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
近十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成就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相对而言，《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环节却还比较薄弱。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力求取得较大的突破。
一、《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现状
现存的《三国演义》版本颇多，重要的有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壬午本”），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刊刻的诸种《三国志传》（简称“志传本”），明万历、天启年间刊刻的伪《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伪李评本”），清初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称“李渔评本”），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志演义》（简称“毛本”）等。就版本形态的演变而言，这些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一是“嘉靖壬午本”系统，二是“志传本”系统，三是“毛本”系统。
“嘉靖壬午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因其艺术质量稍逊于“毛本”，长期以来流传不广。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4年影印出版“嘉靖壬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标点排印本，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读本。不过，“嘉靖壬午本”中问题甚多，对它的整理工作实际上还未开始。
“志传本”刊刻时间比“嘉靖壬午本”晚了七八十年乃至上百年，文字比“嘉靖壬午本”更为质直，因而长期以来备受冷落，也不被学术界重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志传本”的祖本早于“嘉靖壬午本”，更接近于罗贯中原本的面貌；但对它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整理工作还谈不上。
“毛本”自清代康熙年间问世以后，凭借其艺术质量上的优势，很快战胜了以往的各种版本，成为三百年来最为流行的版本。因此，建国以来对《三国演义》的历次整理工作，均以“毛本”为底本。
1953年，作家出版社以“毛本”为底本，并参考《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第一次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此为基础，重加整理，参照“嘉靖壬午本”和有关史籍，订正了其中若干错误，并附上“《三国演义》地图”，于次年出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改版（横排，简体字）之机，再一次对全书作了校订，解决了过去正文中存疑的个别问题，订正了一些人名、地名，修改了旧注，并新增大约一百五十条注释。这三次整理，凝结了一批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使这个版本（简称“整理本”）的质量逐步提高，成为三十多年来通行不衰的版本，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常为教学和专业研究者所取资，其功实不可没。
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小林同志校注，陈迩冬先生审订的《新校注本三国演义》（简称“新校注本”）。它仍以“毛本”为底本，在“整理本”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校勘，改正了若干错误，新增大量注释，更加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对专业研究工作者也颇有可资参考之处。在《三国演义》的整理史上，它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版本。
然而，由于古代小说的整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过去尚无成套的经验；由于学者们对整理的标准和尺度尚有不同理解；也由于以往的研究水平限制了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加上其他原因，尽管《三国演义》已经几度整理，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技术性错误”。
我所说的“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它们与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产生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综观《三国演义》全书，“技术性错误”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一）人物错误
主要包括四种情况。
（1）人名错讹。如第5回写陈留孝廉卫弘资助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郭颁《世语》，“卫弘”应作“卫兹”；第65回写刘备任用刘璋旧部庞义、吕义，据《三国志·蜀书》有关传记，“庞义”当作“庞羲”，“吕义”当作“吕乂”；第81回写刘备伐吴，命傅彤为中军护尉，据《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傅彤”当作“傅肜”，等等。
（2）人物字号错讹。如张飞本字“益德”，《演义》却误为“翼德”（第1回）；刘晔本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第10回）；夏侯楙本字“子林”，《演义》却误为“子休”（第91回），等等。
（3）人物身份错误。如董卓进京前任并州牧，封斄乡侯，《演义》却误为“鳖乡侯、西凉刺史”（第3回）；丁原曾任并州刺史，后入京为执金吾，《演义》却误为“荆州刺史”（第3回）；杨阜在魏明帝时任少府，《演义》却误为“少傅”（第105回），等等。
（4）人物关系错讹。如曹德本系曹操之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郭颁《世语》），而《演义》误为曹嵩之弟（第10回）；魏国燕王曹宇本系曹操之子（《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而《演义》误为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董贵人（《演义》作“董贵妃”）本系董承之女（《后汉书·伏皇后纪》），而《演义》误为董承之妹（第24回），等等。
上述种种现象，对塑造人物形象毫无作用，却造成了不必要的错误，理应改正。
