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平和代表作
在本章中，我首先介绍卢梭的主要经历，描绘他的生活画卷。接下来概述他的重要著作，同时也会论及某些无法在本书中详加研究的作品，以便读者能获得关于卢梭全部作品的整体印象。最后，我会进一步拓展我在导论中阐述的重要观点，概括出核心主题，它们为研究卢梭提供了方向和目标。
卢梭生平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他的父亲是伊萨克·卢梭，母亲是高贵、富有的苏珊娜·贝尔纳。7月4日让－雅克接受该市加尔文教派的洗礼；两天后，他的妈妈去世，年仅40岁。母亲的去世给卢梭造成深远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性格上，也体现在他对何为最好人际关系的认知上。他反思说，自己从没体会过亲密无间的关系。
卢梭的父亲是日内瓦的全权公民。当时城中居民被分为三个等级，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还不到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他是一位受过相当良好教育的人，以钟表制造为业，酷爱阅读，按照《忏悔录》所写，卢梭小时候和父亲一起读了许多书，其中就包括卢梭当时最喜欢的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是我尤为喜爱的作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的书，沉醉其中，这导致我对小说的热情减少了许多……我的心灵时时被罗马和雅典占据，似乎生活在能与那些伟人对话的时代，我是一个出生于共和国的公民，父亲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这激励我以他为榜样，同时把自己想象成希腊人或罗马人。（CⅠ：20，OCⅠ：9）
伊萨克·卢梭运气不济，在一次与他人的争斗后不得不离开日内瓦，那是1722年。卢梭由舅舅代为抚养，他和表哥亚伯拉罕一起被送到不远处的波塞村。卢梭在这里度过了几年田园生活，在《忏悔录》中可以见到他甜蜜的回忆。不过他也遭受了不公正的责罚，在责罚的疼痛中，他的青春期欲望开始萌动（见下文第7章）。当卢梭和亚伯拉罕返回日内瓦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差异开始显现，卢梭被送去给一位严厉、专横的雕刻匠当学徒。
1728年3月，卢梭的生活出现戏剧性转折。一天傍晚，当他从城外回来时城门已经关闭，他决定离开，去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寻找机会。经过几天的徘徊，他被介绍到安纳西去拜见弗朗索瓦－路易斯·德·拉都尔家族的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正受到资助去寻找和帮助潜在的天主教信徒。不久以后他们的生活就紧密相连，不过她先把卢梭送到都灵接受天主教教育，1728年4月底卢梭宣誓放弃新教。卢梭在都灵没有立刻找到稳定工作，在经过色情狂的纠缠和悲惨的第一次爱情等诸多波折之后，他终于在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家谋得一份仆人的工作。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在卢梭的良心上刻下终生的烙印：他偷了一条缎带，却诬陷是另一位仆人玛丽蓉所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不止一次提起这段令人惭愧的经历。1729年6月他返回华伦夫人家中，可是她去了巴黎，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卢梭居无定所。他靠教授自己都不太在行的音乐来勉强为生，同时也做一些其他事情，不过大多数时候，他在参加青年人的探险旅行。1731年秋天，他终于和华伦夫人在尚贝里定居，此后近十年里，他们一直如此生活。
卢梭和华伦夫人之间有着引人注意的特殊关系：她管他叫“小宝贝”，他管她叫“妈妈”。到了卢梭21岁时，她决定与他发生关系，这件事既让他感到困惑不安，又感到无比喜悦。华伦夫人的管家克劳德·阿内也居住在这幢18世纪的老房子里，他是她的另一个情人，1734年阿内去世后，卢梭代替他，不仅成为华伦夫人的伴侣，也成为她日常事务的不太成功的管理者。在这段时间里，卢梭贪婪地阅读着历史、数学、音乐理论、哲学等书籍。他第一次尝试写作大概始于1737年或1738年，不过，此时他与华伦夫人的亲昵甜蜜的关系开始退去，一个更好的情人兼仆人——温增里德取代了卢梭的地位。卢梭生命中的又一个阶段走向了尾声。
1740年卢梭满怀期待地来到里昂，成为让·伯诺·马布里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马布里是一位富有的贵族，担任警察局长。在里昂期间，卢梭给马布里写了两篇论教育的短文，也给里昂的朋友写了几首诗，不过都不太有名。1741年他短暂地回到华伦夫人身边，不过两人都感觉欢情不再，卢梭决定前往巴黎开创事业、追求功名。他带走了前几年开始写作的《新音乐记谱法》和《水仙》（或《自恋的人》）剧本草稿。马布里家族的推荐信帮助卢梭敲开巴黎上流社会之门，1742年他得以在科学院宣读自己的《新音乐记谱法》，结果是毁誉参半，不过他不为所动继续研究，一年后推出了修改版。卢梭开始与巴黎新兴的激进知识分子结识，尤其是丹尼·狄德罗，可是他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收入，1743年他作为法国大使的秘书前往威尼斯，遗憾的是他们很快反目。卢梭在1744年夏末返回巴黎，一回来就投入各种音乐项目的紧张写作中。1745年他遇到终生情侣黛莱丝·勒瓦塞尔，这是一位目不识丁的洗衣店女仆，有一位好管闲事的妈妈，黛莱丝成为卢梭家的女主人、五个孩子的妈妈（孩子全被卢梭丢弃到育婴堂），直到1768年她才正式成为卢梭的妻子。他对她的情感有许多奇怪之处，虽然经常称赞她具有忠诚和奉献精神，可是黛莱丝地位低微，而他似乎更青睐那些令他陷入无望爱恋的高贵女性。
由于还没有确定人生方向，卢梭暂时做起秘书的工作——陪伴杜宾家族的成员。他同时继续与狄德罗以及新兴的百科全书派的成员密切交往，他们正在筹备著名的《大百科全书》（也称《关于科学、艺术和手工艺的详解词典》），那是一部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的、体现了启蒙思想的杰出作品，卢梭也准备为《大百科全书》撰写若干音乐词条。1749年8月卢梭经历了生命中最重大的变故。狄德罗的先进观点导致他与统治者发生冲突，随后被关进位于巴黎城外的万塞纳监狱。卢梭在前往探望狄德罗的途中，读到《法国信使报》刊登的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净化道德风尚》，一看到这个题目他就震惊了，诸多观点和论断在脑中涌现，以致于他感到头晕目眩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片刻。他后来说，去往万塞纳途中的“灵感闪现”确定了他今后人生的方向。他在这条新征程上的第一项成果是《论科学与艺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论》，这篇论文获得第戎科学院奖并于1750年底出版。他认为先进的科学和艺术事实上败坏了道德，这种论点获得广泛关注，也引发许多回应，其中就包括波兰国王时而耐心、时而暴躁的反驳。
此后的12年里卢梭高强度地工作，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他试图写下在那次灵感闪现时捕捉到的每一个想法。不过，最初他最钟情于音乐创作。1752年春他完成《乡村占卜师》的词曲写作，这是他唯一真正经久不衰的音乐成就。同年10月，这部剧作在枫丹白露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蓬帕杜夫人演出，得到巨大好评，卢梭由此获得国王赐予年金的机会。不过因心病和共和情感之故，(1)后来他离开枫丹白露返回巴黎，放弃了这一稳定收入。《乡村占卜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而意大利滑稽剧团的到来导致卢梭进一步卷入音乐事务，他们引发了人们对于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优缺点的争论。卢梭完全站在意大利一方，在《论法国音乐的信函》中他强烈批评法国音乐，认为法语不适合音乐曲调。这篇发表于1753年的文章引发轩然大波，也给他带来更高的知名度。
不过，当年他就将这些纷争抛诸脑后。第戎科学院又一次进行有奖征文，主题是“不平等的起源及证明”。为回答这一问题，卢梭撰写了他最具影响力、也是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也称《第二论》，不过这次他没有获奖。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作《论语言的起源》，文章综合了对于音乐和政治的许多思考，尽管主体部分流传下来，但是全文并没有写完。卢梭在《第二论》中认为，现代社会包含着深重且令人憎恶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丝毫没有任何可被正当化的理由，它只能导致人们生活在日趋严重的自我疏离和不幸之中。卢梭的观点以及难以相处的脾气令他与巴黎的许多朋友日生嫌隙。1754年他短暂返回日内瓦，宣布重新皈依新教并恢复日内瓦公民权。《第二论》开篇是饱含深情的、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大段致辞，在卢梭看来，那是一个包含了所有美德的城市，不过这一观点他并没有坚持太久，虽然他当时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第二论》于1755年出版，几个月之后他关于政治经济的长文刊登在《大百科全书》第5卷，不久以后就以“论政治与经济”为题单独出版，这篇文章有时也被称为《第三论》。
