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懵懂入社会
航船在罗德岛的新港停泊，我就顺便去看望约翰哥哥。他已经结婚并在此地定居多年了。他一直很疼爱我，此时也非常亲切地招待了我。他有一个姓弗农的朋友，在宾夕法尼亚有一笔大约三十五镑的欠账要收回。约翰想拜托我替他拿回这笔钱。在他告诉我怎么汇款之前，收到的钱先自己保管起来，还给了我一张汇款委托书——这件事后来却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
在新港，有几个前往纽约的乘客一同上了船，其中有两个结伴同行的年轻女人，还有一个庄重严肃，通情达理，像女总管一样的贵格会妇人和她的仆人。我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为这位妇人做些小事，我想这让她对我颇有好感。看到我与两个年轻女人越来越熟，而且她们似乎挺主动，这位老妇人就把我叫到一边说：“年轻人，我很担心你，你身边没有朋友，而且似乎不谙世事，不清楚年轻人容易陷入一些圈套。我敢说那两个女人很坏，从她们的举动就看得出来，你要是不提防着，会被她们坑了的。你和她们素昧平生，我是为了你好才劝你几句，你还是不要理她们了。”
一开始我觉得她们没有她说得那么不堪，但是她提到了几件耳闻目睹而我没有留意到的事情，使我相信了她的判断。我感谢她好心相劝，答应听从她的劝告。船抵达纽约时，那两个女人告诉我她们住在哪里，还邀我前去看望。不过我没有去。我还真是做对了，因为第二天船长就发现丢了一个银勺子和其他一些东西，是从他的船舱被偷走的，他知道那两个女人是妓女，就弄了一张搜查令，果然在她们的住处搜出了失窃的物品，两个女小偷也受到了惩罚。所以，船在航行中擦上一座暗礁而终于躲过劫难固然是件幸事，然而对我来说，躲过这两个女人的意义更为重大。
到了纽约，我找到了比我早到一些的柯林斯。我们从童年起就亲密无间，经常一起读同一本书，但他比我有更多时间读书学习，而且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因此数学水平远胜于我。住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和他聊天。他一直是个节制勤奋的小伙子，当地的几位牧师和绅士颇为看重他的学识，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是在我离开波士顿期间，他染上了狂饮白兰地的恶习。而且从他本人的说法和旁人的议论中，我知道他到了纽约后每天都喝得烂醉，行为也古怪无常。他还赌钱，输得精光，我不得不帮他付住宿费，以及赴费城的旅费和在费城的其他花销，后来我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当时的纽约总督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从船长那里听说乘客中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年轻人随身带了很多书，就让船长带我去见他。我本打算带柯林斯同去，但他当时喝醉了。总督非常客气地招待了我，带我参观了他的大藏书室，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书籍和作者的话题——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有幸得到一位总督的赏识了，对我这样的穷小子来说，实在是件幸事。
我们继续行程，抵达了费城。在路上我收到了弗农的钱，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大概很难完成旅程。在费城，柯林斯想找一份账房的工作，但人家从他的气息或举止中就猜出他是个酒鬼，所以他虽然有几封推荐信，却一直没找到工作，只好继续和我住在一起，吃住费用都由我来承担。他知道我拿到了弗农的钱，就不停地向我借，承诺一找到工作就还给我。最后，那笔钱被他借走了太多，如果弗农让我汇款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十分苦恼。
