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的创作与发表
第一节 此消彼长新旧诗
——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历程
先来看几个表格[1]。
表1-1 鲁迅诗歌创作年表
表1-2 周作人诗歌创作年表
表1-3 俞平伯诗歌创作年表
续表
续表
表1-4 朱自清诗歌创作年表
表1-5 叶圣陶诗歌创作年表
续表
图1-1 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曲线
图1-2 早期新文学作家新诗创作曲线
应当说明一下：表1-1至表1-5择选早期新文学作家中五位较具代表性的诗人，对其新旧体诗逐年加以统计，并将结果汇总，将其新诗与旧体诗的创作历程分别以曲线图的形式显示在图1-1、图1-2中。图1-3则将几位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新旧体诗数量以柱形图的形式进行直观展示。
图1-3 早期新文学作家新旧体诗创作数量对照[2]
所以选择这样几位作家作为个案，原因如次：首先，这几位作家都是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更是白话新诗的倡导者与早期实践者。朱自清“以诗的时日为序”[3]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收入了59位诗人，排在前几位的就是胡适、刘半农、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左舜生和朱自清[4]，在这个意义上，也许用“早期新诗人”这一名目更恰切一些，只是鉴于这些作家虽然是“第一批白话诗人”[5]，其声名却更多地来自其他领域，如杂文之于鲁迅、散文之于周作人和朱自清、书法之于沈尹默等，所以还是用“早期新文学作家”这个适用范围更广一些的称谓；再者，这几位作家又都有长期的旧体诗创作经历，却大多掩藏在其白话新诗的声名之下，隐而不彰；最后，这几位作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甚巨、影响极大。
以上8个图表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早期新文学作家都有旧体诗创作经历；
第二，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新诗与旧体诗的数量多少与时间长短容或不同，但从图1-3可以看出，他们的旧体诗都远远多于新诗，只有胡适勉强可以说是新旧体诗平分秋色。
第三，从图1-1和图1-2可以看出，虽然各人情形有很大差异，但大致来讲，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创作数量基本都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过程，虽略有起伏却几乎绵延一生；而新诗则集中在一个时段，前此后此都罕有所作，堪称大起大落。新诗与旧体诗之间可称此消彼长。
图1-1和图1-2这两个图例都将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创作分成了五个时段，即1918年之前、1919～1926年、1927～1937年、1938～1949年和1949年以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较为宏观地把握早期新文学作家新诗和旧体诗的创作样貌，不足之处是分割稍嫌粗疏，不能充分展示早期新文学作家新诗与旧体诗写作的详细过程，且掩盖了具体作家之间的细微差别，好在表1到表5可以作为更进一步的补充。以下试将这五个时段的划分因由和具体情形略加阐述。
1918年之前是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以旧体诗开始自己诗歌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举凡生于1895年之前者如鲁迅、周作人、叶圣陶以及表格中未列出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均以旧体诗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而年岁稍幼者如朱自清（生于1898年）和俞平伯（生于1900年），则要迟至下一阶段甚或再下一阶段才开始写旧体诗。此无他，时代风气迁转与教育制度变革使然。这个问题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讨论，此处暂不赘述。
1919～1926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们集中创作新诗的时期。这一点在图1-2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所有这些新文学作家全都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发起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号召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从遭遇反对和抵制最力的诗歌领域入手，开始了白话新诗的创作尝试。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从新诗中获取了自己在文坛上的最早声名：“胡适无疑是第一‘白话诗人’”[6]，他的《尝试集》被称为“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7]；周作人的《小河》“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8]；沈尹默的《三弦》“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9]，等等。这一时期，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他们，基本上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旧体诗。