1756年4月，厌倦了虚伪的沙龙派对和纷扰嘈杂的城市生活，卢梭离开巴黎搬到蒙莫朗西的退隐庐居住，那是一位富有的朋友埃皮奈夫人借给他的。随后的5年里他迎来了生命中的创作高峰。他继续推进自己庞大的研究计划：政治制度研究，这最初构思于威尼斯；准备摘编圣·皮埃尔神甫的遗作《永久和平计划》和《多部会议制》；写作反驳文章，他在伏尔泰的诗作《论里斯本地震》中读出了淡淡的悲观主义，所以就写了《论天命》进行反驳；搜集和增补音乐词条，那是以前写给《大百科全书》的，现在作为综合性《音乐辞典》的准备材料；思考有关道德经验的论述《道德情感，或者智者的唯物主义》，不过这篇文章没什么进展。
最让卢梭耗费精力的是他开始写作的另一本书，那是他在搬到乡下之初时完全没有想到的。蒙莫朗西的森林是一个充满美景的迷人世界，漫步在其中，他深深地陶醉了，由此萌生出写作书信体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的计划。小说女主角的原型是苏菲·乌德托夫人，她是埃皮奈夫人的妯娌，1757年初与卢梭偶遇，后来卢梭陷入对她疯狂的爱恋，黛莱丝对此作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文章混杂着情欲渴望和道德克制——至少在《朱莉》的开篇我们随处可见；另外，在那年冬天他送给苏菲的别致爱情礼物《道德信札》中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卢梭的朋友们对他的这段感情纠葛多有诟病。1757年末，他与埃皮奈夫人的关系无可挽回地破裂了，他不得不搬出退隐庐，继而接受来自卢森堡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帮助。虽然没有了其他事情的牵绊，可是小说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卢梭的朋友、与狄德罗共同编纂《大百科全书》的达朗贝尔为《大百科全书》撰写了一则关于日内瓦的词条，建议在当地修建剧院。卢梭奋起捍卫故乡的习俗，写作了一篇影响广泛、铿锵有力的文章进行反驳，《致达朗贝尔——论戏剧》在1758年出版。
《朱莉》最终于1761年初出版，该书畅销一时，不过他的高歌猛进没有持续多久。1758年卢梭开始写作《爱弥儿》，并准备在1761年出版，这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与此同时，他放弃了政治制度的写作，抽取出其中有用的材料，最终整理成他最负盛名的作品《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疾病缠身、心情低落的卢梭，担心被阴谋算计，一连给马尔泽尔布写了四封信阐述自己的境况和自己对生命的态度。马尔泽尔布是图书出版（审查）总监，决定哪些书可以出版、哪些书不能出版。他一直对卢梭表现出友好的态度，给予他支持，当然，这里也许有职务的原因。这些信件是旷世自传《忏悔录》的前奏，后者包括了卢梭自“灵感闪现”之后近15年的经历。不过即便有马尔泽尔布的支持也无济于事。1762年4月《社会契约论》出版，5月《爱弥儿》出版，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后果，这主要源于《爱弥儿》中的长文《一个萨瓦省神甫的信仰自白》。天主教廷认为其具有颠覆教义和异端邪说的观点，遂判令烧毁图书、逮捕作者。
由于得到事先预警，6月9日卢梭逃往瑞士的伊韦尔东，可是随后日内瓦当局也颁布禁令，销毁《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他不得不再次动身，前往相对安全的莫蒂埃，置身于普鲁士弗雷德里克二世的保护之下。这些可怕的事件最初似乎并没有搅扰到卢梭，他甚至在离开巴黎的路上写了一首短诗——《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他声称这是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首非常古怪的诗作。此外，他开始反驳那些谴责之词，他写了一篇雄文，为自己和《爱弥儿》辩护，反击巴黎大主教的指控，这篇题为《驳克里斯托弗·博蒙大主教》的文章于1763年出版，非常好地概括了卢梭眼中的、贯穿于自己作品中的主要观点。1762年7月华伦夫人去世，这给卢梭带来难以抹去的创伤，他后来修订了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第十次漫步”。这本书的所有章节都以“漫步”命名，象征着他对于自己在巴黎内外孤独前行的反思和回忆。
日内瓦当局销毁卢梭作品的行为激起卢梭的愤怒，1763年5月他宣布放弃自己的公民身份。不过双方的争执并没有到此为止。日内瓦司法部长让·罗伯特·特农金写作《乡间来信》为打压卢梭的行为辩解。卢梭则以《山中来信》作为反驳，该书在1764年12月出版，详述了当时城中普遍存在的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同时也为自己所受到的指控辩护。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植物学产生浓厚兴趣，这一兴趣伴随了他的余生，后文会继续详谈。尽管卢梭不喜欢被打扰，但是他的声望给他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访客：开始是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鲍斯韦尔；后来是泛欧旅行者(2)；再后来是科西嘉解放运动领袖，他的到来是因为《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10章中对于该地的高度赞扬：“勇敢的科西嘉人依靠英勇无畏和坚持不懈而重获自由，他们捍卫自由的精神值得智者去教导他们如何保护胜利成果。”（OCⅢ：391）卢梭的论文《科西嘉宪法草案》就写作于此时，不过没有完成，残稿直到1861年才出版。
卢梭并没有享受到安静的修养。1764年末伏尔泰匿名写了一本小册子，向世人揭露卢梭遗弃自己的孩子，卢梭为此饱受困扰，不过我们依然不知道黛莱丝对此作何感受。与此同时，卢梭与莫蒂埃宗教当局反目成仇，1765年9月他的房子被人投以石块，他不得不再次逃离。在瑞士比尔湖的圣·皮埃尔岛（近伯尔尼）过了几天短暂的田园生活后，他最终返回巴黎，从那里前往似乎安全的英国，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休谟与之随行并保护着他。当时他们还彼此仰慕，但是很快就变得疏远。他们性格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再加上休谟一些世故的朋友的行为，这使得休谟试图让卢梭生活舒适、为人接受的努力归于失败，卢梭变得焦虑不安。休谟将他们之间的争执写成《简要声明》，在1766年10月出版。此时卢梭正遭受严重的精神病痛折磨，他患有迫害妄想症，身体极度虚弱。在斯塔福德郡居住了一段时间，写作了《忏悔录》第一部分。1767年5月他仓促离开英国，当年晚些时候他终于完成《音乐辞典》并出版。在另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终于娶黛莱丝为妻（1768年8月），1770年6月他最终返回巴黎，不过他在那里只能勉强隐居，因为对他的拘捕令直到去世都没有撤销。
卢梭在巴黎主要靠抄乐谱勉强为生，他的作品也能带来一些稳定的收入。另外，他的长期出版商马克·米歇尔·雷伊（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也定期给黛莱丝一些年金，这帮助她在卢梭去世后又活了22年。卢梭选取《忏悔录》的部分内容组织朋友们进行私人朗读，但是这项活动很快迫于埃皮奈夫人的压力而停止。她曾经是卢梭的知己和资助人。他继续进行植物采集，同时也开始写作《卢梭批判让－雅克：对话录》，这是一部杰出的自我辩护和自我澄清的作品，从1771年一直写到1776年。在无尽的绝望和精神病痛折磨中，1776年2月他试图将这份文稿的副本藏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但是发现祭坛大门紧闭。他坚信自己是卑劣阴谋的谋害对象，就在街道上向路人散发题为《致依旧热爱正义和真理的全体法国人》的宣传单，不过行人一定认为自己遇到了疯子。1776年10月卢梭发生了意外，他被一条名为大丹的狗扑伤——而且伤得不轻，但是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这次意外受伤缓解了他的精神疾病。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创作短篇散文集《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这部作品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成。
如前所述，尽管从1770年起卢梭就被严重的精神疾病困扰，但是在与波兰国内主张反俄罗斯控制的巴尔联盟接触后，他还是在此期间准备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政治论著《波兰政府考察》。他也写了几篇有关植物学的小短文，由著名的玫瑰画家雷杜德绘制插页后制成精美版本出版。
