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活
The Art Life
KM
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可以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它位于华盛顿特区市中心以南10公里，是个更为精致发达的城市，基本算是华盛顿的郊区，居住着数千名政府工作人员。20世纪60年代早期，亚历山大的人口大概是博伊西的五倍，但林奇对于自己即将踏入的这个大世界显然毫不畏惧。“据我所知，大卫读高中的时候是学校里的明星，他也很清楚自己是大家眼中的宠儿。”佩吉·雷维说，“他从小就有那种魅力。”
高一开学后不久，林奇和托比·吉勒（Toby Keeler）成了朋友，自那之后，他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晰起来。“我和大卫是在他女朋友家门口的草坪上认识的，不过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那个女孩，而不是大卫。”吉勒说。他后来把那个女孩——琳达·斯戴尔斯（Linda Styles）从林奇身边抢走了。“林奇家住得挺远，但亚历山大的法定驾驶年龄是15岁，所以他常开着家里那辆前后翼巨大的雪佛兰羚羊（Chevy Impala）来她家。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大卫。他是那种最招人喜欢的类型。后来我们开了好多年玩笑，打趣我是怎么把他女朋友给偷走的。当时我们俩都是哈蒙德高中（Hammond High School）兄弟会成员，我们的秘密口号是‘永远信任’，但我认识的大卫不是个喜欢花天酒地的兄弟会成员。”[1]
林奇和吉勒成了密友，但其实是托比的父亲——艺术家布什纳尔·吉勒（Bushnell Keeler）真正改变了林奇的人生。“布什对大卫影响很大，因为他有勇气离开‘常规’生活，租了间工作室开始艺术创作。”托比说，“大卫曾说，当他听到布什纳尔的职业时，感觉一颗炸弹在脑袋里爆炸了。‘艺术画家？你真靠这个为生？’”
在布什纳尔·吉勒的弟弟大卫眼中，哥哥过着“起伏不定的人生。布什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拿到了工商管理学位，娶了克利夫兰一户有钱人家的女儿。他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个初级主管的职位，做得不错。但他痛恨自己的工作，所以和家人搬到了亚历山大，准备学习成为一名牧师，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想做牧师。年轻时他很愤怒，总是到处挑衅，还服用了一大堆抗抑郁药，可一点儿用都没有。最终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于是就那么做了。但这个决定让他的婚姻告吹了”。
“布什意识到了一件其他人都还没看出来的事情，那就是大卫真的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大卫·吉勒接着回忆说，布什纳尔2012年就去世了，“布什觉得，他那个年纪的年轻人正赶上创造力勃发的时候。我猜大卫的父母那时也没给他太多鼓励，于是布什成了那个在他背后全心全意给予支持的人。大卫经常在他家过夜，布什也从自己的工作室里挤出块地方，留给大卫创作。”[2]
高一那年认识了杰克·菲斯科（Jack Fisk）后，林奇更加坚定了搞艺术的决心。他们俩的友谊从那时起打下基础，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菲斯科如今已经是位受人尊敬的美术指导及导演，但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约翰·卢顿（John Luton），身材瘦高，长得也不难看，来自伊利诺伊州坎顿（Canton），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姐姐苏珊比他大4岁，妹妹玛丽比他小1岁。菲斯科的父亲在一场空难中丧生后，他母亲改嫁给了查尔斯·卢顿（Charles Luton），这个男人是铸造厂的监工。自那之后，这家人就得随着卢顿工作地点的变化不断搬家。（菲斯科和他妹妹玛丽后来都把姓氏改了回去。）菲斯科小时候读的是所天主教军事学校（Catholic military school），后来又陆续搬家到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和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菲斯科14岁那年，他们终于落脚在了亚历山大。
“大卫和我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因为我们俩都对绘画感兴趣。”菲斯科说，“我记得他站在学校一间教室的门口做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念高二，但我知道他其实只是个高一学生。后来我俩经常拿他撒谎这事开玩笑。我那时在赫脱药店（Herter’s Drug Store）的冷饮柜台打汽水，他来找我，顺便给自己找了份开着药店吉普车到处送药的工作。”[3]
