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创业的准备
1726年6月23日，我们从格雷夫森德起航。关于这次旅程的种种，你可以去读我的日志，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你会找到这份日志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在航行中写下的、规范我未来行为的计划书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制定这份计划的时候还很年轻，可是直到晚年，我都一直相当忠实地遵守和执行。
我们于10月11日在费城上岸，发现那里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基斯不再是总督，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戈登少校。我遇见基斯在街上溜达，那样子完全就是个普通市民。他看到我显得有点难为情，但是一言不发地就走过去了。
当初里德小姐收到我的那封信之后，她的朋友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不会再回来了，就劝她嫁给了别人。就这样，她在我离开期间和一个叫罗杰斯的陶工结了婚。如果不是这样，我见到里德小姐就会像基斯见到我那么难为情。但是她婚后一点也不幸福，后来听说这个男人还有另一个妻子，她就很快离开了他，并拒绝和他住在一起或使用他的姓氏。罗杰斯手艺很好，里德小姐的朋友们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可他人品不佳，欠了一身债，在1727年或1728年逃去了西印度，后来死在了那里。
凯默找了一处更好的房子。他开了一间货品丰富的文具店，添置了不少新铅字，还雇了几个人手，可惜都不是好手。不过他的生意似乎非常兴隆。
德纳姆先生在清水街开了店，我们就在那里拆开货物，摆好商品。我勤勤恳恳地照料生意，学习记账，很快就成了销售能手。我和德纳姆先生食宿都在一处，他像父亲般指导我，真心诚意地关心我，我对他又敬又爱。我们本以为会一直这么愉快地相处下去，谁料在1726年至1727年间，我刚到二十一岁时，我们两个都病倒了。我患的是胸膜炎，差点丧了命。因为太过痛苦，我已经不想活了，当我发现自己开始好转时竟有些失望和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早晚又要经历一遍这些痛苦。我忘了德纳姆先生患的是什么病，他病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世了。他在口头遗嘱里留给我一小笔遗产，表示了对我的好意，就又把我扔在这茫茫世间。他的店铺被遗嘱执行人接管，我不再是他的雇员了。
我姐夫霍姆斯这时候在费城，他建议我做回自己的老本行。凯默给我开出了很高的年薪，请我接手经营他的印刷所，这样他就可以专心照料文具店了。我在伦敦时，从凯默的妻子和她的朋友们那里听说他的人品不好，所以不愿意再和他打交道了。我想继续找一份商店店员的工作，可一时又找不到，最终只能再次和凯默签约。
他的印刷所里有这么几个人手：休·梅雷迪斯，威尔士裔宾夕法尼亚人，三十岁，从小干农活，诚实明理，阅历丰富，喜欢读一点书，但是嗜酒。斯蒂芬·波茨，一个农村来的年轻人，已经成年，也是干农活长大，天资非凡，机智幽默，但是有点懒惰。凯默以极低的周薪雇佣他们，但承诺如果他们业务进步，就每三个月给他们涨一先令，他们正是为了将来的高工资才进来的。梅雷迪斯想当印刷工，波茨想当装订工，按照合同，凯默应该教他们，可他在这两方面都一窍不通。还有个叫约翰的，是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手艺也没有，凯默从一个船长手中买下了他四年的服务，他也要当印刷工。还有乔治·韦布，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也买下了他四年的服务，想让他做排字工，接下来我还会更多地提到此人。凯默还收了一个叫戴维·哈利的乡下男孩做学徒。
凯默给我的薪水远远高于他过去开出的工资水平，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想让我培养这些廉价的生手，这些人都签了契约，只要我教会他们本领，凯默就可以摆脱我了。不过我还是愉快地干我的工作，把一个乱七八糟的印刷所安排得井井有条，让工人们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帮他们一点点取得进步。
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竟沦落到卖身为仆的地步，真是怪事一桩。这个不到十八岁的男孩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出生于格洛斯特，在当地读了文法学校。由于在学校演戏时表现出明显的天赋，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便进入了学校的才子俱乐部，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刊登在了格洛斯特当地的报纸上。后来他被送到了牛津大学，在那里读了一年。但是他感到不满足，因为他最大的心愿是去伦敦见识一番，然后当一名演员。最后，当他领到十五个金币的季度补助金后，没有用这笔钱还债，而是离开了牛津镇，把他的学生长袍藏在金雀花丛里，步行来到了伦敦。因为没有朋友的规劝，他结识了坏人，很快就花光了金币，又找不到当演员的门路，穷困潦倒，典当了衣服却还是没钱买面包。正当他饥肠辘辘走在街上，不知如何是好时，有人把一张招工广告塞进了他的手里，上面说只要愿意签约去美洲务工，就能有吃有喝，还有钱赚。他立刻跑去签下契约，被人带上船，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从此再没有给朋友们写过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他活泼机智，心地善良，很好相处，但是游手好闲，做事不动脑子，为人极不谨慎。