1778年5月卢梭搬到靠近巴黎中心的埃默农维尔。7月2日突然去世，在白杨岛安葬。他的墓地成为许多巴黎人和崇拜者的朝圣之所。1794年在隆重的仪式中，卢梭的遗体被移入巴黎先贤祠。他最后十年的杰出自传作品没能在生前出版。卢梭的多年挚友、两位日内瓦人莫尔顿和杜·佩鲁着手编纂卢梭作品全集，这使得他的许多作品第一次问世。如上文所说，包括科西嘉论文在内的更多材料陆续被学者找到，不过重要文献的发现工作至今依然在进行。比如，像格蕾丝·罗斯福的《在核武器时代阅读卢梭》导言中所说，她复原了卢梭《国家战争》的手稿。
纵观卢梭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学徒”期（1712—1749年），作品以音乐为主，此阶段以去万塞纳路上“灵感闪现”而结束；成熟期（1750—1764年），这段时间产生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包括：“三论”及《新爱洛伊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致达朗贝尔的信》；衰退期（1764—1778年），此时期以严重的精神疾病和心无旁骛的研究为特征，精彩的《忏悔录》正是写作于此时，不过此时的许多作品都显得冗长拖沓、佶屈聱牙。J. H.布鲁姆在他的《卢梭思想研究》中将卢梭的一生划分为五个时期：童年时代，到1725年；冒险时代，到1741年；雄心时代，到1750年；成就时代，到1762年；赎罪至死亡时代，到1778年。人生阶段的划分显然没有泾渭分明的标准，但是这些分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卢梭的复杂经历和深邃作品。
当然，透过我描述的卢梭的经历和著作，并不能（或不能真正）说明卢梭的脾气秉性如何、他一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事。我们知道，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赞成者为其倾倒，憎恨者对其充满厌恶。任何人都很难说自己“真的”怎样——无论如何定义“真”——鉴于卢梭的深远影响，我们很难找到不带任何情感偏见的论述，尽管卢梭自己常常试图向我们真实、公正地展现自己。不过我认为金斯利·马丁的评论很好地体现了卢梭的风格：
最开始（在巴黎）时，卢梭被狄德罗、埃皮奈夫人接受为新兴的百科全书派的新成员。这是一个由聪明人组成的小圈子，他们具有共同的经历，拥有同样的好恶，彼此充分了解，担心新成员令人厌恶或者是不速之客，没有什么事像融入这个圈子这样困难，加入者需要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那么多的泰然自若和独立自信，这些条件卢梭一点都不具备……自负且敏感，热切又多愁，不懂行事分寸，没有容人之量，缺乏周旋之才，鄙视阿谀逢迎的社会，这个社会认识不到他的潜在才能、善良心灵、纯洁愿望，无论他做什么都是错的。饱受疾病困扰，他更渴望成为中心人物。人们嫉妒他的独立，对于他获得的每一份帮助都大为恼火。人们的每一句激励之词都会让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每一个细微眼神又会让他骤然沮丧……像严格控制自己私人情欲的清教徒一样，他也不能容忍放浪形骸的行为。他是真正的宗教信徒，相信情感体验，不相信书面论证，总之，不能让嘲笑者进行责难……毫无疑问，他渴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深情的、自然的人，他如此独立，不介意别人的看法……他急切地与人建立亲密关系，而人家仅仅想与他保持友好，这是他的宿命……幽默或机智也许可以拯救他，但是他又没有……
（Martin: 110~112页）
我想许多人都可以从这里看到自己，但是卢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涵盖广泛、影响深远。马丁在几页之后继续写道：
毫无疑问卢梭是一位天才，他的影响无法细数，在后世的思想中总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人们对于卢梭的评价截然不同：他既开拓了想象力又耽溺于情感，既增加了人们对于公正的渴望又让人们陷入思维混乱；他给贫困者以希望，但是即便是富人也可以用他的理论为自己辩护。卢梭的影响至少在以下方面是毫无争议的：他不相信强力能成为国家的基础，他让人们相信，政权的合法性仅仅来源于理性同意，任何不顾个人自由或是无法推进社会平等的政府都不能获得正当化的理由。
（Martin: 219，同时参见：pp.195 ff.）
卢梭作品概述
本节勾勒卢梭大部分作品的主要内容，以便读者获得对于他作品的整体印象。整节将简要描述，不过，对于后文不会详加阐述的文章，此处会多花一些笔墨。我不打算触及每一个领域，毕竟某材料是卢梭专家的研究范围。
卢梭的作品大体可被分为9类：
（1）社会和政治类著作——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领域。
（2）教育著作。
（3）辩驳性著作。
（4）自传以及其他自我解释和反思的作品。
（5）关于音乐和语言的论著。
（6）小说《新爱洛伊丝》、各种散文和诗歌。
（7）音乐作品。
（8）植物学著作。
（9）通信；关于宗教和战争的文章。
我将依次介绍。
社会和政治类著作
这一主题之下的作品主要有“三论”及《社会契约论》《科西嘉宪法草案》《波兰政府考察》。这些文章将在后文详细分析，此处只做简要介绍。
在《论科学与艺术》（《第一论》）中，卢梭论证说重建科学和艺术无助于道德净化，科学和艺术兴起于闲散奢华之所，这种社会鼓励自我夸耀，导致人们背弃了正直忠诚。天才数量有限，只有他们才称得上拥有天赋；至于大多数人，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考虑，都最好本分行事、诚实做人。文中卢梭集中精力批评人类追求差别，对私人财富的渴望远远胜于对同伴的忠诚，这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一观点以及其他观点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第二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卢梭指出，社会交往中到处都是支配他人、炫耀成就的情形，受此影响，自然人逐渐堕落，不再单纯快乐。政府和法律只不过强化了富人享有特权、穷人遭受贬损的现象，这与人人被赋予公正和尊严的自然状态背道而驰。
《论政治经济》（《第三论》）在许多方面是《社会契约论》中某些观点的前期表述。卢梭认为国家政权必须建立在全民同意的基础上，政权来源于公意：“（公意）常常关心国家整体以及每一部分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它是法律的源泉。”（DPE: 132，OCⅢ：245）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卢梭将这一首要原则应用于税收事务，以此避免同一国的人民陷入收入不平等的鸿沟。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政治哲学领域的经典文本之一。在这里我们会读到对于公意和“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更充分——尽管不见得更清晰——的论述，前者是政权的来源，后者是所有公正、仁爱的政治共同体的核心原则。卢梭塑造了一位类似神的“立法者”，在立法者创制的国家中，人们基于公正、平等的立场而联合在一起。卢梭强调主权者和政府存在明显区别：主权者是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政府只是执行机构，依据授权将法律运用于具体的案件和个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分析公民宗教原则时，也详细讨论了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的地位。
前面说过，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10章对于科西嘉问题曾有过精彩论述。1764年科西嘉反政府武装的领袖联系他，希望他为革命后的科西嘉制定一套新的立法和宪政体系，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完成，不过本文连同1770—1771年写作的《波兰政府考察》，让我们了解到他如何将《社会契约论》设想的正当、公正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政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原则要受时间、地点等偶然性因素制约。以上两篇文章——尤其是关于波兰的著作——中卢梭都强调培养国民性和社会风俗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对祖国和同胞奉献至高的忠诚。有趣的是，尽管卢梭视平等自由和代表全体人民为最高价值，可是他认为波兰的农奴只能逐步获得解放，因为在遭受多年残暴统治后，他们只会将新政权当成过去政治的延续，而不是自己已经掌握权力。
教育著作