柯林斯还在酗酒，为这件事我俩吵过几次，因为只要喝了点酒，他就变得非常暴躁。有一次，我们几个年轻人在特拉华河上划船，轮到他时他却不肯划，说：“你们划船把我送回家。”我说：“我们才不会替你划船。”他说：“你们必须划，不然今晚就待在河上别回家了，看着办吧。”其他人都说，“咱们就划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正因为别的一些事生他的气，就是不肯划。于是他赌咒发誓说一定要让我划船，不然就把我扔进河里，还站到船板上朝我走了过来。当他走过来对我动手时，我伸手在他胯下一拍，站起身，把他头朝下扔进了河里。我知道他水性很好，所以毫不担心，他绕过来想抓住船身，我们就猛划几下，把船划到他够不到的地方。每次他接近船身，我们就问他肯不肯划船，同时把船划开。他气得要命，却顽固地不肯答应划船。不过，最后看他有点累了，我们就把他拉回船上，傍晚时把他湿淋淋地送回了家。自此之后，我俩就没有好好说过一句话。后来有一位西印度的船长，受人之托要给巴巴多斯的一位绅士找家庭教师，偶然遇到了他，就答应把他带到那边去。就这样，他离开了我，答应拿到第一笔工资就给我汇过来还债，可从此之后就音信杳然。
动用弗农这笔钱是我人生早期犯下的一个大错。这件事表明，我父亲认为我太年轻不能经营大生意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威廉爵士读了父亲的信，却说他过分谨慎。他说人与人有很大不同，年长者未必谨慎，年轻人也不一定鲁莽。他说：“既然他不肯帮你开业，我自己来。你需要从英国采购什么，给我列个单子，我派人去买。等你有钱了再还我，我一定要在这里开一间像样的印刷所，我相信你能成功。”他说这番话的样子非常恳切，我一点都不怀疑他的诚意。之前我没有对费城的任何人说过我想自己开业，现在也依然守口如瓶。如果有人知道我在依靠总督，或许一些了解他的朋友会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后来我听说他是出了名的随口许诺、言而无信之人。可是我又没有求他帮我开业，怎么能想到他的慷慨许愿是一派虚言呢？我当时一心认为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我给了他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开一间小印刷所必需的东西，据我估计总价在一百英镑左右。他显得挺高兴，但又问我，如果我亲自去英国挑选铅字，确保样样东西买得称心，岂不更好？他说：“而且你可以在那边认识一些人，还可以和书商、文具商建立联系。”我同意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那么，”他说，“你就准备好，等着乘安妮丝号去英国。”
“安妮丝号”是当时唯一定期往返于伦敦与费城之间的航船，每年一班，但是离开船还有好几个月。于是我继续在凯默那里工作，每天为柯林斯借走的那笔钱烦心，生怕弗农让我汇款。然而这件事要到几年后才发生。
有一件事我忘了讲，在我第一次离开波士顿的旅程中，船因为无风，在布洛克岛附近停留。大家于是动手捕捉鳕鱼，拖了许多上船。在此之前，我一直坚持自己不吃荤的决定，因此遇到这种事就想起了特赖恩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吃一条鱼就是一次无缘无故的谋杀，因为这些鱼过去未曾、将来也不会加害人类，人类没有理由屠杀它们。这种说法看似非常有理，可我以前特别爱吃鱼，而且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炸鱼的香味实在美妙。我在原则和喜好之间踌躇了一阵，直到想起以前看到剖开大鱼肚子露出的被吞食的小鱼，便想“既然你们互相吞食，我也没有理由不吃你们”。就这样，我大吃了一顿鳕鱼，之后也继续和别人一起吃鱼，只偶尔吃顿素食。由此可见，做一个“理性的动物”能带来多少方便，你想干什么，都能为你的行为找出理由。
凯默和我之间交情不错，相处颇为融洽，因为他从未怀疑过我要自立门户。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宗教热情，喜欢争辩，我们常常争论不休。我用我的苏格拉底式辩论法对付他，提出一些看似与我们的讨论毫无关系的问题，然后逐渐引向正题，让他陷入困境和矛盾之中。最后他变得过分小心，即使我提出的问题再寻常不过，他也要先问一句“你想从中推论出什么”才肯回答。不过这使他对我的辩才评价过高，郑重邀请我与他合作，帮他建立一个新教派。他负责传道，我负责驳倒反对者。当他向我讲解教义时，我发现在一些难解的问题上，我对他的观点无法苟同，除非我也能参与意见，介绍一些我对宗教的看法。
凯默留长胡子，因为摩西律法有一条说：“你们不可损坏胡须的周围。”他还守每星期的第七日为安息日，这是他的两条基本准则。这两条我都不喜欢，但是如果他接受我不吃荤食的信条，我就同意将这两条放进我们的教义里面。他说：“我的身体恐怕吃不消。”我向他保证这对身体无碍，只会让他变得更健康。他一直是个老饕，我很期待看他半饥半饱的样子取乐。他说如果我陪他一起斋戒，他就会试试看。我答应了，我们就这样吃了三个月的素食。我们请一位女邻居定期帮我们做饭送饭，我给了她一张单子，上面列了四十道菜，请她换着样给我们做，其中没有任何鸡鸭鱼肉。这次心血来潮的做法对我倒是挺好，因为省钱，两个人一星期不超过十八便士。
