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辞
陆建德
尊敬的太田校长，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6月初，大东文化大学代表团赴北京与我的同事们在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社会科学论坛”，大家切磋学问，砥砺思想，其乐融融，一致感到收获超过了预期。今天，文学研究所代表团来日本回访，继续我们的学术对话。我由衷希望这种卓有成效的交流能够不断进行下去。
来到东京，我不禁想起一位已经逝世110周年的杰出人物——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吴汝纶（1840～1903）。这位桐城派的后期代表曾为《天演论》《原富》作序，可见他也热心西学。1902年，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荐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但是学校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他没有赴任。也许，他对如何管理新式大学毫无成算。那年阴历五月，吴汝纶来到日本考察教育，为期三个多月（这时二叶亭四迷正在中国访问）。他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和东京等地走访各类学校，广结朋友，与他们手谈、唱和。他在9月回国后，立即将部分日记、日本友人的书信和访日期间的报刊报道、专论汇编成册出版，书名《东游丛录》。这是晚清新政初期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文件，其中很多内容还能启发当今的读者。可惜的是吴汝纶回国后不久病逝（1903年2月），他的教育思想无法付诸实践。但是《东游丛录》在晚清的教育改革过程中起到了作用，它对《癸卯学制》有所影响。
在这次学制考察过程中，吴汝纶希望全方位地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教育方面的经验与成就。他记载大、中小学和各种专门学校办学的细节，不惮其烦。这位学问家也是细致的实干家。对他而言，了解日本也意味着认识自我。
重读《东游丛录》（以及《吴汝纶全集》中的日记卷），经常会感到，通过异国人士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原来如此必要。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中西二元的比较，往往不得要领。现在这一倾向可能依然存在。世界是多元丰富的，所谓的中西两极是过于简单化的想象。取亚洲周边国家的角度看中国，也会有不期而至的收获。
日本对吴汝纶的访问十分重视，一些报刊也报道了他此行目的。东京一家报纸恳切希望他多多关注学制背后的“无形人心”。也就是说，制度要行之有效，离不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支撑。文章作者表示，中国必须先巩固中央主权，才能真正取得学术进步。国家威权不立，“国民统一之思想”缺失，个人的知识并不能使国家富强。“意贵邦虽守尧舜孔孟之道义，国家之观念，殆若甚薄；贵邦之人民虽智巧，皆出于个人之为，而以国家为务之智识，则若甚少者，此贵邦之所最短也。”这是非常敏锐而又充满善意的批评，同时也凸显了一盘散沙的晚清中国人的盲点。当时的清廷中央萎弱，权力非常分散，留日学生省界意识浓重，出版刊物喜欢以省份命名。激进派只想着民族观念指导下的改朝换代，国家整体观念淡薄。辛亥革命后新学依然支离破碎，究其原因，乃“以国家为务之智识”未能普及。幸运的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国运飘摇的30年代，国家观念终于开始在中国人心中确立。
尤其可贵的是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与吴汝纶谈及爱国心如何培养的问题。他建议，国民要有爱国心，首先必须统一语言。语言不统一，交流不便，团体难以结成：“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吴汝纶担心学堂科目已多，增加一门，时间太紧。想不到伊泽修二说：“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之人犹不知国语之重要，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爱国心始于语言和发音统一，这也是习惯于各省方言壁垒的晚清知识分子未曾想到的。至于吴汝纶自己，他立即开始借助日本经验设计汉语注音体系。
东京大学教授高桥作卫在给吴汝纶的长信上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建议也让我感佩。他甚至认为，最好禁止学生阅读豪侠小说。教育的目的不在培养豪杰，而在培养常识之士；豪杰任侠之谈，破坏世道人心，受其毒害者“好为异行，疏豪自喜，甚至抗上以为刚，蔑长以为强，眼无官宪，反理庇恶”。当代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所表达的人生态度也会变成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
与此相关联的是吴汝纶辛丑年（1901）日记里一则有趣的记载。中国留日学生喜欢读政治法律，一位在北京的日本将领笑着说：“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也。”吴汝纶记道：“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蔡元培先生在1916年年底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该校最受欢迎的学科还是政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于以往，但是吴汝纶那种谦逊好学、热心交流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不忘历史，取日本的视角看中国，取中国的视角看日本，善于换位思维，总是会促使双方反思自我，多一分自知之明。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文学所同人衷心感谢大东文化大学为这次会议所做的周到细致的准备。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3年11月6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