1927～1937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重拾旧体诗创作的时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这一时期反顾或开始学习旧体诗。而这一时期的开始，正值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结束和第二个十年继起，绝大部分早期新文学作家离开了文坛主潮的位置：胡适不再起劲尝试而搞起了考据整理起了国故，周作人开始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10]，“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和生活自身”[11]，朱自清和俞平伯到清华大学教书，沈尹默进入政界，刘半农自法国留学归来开始从事语音学研究，叶圣陶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等机构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等等。取而代之的是新一批姿态更加激进的文人，他们倡导的是“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崭新的口号，早期新文学作家与之相比，在文学立场上明显落伍了。正是卸下了引导文学发展潮流的重任，他们的“积习”才有可能“从沉静中抬起头来”[12]，才会重新拾起旧体诗。
1938年到1949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高峰期。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政府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从平津和东部地区往内地转移，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也与多数人一样，无论心理还是生活，都经历了一场大的动荡与变迁。“当民族生存的问题严峻地提到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张扬传统文化成为激励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需要”[13]，民族处境使得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密切了与民族传统的精神联系”[14]，他们在大量运用旧体诗这种文学样式，“表现了对于传统的人生意趣、情感方式和审美意向的全面回归”[15]，协同抗战的民族情感也使得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新诗与旧诗之争逐渐淡化。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出了自己最好的旧体诗作品，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事。在那样战火纷飞的乱世里，文人们脱离了久已习惯的安适而规律的生活，在流离迁徙中体验了另一种人生况味，同时也开始用崭新的眼光打量世界，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虽是哀伤的话，却也道着一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是此一时期俞平伯的旧体诗数量较之前后都有减少，那是因为俞氏抗战时期避居北平沦陷区，明哲保身故，种种情绪不宜付诸文字，写了也不便保存。二是周作人此一时期旧体诗创作量颇大，尤其是1946～1949年这四年间，年均55.5首，这主要是由于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氏作为战犯被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反思生平，表白心境，自然以旧体诗这种文学形式最为得宜。
1949年之后，存世的几位作家在旧体诗创作上出现了极大分野。周作人的旧体诗数量急转直下，从1950年到1967去世，近20年间只有区区3首诗。相较于此一时期叶圣陶和俞平伯的旧体诗数量的扶摇直上，则各人遭际之宠辱穷达，亦由此彰显。叶俞创作之丰，一是1949年之后，因有毛泽东的示范作用，旧体诗大见风行，彼时的社会风气和文艺政策也起到了诱导和鼓励的作用，“1958年，在发动经济上的‘大跃进’的同时，也提出了文艺的‘大跃进’。这一年，毛泽东发表的有关文艺的主张主要有两项：一是提倡大力搜集民歌，一是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6]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都因搜集民歌而掀起了新民歌创作的高潮，受此风气影响，老作家们也创作并发表了不少新民歌式的旧体诗。二是各自生活虽迭遭变故而终被奉为文坛前辈，作品得以及时搜罗完全。凡此种种，皆可为时代风习之见证。
综上所述，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经历可概括如次。