不久，那个爱尔兰人约翰就逃跑了，我和剩下几个人相处得很好，他们发现凯默没有能力教他们，跟着我却可以学到本领，于是更加尊敬我了。星期六我们不干活，因为凯默要守安息日，这样我就有两天用来读书。我渐渐在费城结识了更多有识之士。凯默对我以礼相待，表面上十分尊重我。那段日子里，让我不安的只有欠的那笔钱，因为一直不擅长节约，所以我依然没钱偿还，好在他非常善良，一直没有提起此事。
我们的印刷所总是缺铅字，但美洲没有浇铸铅字的地方。我在伦敦时曾在詹姆斯的印刷所见过铸造铅字的场面，可是未曾留意做法。不过我自己发明了一套铸模：用现有的铅字做冲压模，在铅里压出字模来，总算能把缺少的铅字补上，而且效果还算不错。我有时候也会刻一些东西，还要制墨，兼当仓库保管员，总而言之，什么杂活都要干。
虽然我是个能干的多面手，可随着其他人的手艺慢慢进步，我的重要性也在一天天降低。在发给我第二个季度的工资时，凯默告诉我说他觉得我的工资太高了，应该减少一些。他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客气，摆出一副老板的架子，动不动就吹毛求疵，似乎酝酿着一场大爆发。尽管如此，我想他也许是因为欠债才脾气暴躁，对他颇为忍让。
但最后，我们的关系因为一件小事而彻底破裂：有一天，法院附近闹哄哄的，我把头探出窗户想要一看究竟。凯默当时正好在街上，抬头看到了我，就冲我大喊大叫，气冲冲地让我不要多管闲事，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当时所有邻居都在探头看热闹，目睹了他是怎么对待我的，这种当众丢脸的感觉更让我恼火。凯默回到印刷所继续和我争吵，双方都恶语相向。他按照合同规定，给了我三个月的解雇通知期，还说真希望通知期没有这么长。我告诉他不用遗憾，我现在就走，于是戴上帽子扬长而去。我在楼下遇到梅雷迪斯，请他帮了个忙，把我留在印刷所的东西带回到我的住处。
梅雷迪斯当晚主动来找我，聊了聊这件事。他一直很尊敬我，现在我离开了印刷所，他也不想继续留在那里了。我开始考虑返回家乡，他劝我不要走，提醒我说凯默已经资不抵债，债主们开始感到不安了。他的文具店也经营不善，为了获得现金，常常做赔本生意，而且他总是赊卖却不记账，这样下去早晚破产。到那时我乘机而动，就可从中获利。我说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我没有本钱。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对我的评价很高，曾话里话外表示如果他和我合伙开业，肯定会给我们出资。他说：“明年春天我和凯默的合同就到期了，到时我们可以从伦敦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自己的手艺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技术，我出资本，赚到的钱我们平分。”
这番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便欣然同意了。他的父亲此时正在城里，也表示赞同。他看到他的儿子对我很信服，已经在我的劝说下戒酒一段时间，就更加赞同，觉得如果我们走得更近，他儿子或许能彻底摆脱贪杯之癖。我拿给他父亲一张清单，请他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购，东西运到之前我们要对计划保密，在此期间我还要尽量找一份印刷所的工作。但是当时没有职位空缺，我便闲了数日。这时候凯默正好有望得到一份新泽西的印钞生意，但是需要刻好的版面和各种铅字，这些东西只有我能提供。另外他也担心布拉德福德会雇我，把这笔生意抢走，于是给我写了一封措辞极为客气的信，说老朋友不应该为了几句气头上的话就分道扬镳，还说希望我能回去。梅雷迪斯劝我答应，因为这样我就能每天指导他，让他有更多机会进步。于是我回去了，相比之前的那段日子，凯默与我总算相安无事。我们拿到了新泽西的那笔生意，我为此设计了一台铜版印刷机，当时在美洲还没人见过。我还刻了一些装饰图案和方格子，用来印在钞票上。我们一起前往伯灵顿，在那里，我把每件事都办得很漂亮，凯默收到了一大笔钱作为酬劳，足够他再撑上很长时间。
我在伯灵顿结识了很多新泽西的要人，其中有几位是省议会成立的一个印刷监督委员会的专员，负责保证印钞数量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他们经常轮流来监督我们，轮到谁来，常常还会带上一两位朋友陪同。因为读书多，我的头脑比凯默好得多，我猜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似乎更愿意跟我交谈。他们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把我介绍给朋友，对我礼遇有加，而凯默身为老板，却有点受冷落。老实说，凯默是个怪人，不通人情，喜欢粗暴地反对世人公认的看法，不修边幅到了邋遢的程度，在某些宗教问题上十分狂热，又有那么一点无赖气。