卢梭讨论教育目标和教育技巧的文章最早要追溯到1740—1741年，当时他在里昂，写作了《致马布里先生的备忘录》《圣·马西先生的教育计划》，这是两篇不太重要的小文章。卢梭在文中谈到，教育不是枯燥无味的照搬书本，而是要陶冶心灵、培养判断力、塑造精神气质，有了这些情感，一个人既不会轻易反对，也不会轻易兴奋。卢梭被视为一流的教育理论家，源于他在《爱弥儿》中提出的观点，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论教育》。在此书中卢梭提出“消极教育”理论，他认为，孩子不能总是被控制、被管理、被训诫，教育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资源，通过自然健康和循序渐进的课程设置，根据孩子自己的接受能力，来培养他们的身体、情感和理解力，这样他们才能身心健全、快乐成长。教育者要支持和鼓励孩子的自发兴趣，不要对孩子强加干涉和要求。《爱弥儿》还讨论了宗教教育，在《一个萨瓦省神甫的信仰自白》中，卢梭捍卫自然宗教，反对建立宗教团体、反对相信天启。我会在本书第4章再次回到这一问题。《爱弥儿》第5卷详尽讨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观点常常被视为男权至上——在进一步学习《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观点之前，这是爱弥儿作为成熟公民所必须接受的政治教育。
卢梭在《爱弥儿》中充分阐述了他最著名的观点：人生而为善，却被社会腐蚀。虽然他声称这部作品并不是真正的论述教育问题的实践性文章，而是一部哲学作品，但是他的观点显然已经影响了许多“进步教育”实践者，并与那些将孩子视为邪恶生物、需要加以矫正和压制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卢梭认为《爱弥儿》是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我相信我们会在该书中发现许多深刻、精巧的观点。大约1762年末，卢梭写了一个简短的续集《爱弥儿与苏菲》。这篇文章描写了他的学生爱弥儿和妻子苏菲搬到巴黎后的生活：苏菲不忠，爱弥儿离开法国却被海盗所劫，成为阿尔及利亚统治者的奴隶，最后他凭借自己的才华担任这位统治者的顾问。从这里可以看出，卢梭承认，即使人类百般努力，也总会遭受一个又一个的毁灭性打击。
写作于1757—1758年的《道德信札》是为苏菲·乌德托（注意：不是爱弥儿的妻子）而作。从宽泛意义说，这些书信也可以被视为教育文献，虽然他没打算让它们成为教育指南，不过文中谆谆教导的语气确实像是《爱弥儿》讨论主题的回声。在这些信札中，卢梭强调遵从良心的重要性，这种内在的原则指引我们热爱美德和秩序。卢梭的这种观点与《信仰自白》的观点异曲同工。
辩驳性著作
《第一论》的出版引发了许多评论，卢梭有时谦虚而认真地回应它们，有时又带着愤怒和责备。不久以后，他最彻底的反驳文章问世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写于1756年的《致伏尔泰——论天命》，该文为抨击伏尔泰的《论里斯本地震》而作。伏尔泰在诗中驳斥仁慈的上帝可以让数万人在地震中死于非命的观点，谴责了信奉神义论的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卢梭撰文反驳伏尔泰，他指出，人们在对待生命中的幸运和不幸时总是忽略了根本原因，即存在于自身的甜蜜情感，对于天命秩序的相信应该出自内心情感而不是理性论证。(3)时隔不久，达朗贝尔在给《大百科全书》撰写日内瓦词条时接受伏尔泰的劝告，在文章中增加了为当地建造剧院的建议。当时伏尔泰正居住于日内瓦城外，已经在自己的家乡建造了剧院，卢梭怀疑他想要建造一个更大的舞台。
看到伏尔泰的不良影响，卢梭动笔写作了最激烈的反驳文章《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他在文章中争辩说，戏剧表演导致人们远离公共生活，不再参加社会庆祝，而那些活动正是维系真正的共和精神和实现社会公正所必需的；相反，在戏剧演出中，人们被囚禁于黑暗之中，炫耀着自己的华丽服饰，痴迷于预先设定的情感，丝毫没有道德责任感。像他的许多作品一样，卢梭在本文中阐述了真诚和忠诚对于维持公正人道的社会的必要性。我们大概很难相信观看戏剧会导致社会瓦解，不过同样的对于电视作用的争论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这次争论中看到卢梭对于公共庆典的重视，人们集合在一起共同举办庆祝活动，这对他们感受公民身份、形成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卢梭在论波兰和科西嘉的文章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1762年《社会契约论》出版后遭到抨击。当年稍晚些时候，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弗·博蒙写了一封牧函陈述抨击理由。这引发了卢梭的强烈还击，他要捍卫自己的作品，质疑那些判断的合法性。《驳克里斯托弗·博蒙大主教》发表于1763年，他说自己在所有作品中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同样的基本原则，尤其是“人本性为善，但是被社会所腐蚀”，所以他很难理解为什么仅在此时自己的学说遭到指责。他继续逐条反驳大主教的批评，展现它们逻辑的混乱，他坚持称，哪怕自己曾经犯错，也是公开而真诚的，这并不是一种罪行。此外他还强调，要区分基督教信仰和教会顺从，前者承诺仁慈宽恕，后者只是让个人附属于某一特定教会或教士，导致残暴的冲突和谋杀，他的《信仰自白》中也有此种观点。
卢梭最后一篇辩驳文章发表于一年后（1764），是针对J. R.特农金的《乡间来信》而作，当时特农金在文中为日内瓦当局禁毁卢梭著作的行为辩护。卢梭的《山中来信》共有9篇（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辩解了自己的观点，并质疑那些针对他的行为的正当性；在第二部分，他论证日内瓦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进程已经背离了宪法原则，少数权贵集团掌控了主权和政治权力，而普通市民的自由权利和立法行为却遭到否定。卢梭此处的文笔尖锐凌厉，但是即便是那些想要以卢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例来指控日内瓦当局滥用权力的朋友们，也觉得这篇文章太感情用事、缺乏实际作用。不过我倒觉得这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反击对手的自辩文章，当然，由于它只与特定的冲突紧密相连，所以对于整体理解卢梭的思想作用有限。相比之下，对于达朗贝尔和博蒙大主教的反驳更具有广泛意义。
自传作品
在生命的最后15年中，卢梭写作了许多重要的自传、自我解释和辩护的文章，其中的《忏悔录》毫无疑问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早在1761年，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马克·米歇尔·雷伊就催促他写作自传，这一建议最初并没落地生根。不过随后他开始做笔记、整理信件，事实上他的第一篇自传文章正是形成于此时，虽然这似乎与雷伊的建议没有太大关系。前面说过，卢梭正为《爱弥儿》的出版受阻而困扰，他认为自己陷入对手的阴谋诡计之中。最终卢梭的支持者、图书出版（审查）总监马尔泽尔布与他联系，使他缓解了紧张的情绪。几个月后，也就是1762年1月，卢梭接连给马尔泽尔布写了四封信，一方面向他表达感激之情，另一方面通过讲述早期的主要生活经历来解释自己的个性和行为，这些信件最初并没打算出版。在第一封信中，卢梭解释了自己为何远离喧嚣的城市而选择乡村隐居，因为只有在宁静的乡村他才能自由表达、才能远离那些虚伪造作的繁文缛节。在第二封信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卢梭对于万塞纳“灵感突现”的说明，他还谈到了当时头脑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想法。第三封信谈及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和简单快乐的日常生活，他为实现梦寐以求的天性感到幸福不已。
在最后一封信中，他陈述自己如何看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一直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探寻全体人民的利益，他视所有人为与自己平等的同胞，所以他避免与人争吵，虽然只要在社会中生活就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些有趣的段落涉及许多论题，它们在后来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论述。
正如《致马尔泽尔布的信》没有在生前出版一样，他的另外三部更伟大的自传也没有在有生之年出版。卢梭在1764年之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忏悔录》，直到1767年末才写完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以1741年到1742年卢梭到巴黎追求功名而结束；第二部分到1770年年中才完成，讲述了1742年到1765年的经历，展现了他忧郁的性格和不太如意的人生。由于我将在第7章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部作品，所以此处仅做简短评述。这本书将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情感经历和离奇生活娓娓道来，以前从没有人如此写作自传。带着令人心痛的坦诚，卢梭既回忆了那些不光彩的往事，也呈现了壮美和欣喜的瞬间。他第一次遇见华伦夫人，他第一次在威尼斯经历情爱冒险，他的歌剧收获巨大赞誉，他对于苏菲·乌德托夫人无望的爱情，等等。他饱含深情地写下生命中的这些经历。这部记录天才的产生和人生旅程的传记引人注目，它成为浪漫主义自传的典范。