第一，数量庞大。
第二，创作时间绵长，几可称与其一生相终始。
第三，不同时段有明显的数量起落、写作偏嗜且具群体共性。
如此，则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写作现象确是一个值得玩味并深入探讨的论题。
第二节 无处安放的旧体诗
——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发表情况
仍是先看几个表格[17]。
表1-6 鲁迅旧体诗发表情况
续表
表1-7 1949年前周作人旧体诗发表情况[18]
表1-8 1949年前俞平伯旧体诗发表情况
续表
续表
表1-9 朱自清旧体诗发表情况
表1-10 1949年前叶圣陶旧体诗发表情况
续表
续表
从以上几个关于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的发表情况的表格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相对于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总量而言，他们发表的旧体诗数量是微不足道的：鲁迅的全部61首旧体诗中，发表的仅有表1-6中所列的13题15首；周作人的全部332首旧体诗中，发表的仅有表1-7中所列的8题12首；俞平伯1949年前创作的全部302首旧体诗词中，公开发表的只有表1-8中所列的29题51首；朱自清的全部253首旧体诗词中，发表的仅有表1-9中所列的7题9首；叶圣陶1949年前创作的全部162首旧体诗词中，公开发表的只有表1-10中所列的39题53首。
其次，他们发表旧体诗的刊物多是非文学类刊物，尤其与新文学无涉。比如1929年前后刊发俞平伯和朱自清旧体诗的《清华周刊》，征稿略例上便称：“一、本刊由清华大学学生会主编，凡本大学教授，在校同学，毕业同学，以及留美同学，皆有投稿之权利与义务。外间来稿，亦极欢迎。二、本刊凡关于学术、文艺、介绍、批评，以及一切社会实际问题之研究，文体不拘文言白话，一律来登。”[19]《清华周刊》第33卷第9期为“文艺专号”，第10期为“铲除基督教专号”，第11期为“地学专号”，第12、13期合刊为“生物学专号”，等等，显然是近于当下大学学报的学术类刊物，与《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性质迥异。又如刊发多首叶圣陶诗词的《文史杂志》和《旅行杂志》，前者是以史学为主兼及文学的刊物，第1卷第9期上，除了叶圣陶的7题12首诗词外，几乎全是历史方面的论文，如蒙思明的《六朝世族形成的经过》、陈中凡的《西汉大政治家司马相如》、金宝祥的《南宋马政考》、顾颉刚的《西周的王朝》、岑家梧的《西南部族之体饰》等。后者则是由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游类刊物，刊发叶圣陶4首诗的第16卷第10期上，还有孙福熙的《战场巡礼图》、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张祖诒的《云南人话云南》等文章。两种刊物可以说都与新文学干系不大。
自然也有刊登于新文学刊物上的旧体诗，比如周氏兄弟公开发表的有限的几首旧体诗中，大多都是发在《语丝》《论语》等新文学阵地上的，但这些诗基本都是作为杂文的一部分，并非独立发表，像鲁迅的《替豆萁伸冤》《吊卢骚》《无题》《学生与玉佛》《吊大学生》5首，《“旧仆噬主”》《诗两首》《好雨与好诗》等4首都是如此。鲁迅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南京民谣》2首和周作人的《拟古诗“上山采蘼芜”》《五古呈宇文尚书》2首虽是独立发表，却与上述几首附属于杂文的旧体诗一样，是打油体的游戏讽刺之作，并非正经当作旧体诗写的。至于鲁迅的《哀范君三章》刊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周作人的《偶成》3首刊于1907年《天义报》、叶圣陶的《大汉天声·祝辞》刊于1911年11月21日《大汉报》，则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之前的事，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大凡早期新文学作家郑重其事写出的旧体诗而又公开发表在影响较大的报刊上的，多数非出自作家本人的意愿。检点下来，能归入这个范围内的旧体诗已经屈指可数了。
先说鲁迅，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真正独立发表的较为正式的旧体诗，只有《送O. E. 君携兰归国》《无题》《湘灵歌》《悼丁君》等4首。刊发于1931年8月10日《文艺新闻》第22号第4版上鲁迅的3首旧体诗，是以一则通讯的面目出现，通讯题为《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
闻寓沪日人，时有向鲁迅求讨墨迹以作纪念者，氏因情难推却，多写现成诗句酬之以了事。兹从日人方面，寻得氏所作三首如下；并闻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故语多悲愤云。
一、昔闻湘水碧于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装成照湘水皓如素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送S. M. 君）[20]
二、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送M. K. 女士）[21]
三、椒焚桂折佳人老独记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E. O君携兰归国）[22]
