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立业后成家
回到费城不久后，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来了。我们和凯默好说好散，在他还没听到风声前离开了。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间房子租了下来。为了减少租金(当时只要二十四镑一年，我听说后来涨到了七十镑)，我们招了玻璃安装工托马斯·戈弗雷和他的家人合住，他们要负担很大一部分租金，我们则在他家搭伙吃饭。我们刚刚拆开铅字，把印刷机收拾停当，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就领来了一个他在街上遇到的乡下人。此人当时正在打听哪里有印刷所。我们的现金都用来购置各种必需之物了，这个乡下人付的五先令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它来得如此及时，带给我们的快乐胜过我日后挣到的任何一个克朗
。而且因为对豪斯心怀感激，我总是愿意帮助那些刚起步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也不会这么热心。
任何地方都有悲观主义者，他们总是预言此地即将毁灭。费城当时也有这么一位，是位有名望的老者，看上去很聪明，讲起话来非常严肃，大名叫塞缪尔·米克尔。这位老先生与我素昧平生，有一天却在我门前驻足，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最近开了间印刷所的年轻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为我感到惋惜，因为开一间印刷所是要花很多钱的，可我最后会把这些钱都赔进去。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费城这个地方正日渐没落，人们都已接近或处于半破产状态。尽管从表面上看正好相反——新楼建成、地租上涨等等，但是依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假象。事实上这些东西也正是毁灭我们的因素。接下来，他不厌其详地向我讲述了各种灾难，有眼下存在的，也有即将发生的。他走后，我感到闷闷不乐，如果能早点认识他，我大概就不会开业了。后来这位先生继续住在这个没落的城市，不断重弹他的悲观论调：很多年都不肯在此购置房产，因为一切都将毁于一旦。最后我高兴地看到他终于买了房子，价格是他最初大谈悲观论时的五倍。
有件事情我应该放在前面讲：前一年秋天，我把自己认识的大部分有识之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社团，旨在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我们给它起名叫“秘社”(Junto)。社团每星期五晚上聚会。我定了一套规矩，要求每个社员必须轮流提出至少一个关于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的问题供大家讨论；每三个月必须朗读一篇自己写的文章，题目自选。我们的辩论由一位社长主持，要怀抱求真之志，杜绝好辩之风和争胜之心。过了一段时间，为了防止与会者情绪过于激动，我们禁止了所有独断的表达或强硬的争辩，违者将予以一小笔罚款。“秘社”最开始的社员如下：
约瑟夫·布赖因特纳尔
公证人契约书的抄写员。一个温厚友善的中年人，非常热爱诗歌，逢诗必读，自己写的诗也还过得去；心灵手巧，会做很多小玩意；谈吐通达。
托马斯·戈弗雷
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对本行非常精通，后来的哈德列象限仪就是他发明的。但在本行之外所知甚少，而且不太好相处。他像我见过的大部分数学家一样，要求话一出口必须准确无误，总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让所有谈话都无法顺利进行。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斯卡尔
勘测员，后来当了勘测局局长，热爱读书，偶尔写几句诗。
威廉·帕金森
学的是制鞋手艺，但热爱读书，颇通数学。他一开始是为了占星术而学数学，后来却对占星术大加嘲笑。他也当过勘测局局长。
威廉·莫格里奇
一个细木匠，手艺极为精湛，是个稳当可靠、通情达理的人。
罗伯特·格雷斯
一个家产殷实的年轻绅士。活泼机智，经常语出双关，很受朋友们的喜爱。
威廉·科尔曼
当时是一名商店店员，年龄与我相仿。他几乎是我见过的人里头脑最冷静、心地最善良、品行最端正的了。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很有名的大商人，还是本省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持续了近四十年，一直到他去世。