（二）地理错误
这是《三国演义》全部“技术性错误”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对此，我已写了《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一文（载《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只列出地理错误的八种类型，以见其大概。
（1）政区概念错误。如“沛国谯郡人”（第1回），应为“沛国谯人”（东汉时王国与郡地位相当，不相统辖）；“九郡四十二州”（第34回），应为“九郡四十二县”（郡下辖县），等等。
（2）大小地名混淆。如“兖州，濮阳已失”（第11回），应为“濮阳已失”（濮阳仅为兖州辖境之一县，不能与兖州并列）；“操引军赶至南阳城下”（第17回），应为“赶至穰城下”（南阳系郡名，而非具体城名），等等。
（3）误用后代地名。如“河东解良人”（第1回），应为“河东解人”（“解良”即“解梁”，系金代地名）；“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第2回），应为“往代郡”（“代州”系隋代地名），等等。
（4）古今地名混用。如“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第2回），应为“冀州中山国安喜县”（“定州”为北魏地名，“中山府”为北宋地名，二者实为一地，“安喜”则系汉代县名）；“路经德州平原县”（第5回），应为“路经青州平原县”（“德州”系隋代地名，“平原县”则为汉代地名，属青州平原郡），等等。
（5）方位错乱。如耒阳本在江陵东南一千里，《演义》却写成“东北一百三十里”（第57回）；益州本在汉中之南，《演义》却写张鲁以为“西可以吞益州”（第64回），等等。
（6）地名误植。指作品本该用甲地名，却误用了乙地名。如第19回写曹操往徐州攻吕布，“路近萧关”，应为“路近萧县”；第26回写袁绍“令退军武阳”，应为“退军阳武”，等等。
（7）地名混位。指甲、乙两地本不相干，却被硬拉在一起，弄得牛头不对马嘴。如“山阳巨鹿人”（第5回），山阳属兖州，巨鹿则属冀州，应为“山阳巨野人”；“泰山华阴人”（第11回），泰山与华阴两地相距数千里，应为“泰山华人”（“华”指华县，属泰山郡），等等。
（8）纯粹的地名错讹。如“高堂”应为“高唐”，“西阆中巴”应为“巴西阆中”，“赤坡”应为“赤阪”，等等。
上述种种地理错误，对情节描写毫无好处，却常常令人困惑，也应改正。
（三）职官错误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主要指以下三种情况。
（1）职官混称。如第1回写刘焉为“幽州太守”，应为“幽州刺史”（州长官应为刺史或牧，郡长官才是太守，历史上的刘焉未任幽州刺史）；第6回写刘岱为“兖州太守”，应为“兖州刺史”；第21回写“封徐璆为高陵太守”，应为“高陵令”（高陵系县，其长官为令），等等。
（2）随意杜撰。如第10回写曹操“以（荀攸）为行军教授”，当时无此官职，据《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应为“以为军师”；第56回写曹操“封华歆为大理少卿”，当时亦无此官职，据《三国志·魏书·华歆传》，应为“拜华歆为议郎”，等等。
（3）官爵文字错讹。如第5回写袁绍为“祁乡侯”，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应为“邟乡侯”；第14回写曹操“封刘备为征东将军”，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应为“拜刘备为镇东将军”；第16回有“奉军都尉王则”，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应为“奉车都尉”；第18回写李通“乃镇威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李通传》，应为“振威中郎将”；第59回写张鲁为“镇南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应为“镇民中郎将”，等等。
（四）历法错误
（1）引用史实而乱写日期。如第1回写“建宁二年四月望日”，殿角狂风骤起，大蛇蟠于帝座，查《后汉书·灵帝纪》，应为“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即四月廿二）；同回写“光和元年……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据《后汉书·灵帝纪》，应为“光和元年六月丁丑”（即六月廿九），等等。
（2）干支错误。如第45回写诸葛亮与刘备相约“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而据《二十史朔闰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并非甲子日，而系壬申日；同样，第49回写十一月二十二日为丙寅日也错了，应为甲戌日。类似错误，书中还有。
（3）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如第40回写曹操决计南征，“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而据《二十史朔闰表》，建安十三年七月并无丙午日，只有丙辰、丙寅、丙子日；第81回写刘备伐吴，“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而据《二十史朔闰表》，此月无丙寅日，只有丙子、丙戌、丙申日，等等。
（五）其他错误
除了上述四类错误，书中还有一些“技术性错误”，这里略举两种：
（1）人物年龄误差。如第1回写刘备“年已二十八岁矣”，而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推算，应为“年已二十四岁矣”；第59回写韩遂自称“四十岁矣”，而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推算，韩遂此时已年近七十；第72回写杨修被杀，“年三十四岁”，而据《后汉书·杨震传》附《杨修传》注引《续汉书》，应为“四十五岁”，等等。
（2）名物描写前后矛盾。如第32回写“徐晃一刀斩汪昭于马下”，而在《演义》中，徐晃一直是用大斧的；第65回写马岱“挺枪跃马，直取张飞”，而在书中其他地方，马岱所用兵器却是刀。像这类疏误，都是完全应当避免的。
上述种种错误，皆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总数至少在700处以上。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在吴小林同志整理的“新校注本”中，这些错误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校正。由此可见，对《三国演义》的整理远未达到尽如人意的程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二、从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看重新校理
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罕见的杰作，《三国演义》问世六百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典籍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华文化越来越广泛地向海外传播，它也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今天，《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海外华人，还是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朋友，凡是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都将把《三国演义》当作必读书。