很明显，这几首诗是《文艺新闻》报的记者或编辑“从日人方面寻得”，未经鲁迅寓目，私自刊发出来的。仓促之中还把最后一首诗的诗题弄错了，受赠者的名字缩写O. E误植为E. O，文字也有舛误。1934年杨霁云为鲁迅编《集外集》，要收录其旧体诗时，鲁迅还专门就此诗做过纠正：“诗可以收入（是一九三一年作），但题目应作《送O. E. 君携兰归国》；又，‘独记’应改‘独托’，排印误也。”[23]
至于出现在1934年7月20日《人间世》第8期上的六首诗，则是署名高疆者在该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今人诗话》的文章，文中谈及鲁迅的旧体诗，作为例证援引的。1936年刊于《越风》封面上的《无题》1首则是鲁迅去世后，主编黄萍荪作为纪念刊出的，皆非出自鲁迅本意。
这样清算下来，则唯有1933年9月30日《涛声》周刊第2卷第38期上的《悼丁君》一诗的发表，是真正鲁迅自己的意愿。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例外，除了因为“《涛声》的主编曹聚仁是鲁迅的朋友，常约鲁迅为他写稿，而且更主要的，是鲁迅想为这个进步刊物纠一点偏。就在丁玲事件发生后不久，7月1日出版的《涛声》第2卷第25期揭载了两篇报道，其中题为《最后消息丁玲已被枪决》的短文，重复了反动报刊诬蔑、诽谤丁玲的谣言。我们知道，鲁迅是爱看《涛声》这个刊物的，尤其赞赏它那‘文简而旨隐’‘侦探们亦不甚解’（见鲁迅7月11日致曹聚仁函）的战斗风格，曾经撰文祝其长寿。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涛声》竟登了应和敌人攻击的文章时，就要求将自己作的《悼丁君》诗在《涛声》上发表，以挽回损失，肃清影响。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对曹聚仁及其《涛声》周刊的深情的关怀和爱护。”[24]此说无论确当否，姑且聊备一格。
再看周作人，他的可列入此范围的旧体诗，《和半农〈自题画像〉》一首出现于刘半农《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续六的注释中，未经周氏允准可想而知。至于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第1期上发表《五秩自寿诗》七律两首，因为曾在文坛上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而成为周氏旧体诗中最为人熟知的两首。这两首诗，是1934年1月周作人在50岁生日前夕作的，“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25]照此说法，这两首诗的发表自然也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叶圣陶也是如此，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便与旧体诗几乎绝缘，直到1929年12月28日，在给施蛰存的信中为了答谢他送的鲈鱼的盛情，才写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首旧体诗，这封信由孔另境编入《现代作家书简》，《西北风》杂志的编辑看到了，擅自按了题目，连同叶圣陶1936年10月写的《挽鲁迅先生》一同刊发出来。两首诗笔调迥异，创作时间也相隔7年，“登在一起不伦不类，这显然是编辑弄的花样，不是作者本意要发表的。从1917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叶圣陶公开发表的旧体诗只有《挽鲁迅先生》一首。”[26]
抗战期间叶圣陶写的旧体诗多了，描写的也多是战争中的“生活和感怀，寄托了爱国忧民、严辨夷夏的思想感情”[27]，照说是很符合彼时主流意识形态，可是即便如此，诗人也不愿意把这些诗拿出来发表。刊发出来的那些诗作，多数是为朋友捧场，比如1938年1月27日在《新民报·血潮》上刊发3题6首旧体诗，除了因为该报是积极宣传抗日的进步报纸，又是从战区南京西迁至重庆出版的第一张报纸，1月15日才刚刚复刊，需要有名望者的支持外，更因血潮副刊的负责人是叶圣陶的朋友谢冰莹；在《文史杂志》第1卷第9期上一气发了7题12首诗词，是因为自该期起，顾颉刚开始担任该刊的副社长兼主编；在《万象》第3卷第1期和第3期分别刊发一首旧体诗，是因为该刊自第3年第1期起主编由程蝶衣变为柯灵，与在《文史杂志》上发表诗作一样，作为老朋友的叶圣陶势必要捧一下场。至于在《文学集林》上发表的几首诗，则是由在该刊任编辑的老友徐调孚从叶圣陶的信中摘出，擅自拿去刊出的；1938年8月9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首《题伯祥书巢》，原是为困居在上海租界的老友王伯祥的书斋所题，但彼时柯灵正在1938年1月25日新创刊的《文汇报》主持副刊《世纪风》，看到了这首诗，就自作主张拿去发表了，还把题目改为《不惜令随焦土焦》，并加了个编者附注：“右刊诗系先生近作，录寄他上海的友人某君看的，虽是旧体诗，而语重心长，使人感奋。这一年来叶先生的作品很少，偶有所作，尤觉珍贵，特录以付刊，以飨读者。”[28]
再看俞平伯。他曾谓：“自五四以来，提倡新诗，余或偶作旧体，聊以自娱，刊佈者稀。”[29]《清华周刊》第32卷第1期上曾刊登有俞氏词两首，《浪淘沙·秋雨听潺潺》和《齐天乐·残灯》词前有落款为“菲识”的一段说明：“先生雅善论词，而所自作则世罕觏；此为先生去冬在词曲班所赋者，其词旨之浑成，造语之工丽，殆足以陶铸清真梦窗于一家，余恒爱其‘罏烟不暖客心寒’之句，以为独到，而‘伫立遥天，晓风帘外冷；’则尤所谓‘义兼比兴’者也，乐为登出，以共同好，并饰数语于前。”[30]这个“菲”无疑是《清华周刊》的编辑，看他的意思，这两首词也是未经俞平伯允许，私自拿来发表的。这期《清华周刊》出版的时间是民国18年，亦即1929年，足见直到这一年，俞平伯虽然已经把诗歌创作的重心转移到旧体诗上好几年了，对公开发表旧体诗一事仍是有所保留。