这份工作带着林奇在小城各处跑来跑去，不论到哪儿，他都是个惹眼的男孩。“我课余会送送报纸，真正认识林奇两年前，我就总能看见他提着小口袋敲别人家门。”艺术家克拉克·福克斯（Clark Fox）说，他是林奇的高中同学。“他有点格格不入。那时候男孩想留长头发不太容易，但林奇头发很长，却没人找他麻烦，我记得他还特别苍白。送药的时候他总打条领带，穿件夹克。他很与众不同。”[4]
菲斯科的童年充满波折，林奇的童年却满是田园般的安静感。另外他们俩脾气也不太一样，但两个人都立志献身艺术，开始了一步步的努力。“因为总在搬家，我基本上总是独来独往，但大卫是个很容易交朋友的人，所有人都喜欢他。”菲斯科说，“大卫开口说话的时候，你就想认真倾听，他总是有那种魅力。大卫最开始也很古怪。我们读的是所很老派的学校，所有人都得参加兄弟会——除了我，所有人都穿格纹衬衫和卡其布裤子。大卫还参与竞选了学校会计——他的竞选口号是‘要省钱，选戴夫’——竞选大会时每个人都要上去发言，大卫穿了件泡泡纱西装，配网球鞋。今天听起来不新鲜，但那个时候，没人会想到用网球鞋搭配西装。”
林奇赢得了学校会计的职位，但大概在同一时期，他对绘画的热情超过了生命中几乎所有的事。“他再也不想干类似竞选会计这种事了，”菲斯科回忆说，“我不知道他是被辞退了还是自己辞职了，反正那份工作没持续多久。”
如果说叛逆是青春期的标配，那么林奇对成年世界的拒不服从非常特殊：他叛逆，不是无事生非为了追求痛快，而是因为他在学校之外真正找到了一件对自己特别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类似大卫这样的孩子对油画产生兴趣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约翰·林奇说，“爸妈对于他的误入歧途也很失望。他大概是从九年级开始叛逆吧，虽然从没犯过法，但也四处胡闹，喝个酩酊大醉。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他晚上还偷跑出去过几回，被抓住了。吃晚饭的时候也很痛苦。我妈会做些普通的菜肴，但大卫觉得那些菜太中规中矩了——他会说：‘你做的吃的太干净了！’在博伊西的时候，大卫很认真地参加童子军活动，但到了亚历山大，他把童子军也当成了反叛的对象。我爸鼓励他坚持下去，很快就能成为鹰级童子军了，大卫倒是听了他的话，但我觉得他只是为了爸爸才这么做的。”
15岁生日的时候，林奇以某种方式和童子军说了再见。
当时他作为鹰级童子军，被选中参加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总统就职典礼，还能站在最前排。他记得那天看见肯尼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乘坐加长轿车，从距离他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经过。
无疑，这是难以忘怀的记忆，但林奇的心思都在其他事情上。玛莎·莱维西说：“搬到亚历山大后不久，大卫就只想画画了，我成了他和爸妈之间的调停人。我会跟大卫谈爸妈的困扰，也会把他的观点转达给爸妈，在中间维系着和平。我们的爸妈是那种特别有耐心的人，大卫一直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之间从来没大吵大闹过，只是意见不相同。”
林奇的堂姐埃琳娜·泽加雷利形容林奇的父母是“非常坦诚、保守、虔诚的人。桑妮长得很漂亮，说话轻柔甜美，但也很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家子人在布鲁克林一家餐厅里给曾祖母赫尔米娜过生日。那时大卫16岁，饭桌上每个人都在喝酒庆祝，但大卫的妈妈坚决不允许他碰葡萄酒。看到大卫的作品时，你很难相信他和他妈来自同一个家庭。我感觉可能恰恰因为家人十分刻板，他才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虽然遭到了家人的阻挠，林奇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我们俩认识时，大卫已经从布什纳尔·吉勒那里租了间房，”菲斯科回忆说，“他问我：‘你想和我共用一间工作室吗？’房间很狭窄，但我还是跟他一起租下了，租金大概每个月25美元，布什纳尔会时不时来给我们提些建议。布什纳尔给他推荐了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的《艺术的精神》（The Art Spirit），大卫也把我拉下了水。他会坐在屋里各种地方大声读书里的章节，或者跟我讨论。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人写了做画家的经历——突然之间你觉得不那么孤独了。通过亨利的书，我们知道了类似凡·高、莫迪里阿尼这样的艺术家，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艺术家我俩都很感兴趣。”
罗伯特·亨利是美国阿什坎艺术学院（Ashcan School of American Art）的领袖人物，这所学校主张一种粗粝无畏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罗伯特本人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的学生包括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和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艺术的精神》出版于1923年，是罗伯特几十年执教生涯的精华凝结之作，对林奇影响深远。这本书的语言和句法今天读来已经有些过时，但其中表达的观点却是不朽的。它沉静、卓越又鼓舞人心，从头到尾只在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让自己做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相信这是件值得付出的事情，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