然而，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现有的《三国演义》版本确实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毛病，难以充分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优秀文学遗产，弘扬民族文化，必须对它重新校理。
所谓“重新校理”，是说在传统的标点、分段、校勘异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收《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可能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其目的，是要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并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这里，有必要对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进行一番讨论。
（一）“文学就是文学，可以不受历史的约束。你所说的‘技术性错误’，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我和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一样，认为文学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学家有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有权（而且必须）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不应当时时处处用历史来规范文学，使文学成为历史的附庸。然而，这绝不是说，文学家在创作中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制约。在描写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地点、事件时，不管作者如何进行艺术虚构，都不能不受基本史实的制约，不能任意颠倒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彼此联系，更不能随意改变历史的总体轮廓和根本走向。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三国演义》的基本属性是文学作品，但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又只能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艺术想象。杰出的作家罗贯中正是这样做的。
其次，作家的艺术虚构与书中的“技术性错误”，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为了组织情节，塑造人物，作者常常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艺术虚构；通观全书，绝大部分情节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的成分，有些甚至全属虚构。这在艺术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即使个别地方失误，也是作者艺术构思所致，他人可以评说，却不能更改。而那些“技术性错误”却不是作者艺术构思的产物，不是组织情节、塑造人物所必须；相反，从本质上看，它们是违背作者本意的，甚至是被传抄者、刊刻者、评点者加在作者头上的，是不应有的差错，不仅应该指出，而且应该纠正。
（二）“《三国演义》是小说，对其中的‘技术性错误’不必那么认真。”
诚然，在封建社会里，通俗小说长期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统治者的轻视，小说作者地位的低下和条件的限制，以及民间文学创作随意性的影响，使得作者因受对待一些知识性、技术性的问题往往不那么认真；同时，由于这种轻视态度的影响，古代小说的著作权特别不受尊重，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经手人不但不能认真对待其中的“技术性错误”，而且常常随意增删改动，又添加了更多的错误；过去通俗小说的接受者多数是下层平民，他们主要是“听”故事，无暇辨别其中的种种“技术性错误”；不少文人也看小说，则是为了猎奇和消遣，他们也不会认真看待其中的“技术性错误”。可是，近代以来，小说早已取得与诗文平起平坐的地位，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在小说受到空前重视的今天，人们阅读《三国演义》，不仅是为了获取审美的愉悦，而且是为了得到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启迪。这样，书中随处可见的“技术性错误”，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看到，对《三国演义》的改编正日益兴旺，如果不纠正小说原著的“技术性错误”，也会给改编工作造成种种漏洞，使电影、电视、连环画等艺术品种在表现上遇到不应有的困难。因此，从弘扬民族文化的高度看问题，对《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就是要认真校正。
（三）“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恐有妄改古代作品之嫌。”
对于古代作品，我们历来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不能把今人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不能随便改动作品本身。不过，这与我们所说的“重新校理”并不矛盾。首先，“重新校理”主要是校正《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根本不改变作者的艺术构思，也不改变任何情节和人物形象，自然说不上什么“妄改”。其次，对“技术性错误”的校正均应以史实或作品本身的描写为依据，理由充足，绝非“妄改”。再次，在校理中，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方法，把原文完整地保存下来，既便于覆按，又可与校正的文字加以对照比较，这与单凭一己之意的“妄改”也是完全不同的。
当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时，整顿回目，修正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其改动可谓大矣；但是，“毛本”经受了三百多年漫长岁月的考验，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首肯，并未被加上“妄改“的恶谥。今天，我们的态度比毛氏谨慎得多，方法比毛氏严密得多，在学术上是完全可以站住脚的。
