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的交游

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既是多不公开发表，则其私底下小范围内的交流与传播就格外重要。方锡德说：“文学交游是作家人际交往关系的一种，通过文学交游，作家之间得以建立一定的人际网络，构建一定的文学空间，形成一定的文学话语，共同塑造着作家的文学形象，从而标识出作家个体或群体独有的文学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交游也是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和存在方式。因此，文学交游研究理应成为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和方法。”^[1]本章便从抄示写赠、唱和、品评鉴赏、悼亡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早期新文学作家以旧体诗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情形。

第一节 抄示写赠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2]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鲁迅的旧体诗基本上都是写来赠人的。部分是写给亲友同乡的，如《自题小像》于1903年在东京题赠许寿裳；1930年“杀人有将”一首写给许广平的表妹冯蕙熹；1932年3月31日有《偶成》一首赠上海光华书局经理沈松泉；同日又有“蓦地飞仙降碧空”一首赠姚蓬子；1932年10月12日为柳亚子作七律《自嘲》；《教授杂咏四首》中的前两首是1932年12月29日分别写给邹梦禅和白频的，两人当时都是中华书局的职员；1932年12月12日与31日有“洞庭木落楚天高”书赠郁达夫；1933年1月26日写七绝《二十二年元旦》给台静农；1933年12月30日为《现代妇女杂志》编辑黄振球书“烟水寻常事”五绝一首；1933年12月30日为郁达夫妻子王映霞作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1934年3月16日《报载患脑炎戏作》写给台静农；1934年9月29日作《秋夜有感》七律一首赠《申报·自由谈》编辑、绍兴人张梓生；1934年12月9日作《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1935年12月5日为许寿裳作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此外，鲁迅还有相当一部分旧体诗是写给日本友人的，数量占了他全部诗作的近一半。比如1931年初春有“廿年居上海”一首五律赠邬其山，即内山完造；1931年《赠日本歌人》一诗是送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兄东归”^[3]的；1931年6月的《无题二首》之“大江日夜向东流”一首写给日本律师宫崎龙介的，宫崎龙介的父亲宫崎弥藏系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其叔父宫崎寅藏曾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另一首“雨花台边埋断戟”写给白莲女士，即宫崎龙介的夫人、日本女作家柳原烨子；1931年12月2日作《送增田涉君归国》七绝一首；1932年1月23日写七绝“血沃中原肥劲草”，赠彼时暂寓上海的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高良富子；1932年7月11日，作《一二八战后作》赠日本女诗人山本初枝；1932年12月31日，鲁迅“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4]，这五首七绝中，有四首是写给日本人的，其中内山完造的夫人内山真野一首、医生坪井芳治二首、医生滨之上信隆一首；1933年1月26日《赠画师》是写给日本画师望月玉成的；1933年3月2日《题〈呐喊〉》《题〈彷徨〉》两首是应山县初男之请而作的；1933年6月21日作“岂有豪情似旧时”一首，写给坪井芳治的朋友樋口良平；同日又为西村真琴作《题三义塔》七律一首；1933年7月21日作《赠人二首》给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主任森本清八；1933年11月27日作“一枝清采妥湘灵”一首赠日本诗人土屋文明；1934年5月30日“万家墨面没蒿莱”一首写给日本作家新居格。

鲁迅把那么多旧体诗写给日本人，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日本人基本上与国内的文学运动无甚关联，旧体诗写给他们，可以免于被骂为“反动”“不前进”或“误尽苍生”。二是日本文化未经大的社会变革，还保留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的印迹，有教养的日本人中倒是有不少是真心欣赏旧诗的，确是“知人”，鲁迅很愿意引为同道与之切磋。

鲁迅的这些旧体诗中，还有一些是不止写给一个人看的，比如1932年12月31日写给“知人”的《答客诮》等五首绝句，次年春，许寿裳“经过上海去访鲁迅，不记得怎么一来，忽而谈到旧诗。我问他还有工夫做旧诗么，他答道偶尔玩玩而已，就立刻取了手头的劣纸，写了许多首旧作给我看”^[5]，写的就是这五首绝句。又鲁迅1933年1月26日日记记载：“……又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云：‘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6]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静农自然是台静农了，这一“书”、一“毁”、一“别录”，很有意思，可见鲁迅这首诗原不必一定写给谁看，而只是受“要写给人看”这样一点意念的驱使，才完成的。这样一种拟想中的能读懂自己的旧体诗、可以与自己分享旧体诗乐趣的朋友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这种朋辈间的交游，实为鲁迅创作旧体诗的一大动力。鲁迅现存的61首旧体诗中，九成以上都是专门为友朋写的，即是明证。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鲁迅的旧体诗多是写给友人的，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己的“随写随弃”，使这些旧体诗在友人手中得以保存。

如果说鲁迅对自己的旧体诗确实不曾刻意经营、写出来的也无意使其传之久远的话，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对自己的旧体诗就显得格外珍视了。