1962年早些时候，16岁的林奇决定搬出布什纳尔·吉勒的工作室自立门户，并且说服了父母给他提供一部分租金。“他们俩考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莱维西说。约翰·林奇记得：“布什纳尔来找我们爸妈聊了聊，劝他们同意大卫租间自己的工作室，他说：‘大卫不会在那里瞎胡闹的。他想在里面画画。’大卫找了份工作，能支付一部分租金，而且那个地方确实很便宜。那个区域20世纪60年代时被称为‘老城’，相当于亚历山大的棚户区。（今天这里已经成了遍布精品店和高级咖啡馆的昂贵地段。）街边林立着200多年前修建的砖房，都是贫民窟，其中有一栋连贫民窟都算不上——就是大卫和杰克租的那栋。他们租下了整个第二层，房子的楼梯又老又窄，走上去吱吱作响。他们搞了场小型进驻聚会，但其他时间里这个地方的确就只是间工作室。大卫每晚都要去，而且会待到很晚。那时候爸妈对他有宵禁的要求，每天到家后他都得按停一个电子钟，这样爸妈就知道他是几点回来的了。但早起对他来说一直很痛苦，爸爸有时会用湿毛巾盖在他脸上，好把他叫醒。大卫特别讨厌这个。”
上高中时，菲斯科和林奇都在华盛顿特区的科科伦艺术学校（Corcoran School of Art）上课，他们生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校园之外。“我拿到了学校美术课的不及格通知，好像大卫美术课成绩也不怎么样，但我俩一刻不停地画画，一起换过好几个工作室。”菲斯科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卡梅隆大街（Cameron Street）上一整栋房子租了下来，把其中一个房间刷成了黑色，专门用来思考。刚认识大卫时他正在画巴黎街景，用的是硬纸板的蛋彩，看起来有种独特的美。有天他拿来一幅船靠码头的油画，当时他颜料用得很厚，有只蛾子被粘在了颜料里。蛾子拼命挣脱的过程中，在天空上留下了美丽的旋涡。我记得大卫当时特别兴奋，因为他的画里混入了死亡。”
“如果说大卫在艺术层面迈向了某个方向，那我则迈向了另一个方向。”菲斯科接着说，“我们俩总是在逼着对方做到更好，所以作品进步很快。我的画越来越抽象，大卫则越来越喜欢画黑暗的事物——夜里的码头，死去的动物——很情绪化的东西。大卫一直是个生性欢快、个性阳光的人，但他却被黑暗的东西所吸引。这是大卫身上的一个谜。”
与此同时，在家里，大卫的父母却非常困惑。“大卫能把国会大厦画得那么棒，他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画的肖像也都很棒，”莱维西说，“我记得妈说：‘为什么你不像从前那样好好画画了？’”林奇找到了反抗所谓“正常行为”的勇气，但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却让他在家里麻烦不断。不过，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始终没变。林奇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看看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弟弟就清楚了。“读高中时我和大卫住同一间房，有时候也打架，但大卫会给我做很多事。”约翰·林奇说，“他在学校很受欢迎，而且他不会以自己的弟弟为耻，会把我带到他的圈子里，认识他的朋友，我的朋友也都和他混得很熟。要知道，那时候我的朋友里也有不少不太正常的人。”
林奇青少年时代的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美国电影正处于低潮之中。给美国电影产业带来新气象的社会变革尚未发生，电影工作室制作周期很短，产出的都是类似多丽丝·戴（Doris Day）主演的廉价浪漫喜剧、沙滩狂欢剧、猫王音乐剧，以及浮夸的史诗巨作。不过那是外国电影的黄金时期，皮埃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都在那些年中产出了许多杰作。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是为数不多开创了新局面的美国导演，林奇非常喜欢他1962年改编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的电影《洛丽塔》（Lolita）。他还对电影《畸恋》（A Summer Place）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很喜欢桑德拉·狄（Sandra Dee）和特洛伊·唐纳修（Troy Donahue）。虽然他弟弟说他那些年看过伯格曼和费里尼的电影，大卫自己却不记得了。
林奇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女朋友是朱迪·韦斯特曼（Judy Westerman），他们俩被票选为学校里最可爱的一对情侣，学生年鉴中还有张他们一起骑双人自行车的照片。“大卫的女朋友很正点，但他也会跟学校里那些‘速食’女孩约会。”克拉克·福克斯说，“他管这些女孩叫‘哇哦女人’，但从来不透露太多细节，不过我知道她们都挺野的。他会被生命中狂野的一面深深吸引。”