我们在新泽西待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交上了下面几位朋友：法官艾伦、省政府秘书塞缪尔·布斯蒂尔、艾萨克·皮尔森、约瑟夫·库珀和几位姓史密斯的先生，这几位都是议员。我还认识了勘测局局长艾萨克·德科，他是一位精明睿智的老先生，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年轻时给砖匠运黏土，成年后才学会写字，后来给勘测员拎测量链，跟着学会了勘测。靠着勤劳，他现在已经置下了一份好家业。他对我说：“我预言你很快就会把这个人挤出印刷业，然后你会靠干这一行在费城发家致富。”对于我要在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开业的打算，他当时可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大有助益，我偶尔也能给他们中的几位帮上忙。他们在世的时候一直都很看重我。
在开始讲述我在印刷业的正式登场前，我想先让你了解一下我当时对道德伦理的看法，你会从中看出它们对我未来的人生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我小时候在宗教上受到父母的影响，在他们的培养下，我以非国教徒的方式度过了童年。在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对一些宗教观点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发现它们在不同的书中观点是有争议的，后来我又对《启示录》本身产生了怀疑。我读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籍，据说它们是波义耳布道文的精髓。然而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恰好与其本意相反，书中引用自然神论者的观点并加以反驳，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观点比其驳论要有力得多，简而言之，我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然神论者
。我的观点又使其他一些人背弃了原来的信仰，特别是柯林斯和拉尔夫，可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毫无愧疚地狠狠伤害了我，再想想基斯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也是个无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我自己对里德小姐的做法(我一度为此非常苦恼)，我开始怀疑自己信仰的这种学说虽然没错，但并不是很有益处。我的伦敦小册子引用了德莱顿的几行诗作为题句：
“凡存在的即是正确的。
然而愚钝之人只能看到链条的一段，最近的一环，
他的眼睛看不到，
上面那根平衡一切的秤杆。”
接下来我从上帝的属性，他无限的智慧、善良与力量推导出结论：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是错的，善与恶只是无谓的划分，根本不存在什么善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当初认为的那样是一篇有思想的佳作，我还怀疑有一些谬误不知不觉地潜入了我的文章，影响了后面的一切观点，这是形而上学推论中常见的情况。
我渐渐确信，对人生幸福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真实、诚恳和正直，于是决心在有生之年践行此道，并在日记里写下了我的决心。《启示录》本身对我并不重要，《启示录》所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就是坏的，它所提倡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我认为若考虑到事物的种种情形，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一些行为从本质上对我们有害，所以才被禁止；正因为另一些行为对我们有益，所以才被提倡。这种信念，加上上帝或某位守护天使的保佑，或是情势碰巧对我有利，要么就是几者兼而有之，使我安然度过了危险的青年时代，并且在没有父亲指引的情况下，化解了身处陌生人之中所可能遭遇的种种危险，也没有因为缺少宗教信仰而犯下任何故意的、严重的、不道德或不公正的错误。我说故意，是因为之前提过的一些错误，或是因为我年轻缺少经验，或是因为别人的诡诈欺骗，都包含了一些必然性。就这样，当我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格是不错的，我非常珍视这种品格，下决心要一直保持下去。
- 自然神论认为上帝是无限存在的创造者，但否认启示和超自然神学的基督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