还有我前面已经讲过的休·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和乔治·韦布。
我们的社团差不多持续了近四十年，它是当时本地区最好的科学、道德和政治学校。我们在讨论前一周会先提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读书时便将注意力放在几个主题上，在讨论时就更加有的放矢，而且我们在这个社团养成了良好的谈话习惯——为了防止冲突，我们订立了种种会规，一切研究都要遵循这些会规来进行，所以我们的社团才能长久存在，我在后面还会经常提到它。但是，在此提到这个社团，是为了说明一些跟我有利害关系的事：社团里的每个人都尽力为我的印刷所招揽生意。尤其是布赖因特纳尔，他给我们介绍了为贵格会印制会史的生意，共四十个印张，剩下的部分由凯默承接。这笔生意我们做得非常辛苦，因为收费很低。这是一本大尺寸的对开本书籍，正文用十二点活字，注释用十点活字。我每天排一个印张，然后梅雷迪斯把它印出来。因为时不时有其他朋友介绍的零活插进来，等我们印完将铅字归好位以备第二天使用时，往往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有时甚至更晚。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每天做完一个印张。有一天我装好版，以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时，却不小心弄乱了一张版，有两页的铅字混在了一起。我立刻拆版，重新排好后才上床睡觉。
我的勤奋在邻里间有目共睹，渐渐为我们带来了名声和信誉。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里，有人提到了新开的印刷所，大家都认为肯定开不下去，因为本地已经有凯默和布拉德福德两家了，但是贝尔德博士(多年后咱们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地区见过他)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奋无人能及，我从俱乐部回家的时候看到他还在干活，第二天邻居们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开工了。”这番话打动了其他人，很快就有人主动提出给我们供应文具，让我们代销。不过我当时并不想开商店。
尽管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我却毫不掩饰来强调自己的勤奋。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的子孙后代在读到这本书，看到勤奋给我带来的种种好处，能够明白这项美德的可贵之处。
乔治·韦布从一位女性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交给凯默，赎回了自由之身。他跑到我这里来谋求一个熟练工的位子，我当时没法雇他，却愚蠢地透露给他一个秘密：我打算办一份报纸，到时候可能会有工作给他做。我告诉他这份报纸很有希望成功，因为本地唯一的报纸是布拉德福德办的，他办得很不好，报纸毫无价值，枯燥乏味，却给他带来了不少收益。所以我想一份好报纸肯定能受到欢迎和支持。我要求韦布替我保密，可他竟然告诉了凯默。为了抢夺先机，凯默立刻宣布自己打算办报，而且要雇佣韦布做这件事。我非常愤怒，想给他们捣乱，可我现在还没法办报，便给布拉德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布赖因特纳尔又继续写了几个月。就这样，大家的注意力被我们吸引了过来，而凯默的计划被我们奚落了一番后，已经没人在意了。不过凯默还是办了报，在支撑了三个季度之后，最多也只有九十个订户。他想把报纸以低价卖给我，我也早已做好了接手的准备，于是立刻把它买了下来，几年后，这份报纸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我发现尽管我和梅雷迪斯的合伙关系还在继续，我却总是使用单数人称“我”(I)，这可能是因为所有的经营工作其实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梅雷迪斯不会排字，印刷也做不好，而且总是醉醺醺的。我的朋友们都对我和他合作感到惋惜，但是我决定做好自己的本分，随遇而安。
我们的第一份报纸发行了，与本省其他报纸的面貌迥然不同，铅字更清晰，印制也更精美。当时伯内特总督和马萨诸塞省议会之间正有一场争端，我发表了一些言辞激烈的评论，惊动了一些要人，这份报纸和办报人成了他们的话题，几个星期后他们都成了我们的订户。人们纷纷跟风，我们的订户数量与日俱增。这是我学会写小文章后的最初的收获之一，再有就是，这些大人物看到报纸掌握在一个会摇笔杆子的人手里，觉得要给我一些恩惠和鼓励。布拉德福德依然在承印选票、法律文件和其他公家生意。但他把一份议会给总督的呈文印得质量粗劣、错误百出，我们把它重新印得精美准确，给每位议员人手一份，使他们意识到双方的差距，于是议会中我们友方的力量大大增强了。经过投票，我们被选为第二年的承印商。