菲斯科记得：“大卫和朱迪很亲密，但他们俩并没发生任何身体上的关系。他不算是个花花公子，但确实对女人有着自己的迷恋。”林奇第一次见到菲斯科的妹妹玛丽时，两人之间并没迸出什么火花，但他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认识大卫时十四五岁，”玛丽·菲斯科（Mary Fisk，1977年，她成了林奇的第二任妻子）回忆道，“我正在客厅里坐着，杰克带着大卫一边穿过屋子一边对他说：‘这是我妹妹玛丽。’客厅里有个用来盛烟的黄铜花瓶，我估计他当时吓坏了，因为他们家没人抽烟。不知道为什么，但后来他总把我和烟联系在一起——他总这么跟我说。”
“大卫当时和朱迪·韦斯特曼的关系很稳定，但他真正爱的是南希·布里格斯（Nancy Briggs）。”玛丽·菲斯科接着说，“上高三之前的那个暑假我迷上了大卫，饱受相思之苦——他特别擅长与人心灵相通。我们俩约会过几次，但不是很认真，因为彼此那时候都有男女朋友。那个夏天大卫和杰克也高中毕业了，所以等秋天一开学，我们就分道扬镳了。”[5]
林奇1964年6月高中毕业，三个月后，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他们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Walnut Creek）。也是从那时起，林奇开始在波士顿美术馆学校（Boston’s 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上课。与此同时，杰克·菲斯科进入了曼哈顿私立大学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库伯联盟学院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所杰出的学校——杰克入学时，艾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都在那里任教。但菲斯科还是在一年后退学了，到波士顿重新和林奇团聚。“走进他的公寓时我吓了一跳，因为到处都是画，而且是风格截然不同的画。”菲斯科说，“画里使用了大量的橙色和黑色，对于大卫来说可能有些过于明亮了。我很惊讶他居然画了这么多。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的是，天哪，这个家伙真是下了苦功夫。他产量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待在家里画画，而不是去上学。对他来说，学校是个让人分心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菲斯科和林奇此时与艺术发生关系的方式，与当时世界艺术中心曼哈顿正在上演的风潮之间有极大悬殊。
抽象表现主义的全盛期已经结束，现代主义也开始把游乐场让位给波普艺术。当时波普艺术似乎一夜之间被弹射到了艺术的前线，再次推动了艺术史上叙事方式的改变。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探索联结艺术和生活的新途径，观念艺术和极简主义高歌前进。从波士顿乘坐火车，只消一会儿就能到达曼哈顿——菲斯科还在那里住过一段。但对林奇和菲斯科来说，工作室之外发生的事情似乎引起不了他们的任何兴趣，他们仍旧追随着罗伯特·亨利，而不是《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对他们来说，艺术是神圣的召唤，要求你回报以自律、孤独以及激烈的一意孤行。不论波普艺术看起来很酷的讽刺风格，还是纽约艺术世界觥筹交错的社交网络，在他们心里都不占据任何分量。他们是古典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轨道运行。
到了第二学期结束时，林奇的分数已经岌岌可危，雕塑和设计课不及格后，他选择了退学。不过想离开波士顿并没那么容易。“他用油彩颜料把波士顿的公寓搞得一团糟，房东让他赔偿损失，爸爸雇了个律师解决争端。”约翰·林奇说，“爸爸并没有大吼大叫，但能看出来他很生气，我觉得他一定对大卫很失望。”
接下来该去哪里呢？布什纳尔·吉勒的兄弟在波士顿经营旅行社，他以导游的名义给菲斯科和林奇争取来两张飞往欧洲的免费机票——他们俩只需要在机场迎接一群女孩并把她们护送上飞机，就算完成了导游任务。于是，1965年晚春，两个人去了欧洲，计划到坐落于霍亨萨尔斯城堡（Fortress Hohensalzburg）的萨尔茨堡国际艺术学院（Salzburg International Summer Academy for Fine Arts）学习。这所学校俗称为“梦幻之校”，1953年由奥地利表现主义艺术家奥斯卡·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设立，学校所在地也是1965年无可指摘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的取景地。林奇记得：“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想在这个地方创作。”菲斯科和林奇在开课两个月前提前到达，对这个城市很失望，他们心里也很失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俩身上大概有250美元。大卫爱喝可口可乐，1美元一瓶；他还喜欢万宝路香烟，也是1美元一包。我只能眼看着钱越来越少。”菲斯科说。他们只撑了15天。