写作于1772年~1776年间的《卢梭批判让－雅克：对话录》是更自觉的自我辩护。这本书包括三篇对话，通过“卢梭”和“法国人”评价“让－雅克”（卢梭本人）的性格、行为和作品来展现他如何无数次地被人们误解和中伤。让－雅克质朴、直率，这使得其他人的虚伪暴露无遗，让他们恼羞成怒。虽然这部作品冗长、拖沓、充满妄想，不过还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包含了许多重要评论，比如：自爱的意义和特征，善良本性，以及卢梭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无论人们是否赞成本书展现了卢梭精神妄想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卢梭完成本书时正陷入痛苦之中，他试图把文稿的副本藏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中，在行动失败后他的精神濒于崩溃。
卢梭最后一部自我反思的作品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该书写作于1776—1778年，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完成。卢梭采用了一种高度原创的文学样式，他将全书分为10个章节，每节都冠以“漫步”之名，以此展现他在巴黎城内郊外漫步时萦绕于脑海的回忆或遐想。在此框架内，他进行了一系列庞杂的反思，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和观点，这里虽然有对丑陋的人类社会的敏锐观察，不过大多数时候充满了浪漫美好的情感。“漫步”包括许多内容：卢梭谈到最近经历的意外事件，他被一条名为大丹的狗所伤，后来竟然神奇地恢复了平和的心境；他对于诬陷玛丽蓉偷缎带的往事依然深感愧疚；他无愧于“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真理”的座右铭；他在静谧怡人的自然中恍惚出神……当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华伦夫人的情景时，作品戛然而止，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尽管有人认为本书具有许多言外之意，不过它与《忏悔录》一起成为得以了解卢梭的作品，它值得广泛阅读。
有时，人们对于卢梭似乎永无止境的自我反省和辩护会感到厌倦，但是总体上说《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在他的所有成就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他狭义的“哲学”作品。
关于音乐和语言的论著
音乐和语言间的联系似乎颇为古怪，不过卢梭发现这两者有紧密联系。《论语言的起源》大约写作于1753年，后增补了许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完成。卢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人类的第一次讲话是富有节奏、充满韵律的表达，唤起了人们的热情。他说，音乐的旋律类似于人的激情，但是追求形式和结构的和谐会限制激情的表达。在这种对比中，卢梭抨击法国占主流地位的拉莫的作品，为自己所支持的、富于旋律的意大利音乐辩护。我稍后再谈论这一点。只有在语言承担更广泛的交往作用、更少用于表达个人情感之后，词语才逐渐拥有固定的文字含义。理性观念取代内心情感，随之而来的是单调乏味的增加。在卢梭看来，这种表现在荒凉的北方地区越发迅速和明显，那里人们的首要需求是帮助而不是爱意，这与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的优先选择截然相反。为了准确地表达诉求、提出要求，言辞变得尖刻唐突，语言变得更加清晰，卢梭成熟期作品的许多主题都体现了这一点：感觉具有优先地位，语言的精确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人类走向高级的标志，而是退化和背离最初美好状态的表现。
旋律至上的审美也体现在卢梭最重要的音乐论著《论法国音乐的信函》中，该文写作于1753年，与他最初写作《论语言的起源》属于同一时期。卢梭对于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各自优点的争论贡献巨大。他说意大利语流畅婉转、发音清楚、富有共鸣，这些完美的旋律有利于表现美妙的音乐；至于法语则尖锐刺耳、音调扁平、枯燥无味，这种缺乏色彩和节奏的语言无法单独展现节奏，所以法国音乐以复杂和声为主。卢梭略带矛盾地总结：“法国人没有音乐，也不可能有音乐，或者，他们也许曾经有，不过那对他们来说是更糟糕的事情。”（OC V: 328）可以想象，这种说法丝毫不会安抚法国音乐的支持者，据卢梭所说，《论法国音乐的信函》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C 8：358，OC I: 384），它转移了人们对于路易十五决定解散巴黎议会后出现的早期反叛的注意力。
回顾卢梭的职业生涯，他的《新音乐记谱法》颇值得注意。1742年(4)8月他到达巴黎不久，便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这种记谱法。他建议用线性数字排列代替标准乐谱，而且声称已经成功地教会学生使用这些符号。虽然记谱法一度吸引了崇拜者，但最后并没有形成重要影响，不过这在当时不容易看得出来。此外，卢梭在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撰写词条时多次涉足音乐题材，不久以后他把这些词条集结成册，再加上一些其他内容，在1767年出版了《音乐辞典》。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为他最后几年的生活带来稳定的收入。
小说、各种散文和诗歌
卢梭最受欢迎的作品是1761年1月出版的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它引起巨大轰动，到1800年时已经有70多个法语版本和30多种英文译本。人们热衷于阅读这部小说，大家口口相传，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或者知道某人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我在前文曾讲述过卢梭写作这部小说时的生活状况，此处不再赘述。
这部小说以书信体写成，包括女主人公朱莉、她的导师兼情人圣普乐、她的表妹兼朋友克莱尔以及朱莉的未婚夫沃尔玛男爵之间的通信。全书以一场危机开篇，圣普乐（朱莉的爸爸为她请来的家庭教师）承认爱上了朱莉。朱莉最开始非常震惊，随即拼命劝告他保持冷静、克制。朱莉一方面无法抗拒圣普乐的爱慕之情，陷入对他的依恋，另一方面又劝诫他摆脱愚蠢的激情。抛开无数细节，这本书的情节可以概括如下：圣普乐和朱莉终于相恋了，朱莉怀孕。她爸爸发现真相后勃然大怒并打了朱莉导致朱莉流产。朱莉的妈妈因震惊而染上致命疾病。朱莉深感罪责，她也病倒了，患上天花后导致毁容。圣普乐不得不随着爱德华·博姆斯顿大人离开，又随安森探险出海，他似乎永远地失去了朱莉。后来朱莉康复了，她对以往的行为忏悔不已，最终嫁给了拜伦·沃尔玛，也就是她爸爸最初想让她嫁的那个贵族。他们在克拉伦斯建造了一座模范庄园，与两个孩子、克莱尔（现在是一位寡妇）、克莱尔的女儿共同生活在一起。圣普乐回来了。沃尔玛，这位有点冷淡、克制又无所不知的庄园管理者，虽然知道圣普乐和朱莉之间的关系，依然决定聘请圣普乐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们在一起友好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沃尔玛短暂外出时，朱莉和圣普乐去日内瓦湖划船，两人再次被困于当年他们饱受爱情折磨的地方，不过这回朱莉拒绝了圣普乐的再次表白，她似乎克服了年少时的不羁情感。朱莉在救了自己的一个溺水的孩子后罹患萎缩性肺炎，在她临终的日子里，终于承认自己从没有停止过对圣普乐的爱恋。这部小说以圣普乐、沃尔玛和克莱尔共同生活在一起结束，他们对朱莉圣洁的灵魂永远怀念。
人们对于如何看待这本书多有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些不连贯的篇目，前4卷描写了许多炙热的私情，到了最后2卷又将这些真实的情感予以否定，朱莉把自己纯洁的生命奉献给沃尔玛。另一些人从本书中——尤其是从沃尔玛全面控制的克拉伦斯的环境中看到，在卢梭的认知中，不受控制的激情和不受约束的关系，既不能构成人类欢愉的恰当根基，也不能成为维持人类关系的纽带。
卢梭的其他文学作品再没有达到《朱莉》这样的影响。他有许多短诗，也有一些出于兴趣而写的戏剧，它们只针对专家学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兴趣），不过这里有两部作品值得注意。第一部是卢梭的戏剧《水仙》，这并不是由于戏剧本身重要（它本身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卢梭在1753年该书出版后所写的序言。1750年卢梭在《第一论》中指出艺术不利于道德建设，由此受到诸多指责，现在他要在《水仙》的序言中为自己受到的指控而辩护。那么，他如何推进自己的论述？他认为，首先，自己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思考，《第一论》是年轻时候的作品。第二，更重要的是，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的道德已经严重堕落，最好的方法是让人们转向无害的戏剧，以此来降低他们彼此伤害的可能性。前文已经提到卢梭论述戏剧的影响的长篇大论《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下文第6章也会进一步分析这篇文章。无论他的戏剧获得成功还是遭到失败，都没有对卢梭造成影响，他坚持前行，他的精神从没有被渴望卓越而腐蚀。要知道，过度地评判艺术成就是否卓越，正是导致道德堕落的关键。最后要留意的是卢梭的古怪散文诗《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这是他在1762年6月逃离巴黎的途中写下的。诗中重述了《士师记》第19—21章的恐怖故事，利未人的妾遭到杀害，由此导致便雅悯部族26000人遭到复仇性屠杀。有人可能认为，面对这残酷故事，卢梭想象的也许是对自己所受委屈而进行复仇的图景。不过对我来说，我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首诗是卢梭自己最喜爱的作品。