在议会的朋友中间，我绝不会忘记的是之前提过的汉密尔顿先生，他此时已经从英国归来，当上了议员。在上面提到的这件事中，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终生在很多事情上都对我照顾有加。
大约在这个时候，先生提起了我欠他的那笔钱，但没有催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将情况坦言相告，请他再宽限一段时间，他答应了。后来我有能力偿还时，立刻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并且表达了我的感谢之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错误。
但在此时，我遇到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困难。按照约定，梅雷迪斯的父亲本应为我们付清印刷所的开销，此时才知道他只能付一百镑。他付了这笔钱，但是我们还欠商人一百镑，对方失去了耐心，把我们几个都告上了法庭。我们缴了保释金，但看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筹到钱，案子很快就会判决执行，到时候我们就完了，大好前程将毁于一旦，因为印刷机和铅字将会被变卖抵债，而且很可能是半价出售。
在这危难之际，两位真正的朋友伸出了援手，我对他们的恩情感铭于心。在我没有张口求助的情况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分别找到了我。两个人都说如果我能独立开业，愿为我垫付所需的全部款项，他们不希望我继续和梅雷迪斯合作，说经常看到他在大街上喝得醉醺醺的，或在酒馆里玩些下流游戏，实在有损我们的声誉。这两位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雷迪斯父子还有可能履行我们的约定，我就不能主动提出散伙，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如果有能力将来也会做下去，我欠他们很大的人情；不过如果他们最后没能履行约定，我们的合伙关系被迫结束，那时我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朋友们的资助了。
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对我的合伙人说：“也许你父亲对你在生意里承担的角色不满意，所以不愿意为咱俩垫资，只愿意为你一个人垫资。如果真是这样，请告诉我，我会把生意全都交给你，自己再去找事情做。” 他说：“不是的，父亲真的很失望，他确实无能为力，我也不愿意再拖累他了。我现在明白了，我不适合干这行，本来是个农民，三十岁了还要跑到城里来当学徒，学新手艺，实在是太蠢了。我们很多威尔士人要去北卡罗来纳定居，那里的土地便宜，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做回我的本行。你也可以找朋友来帮你。如果你愿意承担公司的债务，归还我父亲垫付的一百镑，帮我还一小笔私人欠款，再给我三十镑和一副新马鞍，我就放弃合伙关系，全部生意都归你。”我同意了，立刻写好一份协议，签字盖章，给了他想要的东西。他很快就去了北卡罗来纳，第二年从那里给我写来了两封长信，讲述了该地的气候、土地、农业等等，在这些方面他非常懂行。这两封信是我所见过的对于那个地区最好的叙述，我把它们登在了报上，读者们感到非常满意。
梅雷迪斯走后，我立刻去找了那两位朋友。我不愿表现得倾向于任何一方，于是从两人那里各自接受了我所需要的半数，偿清了公司的债务，开始以我自己的名义经营。我在报上发表声明，宣布之前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我记得这是在1729年前后。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人们开始呼吁发行更多纸币。当时本省的纸币储备只有一万五千镑，而且很快会进一步减少。有钱人反对增加发行量，因为他们反对一切纸币，害怕一旦像在新英格兰那样发生纸币贬值，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我们的“秘社”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赞成发行更多纸币，因为我相信1723年第一次少量发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增加了本省的贸易、就业和居民人数。现在所有的老房子里都住着人，还有很多新房子正在建设，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吃着面包卷在费城的街道上闲逛时，看到第二大街和前街中间的胡桃街上，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出租的广告，板栗街和其他街巷也是如此。当时我觉得这座城市的居民正在纷纷弃城而去。