“回到家后，继父给了我1000美元，当时这是笔大数目。我申请了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因为当时正在征兵去越南，学生可以延迟兵役。”菲斯科接着说，“我去了费城，但没进去学校，因为申请得太晚了。于是我在《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找了份工作，检查电视节目表页面上的广告。一两周后，战事在约翰逊总统手下不断激化，更多人被征召入伍，学校于是打来电话说：‘你被录取了。’所以我就这么进去了。我用30美元一个月的价钱在二十一号大街和切里大街（Cherry Street）的交会处租了间小房子。”
对林奇来说，这段时间更为困难。“听说大卫没去上学，他爸妈简直要气疯了。他们跟他说：‘从此以后你就靠自己吧。’”佩吉·莱维西回忆道。“1965年剩下的时间里，大卫都住在亚历山大，干了不少糟糕的工作，我知道他那段时间特别艰难。我记得就是那会儿他也被征召入伍了——但因为肠胃过于敏感被刷了下来。他年轻的时候肠胃问题非常严重。”（林奇的背部也有问题，所以逃过了服兵役。）
林奇从欧洲返回亚历山大之后，吉勒一家收留了他。他在房子里干了不少奇怪的活，包括粉刷二楼的卫生间。托比·吉勒说：“他刷个没完没了。他拿了把小刷子，刷了整整三天，可能刷暖气就用了足足一天。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缝隙，把暖气刷得比新的还漂亮。我妈现在想到大卫粉刷卫生间的样子还想笑。”[6]有天晚上宴请客人的时候，布什纳尔宣布：“大卫决定搬出去另找住处了。”那还是林奇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吉勒觉得林奇应该继续自己的人生，多和同龄人待在一起。
“大卫尽可能地消化着他能找到的全部艺术作品。”大卫·吉勒说，“他也总显得很快乐——他会用些很幼稚的字眼，比如‘超赞（nifty）’。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够潇洒的’。布什会建议他在艺术上做这样那样的尝试，大卫就会说：‘好的，够潇洒的，布什纳尔！！！’但我依旧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无依无靠。他有点儿绝望，因为自己租房需要花钱，所以我在我当制图员的工程公司给他找了份画草图的工作。大卫自己一个人在图纸室里工作，他特别喜欢用各种材料做实验。他会到我桌子前说：‘嘿，戴夫！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瞧瞧这个！’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工作以外的事，我都记不住我们俩谁先被开除的了。”
“大卫当时还很难早起。”吉勒接着说，“上班路上我路过他住的地方，就会冲着他的窗户大喊：‘林奇！起床了！又要迟到了！’他房东名叫米开朗琪罗·阿洛卡（Michelangelo Aloca），在大卫楼下经营画框店。他是个截了肢的大块头，很强壮，长得也很吓人。”
丢了工程公司的工作后，阿洛卡让林奇在他的画框店里上班。但林奇刮坏了一个画框，他又丢了这份工作。阿洛卡于是又让他去看大门。他试着苦中作乐，但日子很不容易，所以再次遇到菲斯科时林奇大大舒了口气。“有次我回亚历山大，发现大卫在一家艺术品商店工作，当时他正在扫地——他扫地扫得非常棒。”菲斯科说，“他现在依旧喜欢扫地，也很为此自豪，但当时他的工资微乎其微。他的公寓很好看，装饰着不值钱的东西——我记得里面的窗帘是橘黄色的。但他的生活看起来好像停滞不前了。于是我说：‘你应该到费城来。’他来看了看学校，接着申请入学了。”
那年晚些时候林奇奔向了费城，从此永远地告别了亚历山大，但他并非没有在这里留下痕迹。菲斯科的母亲是林奇一家当年的租房中介，她发现林奇在卧室天花板上画了幅壁画。“他们搬出去之后，工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壁画清理掉。”菲斯科说，“大卫是用普鲁士蓝画的，那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之一。画的色彩还不断透过新粉刷的墙壁渗出来。”
DL
九年级是我人生中最糟的一年。我想念博伊西的朋友们，想念那个地方的感觉，还有那里的光线和气味，而且弗吉尼亚在我眼中是个非常黑暗的地方。我痛恨亚历山大的自然环境——那里的森林和博伊西的完全不一样——我还和一些坏孩子混在了一起，差点成了少年犯。有个家伙算是我们的头儿，他比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像个大人。他是个滑头，像是袖珍版的洛克·赫德森（Rock Hudson）。他会偷来邻居家的车，接上不同的人，然后我们在凌晨两三点出发去华盛顿特区，以120迈的速度沿雪莉高速公路（Shirley Highway）狂奔，去逛新奇小店、喝酒或者去干点别的。当时被这个家伙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人生，我有点想做奇怪的事情。我既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又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这家伙到我家附近来过一次，当时他耳朵上别着根烟，T恤袖子里还卷着包烟。他来的时候正好撞见了我爸妈，他们俩不太开心，可能在想：可怜的戴夫，他有麻烦了……