音乐作品
卢梭著有大量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歌剧《乡村占卜师》。这首作品虽然用法语写成，其中却充满动人的乡村旋律，这说明卢梭以前批评法语，认为法语不适合音乐创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音乐是卢梭最初醉心的事业，尽管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在《乡村占卜师》之前，卢梭创作了风格不同的歌剧，包括《风流的缪斯》（1743—1745）和《拉米尔的节日》（节选自伏尔泰和拉莫的作品，1748），它们都曾经为国王演出。《乡村占卜师》是卢梭真正的成功，在枫丹白露的演出获得好评，其后占据了巴黎剧院的演出舞台。这部作品讲述了牧羊女科林特和牧羊人科林的曲折爱情。当科林将迷恋的目光投向庄园小姐后，科林特向乡村占卜师寻求帮助，让科林相信她也有了心上人。后来科林战胜了嫉妒，意识到科林特才是自己的真爱，于是重回她的怀抱。卢梭的音乐简单微妙而又富有旋律，摆脱了他一直轻视的复杂曲风。蓬帕杜夫人完全被这部歌剧迷住了，1753年她甚至在百丽维乡下的房子中举办私人演出，亲自扮演科林，这成为布歇和弗拉戈纳尔(5)描绘的场景。
植物学著作
卢梭写过一些植物学著作，虽然比例很小，不过也很引人注意。我们在前文看到，他非常喜欢搜集各种植物，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他曾打算向朋友们展示这些成果。直到老年他都保持着这种爱好，常常从巴黎中心走到田间和森林里寻找植物。他对植物的兴趣最早萌发于1762年，当时他逃离巴黎，前往瑞士居住，打算写一本《植物学术语字典》（现在只剩残片）。甚至当他在英格兰最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时候，他也常常到斯塔福德郡的住所周围搜集蕨类植物和苔藓。在他最后一次返回巴黎的时候，他再次写作关于植物的文章，1771年或1772年，他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了8封《初级植物通信》。在这些信件中，他把植物学习当成清楚准确地观察周围世界的方法，通过欣赏自然奇迹，可以平复贪婪的野心。他写道：“这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学习，没有任何实际功用，只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对自然和宇宙奇迹的敏锐观察。”（《第七封信》，OCⅣ：1188）。这些作品直到卢梭去世都没有出版，1805年著名的玫瑰画家雷杜德偶然发现了它们，他为其绘制了精美插画，从而使这些作品制成漂亮版本出版。植物学文章虽然只是卢梭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他对植物的喜爱正是他最迷人的原因之一。
通信，关于宗教和战争的文章
我曾说过，我们很难按事先准备好的条目对卢梭作品进行分类，在最后一组，我将讨论三种值得纪念但是又无法统一归类的文章。
首先要谈的是卢梭的通信。除了那些以公开信的形式出现的论辩作品（如《驳克里斯托弗·博蒙大主教》、《山中来信》），也不算他表明自己观点的信件（如《致伏尔泰——论天命》、《致马尔泽尔布》），卢梭还有大量的日常通信，他与朋友、咨询者、出版商、占卜者通信频繁，许多信件都保留了下来。R. A.利搜集、整理这些信件，出版了《让－雅克·卢梭通信全集》，这是当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卢梭的生活和性格，这比那些经过刻意准备的自我辩驳和自我展示的文章更真实。卢梭在《忏悔录》中摘录了大量通信，1757年8月的五封信件展现了他与埃皮奈夫人之间的伤害、抱怨、请求、绝望、和解、冒犯等。当时他和埃皮奈夫人的关系正走向破裂的边缘（C9：419－421，OCI: 450－453）。另外一本包含卢梭信件的作品是大卫·休谟的《简要声明》，出版于1766年，在卢梭生前已经问世。休谟在书中详述了两人之间的争执，他引用卢梭的信件，指出卢梭基于假想对自己进行攻击，对此进行了反驳。毫无疑问休谟完全正确，卢梭的信中饱含巨大的痛苦，令人难以阅读。
第二，虽然卢梭没有在单独文本中详细论述过自己对于宗教的观点，不过将他的宗教主题作品汇集在一起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爱弥儿》第4卷中的《一个萨瓦省神甫的信仰自白》（以下简称《信仰自白》），卢梭在文中讨论了个人宗教信仰的基础和特征。另外，他在《社会契约论》第4卷第8章分析了宗教信仰的地位以及稳定、仁爱的公民社会中的宗教机构。1756年的《致伏尔泰——论天命》包含了卢梭对于上帝治理人类的观点。
卢梭在《信仰自白》中虚构了一个萨瓦省的神甫（基于他早年认识的两个神甫而创作），卢梭借他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宗教观点，比如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帝的本质、上帝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宗教信仰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前文已经数次提到，正是这段内容使《爱弥儿》和卢梭受到教廷抨击，因为卢梭在文中概括了自然宗教的形式，并强烈谴责教会对非信徒的严苛迫害，这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这段话直指人心，体现了爱与宽恕。
在《社会契约论》的“公民宗教”一节（第4卷第8章），卢梭依然认为，全体公民都应该遵从“公民信仰”，该信仰的主要宗旨是禁止宗教不宽容和其他形式的不宽容。卢梭同意宗教忠诚是行动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这就需要思考宗教忠诚如何与公正的政体相容，以便促进政治体的稳定繁荣。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如果教会建立了一个与世俗权力相冲突的独立权威，那么好的情况是，信徒只是三心二意地服从世俗秩序；坏的情况则是，他们有相当正当的理由去藐视或颠覆国家的法律。卢梭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将在第6章进一步阐述这些问题，并在第4章分析《信仰自白》文本。
第三，卢梭不时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战争的性质和战争的正当性，虽然这类文章范围很窄，影响也不算大，但是影响力却相当持久。卢梭反对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卢梭看来，人类从本性上看是胆怯且热爱和平的，即使他们陷入争斗，也不能被称为战争，因为战争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由代表国家的战士进行，在战争中“个人只是偶然地成为敌人，既不是自然人，甚至也不是公民，而是战士”（SC 1：4，OCⅢ：357）。一旦那些处于战斗状态的人相遇，既不意味着他们抛弃了其他人性要求和道德关系，也不意味着他们将和另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进行战斗。直到最近，前文提到的美国学者格蕾丝·罗斯福发现了卢梭的原始手稿，卢梭关于战争状态的观点才得到清楚阐释。
以上是对于卢梭所有涉猎领域的粗略概括。在结束本章内容之前，我将再一次论述引言中介绍的那些核心观点，以便为接下来几章的分析指明方向、提供重点。
重要主题和核心观点
我在引言中曾强调，对于卢梭思想进行“确定的”论述并非易事。不过我相信，我所突出的主题包含了卢梭著作中最深邃、最具影响力的内容，这正是我持续关注这些主题的原因。我将扩展第1章中勾勒的研究草图，以便在进行更深入讨论之前指明总体方向，因为那些论证过程可能会让人迷失整体方向。为了更好地说明卢梭如何整合观点、支撑论证，我一共确定了五个主题，首先将从他早期的成熟作品谈起，尤其是《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两篇文章体现了他对文明的罪恶的论述。
批评文明人
卢梭非常厌恶巴黎周遭的生活和当时法国的社会氛围——虽然这种社会被普遍视为精致、高级、文明，而且并不为法国所独有。不过他的批评并不是只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反思社会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同时他还给我们提供了批评权力的视角。