总之，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具体行动，学术界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三、重新校理的原则和方法
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一项尝试性的、十分复杂的工作。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确立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几点初步的想法，谨向学术界师友和国内外同行请教。
（一）恰当考虑版本问题
重新校理的主要目的，是给国内外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消除其中易滋淆乱之处；这样做，对专业研究工作者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但这毕竟还是第二位的。因此，对于现存的《三国演义》版本，应当根据其研究价值、阅读价值的不同来决定不同的整理方法，在出版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
“志传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考索《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原始面貌、版本嬗变尤不可少；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它却没有多大的阅读价值。因此，可以针对专业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予以影印或标点排印，文字一律不作更动，尽量保持其原貌，而不必作全面的整理。
“嘉靖壬午本”和“毛本”不仅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有较高的阅读价值，应当进行系统的整理。鉴于二者在文字上已有明显的区别，必须分别予以校理。作为第一步，可以首先重新校理艺术质量最高，流传最广，已有一定整理基础的“毛本”。
（二）充分尊重作者的艺术构思
重新校理只是为了消除那些偶然的、不应发生的、与作者创作意图无关的“技术性错误”，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校正，而不是代替作者进行思想上的取舍和艺术上的修改。所以，必须严格保持作品原有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貌，循着作者原有的思路和作品自身的情节发展过程，进行谨慎、细致的处理。这就要求整理者反复熟读《三国演义》，对其情节内容烂熟于心，并仔细研读有关史籍，准确地把握《演义》中艺术虚构与史实的关系，找出那些“技术性错误”，从而做到胸有全局，处置得当。
（三）凡作者有意虚构之处，一律不作改动
（1）人物。书中虚构的人物，如貂蝉、吴国太等，各有其艺术作用，不存在改动的问题。对某些人物的身份，作者有意作了调整，如甘夫人原系刘备之妾，位在麋夫人之下，而书中径称其为“夫人”，且列于麋夫人之前。凡此，均仍其旧。
（2）情节。书中情节，多含虚构成分，有的纯系虚构。不论其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如何，均尊重作者原意，不作改动。
（3）职官。书中某些职官，虽不准确甚至错误，但已深入人心。如曹操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都许后，以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十三年（208）始为丞相，而书中一直称之为“丞相”；诸葛亮出山后始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定益州后升为军师将军，而书中一直称为“军师”。为便读者，姑不改动。对于书中创置的一些官名，如“五虎大将”“水军大都督”“平北大都督”等，因习称已久，也只加注说明，不予改动。
（4）名物。书中所写兵器、服饰等，多有与史不合者，亦仍其旧。
（四）校正“技术性错误”的方法
这是整个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为繁难之处。对于校出的“技术性错误”，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处理方法。
（1）直接改动原文，并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之处和改动的依据。这种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使读者直接看到正确的正文，对读者最为方便。同时，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上也是十分严谨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
（2）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加脚注指出其错误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见。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学术上自然不存在问题，专家学者很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着种种错误，必须一一对照脚注方可明白，比之第一种办法，显得稍微麻烦一点。
（3）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种方法丝毫不改变正文的面貌，同时又把书中的错误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称最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大概也最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非得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术性错误”，比之第二种方法也许更不方便。
以上几种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我相信，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努力，完全可以校理出一种较好的版本。这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个重要贡献，而且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古代小说数量既多，品种亦繁，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本文所论，都是针对《三国演义》这部具体作品而言的。对于比较严格的历史演义小说的整理，这些意见可能有较多的参考价值；至于其他类型的小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转载；《社会科学报》《文摘报》《文汇报》《东方时报》《工人日报》等介绍本文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