自此之后，有几个四旬斋我守得格外严格，从普通饭菜换到斋饭，或从斋饭换回普通饭菜，都是说换就换，毫无困难。所以我认为，吃斋饭要从普通饭菜一点点过渡的说法是没什么道理的。我坚持得很愉快，但是可怜的凯默却遭了罪，他厌烦了这个计划，一心想吃荤，就点了一只烤猪，邀请我和两位女友同吃，可是因为烤猪太早被端上桌，他抵挡不住诱惑，在我们来之前就全吃光了。
此时我已经对里德小姐展开了追求。我敬重她，爱慕她，而且有理由认为她对我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我远行在即，而且我们都刚过十八岁，还太年轻，所以她母亲认为妥当的做法是目前不让我们交往太深。若要谈婚论嫁，最好是等我回来。那时候如果事情按我的期望进行，我将自行创业，她母亲可能是认为我的期望未必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实现。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来往的几个人是查尔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和詹姆斯·拉尔夫，他们都是爱读书之人。前两位是镇上有名的契约起草人查尔斯·布罗格登的书记员，后一位在一名商人处当店员。沃森是一个虔诚明理的年轻人，非常诚实正直；另外两人对宗教信条的遵守并不严格，尤其是拉尔夫，他和柯林斯一样，在我的影响下信仰动摇，后来我反过来因此吃了他俩不少苦头。奥斯本这个人理智、直率、坦诚，对朋友真挚热情，但在文学方面太喜欢评头论足。拉尔夫聪明文雅，口才极好，我不认识比他更健谈的人。这两个人都非常喜爱诗歌，正试着写些小诗。
我们四个人常在周日一起漫步于斯库基尔河畔的林间，轮流朗读作品，赏鉴切磋，十分惬意。拉尔夫想追求诗艺，他毫不怀疑自己能成为大诗人，并且名利双收。他还说所有最杰出的诗人在开始写作时都像他一样有种种不足。奥斯本常泼他的冷水，想让他明白自己没有写诗的天分，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行，不要好高骛远，虽然现在没有本钱，但他可以靠自己的勤勉和本分谋求一份代理商的工作，假以时日，就能获得开业所需的资本。我则赞成时不时写诗作为消遣，锤炼语言，但也仅此而已。
有人建议下次聚会时每人带来一首自己写的诗，互相观摩、批评和修改，以求进步。因为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语言和表达，完全不用考虑原创性的问题，就说好了内容是去改写描写神之降临的《诗篇》第十八篇。聚会的日子快到了，拉尔夫找到我说他已经写完了。我说我最近一直很忙，也没什么兴致，所以还未动笔。他给我看了他的诗，征求我的意见，我十分欣赏，觉得是一篇佳作。他说：“奥斯本总是百般贬低我的作品，从不肯说一句好话，纯粹是出于嫉妒。他倒不那么嫉妒你，所以我希望你拿出这首诗，就说是你写的，我假装忙得没顾上写，看他这次会说什么。”我答应下来，立刻誊写了一遍，装作出自我的手笔。
我们如期聚会，沃森先读了他的作品，有妙笔也有败笔。奥斯本也读了，他写得好得多，拉尔夫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既指出了不足，也称赞了其优美之处。他自己没拿出作品。轮到我时，我故意扭捏推辞，说时间太紧来不及修改，请大家原谅之类。可是大家不听我的借口，让我赶紧把作品拿出来。于是我读了那首诗，而且不止一遍。沃森和奥斯本赞不绝口，甘拜下风。拉尔夫只批评了几句，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则坚持为该诗辩护。此时奥斯本又来驳斥拉尔夫，说他写诗不行，评诗也好不到哪儿去，于是拉尔夫放弃了争辩。他俩一起走回家时，奥斯本还在继续对这首诗击节称赏，他以为是我写的，说刚才有所保留是怕被我当成恭维话。他说：“可是谁能想到富兰克林竟有这般文采，如此有声有色、力透纸背、激情洋溢，甚至比原诗还要好！平时说话时，他好像总是词不达意、磕磕绊绊、颠三倒四，可是我的天！他写得多好啊！”当我们下一次聚会时，拉尔夫捅破了我们耍的花招，奥斯本被大家嘲笑了一番。
这件事坚定了拉尔夫成为诗人的决心。我尽力劝阻，可他依然写个不停，最后是蒲柏把他治好了。不过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散文作家。我在后面还会说到他的事情，另外两位可能没机会再提了，所以在这里交代一下。沃森几年后死在了我的怀里，使我十分悲痛，因为他是我们中最优秀的。奥斯本去西印度当了律师，名利双收，却英年早逝。他和我曾认真约定说如有可能，先死的那个要(在死前)探望另一个，向他讲述另一个国度的情形，可他从未履行这个诺言。