这个家伙有很多女朋友，我记得他应该是退学了。九年级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回了博伊西，再回亚历山大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接着有天午饭时我正好经过停车场，当时可能要去吸烟区，他开着辆敞篷轿车，带着个姑娘出现在我面前，那画面看起来太完美了。满面春风，狂拽炫酷。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卧室在二楼，连着个露台，所以可以夜里偷爬出去，但第二天还是得去上学。有一次我回到家，脑袋刚沾上枕头，就听到闹铃响了。真是段疯狂岁月，爸妈虽然知道我偷溜出去，但并不清楚我究竟去干吗了。我不是个典型的疯孩子，但也确实喝醉过几次，有一次是喝多了杜松子酒。
当时我喝着杜松子酒，却告诉女孩子们杯里装的其实是水。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正在罗素·基福弗（Russell Kefauver）家的前院里。醒来时我看到一个上面写着数字的木桩子，我一直看呀看，才意识到自己正在一个院子里，身后就是罗素他们家。我不记得那次是怎么回家的了。
九年级时，爸妈非常为我着急。那时候的杂志上有叫作“画一画”的测试题，为了测试自己的绘画能力，我画了个东西寄了出去。接着有天晚上一个男人跑到我们家，告诉爸妈我的画太好了，赢了一个什么冒牌奖学金。当时我在楼上，爸妈在楼下客厅和这个男人会面，想想真是温馨。他们一直想帮我找个更好的人生方向。
我觉得成长过程中，我以自己的方式笃信着上帝。我没特别去思考这件事，但我冥冥之中知道有某种更高的力量控制着世界的运转。后来14岁的一个周日早上我对自己说：去教堂一点意义也没有。我清楚自己还没有接触到那个真正的力量。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朝着玛哈里希进发了。拍《橡皮头》（Eraserhead）的时候我看过几张印度大师的照片，当时我想：这些面孔的主人了解一些我尚未了解的事情。世界上真存在开悟（enlightenment）这件事吗？它真实存在，还是只是某种印度风俗？现在我知道它是真的了。言归正传，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去教堂了。
和其他学校一样，哈蒙德高中最受欢迎的人物是运动员，其次是兄弟会成员。这些成员不算是坏孩子，但他们完全不玩体育，而是对其他事情感兴趣。我也加入了一个兄弟会，莱斯特·格罗斯曼（Lester Grossman）是主席。莱斯特可是个不一般的人物。毕业后莱斯特到一家鞋店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偷个金属鞋拔子回家，到家后他就把鞋拔子扔在床底下，最后积攒了一地的鞋拔子。莱斯特的一个亲戚用极低的价格给我们搞来一些灯泡，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卖。那些灯泡卖得像薄煎饼一样快，很快我们就挣了好多钱，接着办了场规模巨大的派对。派对不光面向我们学校，而是对华盛顿特区地区的所有高中生开放，规模真的很大。我们雇了个名叫狂热坚果（Hot Nuts）的乐队，还收门票，结果又赚了好多钱。
由于钱太多了，兄弟会的所有人一起到弗吉尼亚海滩玩了一星期，兄弟会负担全部房租和晚餐费用，好像还给每个人发了点零用钱。我高一、高二直到高中结束都是兄弟会成员。人们还在自家地下室办慢舞派对（slow dance），我也会去。青少年时期我完全不在意电影，唯一去看电影的机会就是去露天汽车影院，但去那里的目的只是和女孩亲热。我去过几次电影院，可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呢？里面又冷又暗，看电影的过程中可贵的时间还在匆匆流过。那时间可以用来干多少事啊。
那时候我穿衣服的方式和现在一样，上高中时我还没意识到我已经有自己的风格了。我都在潘妮商店（Penney’s）买衣服。我喜欢卡其布裤子，还喜欢穿外套和打领带——只有穿成这样我才觉得舒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要同时打三条领带：两个领结，一个普通领带。但我不会把领结系紧，只让它们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我总是把衬衫扣子系得严严的，最上面的一颗也不例外——因为我不喜欢锁骨受风，也不喜欢任何人摸我的锁骨。有人摸我的锁骨，我就感觉要疯了，我也不懂为什么。系领带可能就因为这个，它们能保护我的脖子。
我在学校里认识了杰克·菲斯科，因为都对艺术感兴趣而成了朋友。但其实我最喜欢杰克的一点在于，他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他工作和做东西时那副严肃的模样太美好了。我打心眼里尊重杰克，而且因为我们俩很小就认识了，那个时候结交的朋友是可以延续很久的。有时候我们俩几个月也不见得会说一次话，但杰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第一次见到他妹妹玛丽的情景也记忆犹新。她是个小狐狸精，我一直都对她很着迷。我们约过几次会，也亲热过，杰克好像对此非常不开心。