余冠英回忆朱自清的一段话亦可为佐证，余氏1926～1931年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因同乡之谊，与朱自清来往颇多，“那时他偶然做做旧诗，学杜甫，也填小词，近花间派，都很精工，但他自谦说这些不过是练习之作，见不得人。我向他要几首登在我所编的《清华周刊》文艺栏里，强而后可，但不肯署真名。”[31]
第三节 多重压力下的退缩
——早期新文学作家不公开发表旧体诗的原因
从以上近于烦琐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约是算不得唐突的：在接受新式的文学理念、倡导文学革命之后，在旧体诗问题上，早期新文学作家们大都秉持着尽量不公开发表的原则。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自然是“新文学作家”这一名头和立场的钳制作用。
关于不发表自己的旧体诗，鲁迅曾对李霁野说过这样的话：“积习难改，偶然写一首，但不发表，因为怕影响文学改革。”[32]许广平也回忆说：“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要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哂笑。”[33]正因为此，鲁迅才会对刘半农后来无所顾忌地发表旧体诗表示反感。
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34]
甚至在刘半农去世后还在感叹：“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地做旧体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35]
这些话说得都很重，也很清楚地表明了鲁迅自己的态度，早期新文学作家是靠白话运动爬上文坛获取声名的，如今甫一站定，“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实在近于翻云覆雨的小人，于德行有亏。
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说到“没落”，我更一日千丈。十九那天，什么事也不能做，翻开寅恪要我题的唐景菘（他的夫人的祖父）遗墨，见那位台湾民主国伯里玺天德说什么“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我也写了一首律诗在上面：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迹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胡适之做律诗，没落可想！[36]
做一首律诗，便有这许多感慨，足见这些人时时约束自己，警示自己，不要自甘“没落”。
叶圣陶在谈朱自清晚年的一首诗时，也曾这样说过：“他的旧体诗不多发表，只给朋友看看。旧体诗跟新诗是两回事，形式限制着内容，内容适应着形式，一作旧体诗，精神情思自然而然跟古人相近，跟现代人较远。跟古人相近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相近也由于平昔的教养，可是在生活实践方面愿意努力做个现代人，尤其切望青年人个个都做现代人；以我猜想，这或许是他不多发表旧体诗的原由。”[37]叶圣陶自己更是坚定地“主张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用普通话写”[38]。
这些都可以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对不发表旧体诗一事的代表性意见。他们早年参与文学革新运动，多数是基于对文学救国理论和进化理论的信服，前者使他们相信，“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是“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39]。后者则使他们认为，文学的演进也像生物进化一样，走的是一条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道路，后来者必定是优于先前的，白话语体文势必要取代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在事实上未能完全杜绝旧体诗写作的情形下，所作旧体诗尽量不公开发表以免影响文学改革和贻误青年就成了他们忠诚于自己“新文学作家”身份的道德底线。
其次，来自外界的压力也使发表旧体诗一事成了早期新文学作家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朱自清1934年6月9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上午访振铎，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40]所谓“此间”，指的便是彼时弥漫于清华大学教员间的对旧体诗词的浓厚兴趣。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浦江清在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晚七时在西客厅宴客，到者有顾羡季（随）、赵斐云（万里）、俞平伯（衡）、叶石荪（麐）、钱稻孙、叶公超（崇智）、毕树棠、朱佩弦（自清）、刘廷藩，客共九人。湘乔及梁遇春二人邀而未至。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簧，而新剧，而新文学。”[41]这个名单中，俞平伯、朱自清是不折不扣的“以‘五四’起家之人”，钱稻孙、叶公超也算得上是新文学中人，足见郑氏并非无的放矢。“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郑振铎的话掷地有声，可以说是忠实于“五四”者的代表性意见，对日渐偏离“五四”精神而趋于“反动”者如朱自清等自然也是一种警醒甚或棒喝，让他们心存忌惮，从而把自己本就瑟缩着不大敢露面的旧体诗词创作掩藏得更深了。
