里一宿。”
至于金庸与徐志摩，两人亲属关系更近。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所以两人是表兄弟。这三个人中，金庸和蒋英年纪相仿，而大诗人徐志摩年纪较长，深受敬重。海宁百年名门望族甚多，文化人巷陌寻常，要是再把琼瑶一家子和金庸的关系掺和进来，更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