高一时我女朋友是琳达·斯戴尔斯。琳达身材娇小，但很引人注目，我们会在她家地下室亲热。她爸妈很和善——她爸爸在海军服役，妈妈是个很体贴的人，他们还允许我在室内抽烟。不过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反感抽烟。后来琳达开始和一个混混头目约会，我觉得他糟蹋了她。要知道，我18岁才真正到了性那一步，就在高中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也许我反应有点慢吧，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正常。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和琳达·斯戴尔斯结束之后我也和其他女孩交往过。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呢，总结来说，我应该最喜欢深色头发的女孩，还喜欢图书馆女孩。你知道，严肃外表下藏着颗闷骚的心……
朱迪·韦斯特曼是我高中时期认真交往的女朋友，我真的特别爱她。她长得有点像宝拉·普伦蒂斯（Paula Prentiss）。我对她忠诚吗？并不。我的意思是，既忠诚，又不忠诚。我同时也和其他女孩见面，甚至跟她们的肢体接触更进一步，因为朱迪是天主教徒。早期约会时我们的举动比后来大胆得多，因为朱迪一直去教义问答会（catechism），每次都会发现有些事其实不能做。只有一个女孩伤过我的心，她叫南希·布里格斯。她是我朋友查理·史密斯（Charlie Smith）的女朋友，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清楚我深爱着他的女朋友。不过她一点也不爱我。在波士顿上大学的前半年我心里还全都装着她，觉得伤心透了。
在波士顿上大学的第一个圣诞假期，我回了弗吉尼亚。当时我日渐憔悴，大卫·吉勒于是说：“你干吗不请她吃顿午饭，看看她是什么反应呢？”于是我给南希打了电话，我们俩就去了麦当劳。我们把吃的拿到车上，我问她爱不爱我，她回答说不爱，就这么结束了。但我耿耿于怀了很久，还总是梦到她。南希·布里格斯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我就是爱她，而且人怎么会搞懂自己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呢。我们俩再也没有了下文，但我就是没法把她从我的脑海中剔除出去。拍完《蓝丝绒》后我人在威明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决定给南希·布里格斯打个电话。我问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秒，那种渴望立刻又高高悬起了。它从梦境变成了现实，而梦是很有力量的。我们脑袋里发生的事情真是奇妙。为什么我渴望了那么多年？你帮我想想吧……
到了50年代末期，美国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搬到弗吉尼亚后我感受到的那些改变，其实也正在博伊西发生。肯尼迪被刺杀之后，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我还记得那天，我正往学校进门大厅的大玻璃橱窗里安放艺术陈列品，橱窗紧挨着行政办公室，我从广播里听到了关于总统的消息。他们没说总统死了，只是说他进了医院，这时候楼外传来一阵混乱的声音。
我干完了手头的事情后，有个女人说：“你得赶快回教室去。”后来我回到了教室，他们宣布了消息，关闭了学校。我步行送朱迪回家，她哭得太厉害了，都说不出话来。她和肯尼迪一样，都是天主教徒，一直以来她那么爱他。她住在一栋公寓楼的二层，我们上了楼梯，走了进去，她妈妈正在客厅。朱迪离开我，经过她妈妈身边，拐了个弯，然后进了她自己的房间，四天都没有出来。
那个时候我还没想过是谁杀了肯尼迪，但你会开始调查一些事情。他们说，谁有杀人动机呢？显然是住在得克萨斯州的LBJ，于是在那里把他抓了起来，LBJ可是身高只有一米的时候就想着要当总统了。他们还说LBJ是迄今为止最厉害的参议员，他会乖乖认输做副总统吗？原本他距离总统只有25美分一颗的子弹那么远，但我觉得他恨肯尼迪，所以策划了整件事，这样他就能当总统了。这是我的想法。
八年级时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所以九年级一开始，就报了学校里所有和自然科学相关的课。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敢相信。接下来四年都被自然科学排满了！接着在九年级时我遇到了托比·吉勒，他告诉我他爸爸是个画家——不，不是刷房子的，而是艺术画家——毫不夸张，轰！有颗炸弹在我脑袋里炸开了。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然后像氢弹一样爆炸了，我知道就是它了，这就是我想做的。可我还是得去上学，而且高中是最糟糕的。一天中要在同一栋房子里待上那么多个小时，简直太荒谬了。关于高中教室里发生的事情，我勉强只能记住三件，而且都不是好事。我记得有次冲山姆·约翰逊（Sam Johnson）大吼：“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当时我们正要开始考试，他会告诉我答案，我则逼着自己把答案记住，直到考卷发下来。我从来不学习，但也退不掉那些自然科学课，我还被踢出了学生会，因为物理考试没及格，还拒绝去上课。我就到学校管理部门去求情：“让我退课吧，我不想成为物理学家。”可他们说：“大卫，人生中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去做。”我弟弟很早就对电子那套东西感兴趣，他后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将来会做什么了。他们应该让我离开学校，全神贯注发展那项特长。我的妈呀！在学校待的那些时间完全可以用来画画了！