这番辩论使我特别关注这个题目，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匿名出版，题目是《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小册子在老百姓中间受到了普遍好评，却为富人们所憎恶，因为它使增加纸币发行量的呼声变得更高了，而富人中间又没有会写东西的人，无法予以回应。于是他们反对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提议在议会中以多数赞成获得通过。我在议会里的朋友认为我有些功劳，就让我来承印这些纸币作为对我的褒奖，这笔生意利润丰厚，对我大有助益。就这样，会写文章再次给我带来了好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切身体验，纸币的益处变得越来越明显，后来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很快，本省纸币增加到了五万五千英镑，1739年增加到了八万英镑，到了战争期间已经达到了三十五万英镑，贸易、建筑和居民人数也一直在增长。不过现在我认为纸币数量也该有个限度，超过之后可能就会带来危害了。
不久后，我又通过我的朋友汉密尔顿接下了印刷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当时我觉得又能大赚一笔了——因为当时格局小，小生意也像大买卖。这几笔生意也确实使我获益匪浅，因为它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汉密尔顿还帮我获得了该地政府法律文件和选票的印刷生意，在我从事印刷业的那些年，这些业务一直是我的。
这时候，我开了一间小文具店，出售各式各样的空白单据，多亏了我的朋友布赖因特纳尔的帮助，这些单据是市面上迄今为止最正规的。店里还出售纸张、羊皮纸和书摊上卖的小书等等。我在伦敦时认识了一个叫怀特曼什的排字工，技艺十分出色，这时他来到我这里干活，一直勤勤恳恳。我还收了一名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我开始一点点地偿还印刷所的债务。为了保护我作为一名生意人的信用和品格，我处处留意，不仅在本质上做到勤俭，而且尽量避免在表面上有相反的表现。我衣着朴素，从不在消遣娱乐场所露面，也不出去钓鱼打猎。我承认读书有时候会让我荒废工作，但我只是偶尔私下为之，不会惹来人们的闲话。为了表现自己不忘本分，我有时会用手推车推着在商店买的纸张，穿街过巷运回家中，人们都认为我是个勤奋有为的年轻人。我买东西按时付账，进口文具商欢迎我常常惠顾，还有人提出要给我供书代销，我的事业进展顺利，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凯默的信誉和生意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变卖印刷所还债。后来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过了几年非常凄惨落魄的日子。
一个叫大卫·哈利的人曾是凯默的学徒，过去曾受过我的指导，此时买下了凯默的设备在费城自立门户。我一开始担心哈利会是个劲敌，因为他有一些有钱有势的朋友，所以我就提出要和他合伙经营。他不屑一顾地拒绝了我。后来看这真是一件幸事。此人非常傲慢，打扮得像个绅士，生活奢侈，常常外出玩乐，债台高筑，不理正事。最后，他弄得再也没有生意上门，又找不到事情做，只得步凯默后尘去了巴巴多斯，把印刷所也迁了过去。有意思的是，这位学徒居然在那边雇佣了从前的老板凯默当伙计，两人还不断吵架。后来，哈利一直债务缠身，最后不得不卖掉铅字回到宾夕法尼亚干起了务农的老本行。凯默被那个买下铅字的人雇佣当排字工，但是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现在，除了我的老对手布拉德福德，费城已经无人与我竞争了。布拉德福德生活富足安逸，不时雇零工干一点印刷的散活，对生意并不十分上心。但是因为他开办邮局，人们以为他获得消息的机会比我多，刊登广告的传播效果比我好，所以找他登广告的人比我多得多——这让他赚了不少钱，对我很不利。尽管我也是通过邮局收发报纸，可是大家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布拉德福德很不厚道地禁止邮差给我送报。我只能贿赂邮差，让他们暗地里帮我送报。