同样的棒喝也发生在周作人和叶圣陶身上。1934年1月，周作人在50岁生日前夕作了两首七言律诗，按照周氏的说法，“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42]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43]。与这两首诗同时发表的，还有沈尹默的和诗4首、刘半农和诗7首、林语堂和诗1首。随后的第2期又刊发蔡元培和诗两首、沈兼士和诗1首，第3期接着刊发蔡元培和诗1首、钱玄同和诗两首。原唱与和诗前后共计20首，皆为手稿影印，真可谓群贤毕至、热闹非凡。于是，“便招来许多的批评攻击”[44]，“先是埜容作《人间何世？》[45]，指责周作人‘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作《过去的幽灵》[46]，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47]，看法如出一辙。”[48]在这些攻击下，周作人成了脱离现实、思想消沉的典型。
同样，叶圣陶于1938年8月9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首《题伯祥书巢》，也为他招惹了不少麻烦。这首诗作于1938年5月，是为老友王伯祥的书斋题的柏梁体长诗，诗中有“小倦偃卧任市嚣，乱插瓦瓶芍药娇，摘鲜饱啖红樱桃，晚来犹复斟越醪”[49]的句子，这首诗本没预备发表，只是写给困居在上海租界的王伯祥看的，但彼时柯灵正在1938年1月25日新创刊的《文汇报》主持副刊《世纪风》，看到了这首诗，就自作主张拿去发表了，还把题目改为《不惜令随焦土焦》。结果一位署名若霖的作者，就在8月16日和17日的《华美晨报》上先后发表《关于“因祸得福”》《不必“诡辩”“武断”》二文，对这首诗进行了攻击：“你的诗里说你吃过樱桃，喝过老酒，你饱啖红樱桃之下，也闻到千万同胞的血腥气吗？你灌饱了黄汤，可曾做过梦来？”[50]柯灵则在8月19日和9月2日的《文汇报》上先后发表《拭去无知的唾沫》和《拭沫之余》予以驳斥。叶圣陶知道此事后，在给王伯祥的信中说：“上海报纸骂弟不前进，弟本未前进，骂得其当，无所不快。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51]晚年回顾此事时又道：“回想当时，上海的报刊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我就受到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指摘，说值此国难当头，我竟然有那样的闲情逸致，简直无可救药。”[52]
几件事放在一起看，很可以说明：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之所以不大公开发表自己的旧体诗，实在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在早期新文学作家的诱导与启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由于自身的年龄、背景、经历与所受教养等各方面的原因，其新文学立场远比前辈坚定得多，而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正是这些人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他们自然容不得当年高唱必须“推翻词调曲调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53]的前辈们转而也去写七言八句的律诗或柏梁体的长诗了。
最后，旧体诗发表空间的缩小和读者的缺失也未尝不是一个原因。五四运动之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54]，“许多比较严肃和正经的报纸（俗称‘大报’）、杂志，即使编辑者一时未必认同新文学运动，但为顺应时代文化潮流，纷纷改用白话，一般也就不再发表旧体诗了。编辑者如果认同新文学运动的，那就表现得更坚决。例如：北京的《晨报》第七版，本是典型的旧式副刊，旧体诗占很大的篇幅，但自1919年2月7日起即实行改革，主要发表鼓吹新思潮的白话散文和新诗等。又如上海的《民国日报》，也是从1919年的6月16日起，消取黄色副刊（曾大量发表旧体诗），而代之以登载新文学作品（包括新诗）的进步文学副刊。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旧体诗只能阵地转移，而在某些以娱乐消闲为主的软性报刊（俗称‘小报’）暂时栖身。然而，也有些‘小报’同样因为受‘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同时又从某种商业角度出发，开始顺从新的文化潮流，在‘文腔’上向文学革命论者投降，即弃文言而采白话。这样一来，旧体诗赖以生存的阵地又进一步缩小”[55]。