而且我什么都没记住。什么都没记住！学校里学的东西我他妈全忘了。
认识托比·吉勒的那个周末，他就带我去了他爸的工作室。布什纳尔当时的工作室在乔治敦（Georgetown），那地方太棒了。他过着艺术家的生活，整天都在画画。我只去过他乔治敦的工作室一次，后来他就从乔治敦搬到了亚历山大，租下了一整栋楼。我也想有个工作室，布什纳尔于是决定把新地方的一间屋子租给我。所以我找我爸谈了谈，他说：“如果你能找份工作，自己负担一半房租，我可以给你出另一半。”所以我在赫脱药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开着店里红白相间的吉普车送配方药。那是辆敞篷吉普，用的是手动变速器。真不敢相信我居然接了那份工作。我得找到人们的家，然后把药送到门口，这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有时候，我周末还在赫脱的香烟柜台工作。那时候布什纳尔会找些模特来，我就坐在他画室里跟着一起画，他那里总不缺咖啡。一个叫比尔·莱（Bill Lay）的家伙是和我一起来的，但他后来再没露过面。
杰克开始到我在布什纳尔那儿的画室里工作，不过屋子太小，装不下我们俩，所以我们搬到了一间鞋店楼上的画室里。我们的房东是玛希艾特夫人（Marciette），她的牙全掉光了。她经常冲我们抱怨——“我不会为了两只阁楼老鼠整夜亮着灯；打扫干净；我病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房子租给你们”——而且总待在家里。只要打开我房间的灯，哪怕一毫秒，就能看到无数只蟑螂，它们会立刻从你眼前消失。这个地方被蟑螂占领了，但杰克和我每人有个房间，楼里还有厨房，而且那个地方很适合画画。
住在杰克和我楼上阁楼里的家伙叫“广播”，我们慢慢跟他熟悉了。他驼背，会沿着非常窄的台阶爬到一扇木门门口，门上还挂着锁。那是他的房间。广播也没剩几颗牙，他屋子里大概散落着50本色情杂志，有个他用来做牛排——只是牛排——的电炉，还有便宜的烈性酒。他是马戏团的电话联络员，他会在马戏团之前抵达一座城市，在那里给当地有钱的商人打电话，劝他们捐钱，好把马戏团里贫穷的孩子送过来演出。马戏团会在某处租个房间，拿来12个电话，房间里都是这样的电话联络员，可真是一片吵闹。
他们会派大概一公交车的穷孩子来马戏团演出，把剩下的钱揣在自己口袋里。广播说：“他们叫我广播，是因为他们关不上我。”杰克和我有部电话，一张小桌子上摆着部转盘式电话。有天晚上他下楼来问我们能不能借用一下。我们说：“当然了，广播。”他进到屋里来，走到电话旁，垂下一只手开始拨号，号码迅速被拨了出去。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这样拨电话。他就好像把所有手指都放在了转盘上，手指同时工作，不到一秒钟就接通了某个人，说上了话。假如闭上眼睛，就好像在听一位聪明的圣人和别人讲述一群穷孩子的故事。广播太了不起了。
玛希艾特夫人隔壁住着弗朗姬·韦尔奇（Frankie Welch），那个女人就像是棕色头发版的多萝西·戴（Dorothy Day）。这块地方紧挨着市政厅，但周边环境很糟。不过弗朗姬·韦尔奇是最早选择到这里创业的人。她很有远见，在一个超级高端的地方卖衣服。她同时也设计衣服，后来和贝蒂·福特（Betty Ford）走得很近，专门给后者做衣服。发现我们俩是艺术家后，她让我用油画颜料画了个非常酷的招牌。但紧接着玛希艾特夫人就要求我们搬出去。我们经常一整晚待在画室里，一直亮着灯，她得给我们交电费，而且我们弄得哪哪儿都是颜料。人搬离一个地方的时候，怎么可能保证那个地方看起来比原来还要干净呢？我们又不是故意要像摇滚巨星一样毁了房间，只是画画的时候，颜料就是会四处飞溅。搬出去之后我又见过广播一次。在市中心，他驼着背，拿着个破旧的小皮箱，等待着把他运往下一座小镇的公共汽车。
上高中的时候我去看过医生，因为得了神经性肠胃痉挛，这都要归因于我做错的那些事。上高中的时候我有画室生活，有兄弟会生活，还有家庭生活，我不希望三者之间相互混淆。我从不带朋友回家，也不想让爸妈知道我都在外边做些什么。我知道在家里该怎么表现，跟我在兄弟会里的表现和在画室里的表现截然不同。分裂的生活让我总是很有压力，很紧张。
……
我一点都不关心纽约的艺术世界，对于去那里上大学也不感兴趣。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挑了波士顿美术馆学校——可能就是心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个念头。我想去波士顿。学校的名字听起来也很酷，波士顿美术馆学校，但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那里，还差点因为不愿意踏出公寓而没去学校报到。我那时有广场恐惧症，现在多少也还有点。我不喜欢出门。爸爸跟我说必须得找个室友，因为我租的公寓太贵了。所以我在学校墙上订了个东西，一个叫彼得·布兰克菲尔德（Peter Blankfield）的家伙——后来他把名字改成了彼得·沃尔夫（Peter Wolf），成了J.吉尔斯乐队（J. Geils Band）的主唱——找到我说：“我想当你的室友。”我说：“好啊。”他当天晚上就搬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