卢梭最憎恶的是遍及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财富、地位、权力、声望、影响力等。他目睹了太多的弱者受到歧视的情况，人们被迫陷入贫穷，沦为边缘人，失去尊严的人们只能依靠朝不保夕的社会救济或侥幸而得的财富来勉强苟活。同为一国之内的成员，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法得到同胞的承认。这种非人道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对卢梭来说，关键原因是自尊心带来的欲望。我们有必要分析卢梭语境中“自尊心”的准确含义，按照本意，我将自尊心解释为“希望或需要他人的认同，获得他人从心里到行动上的认可”。在卢梭看来，这种渴望具有进攻性和竞争性特征，人们喜欢高人一等，唯有如此才觉得自己获得了应有的认可，他们在别人的耻辱落魄中享受自己的优势地位，并以此作为“上等阶层”的标志。通过论述，卢梭指明了不平等产生和得以维持的原因，它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在社会中感觉自己重要性的渴望，统治与服从成为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关键标志。以后我们也会看到自尊心的积极作用，不过在卢梭早期写作中，他最关心的是自尊心的负面影响。
卢梭不仅仅试图揭示这种不平等的起源，他更要指出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对于那些被侮辱的、被忽略的、被剥夺的人来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对于那些拥有财富和声望的成功人士来说，又会有哪些后果呢？卢梭认为，这些人将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交付他人判断。这似乎意味着，他们事实上由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来操控，无法拥有自己的人生，也无法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他们只能由别人决定。在此种情况下，他们沦落为他人的奴隶，屈从于别人的安排。名人的起落兴衰最能说明这一情形。
以上这些问题是卢梭探讨社会权力关系的中心议题，他是社会疾病的清醒诊断者。可以说，他一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不仅试图解释不平等的产生原因和恶劣后果，而且希望找出个人与社会的正常存在模式，在这里，平等、互助取代了艳羡、荣耀，人们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这显然是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富有建设性的内容。不过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看看他对“自然人”（natural man）和“善良本性”（natural goodness）的积极评价，这显然是对批评文明社会的补充。
自然人和善良本性
如果文明的进步腐蚀了人类，导致人们彼此疏远、对他人的苦难幸灾乐祸，那么除了逃离社会或是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自然人来重新改造生活，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卢梭显然被视为这种反历史进程的拥护者。印度“高贵的野蛮人”（尽管这个词不是卢梭自己使用）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自给自足，不依靠他人而生活，不为是否领先于他人而困扰，不为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担忧，这种原始的天真平静生活似乎成为保留人们天性的替代性选择。与文明社会悲惨、压抑的生活比起来，毫无疑问，卢梭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不过我认为，如果以为这就是卢梭针对文明堕落提出的“解决方案”，那是错误的，这似乎意味着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返回到蒙昧状态，我们要放弃人文素质，把自己变成一个懵懂无知的生物。而卢梭的用意是，寻找到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它非但不会扭曲和扼杀人们对完美生活的向往、对他人的认可的渴望，相反，它有助于实现每个人以及全体成员的共同追求。事实上他并不认为在社会中自然不复存在，对他来说，“自然”并不意味着未经人类活动触及的地域，而是指那些有助于保障人类福祉、增进人类幸福的地方。只是因为在卢梭眼中，人类的活动常常导致不当干涉，所以将“自然”和不受人类影响的事物等同起来似乎又是恰当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与之相关的是卢梭对于“善良本性”的论述。卢梭因此观点而闻名，这包含许多略有不同的表述，即人在本质上是善的，只是被社会所腐蚀。我已经提示过，这句警世之言的后半句是说，无论什么社会，都有腐蚀的危险。不过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类本性为善”的论述？批评者常说，卢梭天真地以为，如果不是受到压迫，人们将善良、友好、和平相处。但是头脑清醒的人认为这绝非真相，既然指责总是指向其他人，那就免除了个人对自己的邪恶意图和行为承担责任。
不过这根本不是卢梭的论点。首先，他严谨而细致地指出，邪恶的根源在于外界对于个人的影响，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是来自认真的分析。第二，在人类善良本性的总标题下，他讨论许多不同情况。比如，他进行了对比，一方面是自发的、无须思考的关爱和慷慨，另一方面是有意识的、谨慎沉思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也目光敏锐地指出道德的局限性：道德只关注责任、义务和要求，这些强制性规定却适得其反地产生了其本想纠正的邪恶。相反，卢梭认为怜悯是人们形成道德联盟的更仁爱、更有效的基础。所以，尽管卢梭的关注点是人的本性，我们还是要谨慎阐述他的思想，避免刻板论述。
我已经在这几节中指出，卢梭的核心关切并不是一个人能否与他人共同生活、工作，而是人们以何种基础进行联合？联合的条款有何特征？联合的条件又是什么？他的政治著作充分体现了这些思考。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公意
国家机构显然是社会的权力中心，负责制定和实施法律。卢梭感兴趣的是，如何能让政治权力的拥有和行使具有合法性，使其对国家中的全体公民有利，而不是只有少数人享有特权。对于这个问题，下面这句话也许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基本观点：“服从法律的人们应该是法律的创作者。”（SCⅡ：6，212；OCⅢ：380）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切含义将在下文第5章讨论。
对卢梭来说，主权者是国家的最终权威，除此以外别无他者。主权者为共同体制定基本法，他要确保共同体中的全体成年成员拥有程序性的和基础性的平等。如此一来，在共同体法律的安排下，所有公民就具有了平等地位，同时社会中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在一开始就得以排除。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中每一位成员都是“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CⅠ：6，OCⅢ：361），他们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平等参与者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主权者通过行使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来自全体成员的“公意”，来向所有人宣告基本规则。公意是一个复杂概念，其具体含义仍存在普遍争论，不过宽泛说来，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通过法律来实现这一目的。卢梭严格区分了主权者和政府，前者是基础，后者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关注法律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情况和个人。卢梭意识到，政府成员作为一个团体会拥有大量权力，可能包含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部门利益，所以他试图提出解决方案，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他强调，无论何时政府都从属于主权者，只享有被授予的权力。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卢梭根本不关心直接民主制，可能出于实践原因，他偏爱的是选举贵族制，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制”民主。无论怎样，他的目标都始终如一：每一位公民都应该享有包括地位、尊严、物质支持在内的基本平等。在卢梭看来，这是任何公正、仁慈的社会必须建立的原则，唯有如此，人的基本价值才能在公民社会中得到承认和实现，同时，平等承认和平等地位也要求公民享有自由并由彼此忠诚的纽带所维系。我们会在下一节看到卢梭如何整合这些分散的要素。