同时，彼时社会上文学类报刊的一般读者，或为老式文人和普通市民，或为青年学生，前者的文学理念与欣赏口味与早期新文学作家迥异，后者接受多年新式教育之后，于旧体诗乃至文言已十分隔膜。叶圣陶抗战期间的日记中有如是记载：“昨日，普通检定考试委员会送来试卷二百三十余本，尚有五十本未阅，成绩之劣出乎意想之外，文句通顺者，十之一二耳。是等应试者皆高中毕业程度也。题为余所出，一为《文学史家言韩愈倡古文，盖以复古为革新，试言其所以》，一为《发言为辞，执笔为文，古今人无不主立诚者，其何故欤？》二题实平常，而应试者多弗能解也。”[56]——这是说高中毕业生多看不懂简单的文言语句。“晨上癸组一课，归来改甲组文十本。此次叫他们试作五言诗，他们韵也不押，为之修改乃殊非易。”[57]——这是说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懂旧体诗的基本规则。由此可见当时一般中学生、大学生的文学水准之差，以及与旧体诗的隔膜到了何等程度。前述周作人和叶圣陶的旧体诗遭青年攻击之事，便与此种隔膜不无干系。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对周作人自寿诗事发表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58]一针见血，最是允当。
由此可见，刊发旧体诗的阵地本就有限，即便发表出来，其深意也难为一般读者所了解。早期新文学作家所作旧体诗，多不发表者，亦在情理之中。
[1] 以下自表1-1至表1-5中，“诗”代表旧体诗，新诗则径称为新诗。
[2]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第10卷是胡适的文学创作卷，收录有诗歌317首，新诗旧诗几乎平分秋色，旧诗比新诗略多几首。之所以无法统计出确切数字，实在是胡适的多数诗作新旧体间的界限很模糊，旧诗带着白话的风味，新诗又不脱旧诗的痕迹，纯粹的新诗与纯粹的旧诗很有限。一定要强加分别，则《尝试集》第一编收旧诗21题35首，第二编收新诗30首、旧诗4首，第三编收新诗17首、旧诗1首，所附录的《去国集》收旧诗25首。《尝试后集》第一编收新诗35首、旧诗9首，第二编收新诗51首，旧诗31首。集外收新诗23首，旧诗56首。共计新诗156首、旧诗161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沈尹默诗词集》，收新诗18首，旧体诗词370首，包括秋明诗112题212首，秋明室杂诗59首（写于20世纪40年代），近作诗12首（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秋明词70题80首，近作词7首（写于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囊括了沈氏一生的诗作。
[3]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凡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0页。
[4] 叶圣陶的排名稍靠后一些，但他参与创办中国新文坛上的第一种新诗刊物《诗》月刊，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新诗集之一《雪朝》的其中一个作者，完全可以说是参与并推进了早期的白话新诗运动，且有一定的创作实绩。
[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2页。
[6]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2页。
[7] 康林：《〈尝试集〉的艺术史价值》，《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8] 胡适：《谈新诗》，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95页。
[9] 胡适：《谈新诗》，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303页。
[10] 周作人：《元旦试笔》，见《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27页。
[11] 周作人：《自序》，见《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页。
[12]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7页。
[13] 刘纳：《旧形式的诱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第196页
[14] 刘纳：《旧形式的诱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第196页。
[15] 刘纳：《旧形式的诱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第196页。
[1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78页。
[17] 应当说明的是，以下4个表格的统计，除了鲁迅没有很大出入外，其他几位作家旧体诗发表情况，都是根据诗集、年谱、旧刊物、日记、书信、回忆录和其他零星资料纂集起来，只是尽可能做到了完整详尽，却也难免会有阙漏，亦有部分刊物无从查证，统计依据仅是年谱之类间接资料。
[18] 周作人的旧体诗，有一部分经曹聚仁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
[19] 见《清华周刊》第32卷第11、12合期内封之“本刊征稿略例”，1929年12月28日出版，临近其他各期也多有此略例。
[20] 即《湘灵歌》。
[21] 即《无题》。
[22] 1931年8月10日《文艺新闻》第22号第4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影印本。
[23] 鲁迅1934年12月29日致杨霁云信，转引自钦鸿《文坛话旧》（续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第381页。