布拉德福德的做法让我非常愤怒，也让我瞧不起他，所以当我日后处于他的位置时，我很注意不要步他的后尘。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戈弗雷家搭伙吃饭，他带着妻儿租住房子的一部分，还租了我的一侧的店面做装玻璃的生意，不过他总是沉迷于数学，很少工作。戈弗雷太太想给我介绍一门亲事，对方是她亲戚的女儿。她总是找机会让我俩见面，后来我也动了真格，因为那个女孩真的很值得追求。她家的长辈们都很支持，经常邀请我去吃饭，还制造机会让我们单独相处。最后到了该挑明的时候，谈条件是通过戈弗雷太太进行的。我告诉她，希望对方的陪嫁能够偿清我印刷所的债务(我记得当时还剩下不到一百镑)。她带回话说对方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说他们可以把房子抵押给典当行。过了几天，对方又回话说他们不赞成这桩婚事，他们向布拉德福德打听了，印刷生意根本不赚钱，铅字磨损很快，总需要添新的，还说凯默和哈利相继破产，我很快也会步他们的后尘。就这样，我被禁止再次登门，女孩也被关在了家里。
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改变了想法，还是只是耍手腕，认为我们俩用情深笃，难舍难分，一定会秘密结婚，那样就可以随意决定给多少陪嫁了。我怀疑是后者，便感到非常气愤，再不登门。后来戈弗雷太太又说对方的态度有所缓和，想劝我回心转意，但我非常坚定地告诉她，我不会再和那家人有任何往来了。这件事惹恼了戈弗雷一家，我们渐渐不合。最后他们搬走了，留下我住着一栋大房子，我决定再也不招人合住了。
但这件事让我开始考虑婚事了。我开始留意身边，也在其他地方主动结交了一些人，但很快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印刷生意不赚钱，所以除非是娶一个不如意的女子，我别指望娶妻能带来丰厚的陪嫁。与此同时，难以控制的年少激情驱使我与一些偶然相遇的下流女人胡混，既花费钱财，又招惹麻烦，还生怕染上什么病——好在我运气好逃过了这一劫。
作为邻里、老相识，我和里德小姐一家一直保持往来。从我在她家寄宿时起，他们就一直很器重我，常常请我去家里，和我商量他们的一些事情，我有时候也能帮上一点忙。我很同情里德小姐的不幸遭遇，她总是闷闷不乐，很少展露欢颜，也不愿和人来往。我认为自己在伦敦时的轻率失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她的不幸。可是她母亲心地非常善良，认为更多错在自己而不在我，因为她阻止了我们在我去伦敦前结婚，又在我离开期间劝里德小姐另嫁他人。我和里德小姐之间渐渐旧情复燃，可此时我们的结合却遭到了很大的反对。她的婚姻确实应该被视为无效，因为据说那个男人之前已经娶过妻，现在生活在英国，但是距离遥远，此事并不容易证实；还有传闻说他已经死了，可是也并不确凿；就算属实，他生前负债累累，继任者可能会被债主要求替他偿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决心去面对一切困难。
我在1730年9月1日娶里德小姐为妻，担心的事情一件都没发生。她是一个善良忠诚的贤内助，帮我打理店铺。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两个人都努力让对方幸福快乐。就这样，我总算尽量弥补了之前的错误。
大约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社团不再在酒馆里见面，格雷斯先生在家中专门腾出了一间聚会的屋子。我提议说，既然大家研究问题时常需要引用书籍，那把这些书集中放在聚会的场所岂不方便？这样可以用这些书组成一个公共藏书室，我们需要时可以随时查阅，每人都可以使用其他成员的书，大家都能受益。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赞同，我们每人拿出一些富余的书放在房间的一头。不过书的数量没有预想的那么多，而且虽然作用不小，由于缺少管理也引起了一些不便之处。大约一年后，这些书就又被分散，各归原主了。
这时候，我开始着手进行我的第一个公共事业——建立一个会员制图书馆。我草拟了方案，请我们的契约起草人布罗格登先生把它修改成正规格式。在“秘社”友人的帮助下，图书馆有了第一批五十名会员，每人先缴四十先令入会费，以后每年缴十先令会费，共缴五十年，也就是这个社团能够存续的年限。后来我们取得了特许执照，会员增加到了一百人，成为了北美会员图书馆的鼻祖。现在，这类图书馆已经蔚为大观，成为了一桩伟大的事业，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这些图书馆提高了美洲人的日常语言水平，使普通的商人和农民也变得像其他国家的绅士那样聪明，而且或许对殖民地人民为自己的权利奋斗做出了一定贡献。
- 一克朗等于五先令。
- 来自西班牙语Junta，意为“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