自由、友爱、平等
对卢梭来说，享受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拒绝自由就是拒绝为人。”（SCⅠ，4：170，OCⅢ：356）这很容易让人过快地推论他的含义，而我们需要仔细把握他的想法。比如，有人认为，充分享受自由就意味着你有能力和机会在任何时候做你想做的事情，而根本无须考虑其他人。如果这就是完美的自由，那么它如何与遵守法律相统一？遵守法律要求承认他人的权利并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内容在这种自由中都很难看到。不过卢梭并没有赞成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只会导致争夺支配地位和追求胜过他人。前面说过，如此运用自由，最终后果是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奴役他人。反之，遵从法律可以让人免于对他人的依从，同时也能让人享受有保障的自由，这与他人所享有的自由是相容的。所以，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权利是法律的基础规定，这应该被视为免于恶性竞争、保护自由的条件，而不是对自由的限制。
卢梭承认，与妄想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相比，他所说的“严苛法律”的自由（GPⅥ：196，OCⅢ：974）并不那么吸引人，只有形成社会联盟，使得他人的福祉就像自己的福祉一样，人们才会接受法律的限制，此时人们感受到的不是束缚，而是达成自己的目标和意愿。尽管这不是卢梭使用的词汇，不过这种观点常常体现在以友爱精神联合的社会中，最著名的体现就是法国大革命。卢梭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这一观念，也许最有问题的是他所说的准神的“立法者”。“立法者”能够重塑民众性格，带领人们摆脱狭隘的利己主义，引导他们走向联合。毫不意外的是，他在其他文章中强调了由国家的共同荣耀、共同历史和共同命运而产生的情感联系，现在我对此问题进行简短论述。
文化和宗教
如刚才所说，在卢梭看来，如果人们将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善法作为自己意志的原则，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任意而为的自由的限制，那么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具有共同的情感就是必要的，只是这种共同生活从何而来？又如何培养和维持？卢梭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将爱国主义放在首位，他经常诉诸人们对国家的独特历史所具有的认同感，这就为不同利益和情感的人建立共同体提供了基础。我们很容易忽视，国家的扩张野心和压迫其他民族文化的欲望，常常带来巨大的冲突和人员伤亡。不过，一方面应该强调的是卢梭根本没有兴趣推动这种国家主张。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得很好，它们可以自足、独立于其他国家，避免因依赖而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卢梭仔细考察了这些问题，他认为遵守法律不仅仅出于理性的同意或是害怕惩罚，而是需要教育和培养人们发展出适当的性情。当我面对一群陌生人或是对我来说不重要的人时，我很难像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样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有所行动，只有当他们是我的“同胞”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我才能看到并感受到如此行动的价值。为了形成这一观念，培养鲜活的社会情感、维护共同生活的习俗一定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实践中许多社会的共同体意识非常有限，一些局部利益总是寻求自己的支配性地位，无视或剥夺其他团体的利益，在这些例子中，共同体成员感情淡漠，甚至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所奴役。如我们所见，卢梭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他的观点是，如果共同体不是徒有其名，而是出于自然而建，那么就需要维系共同体的纽带，它促使人们共享习俗、彼此忠诚。
正是出于对社会成员的联系纽带的关注，卢梭开始反思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清楚地知道强有力的宗教情感会塑造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会导致暴力和流血冲突。与他惯常的做法一致，他认为，当宗教涉及公共行为时，信徒们应该严格维护和遵守社会基本法律，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只要没有人认为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使得自己凌驾于法律和主权之上，那么信仰崇拜就是个人的事。这种观点显然毫无争议，卢梭的主旨就是以法律维护社会团结、致力于共同的善，这当然是恰当的方式。
结论和展望
上小节作为一个整体，试图指明卢梭思考的方向，同时阐述他的一些观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丰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这样到全书结尾时，我们就能获得完整而又公允的对卢梭观点的评价。我首先分析三篇文章——《论自然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政治经济》，在这些文章中（尤其是前两篇），我们会看到卢梭对于文明堕落的详细讨论，也会看到他开始寻找治愈社会疾病的方法。
拓展阅读
Maurice Cranston, Jean－Jacques: The Early Life and Work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London: Allen Lane, 1983。
Maurice Cranston, The Noble Savage: Jean－Jacques Rousseau, 1754—1762。London: Allen Lane, 1991。
Maurice Cranston，The SolitarySelf：Jean－Jacques Rousseau in Exile and Adversity。London：Allen Lane, 1997，completed by Sanford Lakoff。这三卷著作是卢梭最有趣、最重要的传记。
Jean Guéhenno，Jean－Jacques Rousseau，tr. J. and D. Weightman, 2 vols。London：Routledge, 1966。利用卢梭的通信而写成的引人入胜的传记。
L. G. Crocker, Jean－JacquesRousseau: TheQuest (1712—1758)。New York: Macmillan, 1968。
L. G. Crocker，Jean－Jacques Rousseau：The Prophetic Voice（1758—1778）。New York：Macmillan, 1973。另一部全面的卢梭传记，不过有点敌意。
James Miller，Rousseau–Dreamer of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结合卢梭生平和作品的研究。
C. W. Hendel，Jean－Jacques Rousseau：Moralist，2 vols。New York：Bobbs－Merrill, 1934。对于卢梭生活和作品的完整、严谨的论述。
Timothy O’Hagan，Rousseau。London：Routledge, 1999。对卢梭作品全方位的细致论述。
Helena Rosenblatt，Rousseau and Genev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讲述卢梭在日内瓦的时光。
(1)卢梭担心在觐见国王时因紧张而出丑，也担心接受年金后不能再保持立场独立、言论自由，因此决定放弃年金。——译者注
(2)指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青年人在大学毕业前漫游欧洲的旅行。——译者注
(3) 1755年里斯本发生大地震，继而发生大火和海啸，造成数万人丧生。伏尔泰写作《论里斯本地震》，把灾难的责任归咎于上帝，他批评了当时欧洲流行的乐观主义的神义论。卢梭与伏尔泰观点不同，他认为要相信上帝的仁慈，人生遭受的苦难不可怪罪于上帝，这些困难虽有天灾，但是更多的是人祸。——译者注
(4)原文误写为1752年。——译者注
(5)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代表人物；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布歇的学生。——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