先说周作人。“知堂平时口口声声说他不懂得诗，可是一生中偏偏与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除了出过两本译诗集《陀螺》与《石川啄木诗歌集》，还写有一本新诗集《过去的生命》和一本古体诗集《知堂杂诗抄》（原名《老虎桥杂诗》），尤其是末一本，好像民间所说的‘老来子’，知堂是格外加以怜爱的，不仅多方设法想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而且还常常作为赠品抄送给国内外的朋友，如沈尹默、章士钊、俞平伯、文怀沙、尤炳圻诸先生，我知道都曾经得到过这种赠品，虽然不是全部而是《儿童杂事诗》或《往昔》诗的一部分。”^[7]

周作人旧体诗抄示给诸人的具体情形，张铁铮的说法是：“1962年夏日，知堂老人用10天的时间为我手抄了《往昔》诗30首相赠……这30首诗，周先生仅抄写给过有数的几个人，海外有新加坡的郑子瑜教授，香港有朱省斋先生，国内有俞平伯先生及章士钊先生，是周先生临终前一年即1966年夏日‘文革’风潮已起的时候急速写给俞、章两位的。这也可见周先生对《往昔》诗是何等重视了。”^[8]

对抄示对象的这一番择拣，着实意味深长。就地域而言，有我国香港，有新加坡；就身份阶层而言，孙旭升和张铁铮分别是杭州和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员，郑子瑜是海外知名华裔学者，朱省斋是避居香港的前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旧日至交沈尹默、俞平伯这时都是国内的社会名流，尤炳圻是周作人的学生、日本文学研究者，章士钊彼时则是全国政协常委、颇受毛泽东青睐的民主人士。可以说涵盖了各色各样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则是十分看重周作人的文字。当日选择把旧体诗抄示给这些人，周作人想必是经过一番斟酌考量的，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无论社会出现怎样的动荡，这些人都不可能全军覆没，而只要有一两个人幸存，自己的旧体诗就有重见天日的希望。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郑子瑜和朱省斋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得到周作人诗稿之际，就联系出版事宜，郑联系新加坡的星洲世界书局，朱联系香港的新地出版社，却都没能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郑子瑜保存了20多年的这些诗稿才由钟叔河主持的湖南岳麓书社以《知堂杂诗抄》的名目出版。而由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老虎桥杂诗》，所依据的底本则是谷林据周氏借给孙伏园的手稿抄录的。周作人的一番苦心到底没有白费。

再说俞平伯。他曾写有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诗作于甲乙^[9]之际，索居古燕，遣愁笔也。以闺思名，故相思相望，会少离多。虽是陈言，却为正意。而海山窅冥，光景流连，亦情悰所寄。”^[10]此诗篇幅特长，“逶迤至三千七百馀言，于古无征”^[11]，竟可以说是古来第一长诗了。好友叶圣陶、学生吴小如、世交华粹深、儿子俞润民、内兄许昂若都分别抄录此诗。俞平伯更是亲自将此诗抄赠给妻妹许季珣、表妹胡静娟、同事毕树棠、好友朱自清和杨振声，全部工笔小楷，书法清丽。又为每份自写本和他写本都作了一至三篇跋语，每跋数百到上千字不等。

如此劳心费力，俞氏自己的说法是“分贻亲友为念，非别有意于传流也”^[12]。然而叶圣陶说“一诗由多人传录，殆已是古代事，而于兄复见之”^[13]时，俞平伯被道中心事，不禁感慨万千：“圣陶知之真，故其言至质，意乃无尽也。可以不作而径作，不欲流传而又不欲听其遽灭，此等心情，从何说明？”^[14]“可以不作而径作”，本来是提倡新诗的，旧体诗完全可以不作，然而还是作了；“不欲流传而又不欲听其遽灭”，作了也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不大发表，没想要流传，可是又不忍这些倾注了感情心力的诗章遽然殒灭，所以到底还是采用自写“分贻亲友”和“由多人传录”的古典方式，庶几使其有些微存留的希望。

由此可以说，在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的旧体诗多未公开发表的情形下，友朋间互相抄示写赠这一旧体诗交游的方式，既是其创作旧体诗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其旧体诗得以存世的重要原因和手段，对于研究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写作现象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当然，在早期新文学作家那里，抄示写赠这一旧体诗交游的手段，有时也出现在迎来送往、祝寿庆婚之类的应酬场合，如朱自清《寿汪公严先生六十》《送吴雨僧先生赴欧洲》《绍谷哲嗣君恕世兄与广东陆女士成婚，诗以贺之》《贺金拾珊、张弢英婚礼》，俞平伯《送朱佩弦兄游欧洲》《天津赠吴玉如先生》《寿章元善兄九十》，叶圣陶《伯祥五十初度》《送佩弦之昆明》等，仅从题目上就能看出。自然，用旧诗酬应的习气，是早期新文学作家十分反感且竭力避免的，但人情之常，有时不能完全避免。好在早期新文学作家们写作旧体诗多是私下进行，不为常人所知，所以无谓的应酬少了许多。正因为极少此类敷衍之作，他们的旧体诗词抒写的多是真情实感，质量也大体均衡，不至于高下参差过度。

第二节 唱和

唱和这种交游方式在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写作中也屡见不鲜。最为人熟知者当属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事件，此事前已有述，仅刊载在《人间世》上的原唱与和诗加在一起就有20首之多，其余私下所作乃至刊发在其他报刊上的含讽带嘲的和作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