[24] 钦鸿：《文坛话旧》（续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第406页。
[2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第495页。
[26] 转引自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638页。
[27] 孙玄常：《叶圣陶诗词选注序》，陈次园、叶至善、王湜华编注《叶圣陶诗词选注》，开明出版社，1991，第2页。
[28] 转引自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87～88页。
[29] 俞平伯：《〈槐屋幸草〉自记》，《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48页。
[30] 《清华周刊》第32卷第1期，1929年10月19日。
[31] 余冠英：《悲忆佩弦师》，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第267～268页。
[32] 见《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转引自钦鸿《文坛话旧》（续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第408页。
[33] 许广平1937年春致许寿裳信，转引自许寿裳《鲁迅旧体诗集序》，《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55页。
[34] 鲁迅：《“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33～334页。
[35]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73页。
[36] 胡适1931年9月26日致周作人信，《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493页。
[37] 叶圣陶：《谈佩弦的一首诗》，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118页。
[38] 叶圣陶：《〈东归江行日记〉小记》，《叶圣陶集》第2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35页。
[3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0页。
[40]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298页。
[41] 浦江清1931年1月8日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45～46页。
[42] 刊在《人间世》第1期上的周作人诗，题目《五秩自寿诗》，周氏记忆有误。
[4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495页。
[4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497页。
[45] 原注为：1934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埜容即廖沫沙。
[46] 原注为：1934年4月16、17日《申报·自由谈》。爱罗先珂在华时有《过去的幽灵》讲演，耿勉之译，载1923年1月29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过去的幽灵及其他》（朱枕新、李小峰编，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出版）。胡风称该篇系周作人所译，不确。
[47] 原注为：1934年7月1日《文学》第3卷第1期。
[48] 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84页。
[49]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149页。
[50] 转引自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88页
[51] 叶圣陶1938年9月24日致王伯祥信，《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161～162页。
[52] 叶圣陶：《渝沪通信小记》，《叶圣陶集》第2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169页。
[53]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99页。
[5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页。
[55] 朱文华：《风骚余韵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45页。
[56] 叶圣陶1941年5月12日日记，《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363页。
[57] 叶圣陶1939年6月7日日记，《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170页。
[58] 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